如今是一个传播茁壮信息密集的时代，也是一个极易被遮蔽被忘却的时代。人们已约定俗成地将李寂荡视为编辑家以及评论家。其实李寂荡首先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写作其实很早。他所出版的诗集《直了集》，集中展示了他的阶段诗歌写作，这部诗集后来获了尹珍诗歌奖，贵州文艺奖，这体现了他作为诗人，作为贵州省代表性诗人、作为全国性有影响的诗人的成绩。李寂荡的意义不只是贵州“70后”诗歌，也不只是贵州诗歌。

李寂荡曾说，诗歌的意义是对功利与虚伪的抵制，这是诗歌的本来功能。李寂荡的写作，体现出一个诗人对诗歌写作初衷的坚守。我们也知道，对于不少诗人来说，诗歌在写作传播的复杂链条中，常会言过其实、或言不由衷，诗与愿违，这点李寂荡值得我们宽慰和学习。诗歌应该是我们保持自我、维护真实的一种精神支撑物。

已有评论者指出李寂荡是一位抒情诗人，凡诗皆抒情，其表现强弱是一个程度问题，我倒是认为李寂荡属于明里抒情，暗里思辩的路线。他是一个故事型的诗人，一方面，他能讲故事，其文本表现即“叙事”，总体看形散、节奏缓慢，需要静心慢读，需要用心体会和回味其中深意，如此也可以说，他的诗是一种求真务实并且情感深沉的记录、摄影，作为知识者的他对时间、对发生保持着发自内心的承担与关怀，并在字里行间透露着他深厚的文化素养。

叙事当然只是一种策略。李寂荡是清醒的。他曾说，他的写作是典型的、经验性的，在场的，日常性的，不同于玄思性的写作，并不希望写作“就事论事”，或者“就世论世”，而是从“此在”延伸到“彼在”，延伸到人生、生命终极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就此，我认为他在努力另辟蹊径，虽然他本身源于“学院”，却坚持尊重事实、现实，靠近和深入生活，这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化用”，厚积薄发。

也正因此，李寂荡的诗歌写作是娓娓道来的，跳跃性小，并不故弄玄虚或晦涩，总体通俗易懂，平易近人。这体现出他对生命、生活的深刻体会之后的深入浅出。文似看山不喜平，而这种平中见奇，则是一种难得也更具难度的境界。事实上，从语言的层面，李寂荡对我们也是一种提示，语言的陌生化审美效果，它其实先来自“不陌生”。诗人的任务，其实就是先“混迹”于人间，以敏锐的触觉和慧心，在平常的物事、大同的环境、相似的发生，然后有效地贴近和捕捉那一丝甚至莫须有的诗意的存在。

李寂荡前期的写作立足于“记忆”，它包括成长与成熟的经历和体验，并在其诗与思的实践里，初步构成和完成了对“情感”的自我发现与审视判断，包括关于死亡、孤独与虚无感等方面的疑虑与思索，这是每一位诗人都必须自我面对和阶段解决的精神命题。而下一阶段，相信他的写作会进入到新的段落，因为他实质是一个思辩型的诗人，人生在世，他拥有对人、对环境、对终极命题和反思、忧思，以及在这过程中必然花儿般自由绽开的关于美的遐思。

（《直了集》李寂荡/著，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