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时,我八岁,他刚过41岁
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刚过一岁的妹妹
他死于肝癌,由于地处深山,直到去世的当天
才叫来几个乡里的老乡把他往医院抬
我很小没有同行,听母亲说
走到三里外的的大队部时已经咽气
后来揣测着应该属于肝癌,因为病重的后几个月里
他总是用右手摁着肝部叫疼
母亲去世时,我已经37岁,她去世年是69岁
她还未达到我国当时女性人均寿命73岁的平均值,
母亲的一生是倔强的一生,虽然文化不高
但她用她自己的好坏标准,规范着她的子女
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记得父亲在那个特殊年代被造反派围殴时
她也会让我们记住谁谁出手最重
谁谁虽然也动手了但稍微心怀慈悲
她是想让我们记住长大后
该对谁好该离谁远点
她却从来没有教唆着我们
让我们报仇雪恨
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们只是那场浪潮中最不显眼的几粒灰尘
一个不显眼的土包
让我们兄弟几个跑了上百个来回
(一年扫墓两次:寒衣节和二月二)
因为那里埋着我们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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