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上说，“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正诚其实就是真实的辩证，是真实的一种形而上学。真实包括物质和认识，更多在客体。而正诚更多在于主体。这个正诚的检验座标，简单来说，便是人类的真善美。正诚有许多表现和存在方式，作为诗，更加精粹，是交融激化的瞬间，象火星，凡感人处必正诚，又能点燃更多的正诚。

孔子认为的《诗经》“思无邪”，更多是从社会的正诚来衡量诗的价值。在论语中孔子的诗教是很有比重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把诗作为社会道德架构的源头。当然，孔子说的诗，指的就是在生活中激发出的正诚。这与后来儒教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不同的。兴者，感触之初启也，内含蓬勃之势。正诚是要从人欲中激发的，兴于诗，其实就是一种“正人欲，养天理”。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封建社会所淡化、异化，没有正诚的基础，道德必然受到扭曲。

诗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应该看到，最难也最容易出偏差的就是社会对“邪和正”的认识标准。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诗经》很好地把握了人欲和正诚的度，又具有很高水平的艺术的美，所以成为人文之庙堂。在更深的层面，正和诚也是一组联动，这种联动中又上升为人类道德之庙堂。现代社会在否认封建思想时，往往也简单地否定了这种精神庙堂中的人文和道德所代表的正诚的神圣。诗的正诚，还是需要据社会精神的庙堂地位。

当前，中国在物质上解决温饱，正走向全面小康之时。一方面温饱之后，小康的生活内涵本身就更多转向美和精神享受，另一方面小康社会更需一种核心价值观来维系，诗的教化作用依然重要。重建正诚的精神庙堂，不仅是走向小康也必需，其实也是小康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缺乏正诚的社会，不管物质多么繁荣发达，也是不会幸福的。“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这就是新时代赋预诗的重要责任，是新时代的正和诚。兴于诗，在新的时代，仍然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