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亦或世界的？这是一个令人纠缠的问题。我常常看到人们为此争吵不休，对于我本人来说，在认识何光顺教授以前，“民族/民族主义”和“世界/世界主义”等宏大语词，还只是抽象的存在。2016年12月，我参加了广东省评论家协会在华南理工大学举办的全省中青年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修班，初次认识了何光顺教授，当时以为他是做当代文学评论的，后来，随着交往深入，才知道他主要从事哲学和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因为从事哲学研究，而让他的诗歌批评具有强烈的哲学意义；因为从事中国古典诗学研究，而让他有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民族关怀。他的批评始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一种置自我于民族历史的天命自觉，让他总能从现代汉语诗人的写作中洞见到某种潜隐的或自觉的民族意识。而这种将个体情感、民族共同体与人类普遍精神结合的叙事批评，让我第一次对民族的和世界的问题产生了具体化的认知。

从何光顺教授这里，我了解到民族和世界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却是人类文明史贯穿始终的恒常主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样，当我知道何光顺在哲学和诗学研究之外，还是一名诗人的时候，我就不惊讶了。因为，在我看来，每一位诗人，都天然地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也是人类普遍精神的言说者。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为自己的痛苦歌吟的诗人，也就是为其个体吟唱的诗人，那么，一个民族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文明地基。在何光顺看来，诗人是神谕的传达者，是一个民族的智者和先知，他唤醒一个民族走向自由和解放。一位诗人，一个先知，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也就是带领人类走出黑暗。屈原为楚民族的没落而叹息，也就是为无法扭转的人类命运而叹息。在当代诗人中，何光顺就是这样一位走在思之路上的教授诗人或学者型诗人。

现在，我们有必要直接进入何光顺的诗歌写作。那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历史苍凉感的痛苦写作，它以直接聚焦于民族及其内在的敏感问题而成为当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独特存在。比如在这首《非诗的，关于这个时代的分行叙事》诗中，诗人如是诉说：“民族血泪史，不仅关乎那丢失的辽阔土地/更关乎那失去土地的人民和个体”，诗人的目光穿透历史的烟云，揭示现代人对于民族或民族主义的误解，指出了土地、人民和个体，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承载，而民族的文化不过是在这基础上生长出来的花草和树木。痛悼民族的血泪史，就是为那无数被毁灭的人民和个体而哭泣，这就是作者所抒写的：“西北利亚三十万华人的累累白骨/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的哭声/漂满黑龙江的尸骨，漂到海参崴的尸骨/被北太平洋的寒潮卷入马里亚纳海沟深处/无声无息，湮没了，伴随着无人知道的名字/沉沦在星光照不到的宇宙深处”。这是一个悲哀，这让我们不禁沉思：为什么我们擅长遗忘，为什么我们的诗人只写自己的自由，而在历史真相面前失声？

在何光顺看来，对已不属于华人、华侨却有着中华血统、汉民族血脉的同胞们身处苦难之中的沉默，是源自对于欧美世界霸权话语的盲从，唯此，他只能让目光穿透历史的烟云，以歌当哭：“沉默，仍旧笼罩着华夏，流动的大地上的苦难的人们没有声音/连云港数万人走上街头，整个大地寂寂无声/一个明星出轨了，却被所有镜头照见/被拐卖的孩子，被打残的街头小贩，邢台的洪水死难者/还有那让整个世界哗然，却又终归于沉默的死去的被嫖娼者/或许，你这会多希望成为一个被海浪冲上欧洲海滩的死亡的孩子吧/在那里，在快门按下镜头闪光的那一刻，你或许可以升入天堂”（《非诗的，关于这个时代的分行叙事》），在欧美目光关心的中东，那里聚集了世界最多的同情，而近在咫尺的苦难，因为没有新闻关注度，遂不再被言说。

这样，我在准备切入何光顺诗歌写作之前所提出的“民族抒写”主题，现在就逐渐具体化起来，那就是诗人以民族事件、历史苦难和当下生活作为主要抒写对象，并使其成为文本及意义表现的核心。在所有的抒写类别中，民族抒写是最宏大最具磅礴力量的抒写。何光顺的诗歌写作就是这样的一种关注时代，关注民族历史与未来、民族生存与命运的大情怀抒写，他在创作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催生他灵感的物事——即抒情客体及抒情主体情感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和契合在一起，通过心灵美化后的语言来表现他真诚的歌哭，真诚的赤子情怀。

黑格尔认为，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痛苦总不失为美。是的，只有深刻的灵魂，才会更加关注人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只有深刻的灵魂，才会悲天悯人，敢于揭示和批判不公正的社会存在，敢于为人民获得真正的幸福而鼓呼，敢于为民族的利益、国家的进步而发声。在何光顺最近所写的《可可西里，一个民族的眼泪》，就表现了诗人泣血般的呼喊，赤子之心的责任担当：

可可西里，你为一个民族蒙冤

仅仅因为没有信仰一个沙漠里的神，这个民族就背负恶名

大汉的名字不再闪光，华夏的儿女被时刻警告

儿童般欢乐奔跑的藏羚羊，你可听见刽子手的笑

当枪声响起，你倒下死亡，罪恶已转移到无辜人身上

只有受难，没有复活，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你为谁而死？枪声响起，刽子手在笑

打着圣旗，走向你的尸体，是谁，把沙漠半岛的枪声

带到这片宁静祥和的土地上？

这里渗透着不可扼制的悲情和愤怒。残酷无情的现实，通过诗人悲悯情怀的观照，化为警醒和唤起人们良知的一首厚重之诗。正如在这首诗的小序中所写的：“据不可公布消息，可可西里盗猎藏羚羊，打死藏族县委副书记的，并非汉族，但拍电影的导演不敢批评某些不可说的宗教，就让汉族民众背锅以谋利。电影一出，所有人都把盗猎团伙自动定义成汉人，汉人被骂没信仰，破坏环境，为金钱不择手段。因是有感，遂为小诗。”从此小序中可以看出，心怀悲悯的诗人，敢于挺身而出，为被一种所谓的宗教信仰或虚伪的宗教信仰唾骂，为被利益俘虏了的艺术（电影）污辱的无辜汉人、无辜的汉民族，鸣冤伸倔，彰显正义，以正视听。在诗中，诗人高举良知与真诚的灯盏，烛照和揭示一直以来被假象、被阴谋遮蔽的世相、真相，以其激扬独到的心智去洞穿遮盖现实真相的黑幕，让混淆了的是非纠正过来，让颠倒了的黑白还原过来。但是，诗人也只能感叹：“从遥远的沙漠卷起雾霾，天山沦陷，敦煌沦陷，中原沦陷/可可西里的眼泪，你流淌成一个民族的浩浩长江”。诗人看到了中国文化和民族面临着空前危险，这种危险甚至远甚于外敌的武力入侵。“淇澳之滨，不再有君子徘徊，蒙上黑纱的女子，不再窈窕”，《诗经》里吟唱的君子和淑女消失了，钟鼓礼乐消失了，“蒙上黑纱的女子”，成为外来文化入侵的象征。此诗更加唤醒我们：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在何光顺看来，没有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是不可靠的，只有实现“多元归一”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构建起共同体而避免分裂与冲突的重要途径：“古老的王国没有成为复辟的旗帜/大理与中原并没有不同/段誉的六脉神剑早就名闻华夏//大理赠送了查良镛先生一幢别墅/我并不嫉妒/怀有家国情怀的古典写作者/当拥有他在华夏的适合的居所//……我看到这片土地的人民都视其为自己的家/谁人强分出主客？谁人强分出你我/每个人只认同他所属的文化……//多元归一/西域、南疆、漠北、东海/心所安处即故园”（《咏怀•游大理》）这是有针对性而发的。如何在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中实现中华民族的多元归一，是作者抒写的期待和指向所在。

在这种强烈的民族和现实关怀中，何光顺的多数诗篇是偏重于叙事的，在叙事中注重融入一个民族及其个体置身于他所处时代的离合悲喜，一种强烈的及物性写作维度，让他的作品指向它所属的历史和未来，并揭开时代的伤痕，以反观生存的无奈，而后带入一种渴望着的救赎。此即何光顺诗歌写作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鲜明体现，也是诗人的自我责任担当。这种时代和民族关怀，同时也呈现为个体关怀，这也是何光顺《广州印象》这首作品重点呈现的抒写风格。在这首长篇叙事诗中，作者以一个走地摊的小贩的视觉来观察、审视自己所处时代所处环境的变化和气息，体悟到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工生存的困境和心灵渴求，以平民化的语言来边述边议，让人感觉到诗人对民族和时代的切身痛感，如诗人写北京路：

据说，你是广州市民最适合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你的步行街中间还有风景

那是千年来曾经发达的商路的遗址

透明的玻璃罩着你

展览着你已然沉睡的辉煌与往昔。

这其中就渗透着一种深深的的忧虑：“今天，我到你这里来购物/却不曾觉得闲暇和亲近/因为，其实，你的名字/已隐含着对我的拒绝/你仰望着的是权势中心/来自他的至高无上的庇护/才赐予了我们一个繁华的闹市”，也饱含着诗人为脆弱个体遭遇的申诉：“我会回到我的陈田村旁边的天桥上去卖我的小东西/虽然偶尔有城管清理下/但他们还算仁慈/我走了就算了/他们还不至于把我打砸得一无所有/我是迁徙的候鸟/适合居住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之上”（《广州印象•北京路》），全诗在客观和冷静的叙事中展开，抒情主人公的情绪只是跟随着叙事主人公或诗篇中的主人公不断深化，做到叙事与抒情交叠，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又如这首诗的其他几个小节《广州歌剧院》、《城市河涌》、《读书人说》同样是叙事与抒情结合的最佳文本见证。在这几部分，诗人以最底层民众的视角来审视现实存在之恶，来表现平民百姓的心灵悲楚，从而构建出具有诗性审美的二元矛盾诗境。在这些诗作中，诗人情志的主观性与生活的客观性关联契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创作个性。而诗歌写作的批评性质，也在这些文本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诗言志”，“诗以道志”。志者，情也。何光顺这种大情怀、大格局的诗歌抒写风格，让我更坚定了“诗必须抒情”这一诗学理念。“抒情”，是诗歌写作必具有的“性质”和“气质”，无论是“热抒情”，还是“冷抒情”，都没有脱离“抒情”这一最根本的要求。而所谓“反抒情”，是反诗性的。反诗性的诗，不会是好诗。在关怀现实和个体中，何光顺诗篇的民族抒写就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品质，比如他有些诗偏重于自我的肉身与灵性关系的沉思，在有所压制的注重中国传统意象书写的张力中，又最大限度地激活了意象本身所携带的现代性元素，让栖身于古典与现代混杂交错的华夏民族中的“个体”与“众体”解脱其自身所承受的重负，在获得灵肉合一中开启自我的存在之路。如“落叶”，就是何光顺诗歌里经常出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重要意象。在《每一片落叶都携带着一个灵魂》这首诗里，诗人的内觉和感悟就转化为具有哲学意义的诗性体验，就是诗人让客观存在的物事通过自己的心灵审美再生出纯净的诗境。在诗里，“落叶”被赋予了诗人的生命意识和精神价值：

我想走近而又不敢走近，

是灵魂的向上牵引，还是肉身的向下沉沦？

凡人如何知道，在迷失中化作了一

诗中的“一”有混沌，难于分辨之意。在“灵魂”和“肉体”的二元论争中，作为凡人，是并不清楚灵魂与肉体的分界的，形而上学家喜欢压制肉体，让灵魂或精神向高处飞翔。然而，这却注定了不是属于凡人的生活。因此，这首诗以“落叶”隐喻每一个体的归宿，就如落叶向着大地的坠落或者说是迷失，是它的必然性命运，它最后终难于分辨何谓苍穹，何谓大地，在劳累中，它就向着大地坠落。最后，诗人如此咏唱：

光，来自唯一，曾经失明的眼睛又进入光里

光的碎片闪耀，照着每一个虫子的归去

每一片落叶，都携带着一个灵魂……

这就让最高的精神之道有了如落叶一样的不足道却又真实的肉身，它任运随化，听从命运指示，它曾经往高处奋斗又安归于泥土，“落叶”坠落，就如我们身体坠落，灵魂只有跟随身体，才有了重量，才有了质地，在灵魂与肉身相同的坠落中，何尝不是一种重生？又何尝不是照见了“道”的唯一？在卑微里，在最低处，只要听从属己的命运，我们就不至于因为拒绝造化的遣送，而不能再达至灵魂所属之神圣。这“一”就是灵魂和肉身的不再分别状态，就是回到光里。这样，何光顺的民族抒写就不只有现实苦难而无神圣高度的，在卑微落叶的下坠中，就有着高贵精神禀领的天地间机缘，并开显其存在的神圣之光。

同样，在《城市的水泥路》中，诗人再一次通过“落叶”，来表现个体化的痛苦，表现众生在存在中的挣扎和悲伤：“无奈，又被乱纷纷的脚步甩下/在被倒进垃圾桶的顷刻，最后一眼/望着远去的行人，也望着曾经的高处/原以为，落下就能呼吸到根的气息”，这是个体被带向无有归属的现代性荒原。诗人擅长写落叶，在他的笔下，“落叶”既有着隐喻个体生命的内在相通性，却又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比如在《落叶和手机》里，诗人又把“落叶”当作“古典精神的遗留物”，寄寓了诗人对个体与众体命运的思索，对“道”即真理的探寻，尤其是对世事生息消亡的无奈：“当他们欣赏着你固化成为他们手机里的图片/那不过是千万个被重复制作的你而又非你/你的绝对的本质只在上帝那里才能被知晓/基督早已被杀死，你不会有再度复活的希望”。落叶作为纯粹的古典精神的化身，在与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手机的对比中，最终成为复制的艺术品并失去其生命。

然而，诗人并不甘于这纯粹精神的丧失，他要做这古典精神的守护者。在《图书馆员》中，何光顺就将诗人看作图书馆员一样的角色：

一本书籍就是一根柴薪

一束目光就是一根火柴

一个图书馆员就是一个守灶人

夜色正浓  他人在沉睡

你在沉睡者的炉灶旁  尝试

点燃薪火  黎明的炊烟袅袅升起     

在这里，图书馆员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者，而是一名知识与真理的传播者，道德与文明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他（她）的职责就是让知识和真理薪火相传，让知识和真理驱逐愚昧与黑暗。这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图书馆始终扮演人类精神荒漠中的文明之岛的角色，有很多哲人、诗人都曾做过图书馆员，他们懂得知识的作用与力量，而每一位诗人和学者，他们的成长也往往依赖于图书馆的丰富宝藏，图书馆就成为人类文明的灯塔，而图书馆员或诗人就成为文明的守灶人，他们不断为每一个荒凉的世纪点燃薪火，让“黎明的炊烟袅袅升起”。图书馆员遂成为知识分子和诗人的群体象征。

诗是纯粹的心灵之歌，是诗人心怀悲悯追寻真善美的生存见证。每个诗人都渴望写出属于自己的独一之歌。在我看来，何光顺成为这个时代的学者型诗人，或者说哲意诗人，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或许是来源于他进入人类和民族历史深处的精神探索，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将何光顺看作是一位思想家。他总是不断地反观自身，并进而反观历史和世界，在长久凝视反观之后，便将他的悲悯之思化为真诚之诗。作为一名对佛、道、儒、耶均有研究的学者兼诗人，何光顺就既擅长从哲学层面去思考民族和个体的命运，也擅长化哲学的玄思为诗思，并驱使内心的语言发而为诗之绝响：

我是在地图里寻找风景的守望者，

越过了多少城市和山川，

不曾发现属于我的风景。

我是不会唱歌的歌者，

然而，我期待那一首唯美的歌，

我从未听过，将来也不会有人唱起……

——《有一首歌》

诗人作为一名追寻者和守望者，他究竟在追寻着又守望着什么样的只属于他自己的风景？为什么“越过了多少城市和山川”，都“不曾发现属于我的风景”？诗人为什么说是不会唱歌的歌者？他期待的“那一首唯美的歌”，又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歌？为什么诗人自己从未听过，而又确定“将来也不会有人唱起”？这首写作于2009年11月的诗，究竟表现了当时才35岁但已具有中国传统“士”的家国情怀的诗人一种怎样的心境？恍惚中，我似乎看到了2300年前那位追寻着天籁的哲人，那位行吟泽畔的诗人。在何光顺这里，屈子的历史沉重感和庄子的神圣超越感获得了内在融通。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具有哲意的学者型诗人，一名略带忧郁气质、极具悲悯情怀的抒情王子。我相信，那只属于他的“一首歌”，书写着他的存在，也必将越唱越感人，成为他自己也成为他的民族之歌。

最后，我要指出当代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界中存在的一个不良倾向，那就是认为20世纪以来，提倡民族关怀和家国之爱是狭隘的，认为只有进入个体化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才是普世价值和现代精神。于是，在这种观点看来，关心民族和国家就成为过于宏大和空泛的写作，于是，不少诗人都在写着个体生存的低处，写着自我的痛苦和突围，写着那些无边的普世之爱，然而，在个体和人类的中间过渡阶段的民族却被抽空了。正是在我读了何光顺关乎民族抒写的诗篇，才感觉到有一种因悲悯而燃起的诗意之火，突然照耀和温暖了我，并让我能够进一步理解，缺少中间过渡环节的爱，要么落于私人化，要么过于宏大而落入伪俗。真诚与良知实际更多地来自于一个诗人能否承担起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诗人不能逃离现实，而应成为他所在的土地上的殉道者与行吟者。我们听惯了一句被误解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被误解很深，以至于让很多年轻诗人以为个体无需去承担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对于微弱个体而言，向往自由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但作为拥有言说权力的诗人如果也随时准备逃离现实，那么，我们的土地，就不会有谭嗣同、鲁迅，就不会有身处异域也要抒写民族命运的自觉者。悲悯出诗人，只有心怀慈悲的人，才会对现实苦难投入关注。可以说，悲悯是人性最纯美最闪光的品质。具有这种闪光品质者写出的诗篇，就必有一种大美的品格。应当说，何光顺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

20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