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地撕裂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心灵有更大的撕裂。也许这是“5•12”背景下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语境。我们一边面对灾难炙烤，一边检视自我心灵，同时体验着生命之重。这生命之重，既包含了生命对大地的依赖与承诺，也在于生命承载着大地的脆弱与高贵。我们外在于大地又内生于大地，我们栖居于大地又为大地担当审美与救赎的使命。所以，我们时刻遭遇着这样的追问：你和大地，有多大的距离？这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的自我拷问。而且，如果你不回答，或回答不出，或答非所问，都难免被某种罪感所纠缠，被某个律令所责难。

这同时是对当下诗歌现实的质询，对整个当代诗学的审视，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伦理、心灵品质和美学趣味的探问：在大地面前，我们有多少的想象力、创造力，有怎样的诚挚、悲悯与体贴，而无愧于作为“大地赤子”的精神身份和作为“人”的身体？今天面对大地苦难，我们被触发的，可能有加入大合唱的冲动，可能有语词宣泄的快感，可能有“有感而发”式的心绪，不管怎么说，我都愿意相信其中一定有人性深处的善根在起作用——相对于抗震救灾中那些英雄壮举所体现出来的大爱大德而言，由此善根所牵动的小爱小善，更加适合于日常生活，更加具有普适性，也更加贴近生命的本性。毫无疑问，由这一沉重的苦难带来的生命悲情，已深深卷入了我们的心灵与生活，也必将持久地影响我们的情感、思考与写作。

从道德承担的角度看，这样说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诗歌毕竟是心灵的事业，是心灵在人世间的飞行与呢喃。所谓生活，所谓时代，所谓苦难，都必须经由诗人的心灵的发现与打开，才可能成为诗的事实，诗对现实（历史、灾难……）的去蔽和显明也才可能实现；与此同时，在心灵与大地之间、心灵与世界之间、心灵与万物之间，都存在一个相互扎根、相互打开、相互对话、相互书写的关系。诗人的不同，实质上就是其心灵的不同，其心灵的容量、气度、品质的不同，他在把握与处理自身心灵与世界、与大地、与万物的关系上的不同。就是在这里，所有的诗人被验明正身，被区分出等次，被决定了能够走多远、登多高。

缘于为某出版社主编地震诗选，通过相关报刊、诗歌论坛和诗人博客，我先后阅读了数千首所谓“地震诗”。一个直接而强烈的感受是，此次“汶川大地震”，在催生了一次诗歌大井喷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画了一个诗歌坐标系，更多的诗人暴露了心性上的复杂毛病和诗学修为上的严重欠缺，诸如精神苍白、语言贫乏、思维单一、技艺陈旧等；甚至是不健康的、反诗歌的文化姿态，如有的从适合于主流新闻报道的角度去选材，有的按适宜于大众舞台朗诵的节奏去抒情，有的以适切于权力叙事总结的主题去写作，真是不一而足；至于“做鬼也幸福”之类的反人性书写，实为个案，不说也罢。如此切近、切身、切魂的题材，竟成了一面诗坛照妖镜。这大概是谁也始料不及的。

诗为何“在”和如何“在”，再次成为一个尴尬的问题——或许，它从来就是一个问题，它从来就没有成为我们的诗歌自觉；或许，诗是一种可以被临时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集合起来的“艺术预备役”；或许，诗只要对着现实问题发出声音就是走上了正道。而我看到的是，在巨大的现实废墟面前，一个个诗歌豆腐渣工程拔地而起——更可怕的是，它们被看作美好的建筑，以至被当作诗歌的常态。我们除了在“诗言志”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之外，还在“诗（言）为心声”的理念上前仆后继地挥刀自宫。

我想说的是，有很多“地震诗”，实际上就是权力叙事以及被权力叙事所成功改造的大众叙事、媒体叙事的一个比喻或修辞，只不过徒具一个“分行”的外形罢了。你要说它有多不争气就有多不争气，要说它有多丢脸就有多丢脸。这种依附于“他者”、依附于权力叙事的写作最终只能取消自身的尊严和独立性。

所谓权力叙事，它总是先天地具有追求稳定、发展和“前进”的内在动机，必然带有一个回避、篡改和忘却民生苦难（及人间不平、世事纷争等）的机制。它当然也直面苦难、记录苦难、反思苦难，但其目的在于将苦难转化为革命动员的力量，转化为张扬公德的力量，转化为权力恩泽的力量，转化为政治胜利的力量。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听到……）的只有家国的苦难和集体的悼念，而没有大地的伤口和个人的绝望；只有地理学、人口学、统计学、传播学意义上的抽象的废墟叙述，而没有人性尊严、生命关切、灵魂眷顾、终极关怀维度上的具体的死亡描写。如果诗歌仅止于此，甚或在其“有”上干“锦上添花”之事，在其“没有”上行“釜底抽薪”之实，那么，它是应该被反复诅咒的。

权力叙事还特别擅长于通过发动群众，以关怀底层之名而转化为大众叙事，“人民”成为最有力的叙事武器，所有的人都被“人民”所“代表”，“大众”由此成为一种强权，大众叙事由此成为权力叙事的普及版。而作为权力叙事的主要工具，宣传机器总是将一切事件进行主旋律化处理并加以颂歌式的表达，诸如对于此次地震，电视、报纸、官方网络等，在“抚慰人心”的名义下，正越来越倾向于作出这样的强调与宣传：困难是暂时的；道路是坎坷的；灾难会过去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种走出苦难、超越苦难诉求下的媒体叙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撇开奥运的即将举行之因素不谈），逐步从悲情走向歌颂，从现场走向舞台。而这一切，恰恰正是诗歌所应该警惕和劝谕的。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守住了不安，守住了敬畏，守住了悲悯，守住了宁静与真诚。

当一首诗被灯光炫目的舞台和统一齐整的声音所“转述”以后，它所丢失的可能比被“翻译”以后更多——除非这首诗本来就是被格式化的。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吊诡是，那些好诗，恰恰是不适合作为电视诗歌、舞台诗歌被朗诵的。因为好诗有复杂的生命经验、世界经验和语言经验，有强大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有惊人的微妙与单纯，有一颗优美、丰富、无与伦比的心灵。只有孤绝美绝的音乐才能与之媲美，它们在我们的身体感觉之外，一起构成了这个世界、这片大地的极致。把诗歌电视化、舞台化，无非是媒体叙事借助诗歌实现对娱乐形式的翻新，它与诗歌本身没有任何审美的、精神的关系。

我们还要检讨的是，在我们的抒情习惯和语词喜好里面，有多少“不洁”的成分？有多少被污染过的东西？还有多少自己并不真正确信的因素？说到底，语言的虚夸源自心灵的浅薄，语言的混乱是因为信仰的缺失。所有这些，在我们和大地之间，制造了大量的灰尘与泡沫，形成了种种迷障和盲区。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自我挣脱、自我解救和不断穿透的力量，并与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保持恒常、柔韧的张力，而不是加入到权力叙事、大众叙事、媒体叙事的喧哗中去，同时也不是与之进行所谓的“民间”与“庙堂”、“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假想式对抗。并没有什么“大事”需要我们去做。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恢复常识、恢复痛感、恢复“爱与怕”而已。

你和大地，有多大的距离？在我这里，我把这样的自我拷问当作对自己的搀扶和引渡，并藉此在走向大地之途中通达自己的心灵——如果有一个后“5•12”诗歌命题的话，也许这正是其中之要义。

2008.7
 

（应《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先生之约而写，发表于2008年8月出版的《诗歌与人》总第20期“‘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