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同乡的一位宗兄，名叫张子赐，他已不在人世，可他诚如已故的著名诗人臧克家所称颂的是个虽死犹生的人。
早在30年代后期，他还是个未满廿岁的青年。他家邻近张氏祠堂所在的学堂，每逢农余饭后，常看到新来的一个姓李的先生与外人叙谈什么，却无暇顾及膳食，他则热诚地为之帮衬，替他籴米、买菜乃至烧饭。由于早年家贫辍学，一有空闲，他便主动地向师求教。从《幼学琼林》、《秋水轩尺牍》以至《论语》和古典诗词等等，虽不求甚解却不少篇章佳句能够背诵熟记。实际上，这位先生叫李刚，南安县诗山人。1937年初，由塔头村任教的朱汉膺（中共惠安县特委书记）介绍至滨海之乡的下伍堡澄江小学教书，以此掩护其中共晋南工委书记身份。年少的张子赐，岂知他俩乃播撒闽南革命火种的异乡人。也许李刚看中张家这个勤奋好学的小青年，几次托他机密办事诚实可靠，因而便吸收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
最初，张子赐是个地下交通员。其时，日本侵占我大片河山，而国民党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所谓“攘外必先安内”。1938年金门和厦门先后沦陷为敌占区，晋江沿海城镇乡村遭敌机轰炸，渔船遭炮击和烧毁，与金厦一水之隔的晋江沿海成为抗日战争最前线。因此，他经常往返于闽南沿海乡镇，联络地下党组织同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有一年夏天，他与曾潜入厦门的同志接头后，并从南安县覆鼎山下的一个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的山村联络点逃脱出来，只带一把空心的铁伞柄里装着密函的阳伞，急忙跳入一条壕沟，由于使劲用力，铁伞柄则刺伤了他的胸部，他忍受剧痛挣扎半天，幸好被当地的农民救走而逃过一劫，但给他留下病痛的后患。他年轻时，长得瘦弱，但外表温雅，像一介书生。为掩人耳目，好几次执行任务总得伪装成叫花子，难怪后来被人加称外号为“乞丐赐”。有一次，他又打扮成乞丐相，揹着乞丐必备的“家志”（旧时的草袋），袋里装着印发的传单及李刚亲笔的书信。在途经南安县官桥镇准备踅回晋江时，不料在毗邻官桥的内坑白垵村却被人识破了西洋镜。他一身褴褛，但并非蓬头垢面，虽头戴一顶破草帽，岂料一阵秋风吹过，草帽被刮走好远，显然已遮不住他那白皙的容颜，而讨饭的双手也不是脏兮兮乌黑的样子。明眼一看，哪像个叫花子？终于被人带到地下党活动的据点晋江内坑乡，一翻开“家志”便露了馅。幸而查问的却是自己的革命同志，结果闹出了一场水冲龙王庙的笑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国民党军队屡遭溃败。为补充兵力、财力，到处抓丁派款，搞得地方上民不聊生。为了穷苦百姓免遭更多的苦难，在地下党的授意下，他居然充当“白皮红心”的伪保长。每当代表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乡公所派兵或黑衣警下乡抓丁，他总是为乡亲们通风报讯，暗中帮助青壮年村民转移。有时所谓联保主任强行派款要收缴壮丁税或户口税，群众有的负担不了，时有怨言，他只好忍辱负重，四处张罗，甚至变卖家当抵交税款，应付差事。当地下党同志向他诉说活动经费十分困难时，他二话没说，却将妻子收成的几袋花生私自出售，甚至连同妻子以贴补家用的一点积蓄，那是妻子昼夜编打竹器沾上血汗的手工钱也给了远道而来的同志。待他妻子从地里回来向她说明事由后，一向逆来顺受的妻子长叹了一声，却不客气地叫道：“你真的要当乞丐了，还要将我变成哑巴吗？我是哑巴吃黄连，叫咱怎么过呵？”这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苦日子，听他妻子一一道来实在说不完。真是漫漫长夜将有尽，好不容易才迎来了黎明的一天。
解放初，晋江县政府机关设在泉州东街一处（现为泉州市公安局所在地），首任县长为原地下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这是李刚所培养的好干部，而张子赐则是司法科主要负责人。在1950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面对案件堆积的材料，他时常废寝忘餐，在有时没有电灯照明的油灯或烛光下，认真地审阅并缜密查证。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和漏掉一个坏人而呕心沥血，他是非分明，敢作敢当的魄力给人留下难忘的口碑。当他得知一车从晋北马甲押送进城待后执行枪决的囚犯须经泉州中山路示众时，其中有个已插上斩牌的杨某还不足受刑的条件，竟从东街独自徒步赶到中山北路等候。一见囚车缓缓地从钟楼前驶来，便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张开双臂把车拦住，尔后出示证件对着押送的负责人指着杨某说，这个刚得到还有不实的罪证须得重新审理。其时挤满中山路两旁骑楼围观的人群顿然目瞪口呆，如此场面的举动和言语，难怪令人不禁脱口而出：“遇到了包青天了。”事后查证确实被人诬陷而得救了。
犯人得救，可为官者却病倒了。由于他长久焚膏继晷，忘我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卧病住进当时泉州东街菜巷口对面的省立第一医院。住院期间，他却不让通知家人进城照料和护理。那时，我恰好就读于靠近省立医院的泉州三中。当我去探望时，曾托我带走他需雇人洗涤积存的衣服和缝补其破绽的灰色中山装。他出院后的一天中午，我到县政府住处看望他时，他没在食堂用餐，却把德化产的白瓷饭罐带回他的办公室，桌上放着一碟残留的小菜，还有牙杯里没喝完的白开水。工作的牵挂，待遇的菲薄，生活的俭朴，这正是初解放干部的特色。
为了减轻他工作压力和照顾其初癒不久的病体，在他不願享其休养时日的情况下，组织上有意识安排他赴京上政法学校学习。一年半的北京政法学校结业后，则留任榕城为省监察厅监察员。谁知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使他的政治生涯陷入低谷。1957年最初是党的整风阶段，晋江地区竟在后期反右运动中扩大化，加上一条反地方主义，针对原地下党员、干部发难，结果他被牵连其中，通知他进省委举办反地方主义整风班。虽说后来他没打成所谓的“地方主义反党分子”，则在1958年大炼钢铁洪流中下放至晋江县祥芝和金井公社当地方基层干部。记得我曾问起他这段经历时，他却淡然地说，共产党员若是真金，就不怕革命烈火的检验，要能上能下，只要为民做事，哪有职位高低之分？听他朴实而感人肺腑之言，让我亲炙其教泽，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当60年代初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家和一般农家没有异样，过着勒紧腰带、瓜菜度日的生活。其时，他女儿就读地处金井的“晋江三中”（现为毓英中学），学校与她父亲任职公社书记的住处不远，但他不搞特殊化，为女儿在公社里安排食宿。为教育孩子养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要求女儿依然与同学租赁民宅，寄膳学校。自然女儿也心知肚明父亲的用意，更不负其教诲。每逢假日回家后还得带上番薯或地瓜片及自家腌制的菜瓜、豆豉之类上学，以备一周伙食之需。甚至有一天中午发现自己的饭盒被人拿走，她也缄默其口，宁可饿着肚子，未敢上公社食堂求父就餐一顿。更感人的是，有一次他父亲回家，见到满面愁容的妻子对他说，孩子很想等你吃顿饭，于是要求管粮的丈夫施舍几斤粮票。确实，他也看到孩子的瘦弱和那对饥饿的眼睛，他心疼了，思想也动摇了，下意识地默默点点头。可是，当他沉思后一想到群众的疾苦，又支支吾吾地说不出口，最终还是改变其无声的许诺。其后，他妻子曾用丈夫的原话向我转述：“我有权多拿几斤粮，可群众就少分几斤粮。”他多么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那样：心里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文革前，他调任晋江县民政局局长，不久改任双阳农场教养院党委书记，后又辗转至石狮医院（今为石狮华侨医院）当党委书记。每当他看到病患者家属缺钱求医苦苦哀求时，他总感同身受，不忍心拒之门外。当他知道医院里缺乏血浆储备而未能救助急需输血的患者后，便积极动员院里的医务人员个个献爱心，并以身作则加入献血的行列。这又多么像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啊！
十年浩劫期间，他和党一样遭受厄运，蒙受其害。他面容瘦削，一向身体孱弱，何况曾因前后三次动过内脏手术留下隐患，加上那场政治上狂风恶浪的冲击，其生命之舟岂能承受种种压力。于是，他又病倒了，时常卧床不起，不得不住进泉州人民医院。但在住院的日子里，竟被人诬陷为解放前参加所谓国民党CC派特务组织罪名，并下通知书要他速回晋江接受审查的指控。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可在“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人妖颠倒的年代，张子赐这位党的普通干部又岂能驾驭其命运之舵，逃出苦海中被颠覆之灾？
1977年4月初三，他去世的那天傍晚，竟突然心肌梗塞而不省人事，住院在场的原安溪县县委副书记柯连坤将他抱在怀里，而闻声赶来的尤医生则口对口地不断对他进行人工呼吸。然而，天不假年，最终不辞而别。他家属和乡亲们赶赴医院时，一见如沉睡般的他已安息太平间多时了，顿然院内响起一片悲泣痛哭之声。当灵车送往老家村外入殓更衣时，还从他衣袋里掏出几张书写的检讨稿和日前接到晋江县革委会下达进学习班审查的通知书。别看通知书这又薄又轻的一张白纸，却如同雪白的冰霜，无情地冷却他气息微弱的病体；这一张白纸上的每个黑字，又宛若每块石头，沉沉地击打他生命脆弱的心灵。
他走了，默然无声地走了。他死后留下什么呢？没有。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更没有提携自己的亲人找份好差事，他确实没留下什么，连一间房子也没有，他家的住房是土改（土地改革）时分给的。如果要说留下什么？那只能是遗留给后代的红色基因。最突出的是他的孙女攻读八年福建医科大学，在学有所成后，敢于以手术刀为众多患者救死扶伤。今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荆楚大地，她则主动请缨，报名驰援武汉抗疫第一线。虽说没有如愿，但她仍坚守医疗岗位，在日日夜夜防控阻击战中，缺席春节一家团聚，且置个人终身婚姻大事于度外。她捨小家为大家，以赤诚之心点燃青春热情，忙于为患者战胜病魔而竭尽所能。显然，这是传承她祖父共产党人的红色精神，体现了新一代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和使命担当。
在革命事业的棋盘上，他仅是一颗像保护有工农标志的党旗一样将帅的棋子，可以任其调动，任其安排，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举得起放得下的一颗棋子。而在人生舞台上，他又扮演不少的角色，却始终改变不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为人民公仆的本色。
他死后，原石狮医院一位药房人员，秉承院里医务人员的心願，向时为派性当权的革委会主任请假为吊唁张书记被拒绝后，竟不顾人身安危乘夜从医院高墙跳下，跌跌撞撞地含泪步行30多华里，为昔日关爱医院里大家的好书记祭奠和送别。
他死后，原晋江祥芝公社承蒙张子赐书记生前培养成长的蔡志狮，当他回到老张故土首任下伍堡边防派出所所长时，曾带领所里全体工作人员于清明时节跪拜于其墓前，并献上花环寄予哀思。
他死后，中共晋江县委组织部曾为之立下墓碑纪念。可过后却生变故。当时虽“四人帮”已垮台，然尚有派性之遗毒存在，有人竟以其莫须有的罪名尚未平反为借口（78年后被平反），却以石灰土抹去其墓碑。但历史永远抹不去党之子赐予自己的英名，抹不去他平凡而光辉的一生。即使他的名字没刻入石头，他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丰碑依然永垂不朽，就像《有的人》一诗最后所歌唱的那样：“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