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国维曰：“词必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者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又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更云：“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王国维认为自己的境界说超越前人，并为之沾沾自喜，其实有些五十步笑百步。因为王国维只知道有境界的存在，并竭力探索了境界产生的原因，却不知境界产生的历史根源，因此只能推说是“无迹可求”、“不可凑泊”，于是坠入玄学。在其下文中，王国维还每每以诗比词，以佐其“境界”之论。事实上，词与诗风格不同，如韩愈云：“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情易好”，至于词则恰恰相反，朱彝尊云：“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紫云词序》）。大小晏（指宋代词人晏殊和其子晏几道）、李后主（指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李煜）的词，何尝是“先穷而后工”呢？仅此一点，即可知诗词不可作境界之比较。

词之所以有“境界”，与其源起有关。晋唐300年间，从西域传入中土的音乐，由于西域各国无所不在的宗教（佛教）影响，必然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佛教对诗最大的影响，在于四声说及格律的发现；而佛教对词的影响，则更加深微彻底，不仅以音乐锻造文字，而且在呼吸吐纳之间无所不及。听纳西古乐之“唐朝的流行歌曲”《浪淘沙》可以明显感觉到那浓重的梵唱味道。佛教对词的影响决不应只在篇幅、格律、句读，也势必会影响到其精神内涵。比如在贝多芬《命运》的曲子下面卿卿我我是不可能的，音乐与文字是高山流水的知音。宋人尚且还能依声填词，元朝词曲渐亡，到了明朝就基本上跟我们现在一样是依律填词了，因此明清词肯定会失去唐宋词的某种内涵。唐宋词的风格，王国维却概括得极佳，就是“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正是佛教精神。最上品的词，正是此味。如王国维云：“后主之词，……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嫉妒荷担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王国维虽未明其理，却总能撞破天机。

王国维《人间词话》：第一境界是“立”，第二境界是“守”，第三境界是“得”。第一境界是立志，是下决心，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才会有第二，第三境界。这三个境界出自三首词。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出自北宋·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此一境界，乃对填词的迷茫，孤独而不知前路几何。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出自北宋·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此二境界乃有了目标，在追逐的道路上，求之不得之后形容消瘦而却继续追逐无怨无悔。

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出自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一境界表明立志追逐的，在足够的积累后，量变成为质变，不经意间已追逐到了。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