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达”一词出自《论语》， 孔子说“辞达而已”，即孔子认为写文章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不主张过多的文饰技巧。这也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要辞能达意（心）。这里的“辞”对于不同的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散文，“辞”表现为文字及其组合成的字句及修辞；对书法和绘画，则“辞”表现为线条的粗细大小及组合；对于音乐，“辞”又表现为声音和音符；而对于诗歌尤其中国古典诗歌，则“辞”不仅表现为文词的组合，还表现为格律，音韵等。那么这里面会出现两个问题：

一. 什么才是“辞达”以及如何实现？

二. “辞达”对于衡量文艺作品的作用？

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厘清下历史：

中国的文学作品长期以来是经史不分，自《诗经》以来， 文学作品常承载着道德教化的作用，“文以载道”很长时间一直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功用 ，而早于散文的诗歌更是如此，它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重要手段，诗歌在政治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 相传周天子设采诗之官，其职责是负责收集周朝各属国民间的歌谣，加以整理，再由乐官和乐而呈诸天子， 天子由此可“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而这类作品大多出自民间， 属于里巷歌谣， 是普通劳动者“饥则食，劳则歌”的自然流露，本无过多的技巧可言。到魏晋南北朝，有了所谓的文学自觉， 即把文学从混沌之中剥离开来， 试图从道德政教的藩篱中独立出来而研究文学本身的价值和特点。 对文学作品的题材，创作的规律，包括诗歌作品的音韵，修辞，文采都有了认识和要求。 此时及之后一段时间，对文学作品的表现有了更一步的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与质，文与道的关系以及孰轻孰重的问题经历了诸多辩论，几经起伏。从先秦的文教不分的混沌状态，到南北朝的文学自觉，再到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等，但其基本出发点仍围绕与道德的关系展开。相比于中国文学与人事的紧密结合， 西方文学或许更能从文学的本质说明问题。 文学作品也属于美学的范畴，西方也出现过自然美学和理想美学的长期争论，自然美学认为文学只是对自然的模仿，人的作用仅是尽可能地“再现”自然， 而理想美学则强调除了自然的“再现”，还要有人的“创造”。 但这两者都存在一个美学的“表现”或者“转达” 的过程。 这与孔子所说的“辞达”的“达”不谋而合。下面试具体说明“辞达”是怎样的状态？

中国传统的诗学观点认为“诗言志”，即诗歌是表现作者的志趣和情感的， 而西方诗学有诗是起源于“模仿”之说， 在于模仿外界，我们姑且认为是“观照”， 孔子即有诗的“兴，观，群，怨”说。 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模仿”， 诗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和美学样式来抒发人的内心情感和关照外界， 都存在一个由“内”而“外”的转达的过程。 诗如何将人的情感转换为语言文字， 绘画如何转化为粗细的线条， 音乐如何转化为声音的音符等等。 关于这点， 北宋的苏轼对此有几段精妙的论述， 很能说明问题， 摘录如下：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胸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

“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 

---苏轼《答虔倅俞括奉议书》

以上苏轼的论述发展和深化了孔子的“辞达”说，他总结了文学创作的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求物之妙”，并“了然于胸”， 这是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 颇似现代所说的“灵感”的获取，“灵感”（inspiration）一词，由西方引进， 中国古代虽无此概念。但刘勰在在其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中神思篇中关于“神思”的论述较接近。“灵感”的获取是一件很难的事，譬如“捕风捉影”一般。第二阶段则是如何“了然于心与口”，即“灵感”的精准表现过程。 同时满足这两点，方能说是“辞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的“辞达”是颇为其难的，苏轼因此才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这便是从理论上将“辞达”概括为文很高的状态， 而非一般认为是低级的基本要求。而苏轼“物固有是理”的观点，即认为物的这种妙理是本来就存在的， 无论创作者知之与否，这是从发现美学的观点来看的，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你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去发现美”。苏轼的这两则论述从他的创作经验回答了什么是“辞达”，以及其是衡量文学作品高低的重要指标。

说明了的“辞达”（表现或转达）这些概念问题， 那么需要如何实现？也并非易事。任何文艺作品必须要克服转换媒介的困难，文学作品最终要落实为让人可感知的文字， 那么文字即为其媒介。对于诗这种高度精炼的文学样式来说， 则重要性更为明显。《毛诗序》中说“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在诗乐舞分家以后， 文字成了诗的唯一媒介 ，人内心的情感思想如何准确再现为文字，有两个避不开的难题：

1．思想情感和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我们容易理解思想情感和语言是先于文字产生的，语言和文字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来传达人的思想情感自有其缺陷性。人类思想情感中有稳定的，易于察觉的部分， 当然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动不居，不易察觉的部分存在；而文字是相对稳定的系统。 以稳定的，相对有限的文字来表现纷繁复杂的思想情感就出现了问题。

2．思想情感转化为文字的技术性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自然衍生的另一个问题。 有必要单独列出。文字虽有其稳定性， 但发展到今天， 已经形成了古语与今语，繁复的词汇和表达的局面， 思想情感成之于诗， 必然面临文字的选择和最佳排列组合的问题。传统的中国诗又有格律， 声韵，对仗等形式和内在的要求， 这无疑又增加了转换的难度。

所列第一个问题， 与其说是问题， 不如说是属性，这是所有以文字做为表现媒介的艺术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好在诗本来是一种暗示，一种象征， 不要求我们面面具到， 而是以少总多， 以部分再现整体，恰如梅圣俞所说诗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明白这一点，就自然解决了思想情感的繁复性和文字局限性的先天性矛盾。 而第二个所谓转换的技术问题确实实在在是个问题。试再列苏轼关于画竹理论的论述切入：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识其所以然。夫既心既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

-----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苏轼在这篇记文中总结了画竹心得，并提出了“成竹在胸”的理论， 后来也变成了成语“胸有成竹”。然而自然之竹和胸中之竹却无法落到笔头和纸上，即“辞”之未“达”， 苏轼认为是“不学之过”，其实西方美学也有关于“转换” 的论述，即认为任何美学的“表现”都是要突破媒介的困难， 无论绘画，写作的表现过程都是一种意识控制筋肉的动作，不断的训练目的使这种筋肉动作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反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艺家十分重视锻炼的原因，书法上“笔秃千管，砚磨万锭”也是为了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熟能生巧的地步。 当然苏轼在这里主张多学多练是多方面 的，这篇论述某种程度上也可是所有文学艺术创作的指导。这自然也包含诗歌的创作。 除了要发现美，抓住灵感， 语言以及形式的锤炼是永远需要的。

纵上所述，从概念的提出到发展深化，并从文艺创作的原理上厘清了“辞达”的准确含义，我们知道“辞达”是一切文学乃至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 也是衡量文艺作品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尺，而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的诗歌也是适用的。然而须清楚的是中国古典诗歌具有高度凝练的特质，还含有音律等形式上的要求，这无疑给写作者增加了更高的难度，需要突破这种固有的媒介难度， 我们才可以随心所欲地去“言志”。要掌握诗歌的“辞达”，不断的学习锤炼必不可少。当然不乏好事者会说，好诗都是自然流露的，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这些是从艺术欣赏者或读者的角度出发而得到的印象，真正的过程则只有创作者知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即是这个道理。对于诗歌创作的诸多争论，不管是文道并重，文质并重，诗缘情而绮靡，是形式重要还是内容重要等等，从美学角度来看， “辞”是否能“达”都是关键， 它是原生态的生活，粗野的情感能否成为艺术之核心。应当从理论上加以认清， 而非时人所以为的写作的最低要求，而应是一种极高的要求和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