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我就从书本上看到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而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毋庸置疑,这话讲得很有道理。
一个人,在生活的旅途上,要想走得更远,大抵是要跟他人结伴同行的,即便没有一群人,也至少需有三两个人,正如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即便是没有我师,也能排遣孤零,有所回应。
比如写诗吧,即便没有人懂,抑或没有人感冒,也勉强点一点头,说几声,“嗯,哈哈……嗯…”这便算也有了回应。总比一个人,兀自地念叨着或沉默着强。
文学之路更是这样。尽管贾平凹说,他写东西从来不考虑读者喜不喜欢,但读者的回应还是很要紧的,一个作者若是写出一点东西来,只孤芳自赏,像李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样,虽没有什么不好,但毕竟有些无意义了。若真是只为了自个儿享用,大可不必写下来,便任由它在心里默默翻腾一会儿,再悄无声息地沉没下去又有何不好。
若要写出来,还是要有人回应的。读者赞扬也罢,共鸣也罢,即便是唾骂,都是十分好的回应。有了读者的回应,写东西便有了更深的意义,有了它的奉献性、分享性和交流性。
有了读者的回应还不能算圆满,还需有同行的回应。同行的手,有粗有细,有拙有巧,有旧有新,有平有奇。大多的时候,是你写这个,我写那个,但有时也会扎堆儿,你写这个,我也写这个。写出来后,自然是有高有低,有优有劣,有呆有妙。但都无妨,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好比一条街都在做点心卖,做出来了,好不好,食客自然最有发言权,但同行的师傅也是可以互相尝尝对方点心的滋味的嘛。好不好,尝了之后,彼此的心里自然是有一杆秤的。这时,大抵是有切磋的意味了。切磋之间,好的自然知道了什么叫不好,不好的也自然知道了什么叫好。于是,好的往更好的做,不好的向更好的学,大家相互学习,彼此鞭策,一条街的点心,也自然会红红火火,食客不绝了。
我自然是晓得这个道理的,可我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却常常是闭门造车,独来独往。即便是遇着一点回应,也少得可怜。这真是我文学之路的悲哀。
我到底是从什么开始写诗的,连我自己也想不清楚了。
上小学,在杏园的时候,有几次放学后,在舅家吃过晚饭,我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望着傍晚发呆。几棵核桃树上的核桃已经被打光了,傍晚的阳光从山坡上慢吞吞地走下河道去,一点点隐藏进河道的柳树林里。抬头,几层云浪被晚霞染得炫目耀眼,三两只归鸟正扑腾着翅膀缓缓地飞回山坡上的花栎林。望着这些奇妙的景象,我一个人呆呆地一直坐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才回家。
多年以后,再回想起这些景象,我才渐渐读懂那个遥远的傍晚里,那些美好的且是永恒的景象。我渐渐看清,那每一棵树上,那每一朵云里,那每一个鸟背上……都写满了诗!
上初中后,在教室上自习的时候,除了看课本,做作业,更多的时候,我的眼睛都透过小小的窗户,望着那些傍晚的山坡和挂满云霞的天空。那个时候,我虽然也写了一些散碎的诗行,但更多的精力,我都在用来给我的第一部小说—《火红的黄栌木》翻土和灌溉了。可惜,那部小说最后也没能保存下来,现在都跟那些散碎的诗行一起,被无情的时间冲刷掉,只剩下了些许零星回忆的痕迹。
严格说来,我的第一首诗词,是在高中的时候写出来的。就是下面这首《永遇乐·革命公园感怀》。
五千岁月,峥嵘俱自秦关流过。庆典烽火,长安街上花开花飘落。故城残墙,寂寞楼阁,烟文霞画镂刻。北风阔,鹅羽雪飞,参差百万屋舍。
华清兵谏,张杨难作,促成抗日纵合。七十四年,耳仍回荡,枪声潼关热。往事随波,公园门前,满眼落木瑟瑟。用何评:千古功过,是非今昨?
记得,这首词是我在学习了辛弃疾的那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后仿写的。词中回忆了我在上初一时负气离家出走,一个人扒火车初次来到西安,游走到西安革命公园时的见闻与感想。
那个晚自习,这首写在随笔本上的词被我当时的语文老师张光琴在班上当众诵读了一遍。
她在读的过程中,把我词中“长安街上花开花坠落”一句改成了“长安街上花开花飘落”。记得她当时好像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把“坠”字改作“飘”字。我猜想,她或是因为“花”用“飘”字比“坠”字更自然吧。但我当时用“坠”字的心思在于,我想表现一种声感,显然“坠”字比“飘”字更能表现这种声感。但我最后还是默许了张老师的改法。
因为,在我心里,她是比较让我尊敬的一位师长。她在学校授课,在家做饭,相夫教子,这些与别的老师都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她还是一个有一定审美的人,她比较有独立的人格。她会写毛笔字,而且写得还不错。从她在课堂上的零星话语中,我感受到她对公立学校的一定程度上的失望。
高中毕业后,我很少再见过她。后来知道她,在我毕业后没几年,就离开了县中,去了县教育体育局工作。
记得,有一年,我放暑假回家,傍晚在绣屏上散步的时候遇见过她一次。我往山上去的时候,遇见她正一个人从山上散步下来。
但那次我们并没有搭话,此后,我就再没有遇见过她了。
张老师,算是我诗歌道路上,第一个给我回应的人。尽管她对诗歌也许并没有什么热情,但我感受的到,她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欣赏诗歌的,而且,她能在适当的时候不吝给予我一定的回应。
现在,我在诗歌创作上时续时断,日渐没有了热情。缺少读者的回应是自然的,但缺少同行的回应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这个时代,诗歌注定只能被不断地边缘化。在城市的疯狂扩张下,跟随着日趋衰落的乡村,诗歌正一点一滴地退缩和消亡,在广阔的大地上,诗歌只能在钢筋水泥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也许有一天,诗歌会彻底消亡,从现实生活中风干为古老书页上的林泉和鸣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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