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是由农业发展起来的。夏商周三代是农业社会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易传》提出“三才之道”，视天、地、人为一整体，认为天、地、人存在着普遍的联系。这种思维的集中体现就是“天人合一”。这个“天”，既指自然时节的、具法则意味的天，也指一种超越自然、超越人力控制的宗教意味的天。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比较淡薄，重视人生的价值，又逐渐将宗教人文化。在中国人看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按照天的自然法则而生成，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和谐是最佳状态。

农业文明的起源来自于中国人对于天地运行规律和万物生长规律的掌握。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自然规律，周而复始的物候、节令，都与农业生产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紧密相关。例如，从需要出发，我们的先民就在天文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天文星象也成了诗文描述的对象。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十）这里所引的星象都来自《诗经》，其中说的“农夫之辞”“妇人之语”“戌卒之作”和“儿童之谣”，表明当时农、兵、妇、孺各阶层人，“皆知天文”。我们今天对“七月流火”为什么有不正确的解释？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天文现象，火是大火星，以色红似火而得名，为二十八宿之一，有星三颗。它是夏天夜晚空中主要亮星之一,是有名的红巨星，对于古人授时定候有着重要的指示作用。它每年夏历六月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是正中和最高的位置，到七月黄昏时位置开始偏西向下移动,古人称之为“流火”。到了这个时候，妇女们就该赶制棉衣,为亲人们准备冬装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古人认为天地人是相通的，人和大自然是很亲近的，而且把大自然拟人化，给大自然赋予了人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们看到的天地万物都是诗意的。比如月亮、牛郎织女，我们给她创造了很多美丽的故事和传说。

说到诗性思维，我们知道19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就认为，原始人把自己与大自然分得不清楚，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对世界的反应是一种独特的、富于诗意的“诗性的智慧”，或者说诗性思维，其特征是主客体不分、心物合一的圆融境界。这是建立在感性基础之上的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创造性思维。中国人的诗性思维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立场所化育、培养的。诗性思维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传统。所谓诗性,顾名思义,就是“诗”之特性：以己及物，由物言情，予物以生命化、人格化，最高境界是物我相融，物我皆忘，天人合一。因此，在思维方式上更深层次表现为重比兴与联想，重自然、重情感，重古人的经验，重感悟等。

中国人怎么看待诗歌的起源？既然天与人是相通的，人的性情都能与天 （自然外物） 相应，天与人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感应、交流，即感物兴情。受此观念的影响，中国人认为诗歌起源是人的心灵受外物感动的结果，这就是“物感说”。这是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涉及到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国艺术的起源问题。
如果和西方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来比较，我们可能对中国人的思维特点理解得就更深刻了。我们知道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主要倡导的是“模仿说”，这也是西方文论最重要的观点。柏拉图有个“三张床”理论：第一张是“理式”的床，那是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他认为这是床的真实性；等二张是木匠依据“理式”所创造出来的床，这张床是对“理式”的模仿；第三张是画家模仿木匠的床所创造的艺术的床，这是一种模仿的模仿，它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它们分别代表了世界的三个层次: 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因此，他们认为真正的美就是对事物逼真的模仿，形似高于神似。其文学更多地具有叙事传统的现实性，其文艺思想具有明显的逻辑理性。需要说明的是，古希腊的艺术模仿说，一直支配到欧洲的17世纪，直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来，对美的成立、艺术的成立，才开始了真正的反省。

中国人则秉持“诗言志”的观念：“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认为诗的产生就是诗人内心情志表达的需要。《毛诗序》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可见诗是情志的结合，情与志是浑然不可分的。这已说到了诗的本质。但是，中国人对情感的抒发又有明确的规定：“发乎情，止乎礼义”，即诗中所表达的情志要合乎礼义规范，就是要有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