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含有其先验的理想和存在的必然性”。那么，作为艺术品的诗歌，与其产生的时代也天生地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必然性。

以1980年代的诗歌为例，可以视其为一场迟来的青春期的印记。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在一首诗中慨叹，“仅仅掌握那盲目的印记难以令人满意，因为它仅仅一次性地适用于一个人”，若干年后再去寻找暧昧而又盲目的青春期印记，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也许能激起一点记忆的涟漪。显然，我国1980年代的诗歌也不例外，它们表现出“先验的理想”特征和时代赋予它们的存在必然性。

1980年代诗歌首先表现出的特征便是反叛。我们知道，“逆反期”是一个人从儿童到成人过渡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这个时期，他就永远不会成长，永远不会成熟。初期白话诗可以说是婴儿期，随后的新诗（192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之前）可以称为童年期。进入1980年代，现代汉诗也就在忙不择路中进入了青春期。在青春期，产生多疑、偏执、冷漠、不合群、对抗社会等性格特征，往往还会使原有的信念动摇。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蜕变过程啊，这是从蛹到蝶的嬗变。在1979年之后，中国社会正悄悄开始一场从里到外的变革，其主要特征便是思想解放、价值重估。尼采的“对一切价值重估”似乎经历百年之后才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发挥其“蝴蝶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成为这个社会中最为敏感的群体，犹如古诗言“春江水暖鸭先知”，“反叛”成为他们主要的内心诉求，并且他们还迅速地以反叛来标榜自身的存在位置。他们反叛过往的话语体系，释放被压抑已久的对自由和空间的极度需求。他们的表现几乎是狂热的，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不断地强化自我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位置感，不断要求实现作品的经典化和历史化。他们以相对进步的价值观来映射一个时代的变迁，并希冀以他们的努力取代早就应该翻过去的陈旧一页。只不过这场“青春期”来得有些迟疑，这就使诗人在没有充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在精神匮乏甚至是真空的时刻，各自寻找自己的精神资源。在各自不同的精神资源下，又形成了1980年异彩纷呈、面目各异的诗歌写作。

在这一过程中，诗歌作品普遍流露出崇高、抒情和想象的特征。事实上，这些特征并非到1980年才出现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或者说是中性的、必然的）传统。因而，1980年代初诗歌作品中的这些特征，可以说是时代的遗产，是时间缓冲的结果，是历史惯性使然。文学的源泉之一就是曾经的文学记忆。正如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所说：“文学的思想依赖于文学记忆……诗性的思考被诗与诗之间的影响融入具体语境。”即便这些诗歌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它们可怜的“文学记忆”也决定了它们的成就。

在普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为文学史所积淀的词语、意识，那些固有的文学（或者诗歌）形象充斥在作品中。在1980年代，诗人是一个勇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群体，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也没有必要神话这种理想主义）。他们发现，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及时地启蒙国人。他们激情澎湃，展示了生命的美与活力。因而，他们又主动承担了启蒙者的角色。在今天看来，他们大无畏，是可钦可佩的。他们大战风车，有如堂吉诃德般之荒诞。这些矛盾交织在他们身上，使我们依稀看到1980年代诗人们的面影。他们自作主张地为自己加冕，加封自己为时代骄子、无冕之王。这些救世情怀一方面展示了诗人可爱、当然也有些幼稚的性格。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1980年代的诗人是真实的，他们服从于自己的内心。他们从自身存在的生存状态出发，以价值选择困惑和文化冲突夹缝中的心态和体验，直接切入现实生存的地带，时不时地传达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事后看来，1980年代的诗歌是“问题少年”，它们展示了可能性，同时兼具了不稳定性和未完成性。1990年代，有诗人提出来“中年写作”，似乎也从侧面说明了1980年代的诗歌写作是处于“青春期”的写作。

在历史的迷雾中，诗人们完成了属于他们“一代人”的表达。新时期以来，诗歌的先头部队似乎被贴上“先锋”的标签。其实，“先锋”是一种历时性表达愿望。在以春秋代序、先后为本的时间线上，“先锋”只是找到一个抢跑的位置，它并不证明文学的进化性。任何一位真正的创造性诗人必然地都会成为自己的先锋派。在他的成长历程中，他会不停地走到自己的前面、自己的侧面、自己的反面。他是自我的革命者，从其自身内部产生了他自己的反对派，并在不同阶段，分蘖出一个个“先锋派”。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是属于作家自身成长的秘密存在。

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我与时代”的存在关系。弗里德里希·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说：“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然而，感知与把握自己的时代又是极其困难的，阿甘本给出一条道路：“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位，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

杜甫深深地契入了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他的诗歌写作为“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写下了最为精当的注释。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的道德”要求诗人能够勇敢地承担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道义。诗人们自觉地寻找自己和时代的合理距离和位置，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这大概也是我们诗人今天所要肩负的“诗歌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