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20日是邹绛先生百年诞辰。邹绛是我国著名的诗歌翻译家、诗人和诗歌教育家，他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在研究所，方敬、邹绛、吕进一起被称为研究生的“三大导师”。1986年成立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是新文学诞生以来的第一家独立建制的研究新诗的实体机构，也是国内外华文诗学界公认的新诗研究圣地。邹绛在这里度过了他的人生的最后十年，也是他的人生最富成果、最愉快的十年。

邹绛热爱中国新诗研究所，时时事事都挂念着研究所，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生命融进了研究所的发展事业当中。我和邹绛是两辈人，但他从不以长辈自居。诗人流沙河曾经送过我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锯齿啮痕录》，我看到了书中展现的一个有趣画面：1952年，成渝铁路在成都火车站举办通车典礼。流沙河在现场，他当年是位年轻记者。而我呢，则是在成都火车站席地而坐的川西实验小学的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的我们不断地唱着：“哎——，哎嗨，哎嗨，哎嗨哟，代表们哟来得早哟，我们向你问声好啊，嘿！” 而邹绛，正是我们“问声好”的从重庆坐首班列车来蓉的重庆代表之一。他是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比我的入会时间足足早了30年。但是对我这个晚辈所长，邹绛从来理解我，尊重我，维护我，他是我全天候的忠诚朋友，很给力。我们是忘年交，并肩开路，同尝艰辛，友情很深。

1996年1月邹绛去世后，北京《诗刊》快速地刊发了我写的悼念文章，题目是：《人到无求品自高》。我在灵堂的邹绛遗像两边，挂上了我写的对联：“毕生奉献，蚕至丝尽方作罢；一世淡泊，人到无求品自高。”是的，人到无求品自高。翻译家孙法理教授是邹绛的武汉大学外语系的校友，也是邹绛的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同事。他写道：“邹绛是我的老学长，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多，却从没有听见他发过一句牢骚。我曾经对学生说他是个圣人，学生也有同感。”

邹绛声名远播。他就是一部外国诗歌的活辞典，精通英语和俄语。许多中国读者都是通过他，才认识智利诗人聂鲁达、美国黑人诗歌和俄罗斯诗人巴格里茨基的。他还是新时期格律体新诗有影响的倡导者，在诗体重建上多有贡献。他去世以后，诗人张继楼曾给中国新诗研究所送来一幅挽联：“ABCD随风去，平仄对仗留人间”，十分准确地概括了邹绛的成就。

邹绛是学术权威，长期担任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外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但是他虚怀若谷。从1983年到1992年，重庆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邹绛主编的4卷本《外国名家诗选》，一时洛阳纸贵，实现了邹绛编出“一部丰富多彩而又耐读的诗选”的预想，我翻译的几首俄罗斯诗人伊萨可夫斯基的诗也荣幸地被他编入。著名诗歌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把这套“诗选”列在“外国文学阅读书目”的“诗歌类”之首，这当然是很高的评价了，但是，我却从没听他自己说起过这事。有一位现在已是中山大学教授的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生，当年的两首译诗，是邹绛一手一脚帮他改的，因此收入《外国名家诗选》时，他郑重地将邹绛列为第一译者。书出来后，他一看，邹绛早已把自己的名字删掉了。

邹绛是一个淡泊的人，低调的人，几乎从不谈论自己。有一次我到他家去谈工作，在他打开书桌抽屉翻找我需要的资料时，我偶然看到抽屉里有一封胡乔木给他的亲笔信。我立即取出来，抽出信笺阅读。胡乔木写得很热情，对邹绛倡导现代格律诗赞许有加。胡乔木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且具学者身份，读书较多，发言慎重，他明确支持邹绛的努力，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啊。邹绛却以寻常心对待，把这封信雪藏了。如果不是我的偶然发现，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

邹绛西去后，他的姐姐邹德鸾女士给我写来一封长长的信，一共有6页。邹德鸾比邹绛长6岁，在信里她简短地回顾了弟弟的一生，也叙述了弟弟对新诗研究所的深情。读了德鸾女士的信，我才更详细地知道了邹绛的人生道路。邹绛本名邹德鸿，因为追求革命，以“邹绛”为笔名。绛者，红色也。当年正是为了躲避他的家乡四处川乐山的反动当局的追捕，才来到重庆。邹绛是“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侄子，民盟盟员，在1949年以前就和地下党时有接触。1947年，邹绛曾接待了母校武汉大学地下党介绍前来的一位党员，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小说《红岩》写到的江姐。邹绛这样一个追求进步而正直的诗人，在上个世纪的“反右”中，居然被罗织罪名，打为“中右”，差点落入“右派”的深渊，实在令人不解和遗憾。

邹绛给自己树立的人生标杆很高，他是一个完全没有低级趣味的脱俗的人，纯净的人。他的境界很高，“吃的是草,吐的是奶”。时间也许可以划分为无价值时间和有价值时间，可以说，邹绛的时间全部是有价值时间。他在诗的世界繁忙，对诗外世界的一切不愿花时间去关心。住的是一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的小房间，一日三餐都拿着饭盒去学校食堂打饭。1987年学校评审高级职称的时候，人事处长老宋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次教授名额不够，邹绛就评研究员吧。他说，研究员的任职条件其实比教授更高，但是一些人不了解，总是更愿意评教授，“请你这位所长务必抽时间亲自上门，做好邹老师的工作”。我自然心中有数：这等“俗事”，何须上门啊！我打电话给邹绛，说了情况，他只“啊”了一声，就转过来谈编辑新诗研究所的所刊《中外诗歌研究》的一些事情了。考虑到邹绛从来没有出过境，我便向境外的大学推荐邹绛，他很高兴，但是又反而来规劝我：“老吕，出去的事都不要考虑我，我手头还有好多事要做啊！”这是一种多么耀眼的光亮啊!

他住进医院以后，我只要去探视，病房就等于开起了工作讨论会，研究生啊，学术梯队啊，当然更多的是《中外诗歌研究》。在弥留之际，他还在病床上向教学秘书小李口述研究生期终考试的考题,当夜,他就离开了我们。诗人梁上泉曾经有一首写邹绛的诗,有“生死是吾师”之句,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对名利满不在乎的邹绛却是外圆内方的。他诚挚宽厚，但是他是非分明，对于不择手段满足一己私欲的人，表示出了很大的鄙视。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文化革命中。那时西南师范大学被驱赶出重庆，迁到四川梁平县的一所中学里。我和邹绛都发表过文学作品，所以按“革命”标准，都是与文艺黑线有关联的“有问题”的人，被集中关在一间单独的小房子里，便于看管。房子外面有个水缸，是全系教师的饮水，晚上由人轮班值守。我发现，已经开始第三遍轮值了，仍然没有叫过我和邹绛。我找负责人抗议：“你们是不是怕我们要在水里投毒？”于是我们也值班了。我很得意，但是我却第一次听见邹绛抱怨：“十冬腊月的，这么冷，争什么值班嘛。”我说：“这可是革命群众的资格啊！”他苦笑：“哎呀，别理他们那一套。”大有“看庭前花开花落，观天上云卷云舒”的气概。

在邹绛先生百年诞辰前夕，重庆出版社及时推出了新诗研究所编撰的《邹绛诗文集》。纪念活动的消息发出后，要求到会的来函很多。新诗研究所所长向天渊教授给我发来微信说：“吕老师，人很多，看来要换更大一些的会场才行。”其实原来安排的会场，是北温泉公园的数帆楼，既是名楼，又是中国新诗创研中心的活动场地，已经不小了。看来邹绛没有远去，这位“人到无求品自高”的“圣人”永远令人感到亲切，永远让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