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西域生涯后，作家沈苇回到了江南故乡。

西域三十年，是一个从“湖人”到“胡人”的嬗变过程。现如今，这个尘满面、鬓如霜的中年“胡人”，又被摁上了烟雨江南的三点水。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何为“江南”？

新诗集《诗江南》，是沈苇为“故乡”而作，书写江南的自然、历史、人文、日常、物事与人事，同时关涉“诗路浙江”、生态文明、世界丝绸之源、国家文化公园之大运河等方面的内容。沈苇的江南地域性抒写，诚挚而共情，复魅而独异，如其所言，他在诗歌创作中，“重新发现江南”。

三十年西域生活后，我在2018年底回到了江南。游子归来，却如“异乡人”的又一次漂泊、又一次起航。

三十年来，在西与东、水与沙的地舆切换中，我有时称自己是拥有“两个故乡”的人，但仔细一想，我热爱的西域我已不在场，再也无法亲历它鲜活或滞缓的日常，我回来的江南，也不是年少时的江南了。只有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是我独一的、他人难于复述的路。

但，还是百感交集地归来了。如果说当初离开，是为了蒸发掉一个“水乡人”身上多余的水分，那么如今归来，则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上最后的水源和水分，不要让自己蒸发到干旱、干涸。“恪守艺术的训诫，包括研究艺术、历经坎坷和保持蛙皮的湿润。”在浙江师范大学求学时，读到罗伯特·勃兰这段话，眼前一亮，许久回味，它对我今天的生活与写作，依然有效。

有人说我的西域三十年，是一个从“湖人”到“胡人”的嬗变过程。现如今，这个尘满面、鬓如霜的中年“胡人”，又被摁上了烟雨江南的三点水。

归来，江南仍在那里：她的自然、山水、风物，在那里；她的意境、诗情、画意、韵致，在那里；这个“清丽地”“温柔乡”“销金锅”，南朝人称之的“欲界之仙都”，马可·波罗看到的“尘世许诺的天堂”，也部分地在那里。只是，时间已来到二十一世纪。

作为一个地舆概念，江南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历来有“小江南”（狭义江南）和“大江南”（广义江南）之分。但作为一种独有的精神气场、气象和气质，不管你在不在、出现不出现，江南一直在那里——江南一直在江南，在她的清丽灵秀、文章锦绣之中。

江南文脉，赓续绵延；她的文学传统，特别是诗歌传统，茁壮独秀。但江南不能简化为“美丽”和“富庶”，她也不是文化单一性的代名词，因为江南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身内部的差异性和丰富性，河与海、泥与焰、丝与剑、吴与越、平原与群山、谢灵运的“山水”与干宝的“志怪”、鲁迅的勇猛尖锐与丰子恺的温暖慈悲……构成江南之精神的两极、多维，唇齿相依，杂糅一处，融会贯通。江南积淀深厚的新旧传统，构成了今天写作者面临的挑战和“影响的焦虑”，当然，还有每一个写作者置身当下、面向“云时代”急遽变化的经验的切身性和眩晕感。

在江南写作，好的地方很多，无须多言，但仍像在西域一样，需要自己时时内省，警惕地域自大和地域自恋，不能沦入地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迷人陷阱。庄绰《鸡肋编》云：“西北多土，故其人重厚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江南写作容易“小富即安”，过分讲究趣味、情调，容易偏狭、潮湿，染上某种黏黏糊糊的个人中心主义习气，还有湿气太重带来的扭曲膨胀、变形变异，才子气以及才子气的穷途等等，这些历代都有典例。但面对成就不凡的当代诗歌，新疆时期的我，最爱阅读的仍是江南地区优秀诗人的作品，其中的纯粹、通透和语言的考究、精准，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能够使我免于长期“孤悬塞外”可能带来的心灵和语言的萧瑟与粗糙。

游子归来，如何重新发现江南？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如何有一些新的创造？

离开，然后归来……曾经，我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三十年足够漫长，却转瞬即逝。而现在，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发现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发现一条运命之河，用海市蜃楼去拥抱江南的山山水水……是这个时候了。或许，我还可以用一双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发现江南，看看自己能否看出一些新景致、一个新的沉潜的世界。

2020年春天，我重点开始新诗集《诗江南》的写作，两年下来，写了一百二十多首，加上西域时期陆续写的、挑选出来的，形成一百五十首的规模。“江南”是个大主题，也是一个大传统，今天的江南写作，无论拟古、仿古还是新山水诗，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必须将“江南性”与“当代性”结合起来，换言之，要：置身纷繁复杂的现实、回应伟大悠久的传统。在写作过程中，我对自己有三个提醒：警惕湿气和黏稠，消解写作惯性和过度的个人化；将自然、人文与“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语）相结合，形成“并置”“多元”的效果；继续践行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混血写作”“综合抒情”的诗学理念，在地域性写作中呈现“去地域化”的风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