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店和《诗刊》

赵 俊

1998年，我开始在德清县城武康上高中。从高一起，我发誓，要开始好好读书写作。我将一个月800块的零花钱中的60%用来买书和杂志。其中，就订阅了《诗刊》《人民文学》和《散文海外版》。其中，《诗刊》我是都读完的。有时候，我还要画圈，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刊物上的很多名字，都是我们湖州的。没有电脑有一个好处——你不会去查诗人们的履历表，你只会去阅读诗歌本身。

和几年前不同的是，消费主义的浪潮已经开始席卷这座县城。人们不再去新华书店排长队买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书，也不再买地摊上天天叫卖的《王朔文集》，更不要说谈论诗歌了。在八十年代的狂飙之后，我们县诗歌写得最好的周江林撇下了一万多首诗去了京城，临走前，借着酒劲对着邻县的潘维说：“才华，就是用来浪费的！”

如果说，县城里还残留着一点对文艺的尊重的话，那也是将他们留给了除文学之外的部分。比如，我会和比我小一岁的远房侄子穿上刚买来的燕尾服，在小镇唯一的一间电影院神出鬼没。夜色，盖住了漏风的袖口，也让我们单薄的身体在宽大的尺码面前显得不那么滑稽。更多的时候，为了附庸风雅，我还会去学小提琴、油画等等看上去非常高雅的艺术，以显示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说实话，那时候我非常自卑。别看现在的莫干山区域成了全国排名前列的民宿基地，在那个年代，我们那里是整个德清最不发达区域。小学的时候我还在乡下读书，从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都是在村里读的，都是代课老师。到了五六年级去乡中心学校读书，发现老师们都愁眉苦脸，乡政府时常发不出工资，拖欠的事件经常发生。后来，我还写了一首诗——

在我的身体里，

还住着他们的粉笔灰。

那些在黑板上魔幻的汉字，

像是茅山道士的符被我吞服。

它土著的简陋和美，

曾是课堂全部的表达。

当瘦弱工资单喂养出贫瘠，

白发在黑夜中更加丰硕。

当他们谈论我，

将我从人群中区分。

后来的价值观是失效的，

“善待每一个”的箴言未曾写就。

希望是潮湿柴房的微弱火苗，

他们只能点燃周围的一小簇。

当我在乡野中寻找那些丢失的脸。

民宿穿着簇新的衣衫，

拒绝着记忆的倒灌：

那再也无法模仿的陈旧，

那贫穷的分泌物。

那距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困境，

曾被悲情的演说吸纳。

它早已被车轮吞噬，

曾枝繁叶茂的身份问题，

再也没有分蘖出旁支。

用他们的忧愁铺就的马路。

曾摩挲着镜片下的自行车。

如果现在出现书生样的老者，

那身体里部分复活的记忆力，

应该动用谷歌地图的精确，

像拓片一样辨认出被尘封的脸。

那曾爱惜我的、人体的导航仪。

1995年，因为父亲在浦东做生意赚了点钱，我们举家搬迁到县城，那时候，我们正好赶上新县城建成，老居民们的有色眼镜无处不在，只要说起自己的乡村身份，那些从小生活在城镇的人就有了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因为我的皮肤白皙，再加上当时我父亲做生意小有成就，当他们听说我来自于山里时，总会窃窃私语：“看上去像个公子，原来是个山里猫，可惜了。”在我们当地的俚语里，“山里猫”是一个略带调侃但具有一定侮辱性的词语。

为了将自己埋藏得深一点，也为了摆脱“山里猫”这个污名化的词语。我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写诗。为此，我不惜变成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为当时我读到《海涅诗选》的一句诗：我是剑，我是火焰！当我从那些女孩子面前走过，我想象自己也是遗世独立的人，每当她们对我评头论足，我总是心理暗示：我是负有使命的人，那些冷嘲热讽能说明什么呢？诗人不都是被侮辱和损害的么？

1995年，我在《莫干山报》发表了几首诗和文章。虽然，都很幼稚、粗糙，但我已经认定自己是一个诗人。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对我的装束指指点点，我冲到她面前，她以为我要跟她大声理论。但我只是在她面前站住了，对着自己的嘴巴作出“闭嘴”的手势：“对不起，我是个诗人！”

我父亲的生意步入了正轨，我的口袋里时常揣着上万块现金。很多时候，这都是父亲奖励我的。因为我的发表，让他觉得在生意伙伴和战友面前脸上有光。为此，即使我花钱大手大脚，父亲也并不在意。想来，这是诗歌带给我第一次的“红利”。有一次，到他一个朋友家里做客。看到茶几上有一本刚出版的《诗刊》，他笑着对我说：“听说你也在写诗，你可以看看这本杂志，知道一下现在的人怎么写的。”他还神秘地告诉我，中国现在最有名的诗人也是湖州人，还和你同姓呢！他看着我一脸狐疑的样子，就不卖关子了，他说，他就是北岛，原名赵振开。

但更多的时候，我面对的是县城迅速的膨胀。海子诗歌里的词语，在这里正一步步地丧失，农业抒情和工业文明在来回摇摆。那一座座建起来的新楼，将稻田慢慢吞噬。诗歌从炊烟的故乡迁徙了。

这种情形维持了三年。三年后的高中，那已经不是县城学生的概念了。当时的德清高级中学，可以说集合了我们整个县的精英。那些农家来的子弟层出不穷，在他们面前，我已经做了三年的城里人。照理说，我已经不再需要用诗歌来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了。事实是，他们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怪圈——应试教育的毒害。看着他们对文学的不屑，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买书、订阅杂志，当然是，更为了和这些人加以区分。《诗刊》对我来讲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对抗这些陈词滥调的应试言说，阅读诗歌，是一种洁净自我的方式。

因为家里的报刊箱时常收不到杂志，我跟邮递员说，你就把杂志放在小区沿街的米店吧！这给了我一种全新的体验——每当杂志到手的时候，总伴随着一阵米香。有一次，我的同学来找我，看着我拿杂志的样子，他说出了一句很有政治意味的话：精神和物质文明双丰收。我笑着对他说，看来你真的当不了诗人，你只能做官了。

那时候，我就飞奔到家里，在风铃前疯狂地阅读。我那时候就在想，要是能在《诗刊》发表一首诗，我就心满意足了。尤其是，当我父亲在2000年因心肌梗塞猝然离世，诗歌更成为我唯一的安慰。

人情冷暖，以前围绕着他的人都远去了。他们在短暂的问候之后，都消失了。《诗刊》还在，诗歌还在。那一年，我含着泪水写下《头发》一诗。在诗中，我写了江南的一种风俗：当你的父亲去世，在五七结束之前，你不能剃发和剃须。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些泪水就滴落在《诗刊》上。多年以后，我翻出这本杂志，发现封面被濡湿后，还留着一片斑点。那时候，我并不能预料，我还能和这本刊物结下不解之缘。2018年，李少君老师约了我的作品发在了《发现》栏目，并配发了李建周和张永峰两位评论家的相关评论。2017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我刚从深圳回到湖州，在一家小饭馆里接到李少君老师的电话，冬日的寒冷在瞬间驱散了。果然，在次年春暖花开时，8个页码的诗歌和评论就发表了。

虽然从1995年开始，我就从没停止写诗，但我一直没有向《诗刊》投稿。我也很少和诗人交流，那些年在深圳做汽车杂志，天天在飞行。在游艇、香车、高尔夫球场之间穿梭，有时候我也会迷失，但只要想起我的旧居里还安放着《诗刊》，仍弥散着米店的幽香，我就会从这些肉眼可见的日常中抽身离开，回到那深不可测的诗歌现场。

2021年，在疫情中，我赶赴山西沁源参加了37届青春诗会。在他们当地的花坡前，我的指导老师陈先发拍下了当地的一张照片，并在手机朋友圈命名为——《群山的秩序》。当时，我就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在几个月的一个冬夜，我在鲁迅文学院609号房间写下了一诗——《沁源：山坡羊》。

在绿草和花海中，

诗意终于登临，

它穿越庸常、迷醉和

和解的云梯。

有人拍下“群山的秩序”。

这是山和树形成的夹角

在视网膜中带来的训诫。

在这里，以诗为终身之名的人

超越了假冒诗歌为圣的人。

当这些草木在

牛羊的粪便中葳蕤如斯。

诗歌能穿透生死，

直接抵达本真的无人之境。

比如这些美好被吟咏，

你看到羊的舌苔，

又对准山坡上的野花。

这时候，元曲的颤音

在传统的坡度里打了一个趔趄。

它来到这里，

和你相遇。

告诉你，语言的花草

从不喂养相同的羊。

你已经出发，

不用回望，

汉语茫茫的归途，

从不曾存在，

它只有单一的滑行。

因这脚下的钙质，

需要羊和牧羊人的搬运。

是的，在此之后，我真的要踏上“汉语茫茫的归途”。因为，“群山的秩序”不啻为启示录：在这里，以诗为终身之名的人，超越了假冒诗歌为圣的人。似水流年中，父亲离开了，诗歌仍带给我慰藉。有很多人对我仍无法伸出友善之手，甚至走向另外一种反面：我的农村身份是造假的。想起当时农村身份带给我的困扰，和这一次遭遇形成了一次巨大的反讽。只是，诗歌仍散发着热力，引领我回到我真正的故乡：汉语。而《诗刊》和那家已经消失多年的米店，无疑是灯塔和指南针，让我永远不会迷路。

赵俊，1980年代生于江南第一名山——莫干山，曾参加37届青春诗会、40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曾出版诗集《莫干少年，在南方》《天台种植园》，作品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花城》《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曾获得过12届深圳青年文学奖、湖州市第4届青年文学之星奖等奖项。

我与《诗刊》

陈长江

也许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两种让你难以割舍的事物，它会像交情深厚的老友一样，与你在时光的跌宕中聚聚散散，把过往的挂牵、狂喜或失落，都反转为人生最华丽的诗篇。《诗刊》，正是这样一位让我心情复杂的“朋友”。自打与它邂逅的那一天起，我就正式开启了自己漫长的诗歌求索之路。

我的老家在湖北赤壁，那是一块诗的热土。在这片土地上，热爱诗歌的人一直都不在少数，我就是通过我们村里的师范生和诗歌爱好者接触到诗歌的。但那时的我，只是局限于读诗；而写诗，则是因为我17岁那年，与《诗刊》的结缘。

1987年，我第一次走进县城，发现在我们蒲圻县(现为赤壁市)邮电局门前，有一排报刊零售部，生意特别的红火。我清楚的记得那次进城的路费不够，是向同行的伙伴借的。当我和伙伴们一起转到报刊亭前时，我仿佛进入了一种幻境。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刊，有当时特别流行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有各种我感兴趣的报纸，也有更多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纯文学刊物。当其中两位伙伴在挑选小说时，我一直都把时间花在浏览报刊上，因为我想看小说可以找伙伴们借，但那些文学报刊却是我平时很难遇见的。在简单扫过一遍面积不小的摊位之后，我被摆在不太显眼位置的一沓《诗刊》给吸引住了。

它虽然装帧朴素，但却难掩大气。说实话，那时的我并不懂诗歌的好与坏，只是莫名地被一股神奇的力量所吸引着，沉浸其中。但那是私人经营的书摊，摊主为了保证书本的干净，一般是不太愿意让顾客长时间翻阅的；所以，在我翻看《诗刊》时，那位漂亮的女摊主一直不停地在我身边介绍这本杂志，想要赶快促成这笔小小的交易。

女摊主是一位极其专业的导购员。她拿《诗刊》与其它诗杂志进行对比，介绍它在大陆诗坛的权威性。我是第一次从她的口中得知，刚刚卸任的《诗刊》主编邹荻帆是我们赤壁人；我也是第一次从她的口中得知，我们赤壁籍著名诗人叶文福和他的作品《祖国啊，我要燃烧》，著名诗人饶庆年和他的《山雀子衔来的诗》……直到伙伴们买了小说，结完账准备离开，我还舍不得放下手里的《诗刊》。

我很感激几位同行的伙伴，他们看到了我的难处，非常慷慨地替我解围。大家都纷纷伸出援手，你一元，他五毛，好不容易凑齐了上十元钱，让我一连买了五本不同月份的《诗刊》。记得当时老板娘还以几本诗刊被读者翻旧了为由，给了我优惠价。

用我多年后一句调侃的话来说，自从有了《诗刊》的陪伴，我的人生开始“渐入佳境”。打那以后，我对诗歌的热情一下子就被激发了出来，成天忙里偷闲，如饥似渴、若癫若狂。在阅读《诗刊》时，我就像研习武功秘籍，品诗有了灵感，便开始捉笔创作，短短的两三年间，我创作了近两百首诗歌。我把这些习作都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笔记本上，带在身边多年，从来不曾分开过。

而正式开始订阅《诗刊》，则是我在去武汉求学之后。那时，虽然我的学业很忙，生活也很拮据；但我对诗歌的热爱，却已是不能自拔。在每个月生活费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我总是从勤工俭学得到的少得可怜的收入中，拿出一些钱来订阅《诗刊》。

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每个月对新一期《诗刊》的等待，那简直就是一种致命的煎熬。到了每个月的十号左右，我的心里就开始惦记着《诗刊》，经常来回于学校和邮局之间。我永远难忘那条全是法国梧桐的街道，那幢红色的小楼，那位穿着绿色制服的中年男人。他总能从众多顾客中，一眼就认出我来，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朝我叫道: “怎么这么性急，你的《诗刊》至少要到15号，15号，跟你讲过多次了。我们会帮你送到学校传达室的。”但我总是很健忘，隔不了一两天，我便又下意识地走在了那条熟悉的路上。

订阅《诗刊》数年，我把它们一部分收藏在老家的柜子里，一部分跟学习资料一起，摆放在学生宿舍的床上，就算是走出校门，我也会随身带上一本，随时翻阅。用我同学的话来说，我算是彻底走火入魔了。

直到1996年，我的人生进入了一段漫长的低谷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加上经济的拮据，陡然切割了我与《诗刊》的所有联系，我之前创作的大量诗稿，也在凌乱的生活中不知所踪。在那段苦痛的日子里，没有了诗歌的陪伴，我终日浑浑噩噩。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停地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频繁地更换工作，像一只无头苍蝇在人间跌跌撞撞，而诗歌则俨然成为了我不堪追忆的过往。有时，我会想起订阅《诗刊》，但都因为频繁地更换租住地，没有固定的落脚点，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我都无法实现。尤其是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加快 ，就连街头的报刊零售点也没有了。失去了《诗刊》的陪伴，我的人生似乎彻底的迷失了方向。

而再次与《诗刊》聚首，不觉已是2012年。

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台州本地的诗友。他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大批量订购各种大型文学刊物，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身边热爱写作的朋友。当我第一次和朋友走进他家时，他拿出几捆没有拆开包装的刊物，让我大为吃惊。这是一位豪爽的诗人，他一次就送了我一大摞崭新的《诗刊》。那天，我们聊了很久的诗，越聊越投缘。临走时，这位朋友对我说:“以后你不用自己订了，要看《诗刊》你只管过来取，反正我订这么多，就是为了推广好诗歌。”

朋友的话令我很感动。我几乎不敢相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这样钟情于文学，钟情于诗歌的人；我不敢相信，时隔多年后，我和《诗刊》竟以这样奇特的方式再次相遇。

从此以后，我和这位企业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一起讨论《诗刊》登载的好诗，一起探讨诗歌的创作。有了《诗刊》在学术上的引领，有了与朋友们思想的碰撞，我的创作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近年来，我的作品开始陆续发表在《诗潮》《上海诗人》《浙江诗人》等大陆、港台，以及欧美和南亚的华文诗刊。尤其是在2017、2018年，我完成三本诗集的编辑工作之后，结识了一大批著名诗人，其中也包括多位曾在《诗刊》担任过编辑工作的诗人，这让我对现代诗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的现代诗创作之路，开始越走越宽。

如今，《诗刊》已成为我文学之路上的一座灯塔。我关注《诗刊》，也关注其微信公众号上刊发的每一篇作品。在它粲然光芒的照射下，我一路栉风沐雨，艰难前行。我相信，在自己的不懈努力下，我的诗歌作品也许终有一天会刊载在《诗刊》这座华语诗坛的最高殿堂。倘若真有如愿的那一日，一生拘谨的我，定当舞之蹈之，饮之歌之，不胜欣喜。当然，倘若不能如愿，仅与《诗刊》为伴，与诗歌为伴，我这诗意人生也应该算是丰足无憾的了。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我对《诗刊》的情有独钟，其实很是纯真而朴素。我喜欢《诗刊》，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它总能让我莫名地感到心安。

  陈长江，湖北赤壁人，教师，现居浙江台州。曾于《人民日报》《诗潮》《浙江诗人》《上海诗人》等国内外数十家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首），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主编有诗集三部。

梦中的旅途

——《诗刊》社24届青春诗会日记

李满强

2008年11月中旬，我和诗人郭晓琦、苏黎一起去湖南岳阳参加诗刊社24届青春诗会。晓琦是交往多年的兄弟。苏黎是河西诗兄梁积林的夫人，这夫妻俩个夫唱妇随，一起写诗作文，传为甘肃文坛佳话。

能和他们一起赴湘，实在是人生一桩乐事。

早年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次旅途由是我向往已久的，就带了日记本，喝酒谈诗看风景之余，随手记下了一些旅途中的见闻，且命名为《梦中的旅途》。

11月12日

今天是启程的日子。

晓琦几天前就定好了去岳阳的车票。下午3点钟，苏黎从山丹赶了上来，三个人在《飞天》编辑部碰头，聊了几句，互相关照了一下要带的东西，就一起出去吃饭。

晚上11点20， K228次列车缓缓驶出兰州站，天色如墨，而我心怀美好，这梦中的旅途正式开始。

晓琦买的票是两个中铺一个下铺，下铺就理所当然地留给了大姐苏黎。大概是因为晚饭喝了几杯的缘故，我爬上卧铺后倒头便睡，三人同行，安全的事情自是不用操心。

午夜的时候，酒劲过了，睡意全无。看他们两个睡意深沉，不好打扰，口渴得厉害，遂下铺去倒了开水。

问乘务员到哪里了，说是天水刚过，正在驶往宝鸡的途中。

11月13日

这一日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在众多的交通工具当中，我最喜欢火车。我以为，如果排除在车站大厅里无聊地等待，以及在车站广场上和那些票贩子，小偷周旋的累赘，火车无疑是最适合于旅行散心的。汽车速度慢不说，空间过于狭小，无法舒展身体和思想。飞机太快，而且是凌空虚蹈，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和时差。而我们是一群适合在大地上生活和行走的人，火车能成全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好奇。

时间既然是冬天，陕西、河南一带的风光又和甘肃差不多，也没有耐心看下去的意思，在用方便面、大饼和苹果勉强填饱肚皮之后，我们三打牌小酌，打发时光。

期间去抽烟处溜达的时候，瞅见隔壁车厢里也有一黑脸大汉在喝酒，乖乖，靠窗的小桌子上摆着两个白酒瓶。后来在抽烟处又见到他，便攀谈起来，是临夏人，在广州做生意的，互相发了烟，相谈甚欢，他给我主动留了手机号，说是晚上在餐车里继续喝，他请客。回来给晓琦和苏黎说起，遭到了他们的一致反对，我只好作罢！

一夜于是无话，3点钟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地——传说中的岳阳到了。

11月14日

因为舟车劳顿，再加上在异地，睡得并不踏实。

早晨起来后，会务组北京和岳阳方面的同志都还没到，便和他们两个信步走出下榻的南湖宾馆。一下楼，就看到宾馆的前面的湖，哎呀呀，我自小在北方苦焦之地长大，哪曾看到过这么多清亮浩渺的水？

心下就忍不住激动。

吃了早餐，回宾馆，看见大厅里一个戴眼镜身着黑色高领毛衣的高个男子，和一个肤色较黑的男人在抽烟，我以为是宾馆的客人，没加理会。快上楼梯的时候，那人忽然喊我：满强！应了声，才知道是扬州的大哥张作梗，旁边的是浙江黄岩的天界，一股温暖从心里迅速升腾起来。作梗兄在界限论坛当版主，我以前常去界限上玩儿，应该是熟人了，但是一直未识庐山真面目，谁知他居然这般帅气英武。

中午，作梗兄吆喝已经提前到来的诗友去外面吃饭。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一个类似农家乐的地方，岳阳本地的诗人叶菊如做东。

说是吃饭，其实是喝酒。在坐的有张作梗、天界、郭晓琦、苏黎、黄金明、程鹏、韩玉光、张红兵、鲁克、杨方、王文海、叶菊如等诗友。我生性就是个张牙舞爪的人，一看许多人喝啤酒（我且叫啤茶），就嚷着要喝白的，菊如上了52度的邵阳大曲，用浅底黑瓷碗盛满，咣当一声碰了！

一碗热酒下肚，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大家也不像刚见面那般拘谨。

张牙舞爪的结果是，我最后人事不醒。后来据某同学说，他闻见那晚洞庭湖的鱼，都是满嘴的酒气。

11月15日

今天是24届青春诗会正式开幕的日子。

去宾馆的自助餐厅吃早餐，碰见林莽先生和蓝野、唐力兄，他们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听说你昨天大了？晚上吃饭也没见到你！我惭愧的笑，感觉挺丢人的。

吃过早餐，一行人去会议室。

会议由诗刊副主编李小雨老师主持，介绍了参会的有关领导和诗会的筹备、参会诗人的遴选情况之后，是主办方、协办方的领导致辞。广东青年诗人、《作品》杂志编辑黄金明代表学员发言，金明的广东普通话实在是不敢恭维，我只是记住了他的发言里面的几个短句：诗人精神上的矮化现象、需要自我完善等等。本来下来准备把他的发言要过来好好学习的，但是看到被《文艺报》的漂亮女记者要走了，只好作罢。

随后是专家发言。《诗刊》主编叶延滨认为：改革开放让诗人能够平等、包容地和世界对话。杨匡汉先生提醒诗人应该在怎么样让诗歌切入当前重大事件上下功夫，做到和而不同，在不同中突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写出神性的，灵性的好诗歌。

中国诗歌协会的张同吾先生在回忆了他的青春（热忱、单纯而又残缺）之后，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开放不仅解放了生产力，也解放了诗歌，恢复了人说话的本能。

中国作协创研部的何向阳发言别出心裁，开始就用了我喜欢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诗歌：如果我叫喊，谁将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也许，这是许多有理想的写作者穷尽一生努力的方向吧！

之后，一行人出会议室合影，参加岳阳方面的欢迎午宴，上午的会议告一段落。

下午两点半，林莽老师宣布了改稿的分组情况、需要提交的材料和时限之后，照例又是发言。 “黄埔军校”的老教头，诗刊的退休老编辑王燕生老师动情地回忆了第一届青春诗会的举办情况，和80年代激情燃烧的那些属于诗歌的日子。老先生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诗歌要发展，题材要不断拓展，观念要不断更新，这对那些依靠惯性和经验写作的朋友们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燕生老师发言期间，王清风副社长插科打诨，本来严肃的会议，于是变得轻松起来。

《诗刊》副主编、著名诗人李小雨在发言中谈到了几个观点，我记的不太详细，大致如下：1，诗歌创作还是应该以人为本，诗人应该在世界的高处，来审视时代发展的潮流，写出贴近生活的作品；2，要有意识的增加写作的难度，写出比较独特的东西；3，要注意诗歌的当下性，但是一个诗人当下的生活和庸俗的生活是有区别的，需要认真的甄别和判断。

晚餐过后，去周所同老师房间谈稿子。

周所同是我认识的诗刊的第一位老师。大概是2001年吧，在第一届甘肃李梦阳诗会上见过他，戴着一副墨镜，玉树临风的样子，让人过目不忘。周老师先让我们谈一些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然后是逐一分类解答。他谈到了诗歌写作中推进的问题，用了个比喻，让我赞叹：“好的诗歌应该是推开一扇窗户，再推开一扇窗户……”。

让我感动的是，所同老师还留着我2006年和2007年寄给《诗刊》的一些稿件，当时是留用了要发的，但是最后没有出来，这次他都带过来，重新整合在我今年的作品当中。对我作品当中一些可有可无的词语，他都做了详细的修改，而且已经在会议日程表的背面给我写好了推荐语。

能遇见这样做事认真的编辑，实在是我的福分。

11月16日

今天开始观光采风。

因为诗会将18号整天作为集中改稿子的时间，所以18号要参观的景点也放在了今天。

先去的是中坤集团控股的张谷英村。青石板路，小桥，流水，做油豆腐的人，排队做游戏的孩子……让人一下子似乎回到了桃花源里的景象。与其他古村落不同的是，当地居民仍然在这里生活，让人感觉到既有历史的虚幻，又有现在的真实。

在大家忙着拍照留念的间隙，我看到王燕生老师和王妍丁在村落的屋檐下坐着谈论诗歌，一副安静的样子，让人感动，我悄悄地给他们拍了张照片。

午饭是在张谷英村吃的，因为前几天的醉酒，就没有贪杯。

下午去的是传说中的岳阳楼。因为诗会的专刊要发参会诗人的照片，林莽老师组织大家在楼前合影。下了岳阳楼，又去了君山，去了湘妃祠，柳毅井。见到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撰的天下第二长联，看得我脑袋发晕，一个词语就没记住。倒是记住了湘妃竹的颜色，还专门拍了一张照片。

晚上回来后，惦记着改稿子的事情。因为周老师定下的一些稿子，我没有带，所以只能去网吧，约了程鹏打车出去上网。在博客上搜寻了一番，最后终于弄妥帖了，看程鹏还在QQ上使劲和朋友说话，便硬将他从网上拉了下来，回宾馆休息。

11月17日

继续采风。

天色有些阴沉，并没有刻意成全我们的意思。出发的时候，还落起来小雨，到平江起义旧址的时候，雨忽然就大了起来。

在任弼时故居看天井，头顶上就是那么一点天色，让人心动。谁说一定站得高就看得远？我在老家的黄土高坡上，有时候常常陷入渺茫和孤独，不知身在何处。但是在这里，你抬头看天，天似乎也在默默的注视着你。也许，你若读懂了这片天色，就能够享用一辈子。

看到毛给任写的信，字迹狂放洒脱，心下喜爱，拍了照。

午饭后去汨罗，不巧的是公路上发生了车祸，堵塞得厉害。屈子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鼻祖，应该去凭吊一番的，但最后还是因为时间原因而放弃了，有些遗憾。汨罗江只能在我的想象中川流不息。

11月18日

今天是诗会的最后一天。

早晨是自由活动，为最后提供刊物发表的稿子收尾。周所同老师要我把他写的推荐语再打印一份，说是留个底子。就去酒店的打印社。到了跟前，看到王妍丁正在电脑前收拾自己的稿子，广东的周野兄也在。似乎酒店里又有大型会议，电脑旁边围了许多人，只好耐着性子排队等。

给周老师交了推荐语之后，回到住宿的地方，因为我的相机上有大家的照片，需要捯饬出来，我又没带电脑，只能用金铃子的笔记本，好在她就在隔壁，和林莉一个房子。

我去的时候，发现林莉一个人坐在沙发里，若有所思，原来是为诗观的事情发愁。林莉的诗歌很感性，文字间洋溢着一股生动的气息。对像林莉这样的优秀诗人来说，或许提出什么观点来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她给我们呈现了优秀的诗歌文本。这些年诗坛浮躁，什么主义，什么流派，什么写作层出不群，到最后都变成了观点的宣扬和小圈子的泛滥，而真正能让我们记住的优秀诗歌文本，有几个呢？

在电脑上拷照片的时候，看到金铃子已经将一些朋友的诗歌和照片发到自己的博客上去了，就问关于电脑的一个问题，那家伙谦虚了一句：我不懂科学！这几个字如果我在这里敲出来或者用普通话念出来的话，就没味道了，要用重庆话说出来才有那种味道和意思。

离别在即，得抓紧时间和朋友们说说话，就一个房子一个房子的乱窜。

去王文海和韩玉光住的房间，晓琦一直喊文海为小白脸，我觉得这是晓琦这家伙看人家长得比自己白净帅气，心里不服，故意气他。玉光是做事的人，主编的刊物《梨花》很有大刊风范；去鲁克和张怀帆住的房间，索要了怀帆的两本书：《提着荧灯行走》和《一个人的小镇》。怀帆是安静的写作者，不像我等喧哗浮躁之人；在苏黎和杨方的房子里，与徐书遐、黄金明、张红兵兄等人合影。和金明兄聊了几句，说实话，我内心很尊重广东诗歌，那里聚集着林贤治、黄礼孩等一批优秀的作家诗人，而且他们不喧嚣，不争吵，默默地把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实际行动，为诗歌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办的《中西诗歌》、《诗歌与人》等民刊，应该是当前国内最好的民刊之一。

下午是诗会的总结会，林莽老师主持。

午餐的时候小酌了一下，因为是最后一天，有些激动和伤感。

老教头王燕生风趣地鼓励大家，要把把青春诗会看成是诗歌写作的加油站，而不是终点，希望大家能写别人从没写过的东西，写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特性来。

周所同老师希望大家能在繁重的生存之余，做一个对生活有承担的诗人，写出一些真正来自生活，能唤起生命情感的东西（才华、良知、热爱、位置、丰富的广泛的文本准备和信仰）。他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和谐和朴素是诗歌的两个翅膀，要写生活，在普通的生活中汲取有诗意的东西，提取艺术的生活，而不仅仅停留在普通的日常情感之上。要多读优秀诗人，尤其是国外诗人的作品，哪怕你读不下去，也要读一些。

蓝野说，一直以来，他对诗歌怀着一颗忐忑和敬畏的心。好的诗人应该有把自己看低的勇气，要成为一个有文化准备的写作者。

林莽老师认为，诗歌的写作过程其实是一个寻找自己的过程，对自我重新认知的过程，是狗就作犬吠状，是狮子就要做狮子吼，是妓女就作艳词。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通过你的诗歌就应该能看出来。一个优秀的诗人应该了解近百年来的文化背景，应该有危机感。

本来是要听唐力说说话的，可是他一直忙于会务和记录，最后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接下来的时间，林莽老师交给我主持。

这对我来说有点赶着鸭子上架的味道。武汉的阎志、浙江的陈人杰和湖南株洲的刘克胤因为单位有事情，已经提前走了。参会的朋友们中只有20个人在座，而且有很多都定了晚上的机票，离别的伤感弥漫着会场。

我采取我点名大家亮相的方式，因为是圆桌，大家就轮流着来，期间穿插着诗刊的各位老师。印象比较深的有张怀帆用陕西话唱的几个版本的《东方红》；王文海朗诵了一首写初恋的《丁香花》，勾起了许多人初恋的甜蜜和忧伤；林莽老师朗诵了原版的《相信未来》，似乎在给大家加油鼓劲……

而离别的高潮是由江西诗人林莉掀起的，因为她5点要走，本来准备了整整两页纸的发言，最后一个字也没读，泪眼婆娑的她起身做了两个手语：一个是对着《诗刊》的老师们深深鞠躬致敬；另一个是两个大拇指合在一起，做了一个比心的图案。当时许多人都流下了伤感和泪水，身边的鲁克语声哽咽，我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顺从地流着。

我们之中最小的已经28岁，尽管许多人都已把离别当做了家常便饭，但是当离别真正又一次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大家还是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据说每届青春诗会之后，许多热心的人都试图来重新组织聚会，但每次都不能全到。人生不是转圈圈，过去了还可以转回来，有些时候，相见即是永别。

晚餐时大家频频碰杯，之后去岳阳大剧院看《家在长江边》大型风情舞蹈演出，天界又喝多了，在中巴上缠着林莽老师说话，到了剧院还似乎醉着。鲁克说着舞蹈的背景真是太漂亮了，估计是舞美是个诗人……

我倒是没有喝醉，用心感受着这美妙而伤感的时光。我相信在多年之后，这23个人，仍然会清晰地记得这四天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因为这些都与诗歌有关，都与青春有关。

而洞庭湖的水波，会一直在我们的余生里荡漾。

注：老师同学们的发言，仅凭记忆整理，若有错讹之处，还望见谅！

2008年11月12—20记于湘行途中

2023年11月29日删改

李满强，甘肃静宁人，出版有诗集《画梦录》《萤火与闪电》等四部，随笔集《陇上食事》。曾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参加《诗刊》社24届青春诗会。

《诗刊》，我心中的高地

王培华

自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喜欢写诗的，那时有一个说法叫“文学青年”，实际上就是爱好诗歌的，写得好坏不说，几行字押上韵，就可以蒙人的。那个时代写诗好像已成为年轻人所羡慕、所追求的一种时尚，再加上文革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开始，人人都萌动着想干一点事的激情，想成为诗人也在其列，那时我就算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那时候自己对诗歌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如何能写好诗歌，方向、路径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幸那时自己上山下乡刚回城就业，工余时常和几个比较爱好文学的中学同学一块漫无边际的探讨、摸索和琢磨，有时还互相交流着彼此写的不太像样的几首拙诗、歪诗，要命的是还颇沾沾自喜，甚至对《诗刊》投稿也是跃跃欲试。其实那时写的这些东西，大多是有感而发、愤世嫉俗、文笔粗陋，而且还留有很浓的文革口号的痕迹，私下里摆弄着孤芳自赏也就罢了，根本拿不出手，就更别说什么投稿发表了。

而在我这些同学当中，有一个姓周的同学，他有一个舅舅是福州军区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军旅诗人，受其影响，他也是酷爱诗歌，也是我们几个同学当中写诗水平最好的一个。有一天我到他家串门，偶尔在他床头上发现一本《诗刊》，这对我来说不亚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惊喜之余便迫不及待的翻看起来。虽然当时的《诗刊》是32开纸张的小版本，在我的眼里它还是那么的精致漂亮，耀人眼目。从那时起《诗刊》仿佛给我开了一个天窗，现代好诗如云一般一朵一朵的向我飘来，诗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如同明星令我仰慕不已，比如著名诗人艾青、贺敬之、郭小川、卞之琳、曾卓、李季等等，同时代的优秀诗人雷抒雁、舒婷、叶延滨、梁小斌、骆耕野等等，他们甚至成为我追求和仰慕的偶像。尤其是《诗刊》1979年第八期刊发的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那么长的一首现代诗一口气读完，读的你是热血沸腾，心潮激荡，久久不能自己。还有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梁小斌《雪白的墙》、叶延滨的《干妈》、骆耕野的《不满》、曾卓的《悬崖边上的树》等等，一种浓浓的家国情怀无不跃然纸上。那个时期的《诗刊》刊发的诗带给我历史的沉思、带给我美好的向往，开阔我的视野，提升我的境界，最为关键的是通过阅读《诗刊》上面的优秀诗作给了自己一个最大的启迪，那就是比较好的解决了关于写诗的一个立意问题；写诗可以写真情、可以写实感，文贵在能发人之所未发么，辞必已出，意必已出，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人云亦云，写的再好也毫无价值——如果要求再高一点的话，作文、写诗是在为人类为社会做着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叶延滨所说的诗歌创作要“向上、向善、向美；向上，多给人正能量，不鼓吹颓废厌世和极端思潮；向善，让人心存善念懂得善恶，不宣扬极端利己色情暴力拜金主义；向美，引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展示丑陋下流阴暗心理。”——这应该是我们作文、写诗的一个出发点——这一启迪可以说犹如醍醐灌顶点醒了我，从此使自己有了一个作文、写诗的立意或者说出发点，也可以说是一种追求，从此再也没有改变过。反观过去的自己显然是太不成熟，根本是不在调上，写的诗太过于偏狭、太过于矫情、太过于小我，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很难作好文章写好诗的，说到底也是很难做好人的，就更谈不上体现时代赋予的人生价值。

打那以后，自己就非常羡慕姓周的同学订的《诗刊》，因为他是家中兄弟姊妹中的老大，没有上山下乡，初中毕业直接就业进了青岛港干码头工人，手头相对比较宽裕。那时我刚回城就业在一家工厂工作，每月30多块钱的工资留下厂里的饭票钱，一把都交给了父亲，手头紧的不行，订不起就定期到这位姓周的同学家里蹭读或借读每月的《诗刊》，自我感觉学写诗虽然艰难，但写作水平好像或多或少还是有了一点长进，在企业内部报纸上也可以时常发表发表自己创作的诗歌，甚至散文什么的，显而易见《诗刊》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当然也是打那时起知道了自己的水平跟诗歌大家根本没法相比，差的太远太远，从此也彻底知道了自己的斤两，故从未向《诗刊》投过稿，也从未在任何省市级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任何诗歌作品。但是自己并不觉得遗憾，《诗刊》所给予我的已经是太多太多了。

后来，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因为经营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甚至到了资不抵债的境地，在1991年末被并入了海尔集团，企业开始上管理、上水平、创名牌，自己本身是从事经营管理的，工作日益繁忙，压力也是与日俱增，从那时起就渐渐地再也顾不上读诗写诗了。这样差不多形成了近30年的断层，于2021年退休以后，自己才重新拾起这点爱好，才知道了诗人海子的《面向大海春暖花开》、李琦的《变老的时候》、雨兰的《月亮是一张古老的唱片》，才知道北方还有个张二棍、南方有个余秀华等等。在我的眼里诗歌界好像经历了一次沧桑巨变，完全是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网络化世界的诗歌大环境，真是令自己目不暇接、惊讶不已。

记得好像是2021年的10月份，自己在网上乱搜，忽然就发现了中国诗歌网这个平台，经过深入细致的查阅，了解到中国诗歌网与80年代的《诗刊》原来是一家，是一脉相承的，这样就有了一种好似老友重逢、喜不自胜的感觉。为什么是这种感觉呢？因为这么多年的市场大潮我本以为《诗刊》早已销声匿迹了，谁料想《诗刊》并非硕果仅存，而是与时俱进，又向前蓬勃的发展了。《诗刊》是中国诗歌一面旗帜，更是中国诗歌的一块高地，又何尝不是自己心中的一块高地呢？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并实现了跨越式创新再发展，这本身说明它是有非常强大生命力的，它引领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潮流，这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自己就在中国诗歌网上欣喜的进行了登录、注册，甚至还有点小激动和小忐忑——这算是有了一种回归的感觉，也重启了自己诗歌的写作，这样既可充实一下我退休后的文化业余生活，也使自己有了一点精神追求的依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诗歌网也是《诗刊》一种延伸、升级和放大，让人很有归属感，带给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诗歌爱好者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实属难得的盛举。故近两年来自己在中国诗歌网平台上发布了一百多首诗歌，其中《父亲节的心情》在2021年入选《每日好诗》（当时因自己刚上诗歌网对网络平台操作不太熟悉被自己误删）；《炊烟》入选2022年218期《每日精选》；尤其《午觉时光》入选2023年10月份《每日好诗》，这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意外惊喜，也带给自己极大的鼓励和鞭策，以此自己还有幸获得一次上《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直播间》的机会，与由中国诗歌网主编金石开参与、编辑罗曼主持、诗歌点评老师和诗歌网友等同台的互动交流，使自己受益匪浅，感觉非常难得。而且听编辑说我入选《每日好诗》的《午觉时光》也将诗歌专刊上发表，这也成为自己破天荒的首次在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诗歌，这是过去自己连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情，没有到今天竟有了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今年11月份自己通过中国诗歌网看到《诗刊》明年全新改版征订启事说明：印刷装帧精美、内容专精多彩。《诗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下中国诗歌界的最高水准，更是全国当下诗歌的精华集萃，自己也欣然征订了一份2024年度12期的《诗刊》，相当于再续前缘自然就别有了一番感慨，也充满了一种对《诗刊》全新改版先睹为快的期待，自己也将努力学习和借鉴，日益精进，把诗歌创作再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怀乡，本名王培华，生于1957年，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三年，返城就业在青岛砖厂工作三年，后调入空调设备仪器厂，于1991年并入海尔集团，先后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和党群工作，于2021年正式退休。年轻工作期间通过上夜校、干电大先后获取高中、大专毕业证书，88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获取律师资格证书，曾做过八年兼职律师。早年爱好诗歌，除企业内部简报外，从未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诗歌等文学作品。2023年10月登上中国诗歌网“每日好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