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是列夫.托尔斯泰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所写的第三部伟大作品，主要通过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玛斯洛娃的感情纠葛来表现聂赫留朵夫内心从精神的人到动物性的人再到精神的人的一系列变化。卡秋莎不幸的遭遇不是源于聂赫留朵夫却是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聂赫留朵夫在一系列思想斗争后和对于卡秋莎的爱情，让他的良知回归，精神复活。而卡秋莎一直深爱着聂赫留朵夫，这是她唯一挚爱的人，尽管他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不幸，最终因冤案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出于爱和救赎而陪着她一起走流放的路，并要和她结婚，为了不影响他的生活，为了不拖累他，卡秋莎最终无奈地选择和革命者西蒙松在一起。

列夫.托尔斯泰通过寥寥几笔就把不同阶层的人写得有血有肉，仿佛那个人就在眼前，不论是上流社会的人还是工人农民，都写得特别真实。这不仅得益于他天才的文学才华，也得益于他丰富的社会阅历。他通过聂赫留朵夫的见闻猛烈抨击了上层建筑不合理的部分和大量的社会阴暗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还是一个写心理活动的高手，把人们内心的矛盾写得淋漓尽致，不是简单的非善即恶，非黑即白，而经常是互相斗争互相转化的。聂赫留朵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本来是个特别单纯的青年，后来受到他那个圈子不良影响，把他的单纯认为是不可思议甚至是有病，于是他迅速堕落，极度自私。而他看到曾经那个可爱的卡秋莎因他而沦落风尘，而遭受不幸，他内心的良知又被唤醒，因而厌恶那个把他带向堕落的那个圈子的人和事。

但是小说结尾却以聂赫留朵夫从《福音书》中找到人生真谛而结束有些莫名其妙。《福音书》主张逆来顺受，主张用一种近乎愚的爱去爱一切人，包括敌人。这和列夫.托尔斯泰在前面猛烈抨击不合理的上层建筑和社会阴暗面又自相矛盾。可以说结尾部分是小说的败笔之处。尽管有这点瑕疵，但《复活》依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下面我引用这部小说前言部分中国学者对《复活》的简介和分析，并引用我整理的整部小说的精选部分：

列夫.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到了1880年以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放弃了他的贵族阶级立场，站在俄国广大农民群众一边。这时，他彻底改变了他以前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文学上，他认为自己以前所写的描写贵族阶级生活的作品，对广大农民没有用处，对自己多年以来的文学活动做出了全盘否定。他在1889年至1899年间，共耗费10年，先后六易其稿，创作了《复活》。

作品一开始，便展开了对沙皇俄国是非颠倒的司法制度的猛烈揭露。被告席上站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卡秋莎.玛斯洛娃，而当年诱奸她、使她最终沦为娼妓的贵族老爷聂赫留朵夫，却端坐在陪审席上，有权决定她的刑期和命运。至于那些执法者呢，请看：法庭庭长道貌岸然地在主持审判，而他心里想着的，却是他的红头发的情妇，他只希望赶快结束审判，好去和她幽会。一个法官是跟老婆吵过架以后出庭的，他老婆宣布今天家里没有钱了，他不知道中午到哪里去吃饭，因此无心研究案情。另一个法官一直担心自己的胃病是否能够医得好。而负责起诉卡秋莎的检察官上了法庭才匆匆翻阅案卷，因为他头天夜晚就在卡秋莎.玛斯洛娃坐牢前所在的那家妓院鬼混。尽管如此，在法庭上，他还是滔滔不绝地大放厥词，极力要给卡秋莎判个重刑，因为由他提出控诉的案子判了重刑，便能表现出他的才能，有利于他的功名利禄。

当作品的描写转移到关押犯人的监牢时，作家在对那群被无辜判刑的劳苦大众做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后，写道：“所有这些人被捕前，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马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在道德方面最卑鄙无耻的职务，却自以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一边在监狱里残酷地虐待犯人，一边极力地讨好他的上级，每当他得到上级赏识的时候，他便心花怒放。作家这样写道：“只有性情温柔的狗的主人拍着它，摩娑它，搔它耳背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心情。”另一个大人物查尔斯基伯爵，他丰衣足食、养尊处优，而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究竟会造成极大的好处还是极大的坏处，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

俄国的教会是为反动政府服务的，是沙皇统治人民和麻弊群众的政治工具，被称为“官办教会”。作家告诉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正是最大的渎神行径，所有这些以基督的名义干出来的事情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他告诉读者，基督是要人民过自由的生活，而这里是囚禁人民的地方，是使弱者受难的地方，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仪式，其目的只在于“加强人民的愚昧和黑暗”，所以，恰恰是对基督最大的亵渎。在描写一个主持议事的神职人员时，托尔斯泰写道：“18年来，他多亏奉行了这种信仰的种种规定，才得到一笔收入，足以赡养他的家属”。原来他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所谓“拯救别人的灵魂”。

聂赫留朵夫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吃人的事情原来不是发生在森林里，而是发生在办公室里。”那个被无辜地关押在监牢中的老妇人从她的亲身经历中悟到一个道理，在她的国家里，“真理已经被猪吃了”。

列夫.托尔斯泰说：“事情十分清楚，人民的全部灾难，或者至少是人民灾难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却在那些利用土地所有权，依靠人民的劳动生活着的人们手里。”他说：“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

可以简略地把托尔斯泰主义概括为“爱别人、爱自己、互相爱”这三点，这是一种超阶级的、天真而抽象的泛爱论。

聂赫留朵夫本是一个“十分纯洁的青年”，他一心追求人生的完美，认为“为道德要求所做的牺牲是最高的精神快乐”。他身为贵族地主，却因为自己是一个用土地为手段剥削穷人的人而惭愧。初次和卡秋莎见面，他爱慕她的天真美丽，心中产生了青年男女间自然而健康的感情，对她念念不忘。但是他的阶级地位为他所规定的社会环境和教养使他逐渐堕落。三年以后，他再次到姑母家来，便怀着一个自己也不敢说出来的目的，那就是，想要在卡秋莎身上满足自己的兽欲。当他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给了卡秋莎一百个卢布，便心安理得地走掉，而且从此忘掉了卡秋莎的存在。又过了几年，他以自己地主绅士的身份，作为法庭审判罪犯的陪审员，出席审讯一个谋杀嫖客的妓女，竟发现这个犯人就是当年的卡秋莎。而且他了解到，卡秋莎沦落为娼的起因正是他的那一次诱奸。震惊之下，他决心为卡秋莎上诉伸冤。他为她多方奔走，一直到沙皇的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他亲身体会了那个制度和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使他下定了脱离本阶级的决心，他发现自己早已不是那个精神上十分纯洁的青年，而变成了一个“兽性的人”，他要自己新生，重新做一个“精神的人”，他跟随卡秋莎到流放地去，并且从此找到了自己的人性的复活。

卡秋莎.玛斯洛娃的形象是《复活》中最为重要的形象。

托尔斯泰在《复活》书前题词第三条引用的《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通过这条引文所要告诉读者的是：如果说卡秋莎.玛斯洛娃有罪，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卡秋莎和世上所有善良的普通人一样地清白无辜，或者说，她比世上所有的人都更要干净纯洁。托尔斯泰在《复活》中所表现出的最大的同情和爱怜，正是落在卡秋莎.玛斯洛娃身上。聂赫留朵夫是因为她才找到自己的“复活”，而卡秋莎那种自我觉醒、宽恕别人、爱一切人的“复活”方式和意义，才是作家通过作品所要首先宣扬的思想。

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章节，写的是：被聂赫留朵夫诱奸后已经怀孕的卡秋莎，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赶到火车站去想见聂赫留朵夫一面。聂赫留朵夫并无意和她相会，他早已把卡秋莎忘记了。而在她心目中，他却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和信赖的人。聂赫留朵夫面带笑容，坐在头等车厢丝绒靠背的椅子上抽烟玩牌，全身淋湿的卡秋莎跌跌撞撞地跑来，她看见了聂赫留朵夫，她敲打车窗，但是聂赫留朵夫没看见她，他也根本没有打算要看见她。火车开动了，卡秋莎遗留在黑暗中……从此，她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走上了那条堕落的道路。

卡秋莎最终嫁给了革命家西蒙松为妻，而不接受聂赫留朵夫的赎罪式的爱。

托尔斯泰一向提倡朴实、单纯，反对华丽、铺张，晚年尤其注重这一点。他喜欢《圣经》中的《创世记》，喜欢拉辛的戏剧，俄国的民歌，不喜欢一切他认为是“浪漫”的东西。在他晚年的艺术论著中，他连莎士比亚与荷马都否定了，说他们写得过于浮夸。他从来最推崇普希金，而这时他却说，普希金有一些作品是写给少数贵族看的，人民大众往往看不懂。他主张一切如实道来，写得愈简单愈明白愈好。认为一切文字上的复杂手段都是故弄玄虚。他认为，文艺写作的最大技巧就是不要使用任何的技巧。这位在晚年思想和情感都已走向极端的老人，甚至说，他自己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成功运用的那种宏伟复杂的场面和结构，只是“老爷式的游戏”。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写出了《复活》。

托尔斯泰能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大量加入抽象的议论和推理，他把这些抽象思维形式的文字有机地融合进他的作品的形象体系中，让它们成为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而且不破坏作品的形象性。《战争与和平》中那许多历史观念的表述，《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这个重要人物对于人生和命运所做的许多思考，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而《复活》则更是一部包含有大量抽象思维成分的独特的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王智量
                                2007年10月

“那时彼得进来，对耶酥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么？’耶酥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马太福音》18：21-22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约翰福音》8：7

                                第一部

                                第一章

植物，鸟雀，昆虫，儿童，全都欢欢喜喜。唯独人，那些成年的男人和女人，却仍然没有停止欺骗和折磨自己跟别人。他们认为神圣和值得思考的，不是这春日的早晨，不是上帝为赐予世间万物欢乐而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美——这种美使心灵趋向于宁静、和谐和爱，而仅仅是他们自己奴役彼此的种种发明。

牢房里传出急匆匆的收拾声、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快点儿！”看守长喝道。过了一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从牢房里出来，向看守长走去。她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裙子，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长囚衣，脚上穿着亚麻长袜和一双囚鞋，头上围着一块白色方巾，下面露出几绺刻意梳在额头上的黑头发。这个女人的脸上带着一种长期坐牢的人才有的苍白，让人想起存放在地窖里的土豆上发出的芽，一双又小又肥的手和从长囚衣的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有着相同的肤色，但一对乌黑发亮的眼睛，其中一只稍微有点斜视，却和她脸上的苍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挺直身子，让丰满的胸部高高隆起。

她站在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直直地盯住看守长的眼睛，一副准备好接受任何命令的样子。

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满脸皱纹、表情严厉的老太婆伸出她那颗满是花白头发的脑袋来，对玛斯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却还是关上了门，并用门把老太婆的脑袋推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哄笑声。玛斯洛娃微微一笑，向牢门上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一侧也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道：

“记住，当他们问你的时间，只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咬定了就行；千万别说任何不该说的话。”

“没关系，不会比现在更糟了；我只希望无论如何能有个定论。”

女囚犯和两个士兵一起走向大门，穿过监狱院子，来到用石头铺成的街道中央，往城里走去。

马车夫、做生意的、厨子、工人、政府职员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女囚犯。有人摇摇头，心想：“这就是为非作歹的下场，不像我们这么规矩。”孩子们也站住了，满脸恐惧地盯着这个女强盗，但是想到士兵不会再让她干更多坏事，他们的恐惧便平息了。一个卖完木炭的乡下人，在城里喝完茶，走上前来，在自己面前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兰军注：俄国货币名，币值小于卢布，相当于人民币的角，卢布相当于人民币的元。）。女囚犯刷的一下脸红了，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她察觉到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却并没有转过头，只斜眼瞥了一下所有那些正盯着她看的人：她所受到的关注让她很高兴。牢房外相对新鲜的空气也让她心情愉快。不过她的脚却已经不习惯走路了，加之又穿着不舒服的囚鞋，走在粗糙的石面上更觉得疼。经过一家谷物店时，店门前有一些鸽子正大摇大摆地踱来踱去，完全没有受任何人的打扰，女囚犯的脚差点儿就碰到一只灰蓝色的鸽子。这只鸽子拍拍翅膀飞了起来，飞近她耳边时给她扇来一阵风。她微微一笑，接着却又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了一声。


                                第二章


女囚犯玛斯洛娃的生平故事极其平凡。

玛斯洛娃是一个未婚女村姑的私生女。这女村姑在一个属于两位老姑娘地主的牛奶场里干活。这个未婚女人每年都生一个孩子，而且就像在乡下所经常发生的那样，这些违背他们母亲的心愿降临人世的孩子，一个个在被认真行洗礼后（兰军注：行洗礼是基督教一种仪式），由于会影响她干活，就都不再接受她的照顾，而是就那么饿着。五个孩子就这样饿死了。他们个个都行了洗礼，然后个个都没有被喂饱，只能就那么死去。第六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吉卜赛流浪汉。如果不是碰巧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到农场来责备牛奶场女工做的奶油有牛骚气，她本来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当时年轻的产妇正和她这个健健康康、长得很好的新生儿躺在牛棚里。那老姑娘因为牛奶场女工们竟然允许一个女人（而且是刚刚分娩完的）躺在牛棚里又发了一通脾气，正要离开时，忽然看见那婴儿，心里受到触动，就主动提出做这个小女孩的教母。由于可怜这个小教女，她便常给她的亲生母亲一点牛奶和钱，以使她能喂养这孩子。就这样，这小孩便活了下来。两个老姑娘于是叫她“获救儿”。当这孩子三岁大时，她的母亲病死了。两个老姑娘把孩子从她的老外婆那里领了回来，因为对于那老人来说，这个孩子不仅仅是个负担。

这个有着一对黑眼珠的小女孩长得极其可爱，而且是那么活泼，两个老姑娘都觉得她非常好玩。

这两个老姑娘中，妹妹索菲雅.伊万诺夫娜是小女孩的教母，心地也比较善良；姐姐玛丽.伊万诺夫娜脾气则不大好。索菲雅.伊万诺夫娜让小女孩穿得漂漂亮亮，还教她读书写字，一心想把她培养成一位小姐。玛丽.伊万诺夫娜却认为应该教这小孩劳动，以便将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仆人，因此对她很严格。她总是罚她，遇到自己情绪不好，甚至还打她。由于在这两种不同的影响下成长，小姑娘长大成人后，便成了一半仆人一半小姐。她们叫她卡秋莎。

虽然不只一个人向她求过婚，她却一概拒绝。她觉得对于她来说，嫁给那些向她献殷勤的靠卖力气过活的男人，生活实在太苦，那将会毁了她已经过惯了的舒适生活。

她就这样一直活到十六岁。那一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看望他的两个姑姑。卡秋莎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甚至对自己也不敢承认产生了这种感情。

两年后，这位侄少爷在参军远征前，又来姑姑家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引诱了卡秋莎，并在塞给她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后走了。五个月后，她确认自己怀了孕。此后，她似乎看什么都不顺眼，唯一的想法就是怎样才能避免即将临头的羞辱。她不仅在服侍两个老姑娘时开始变得心不在焉、敷衍了事，而且有一次，就连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竟然对她们说起粗话来。事后她又觉得很后悔，于是请求她们让她离开。她们对她很不满意，于是就放她走了。此后她在警察局长家里得到一份做女佣的工作，但又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已年过半百，却还是不时调戏她。有一次，他好像不得手不罢休的样子，她终于爆发了，骂他“猪猡”和“老色鬼”，并狠狠把他推开，以致把他推倒在地。她因为她的粗鲁而被解雇了。由于快要分娩，再找工作也没什么意义，她便住到一个兼贩私酒的乡下接生婆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由于刚给村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而她产下的男婴也不得不被送去育婴堂办的医院。据送他去的老太婆说，他一到那里就死了。卡秋莎住进接生婆家里的时候，她身上一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此外便是引诱她的公爵少爷送给她的那张百元卢布钞票。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手头却只剩六个卢布。她不懂得怎么省钱，别人向她要她也总是有求必应。由于已经身无分文，卡秋莎不得不重新找工作，最后终于在林务官家谋得一份差事。林务官虽然已经结婚，但他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不断骚扰她。她讨厌他，尽力回避他。但他，除了因为是老爷，可以任意支使她之外，也更加老练狡猾，最后终于还是找机会把她强占了。林务官的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有一次看到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待在房间里，就冲过去打她。卡秋莎还手自卫，两人便打了起来。结果卡秋莎被撵出了林务官的家，连工资也没能拿到。

此后卡秋莎跑去住到城里的姨妈家。姨妈开了一家小洗衣店，赖以养活她自己和孩子，还有她那个不争气的丈夫。她让卡秋莎到她的洗衣店里来帮着洗衣服。但看她姨妈洗衣店里的女工们生活那么悲惨、辛苦，卡秋莎犹豫起来，最后还是去一家荐头行（兰军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荐头行帮她找到一份差事，到一位带着两个在公立日校读书的男孩的太太家里当女仆。卡秋莎刚进去才一星期，那个个子高大留着小胡子的大儿子丢开学业，缠着她不放，让她不得安宁。他的母亲却把一切都归咎于卡秋莎，把她解雇了。

兰军注：在卡秋莎找不到工作时，在荐头行遇到一位太太，太太把他介绍给一位年迈作家，作家喜欢卡秋莎，先后给了她五十卢布，还提供给她一个独门独户的住处。

在作家为她租下的住处隔壁，住着一个快乐的年轻小商人，卡秋莎很快就爱上了他。她把这事告诉了作家，然后搬进了一个她自己租的更小的独户寓所里去住。那个答应过和她结婚的小商人，后来却对她不辞而别，把她抛弃了。这样，玛斯洛娃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一个人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警察却告诉她，如果她想要如此，必须要领到黄色（妓女）执照，并接受医生检查。

就在卡秋莎陷入极度窘境又没有任何“保护者”挺身而出的时候，一个老鸨找到了她。

卡秋莎此前已经开始抽上烟，而在那位小商人抛弃她之后，她又渐渐养成了喝酒的习惯。这倒并不是因为酒的香甜那么吸引她，事实上更多的是因为酒能让她暂时遗忘她所遭受的痛苦，让自己觉得无拘无束，对自己的价值更有信心，而这样的感觉在她清醒时是不会有的：只要不喝酒她就会觉得难过和羞愧。老鸨给卡秋莎带来美酒，趁她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提出让她到城里某家最大的妓院去做生意，又向她列举了干这个营生的种种方便和好处。卡秋莎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低声下气去当女仆，同时不可避免地被男人们的纠缠所骚扰，并时不时与人发生秘密的性关系；要么接受这个受到法律保护的轻松安定的工作，公开地定期与人发生性关系，并取得优厚的报酬。她选择了后者。也是用这种方式报复引诱她的年轻公爵、小商人和所有伤害过她的男人。

当天晚上，老鸨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到卡洛琳.阿尔伯夫纳.基塔耶娃开的声名远播的妓院里。

从那天起，卡秋莎.玛斯洛娃就开始了一种经常违背人类道德和上帝戒律的罪恶生活，一种千百万妇女过着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仅获得了关心其公民福利的国家政府的许可，还得到了其保护；这种生活也让这类妇女十个里面有九个最后染上了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和死去。

在夜间纵酒狂欢之后，她们白天要昏睡到下午。三四点钟，她们才疲倦地从肮脏的床上起来，喝苏打水，喝咖啡，穿着睡衣和睡袍无精打采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拉起来的窗帘后懒散地盯着窗外看，有气无力地彼此对骂几句。然后就是洗漱，往身上和头上涂油和喷香水，试衣服，为穿什么衣服和老鸨争吵，仔细地照镜子，给脸上化妆，描眉毛；然后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胸露背的俗艳绸衣，来到灯火辉煌、装饰华丽的客厅里；然后便是客人们的纷纷到来，音乐，跳舞，和老的、少的、中年的，和小伙子、老朽的老头、单身的、成家的、商人、职员、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鞑靼人、富裕的、贫穷的、有病的、健康的、喝酒的、粗野的、温柔的、军人、文官、大学生甚至是中学生——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男人——发生性关系。喊叫、说笑、喧闹、争吵、打架、音乐、吸烟喝酒，喝酒吸烟，就这样一直从黄昏到黎明，不到早晨不得解脱，然后便又是昏睡。天天如此，周周如是。而到了周末便是去政府设立的警察局，那里有医生——作为为政府服务的人员——有时严肃认真、有时轻浮戏谑地给这些女人检查身体。他们完全践踏了作为一种为防止犯罪的措施而赋予人类乃至禽兽的那种诚实，发给她们书面许可证，使她们得以和她们的共犯继续上一个星期所一直犯着的罪行。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又是一模一样。夜夜如此，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工作日还是节假日。

卡秋莎.玛斯洛娃就这样过了七年。在此期间，她来来回回换过一两次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的妓院生涯的第七个年头，也就是她二十八岁时，不料出了一件事，使她进了监狱，也使她在令人窒息的监狱里同盗贼和杀人犯一起生活了超过三个月后，现在被押解到法院去受审。


                              第三章


当玛斯洛娃在两名士兵的押送下走了很长的路，筋疲力尽地来到法院大楼时，当年引诱她的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却仍然还躺在他那高高的装有弹簧床垫的床上，上面还铺着羽毛褥垫。他穿着一件仔细熨过的质地良好、干净笔挺的亚麻布睡衣，吸着香烟，想着他今天必须要做和昨天发生过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是和柯察金一家一起度过的。这是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所有人都认为他会和他们家的小姐结婚。回想着昨晚的情景，他叹了一口气，丢掉手里的烟蒂，准备从银烟盒里再拿出一支烟来；但是，他忽然改变了主意，从床上放下两条光滑的白腿，把脚踩进拖鞋里，将他那件丝质的晨衣往宽厚的肩膀上一披，迈着重重的步子，快速走进他那充满白兰地古龙水和发蜡香味的盥洗室里。他在那里用牙粉仔细刷他那口好多颗都被补过的牙齿，然后用带香味的漱口液漱口。做完这些后，他用洒过香水的肥皂洗手，万分小心地清洁他的长指甲，在大理石洗脸盆里洗了脸和结实的脖子，然后走进第三间屋子，那里已为他准备好了淋浴。在用凉水冲洗了他那丰满白皙、肌肉发达的身体并用一条粗面浴巾将它擦干后，他穿上他那件质地上好的内衣和靴子，坐到梳妆镜前，用刷子梳理他的黑胡子和前额上已经开始变得稀疏的鬈发。

所有他使用的东西，所有他更衣室里的东西——他的亚麻衬衣、他的外衣、靴子、领带、别针、袖扣——都是质量最好的，非常简洁大方，耐用而又名贵。他从十套领带和胸针中随意取出了他手边正好放着的一套。以前有一段时间，挑选领带和胸针对于他来说这些活十分新鲜有趣的，但现在他对此却毫不在意了。

兰军注：吃早餐时，聂赫留朵夫去世不久的母亲留下的中年侍女阿格拉芬娜.佩特罗夫娜给聂赫留朵夫送来一封柯察金公爵小姐写的信，信上写道：

“我既已承担责任，将您的事情随时向您提醒，现在便特通知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作为陪审员出席法庭，因此您将绝不可能陪我们和柯洛索夫去观看画展，而这是您按照您一贯的轻率作风，于昨天所承诺的；除非您情愿向州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罚金，即您舍不得买那匹马的数目，作为您未能准时出庭的补偿。昨天您一走，我便记起了这件事。请您务必不要忘记。

                              玛.柯察金公主”

信纸背面是两句附言：

“妈妈要我告诉您，您的位置将一直为您保留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迟早听便。

                                 玛.柯”

聂赫留朵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信是柯察金公爵小姐两个月来试图巧妙操纵他的又一花招，目的是要用无形的绳索把他缠得越紧。但是，除了像一般青春已过、又非陷入热恋中的男人所通常表现出的对婚姻的犹豫外，聂赫留朵夫还有许多原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即便他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也不能马上去求婚。这倒并非因为他在十年前诱奸了玛斯洛娃又把她抛弃了；他已经把这件事完全忘记了，而且即便想起来，他也不会把它看作不结婚的一个理由。绝不是因为此！真正的原因是他和一个有夫之妇有私情，虽然他认为这种关系已经结束了，但那位女士却不这么认为。

聂赫留朵夫和女人在一起时很腼腆，而正是他的这种腼腆唤醒了这位有夫之妇想要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是聂赫留朵夫参加选举的那个地区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她一步步将聂赫留朵夫引入这不正当的关系中，让他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同时却一天比一天讨厌她。在屈服于诱惑之后，聂赫留朵夫觉得很内疚，以至于没有勇气在未得到她的同意的情况下断绝这种关系。而这便是为什么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他心里愿意，也无权向年轻的柯察金小姐求婚的原因。

他记起他和那个有夫之妇在一起的可怕情景，当时她在绝望中奔向花园准备投水自尽，而他赶紧追过去找她。

一星期以前，他写了一封语气坚决的信给她，信中他承认自己有罪，并表示愿意用任何方式来赎罪，但同时提出“为了她自己的幸福”，他们的关系必须了结。他到现在还没收到这封信的回信。但这也许是个好的信号，因为如果她不同意断绝他们的关系，她应该早就写回信了，甚至还会像她以前所做过的那样亲自跑来。聂赫留朵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正在热烈追求她，虽然这让他心生嫉妒有点难受，但同时却又增强了他摆脱这一直折磨着他的谎言的希望。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的财产总管也给他寄来一封信，要他必须亲自回乡下一次办理手续，以继承他去世不久的母亲公爵夫人的一大份产业。聂赫留朵夫特别折服于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这个论点。由于认为拥有私有土地是不对的，聂赫留朵夫曾把他从父亲名下继承过来的两百俄亩土地分给了农民。


                              第四章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便准备去书房查看法院的传票，以确定应该几点出庭。去书房必须穿过他的画室。画室里有一个画架，正对着一幅尚未完成的画稿，墙上还挂着几幅习作。看到这一切，一种在绘画方面已无法再进步和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的感觉顿时又向他袭来。最近他时常都有这种感觉，并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他过于高雅的审美品位。然而不管怎样，这种感觉总是让人很不愉快的。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天才，便辞去了军职，而且他把艺术创作看得高于一切，因而瞧不起任何其他活动。现在事实证明他根本无权这样做，因此所有能令他意识到这一点的事情都会让他不快。他心情沉重地看了看画室里奢华的装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他的书房。书房又高又大，装修齐全，看上去舒适而又方便，很有品位。他很快找到了那张传票。他必须在十一时出庭。

总体来说，让他想结婚的理由，除了家庭的温暖和慰藉外，便是他考虑到婚姻可以让他过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而更主要的，他希望家庭尤其是孩子能充实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而他不想结婚的总体原因便是那些青春已逝的单身汉通常都有的对丧失自由的顾虑，以及对女人这种神秘生物的一种莫名的恐惧。

具体说来，他愿意同玛利亚.柯察金公爵小姐结婚是因为考虑到她出身名门，在任何方面——谈吐、步态、笑容——都与众不同，这倒不是因为她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她“教养有素”——他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这一品质，但是他很珍视这一点；此外，她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重视他，因此肯定也就最了解他。这种对他的了解，即对他的非凡价值的赏识，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便是她聪明颖悟、独具慧眼的明证。而不想同公爵小姐结婚的具体原因是他觉得他还大有希望找到比玛丽亚素质更高的姑娘，而且她今年已经二十七岁了，他很有可能不是她的初恋。这最后的一个想法让他痛苦。他的骄傲使他无法容忍她爱过别人这种想法，哪怕那只是在过去。当然她以前不可能知道她日后会遇见他，但是她还可以爱别人，这一想法还是让他很不愉快。因此，对于结婚还是不结婚，他都有很多理由；且无论如何，至少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二者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的。

“无论如何，在我收到玛丽.瓦西里耶夫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答复、和她彻底断绝关系之前，我什么也不能做，”他暗自思量，而确信他可以甚至必须推迟作出决定让他觉得很舒心。“好了，我还是以后再考虑这些吧。”他乘的轻便马车顺着柏油马路不知不觉来到法院门口。

“现在我必须尽职尽责地履行我的社会职责，就像我一直所做的一样，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再说，这类事通常都很有趣。”他从看门人旁边走过，进入法院的大厅。


                                第五章


陪审员们互相谈着天气、早来的春天和当前要审理的案子：他们有些已经相互认识，有些还在揣测到底谁是谁。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过来介绍自己，显然认为这是一种荣幸；聂赫留朵夫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他在陌生人中间时总是发生的一样。若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可答不上来；他这辈子到现在为止所过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道的。他自己很清楚，虽然他讲得一口标准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他身上的亚麻衬衫、外套、领带、袖扣都是从同类商品最贵的供货商那里买来的最好的货，但这些都不能作为他要求优越性的理由。然而与此同时，他又确实在要求优越性，把人家对他的尊重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而如果他得不到这种尊重，他就会觉得受了冒犯。


                              第六章


庭长也早就到了。他是个高大健壮的男人，留着长长的花白络腮胡子。虽然已经结婚，但他却过着放纵的生活，而他的妻子也一样，所以他们谁也不妨碍谁。今天早晨他收到一名曾在他家做过家庭女教师的瑞士女孩的来信，她现在正在从俄国南部到彼得堡的路上。她在信中说她将在下午五时至六时在“意大利旅馆”等他。这让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尽快完事，以便好赶在六点钟之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小克拉拉.瓦西尔耶夫娜。去年夏天在乡下他便和她开始了这件风流韵事。他走进一间私人办公室，用门闩锁好门，从衣橱里拿出一副哑铃，向上，向下，向前和向两边各举了二十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轻松地做了三次下蹲。

这时有人在推门。庭长赶紧把哑铃放回原处，打开门，说道：“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一个肩膀很高、一脸怨气的法官，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走进房间。

“玛特维.尼基奇又没来。”他用不满的语气说道。

“还没来吗？”庭长一边说一边穿他的制服，“他老是迟到。”

“我真搞不懂，他怎么就不害臊，”法官生气地说道，坐了下来，掏出一支香烟。

这位法官是个非常古板的人，今天早晨刚同妻子吵过架。他妻子不到月底就把这个月的零用钱花光了，想向他预支一些钱；而他却不愿向她通融。结果他们便吵了起来。他妻子告诉他如果他真那样做的话，他便不是再指望有饭吃；家里将不再为他准备饭食。听了这话，他便走了，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办。因为她真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这便是规规矩矩过日子的下场，”他心里想。他瞧着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正叉开双臂，用纤细的白手理着制服的绣花领子上浓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洋洋自得，而我却总在活受罪。”

走廊里越来越热闹。人们大多挤在民事法庭的各个门口，那里正在审理前面那位相貌堂堂的先生讲述的案子。

在休庭间隙，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就是她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出一大笔钱给他的委托人。这位委托人原本是根本无权得到这笔钱的，但是他很精通法律。法官们都很清楚这个案子的始末，而这位律师和他的委托人则了解得更加清楚，但是他们想出来的手段却是那么狠毒，以至于那位老太太不得不乖乖拿出这笔钱来，拱手交给她的精通法律的对手。

老太太身材肥胖，衣着讲究，头上戴的无边帽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后停住，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不断地对她的律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您告诉我！”

律师望着她的无边帽上的鲜花，很显然没有听她说什么，而是想着什么其他的问题。

跟在老太太后面从民事法庭里走出来的，是那位名律师，他那低胸裁剪的马甲里露出浆得笔挺、反着光的宽大衬衣前胸。正是他设法安排了这一切，使那位头戴鲜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而让那个付给他一万卢布的精通法律的委托人得到了十万以上。他走得很快，脸上露出洋洋自得的表情。他察觉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整个神情仿佛在说：“我没什么值得大家崇拜的。”


                               第七章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大厅的一端有三级台阶通向一座高台，上面放着一张铺有绿色桌布的桌子，桌布边缘还饰有深绿色的穗子。桌子后面放着三把扶手椅，高高的橡木椅背雕有花纹。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张色彩鲜艳的沙皇全身像，画中沙皇身穿军服，挂着绶带，一只脚跨前一步，手里握着一把佩剑。右边墙角上挂着一个神龛，里面供着头戴荆冠的基督像，下面立着一张诵经台，而在同一边还放着检察官的写字台。左边，与写字台相对，放着秘书的桌子；再过去，在靠近旁听席的地方有一道橡木栏杆，栏杆后面是被告坐的长凳，现在凳子还空着没有人坐。除此以外，在高台的右边还放着供陪审员坐的高背椅，而高台下面还有几张给律师用的桌子。所有这些都在大厅的前半部，通过那条栏杆和大厅的后半部隔开来。

大厅的后半部摆满了长凳，每一排都比前一排高。四个女人——不是女佣就是工厂女工——和两个男工人坐在前排长凳上，全都显然被法庭的庄严肃穆震慑住了，因此连交谈都只敢低声耳语。

陪审员们刚进来坐好，传达员就迈着他那往边上拐的步子走了进来，来到法庭前半部，仿佛要吓唬在场的人似的，放开嗓门喊道：“现在开庭！”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法官们纷纷开始往高台上走去。走在最前面的是肌肉发达、留着漂亮的络腮胡子的庭长。然后是那个一脸阴郁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郁，因为他在出庭前刚遇到他的内弟，内弟告诉他说，他刚才去看过他姐姐，而她告诉他今天家里不开饭。

“看来我们只能去找个小饭店吃饭了。”他的内弟笑着加了一句。

“这没有什么可笑的，”一脸阴郁的法官说道，同时脸色变得更加阴郁了。

接着，三位法官中的最后一位，也就是那个老是迟到的玛特维.尼基奇，也走了上去。他留着大胡子，长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看上去很和善。他一直受着胃粘膜炎的折磨，今天早上他的医生建议他开始采用一种新的疗法，使他不得不在家待得比平时更久，此刻，当他往高台上走去的时刻，脸上现出专注的神情，因为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用不同的稀奇古怪的方法来决定各种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刚才他就在问自己新的疗法是否会奏效，并决定如果从法庭大厅大门到他的座椅的步数可以被三除尽，那么它就会治好他的胃粘膜炎。他走了二十六步，但在走到他的座椅跟前时故意把最后一步缩小，这样便成功地凑成了二十七步。

庭长和法官们穿着衣领上镶有金线的制服，看上去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好像受到自己这种威严的影响，他们都赶紧坐到铺着绿色桌布的桌子后的高背椅上。

助理检察官和法官们一起进来。他急匆匆地走到窗边自己的座位上，还是一只手夹着公文包，另一只手来回摆动着，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不浪费一分钟，希望在案子开审时能做好准备。在此之前他只提出过四次公诉。他很有野心，下定了决心要向上爬，因此认为只要是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都必须给被告定罪。

秘书坐在高台上法官们座位的对面一位，已经把他可能需要的文件全部准备好。他正在重读一篇被查禁的报纸上的文章，这篇文章他昨天才弄到手，并且已经读过一遍。他急于想和那个同他观点一致的大胡子法官谈谈这篇文章，但却想在谈论之前再好好温习一遍。


                               第八章


庭长浏览了一些文件，向传达员和秘书问了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下令传犯人出庭。

栏杆后面的那扇门随即开了，两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拿出鞘的军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犯人：一个脸上有雀斑的红发男人和两个女人。

第三个犯人是玛斯洛娃

她刚一进来，法庭里所有男人的目光便都转移到她身上，久久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亮闪闪的黑眼睛和狱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就连那个宪兵也在她从他面前走过时，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这才仿佛觉得有失体统，慌忙转过脸去，哆嗦了一下身子，然后开始木然地望着自己前面的窗子。

庭长一直等着直到犯人们都坐好，玛斯洛娃也刚坐下来，他便转过脸去和秘书说话。

接着例行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批评那些缺席的陪审员，确定他们的罚款数目，处理请过假的陪审员事宜，以及指定候补陪审员。

接着，庭长请司祭带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脸有点肿，脸色病黄，身穿棕色法衣，戴着一个金十字架和一枚小勋章。他费力地挪动着法衣下面两条僵硬的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旁。陪审员们也都站起来，往读经台围拢过去。

“请过来！”司祭说道，并用浮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全都靠拢过来。

这个司祭任职已超过四十六年，再过三年就要像执事长前不久那样庆祝任职五十周年了。自从刑事法院开办以来，他便一直在这里任职，并感到十分自豪，因为他已经带领几千个人宣过誓，而且尽管到了他这把德高望重的年纪，他还在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幸福继续劳作。他希望在死后不仅能留给家人一座房子，而且还有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法庭里带领人们对着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恰恰是明确禁止人们起誓的，因此这项工作是不正当的。这一点从没有困扰过他；相反，他很喜欢这份他熟悉的工作，因为通过它他经常能结识一些名流。今天他就很荣幸地认识了那位名律师，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光通过击败那个无边帽上戴着大花的老太太这一个案子，就赚了一万卢布。

等陪审员们都顺着台阶走上高台后，这位司祭便侧过只有一点花白头发的秃头，套上油腻的圣带，然后理了理稀疏的头发，举起有很多凹陷的浮肿的手，将拇指、食指和中指并拢，好像捏住什么东西似的。“‘凭万能的上帝，当着他神圣的福音书，和赋予生命的十字架，我答应并宣誓，在审理本案时……’”他说一句，顿一顿。

留络腮胡子的相貌堂堂的男人、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遵照司祭的要求举起右手，并拢手指，而且举得很高，动作非常准确，好像很喜欢这么做似的，而其他人却做得很勉强很随意。有些人念誓词念得太响，而且带着一种挑衅的口气，仿佛故意在说：“不管怎样，我都要而且必须大声念出来！”有些人声音非常轻，而且念得不够快，然后，好像突然惊觉似的，赶紧跟上司祭。有些人使劲捏紧手指，仿佛怕落掉他们抓住的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有些人则把手指松开又捏拢。每个人都觉得别扭，除了司祭，因为只有他确信自己是完成一项非常有益和重要的任务。

兰军注：接下来选举出了陪审团主席。

一切都进行得顺利而又迅速，而且气氛一直都很严肃。而这种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和一本正经的仪式感明显地使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很高兴；它使他们更加坚信他们是在履行一项严肃而有益的社会职责。这一点聂赫留朵夫也感觉到了。

陪审员们刚一坐好，庭长便就他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发表了一通演讲。在讲话的时候，他不断改变他的姿势：一会儿身子支在右手上，一会儿支在左手上，一会儿靠在椅背上，一会儿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一会儿弄齐一沓纸，一会儿动动铅笔，一会儿又动动裁纸刀。

庭长告诉陪审员，他们有权利通过他审问犯人、使用纸和铅笔和查看证物。他们的义务是必须做出公正的判决，不准弄虚作假。他们的责任意味着如果他们的讨论未能保密，或者他们有与外界私通消息，那么他们将会受到处罚。大家都恭恭敬敬、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个商人，周身散发出白兰地酒的味道，强忍住饱嗝，对他听到的每一句话都点头表示赞成。


                               第九章


兰军注：审讯开始了。庭长首先审问那个红头发脸上长着雀斑的男人西蒙.卡尔津金，主要是姓名、身份、籍贯、年龄、宗教、婚姻状况、职业。西蒙.卡尔津金都一一回答。然后庭长又问讯第二个犯人包奇科娃同样的问题，四十三岁的包奇科娃一一回答。她和西蒙.卡尔津金一样，都在摩瑞塔尼亚旅馆打工。接下来，好色的庭长特别客气地问第三个犯人卡秋莎.玛斯洛娃同样的问题。

玛斯洛娃身姿矫健地站起来，挺起高耸的胸部，用她那双笑吟吟的黑眼睛看着庭长，现出一种听天由命、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独特表情。

此刻聂赫留朵夫已经肯定，这个犯人就是那个他一度爱过，而且是确确实实地爱过的姑娘，那个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当年他在狂热的情欲冲动下诱奸了她，后来又抛弃了她。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去想她，因为想起这件事实在太痛苦了，这事可以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有罪，证明他这个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曾用下流恶心的手段对待过这个女人。

对，就是她。他清楚地看出了她脸上那种独一无二、难以言说的神秘特点。这种特点使她的每一种表情都自成一格，在其他任何人的脸上都找不到。尽管她的脸苍白微肿，显得不大健康，但她的这一特点，还是表现了出来，在她的嘴唇上，在她略微斜视的眼睛里，尤其在她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里和她身上所流露出来的听天由命、对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态上。

“职业呢？你做什么工作？”庭长问玛斯洛娃。

“在院里，”她说。

“什么院？”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什么院您自己知道，”玛斯洛娃说着微笑起来。接着，她迅速地扫了一眼整个大厅，再次将目光盯住庭长。

她脸上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她话里的意思、她的微笑和她偷偷扫视法庭的目光是那么可怕和哀怨，弄得庭长都有点窘。刹那间法庭里变得鸦雀无声。

“你以前有过前科吗？”庭长问。

“没有，”玛斯洛娃轻声说道，叹了一口气。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她答道。

“你坐下。”

犯人身子向后倾了倾，像贵妇提起裙裾那样提了提她的裙子，然后坐下来，将一双白净的小手拢在囚袍袖子里，眼睛仍然盯住庭长。

接着证人被一一传出，有一些又被带下去；然后又选定法医，请他出庭。

然后秘书起立，开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很清楚（虽然他分不清舌尖音和卷舌音，把两者的发音都念得差不多），声音很大，但由于念得太快，以至于所有的词都连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沉闷的嗡嗡声。

法官们一会儿把身子靠在椅子的这边扶手上，一会儿靠在那边扶手上，一会儿搁在桌上，一会儿又靠回椅背上，一会儿闭上眼睛，一会儿睁开眼睛，轻声交头接耳。有一个宪兵好几次想打呵欠，都勉强忍住。

犯人卡尔津金一直不断地抖动他的脸颊。包奇科娃挺直腰板坐在那里，镇定自若，偶尔把手指伸到头巾里去搔搔脑袋。

玛斯洛娃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盯着秘书；她只是偶尔轻轻地抖动一下身子，脸涨得通红，似乎想进行反驳，然后重重地叹气，换一换双手的姿势，看看四周，然后又盯住秘书。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的一张高背椅上，一直没有摘下夹鼻眼镜。他看着玛斯洛娃，内心里展开了一场复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

兰军注：起诉书的大意是：卡秋莎.玛斯洛娃伙同摩瑞塔尼亚旅馆的仆役西蒙.卡尔津金和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在居住在该旅馆的被害人二等商人费拉邦特.斯梅里科夫的酒里放砒霜，导致斯梅里科夫中毒死亡。而卡秋莎.玛斯洛娃和卡尔津金以及包奇科娃瓜分了死者的财物，玛斯洛娃还分了死者一枚钻石戒指。死者生前和玛斯洛娃嫖宿了一昼夜。这个案子是杀人谋财案。

书记官念完长长的起诉书，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双手理了理他的长头发。所有人一想到现在审讯就要开始，一切马上都会水落石出，而正义很快就会得到伸张，便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只有聂赫留朵夫一人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想到十年前他所认识的这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玛斯洛娃竟会犯下这样的罪行，不由得大惊失色。


                            第十一章


兰军注：庭长逐个让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认罪，但两人拒不认罪，包奇科娃还耀武扬威断然说是玛斯洛娃一个人干的。然后庭长说玛斯洛娃拿着商人斯梅里科夫给她的箱子钥匙，来到他在旅馆的房间，从他的箱子里窃取了一些现金和一枚戒指，随后和卡尔津金、包奇科娃分赃。然后又同斯梅里科夫从妓院一起回到旅馆，并在他的酒里下了毒，而致其死亡。庭长让玛斯洛娃服罪。

"我什么罪也没事，”玛斯洛娃急急地开始说道，“就像我原先说过的，我现在再说一遍，我没有拿过——我什么也没拿过，至于那枚戒指是他自己（兰军注：指被害人斯梅里科夫）给我的。”

“那么，你承认犯有偷窃两千六百卢布现金的罪行吗？”庭长问道。

“我已经说过，除了那四十卢布以外，我什么也没拿过。”

“那么，你承认犯了往商人斯梅里科夫的酒里放毒粉的罪行吗？”

“是的，这事我承认。不过，那只是因为我相信了他们告诉我的话，说那是安眠药，吃了不会有任何事。我从来没想到过……上帝可以为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她说道。

“这么说，你不承认犯有偷窃商人斯梅里科夫现金和戒指的罪行，但是承认给他喝过毒酒？”庭长说道。

“嗯，是的，我承认是有这么做过，但是我以为那是安眠药。我给他吃只是想让他睡着；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更糟。”

“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

“事情的经过！”玛斯洛娃突然很快地说道，“我到了旅馆，他们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当时他已经在那了，喝得烂醉。”她说到“他”这个字时，眼睛睁得老大，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我想走，但是他不放我走。”她停住了，仿佛思路突然断了，或者想到了别的事情。

“嗯，后来呢？”

“嗯，后来吗？我在那待了一会，就再次回家了。”

就在这时，助理检察官把身体支在一个臂肘上，笨手笨脚地欠起身来，开始提问。“我想问，这名被告以前认识西蒙.卡尔津金吗？”助理检察官说道，眼睛看也不看玛斯洛娃，而且问完之后，便抿紧嘴唇，皱起眉头。

玛斯洛娃一脸恐惧地盯着这位公诉检察官。“西蒙吗？是的，以前就认识。”她说。

“我想知道被告同卡尔津金的交情如何。他们是不是常见面？”

“交情如何？……他找我去接客；这根本谈不上什么交情，”玛斯洛娃答道，惶恐不安地瞧瞧庭长，又看看助理检察官，然后又瞧瞧庭长。

“我想知道，为什么卡尔津金总是只找玛斯洛娃接客，而不找别的姑娘，”助理检察官眯起眼睛，带着阴险诡诈的微笑，说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玛斯洛娃说道，怯生生地向四下里瞧了瞧，她的目光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停留了一刹那。“他想找谁就找谁。”

“她是不是认出我来了？”聂赫留朵夫想，血一下子直涌到脸上。但是玛斯洛娃并没有认出他，她转过脸去，再次惊恐不安地盯住助理检察官。

“这么说，被告否认她同卡尔津金有过什么亲密关系？很好。我没有别的问题要问了。”

助理检察官把臂肘从写字台上挪开，开始动手写着什么。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有写。只是在笔记里足以给对方致命打击的地方做个记号。

“嗯，那后来怎么样呢？”庭长继续问。

“我回到家里，”玛斯洛娃说道，更加大胆一点地瞧着庭长一个人，“把钱交给了妈妈（兰军注：指老鸨），就上床睡觉了。我刚刚睡着，我们的一个姐妹别尔塔就把我叫醒了。她说：‘走吧，你的那个商人又来了。’我不愿意去，可是妈妈硬叫我去。而他，”她说到“他”这个字时，仍然带着明显的恐惧，“他一直在给我们那些姐妹灌酒，后来他还想叫人去买酒，可是他身上的钱花光了。妈妈不信任他，不肯赊账，他就叫我到他的住处去，并告诉我钱在哪里，拿多少。我就去了。”

“你就去了。嗯，那后来呢？”

“我到了那里，完全照他的话办好了一切；我走进他的房间。我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进去的，我还叫了西蒙.米哈伊洛维奇和她，”她说着指指包奇科娃。

“她撒谎，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十元钞票，”玛斯洛娃皱起眉头继续说，眼睛瞧也不瞧包奇科娃。

“那么，被告有没有注意到，”助理检察官再次问道，“当她取出四十卢布时，里面有多少钱？”

当助理检察官向她提问时，玛斯洛娃全身打了个哆嗦；她不明所以，但她感觉得到他就想判她有罪。

“我没有数过，我只看到了一些一百卢布的钞票！”

“啊！被告看见了一百卢布的钞票。我没有别的要问的了。”

“那么，后来你把钱取回去了？”庭长看看钟，继续问道。

“是的。”

“那么，后来呢？”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来了，”玛斯洛娃说道。

“那么，你是怎样让他把药粉喝下去的？放在他的酒里？”

“我怎样让他喝的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给他喝了。”

“你为什么要给他喝呢？”

她并没有马上回答，却无可奈何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一直不肯放我走，”她沉默了一小会，说道，“我实在太累了，于是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说：‘要是他能放我走就好了。我累坏了。’西蒙说：‘我们也很烦他；我们正在想给他吃点安眠药；他会睡着的，然后你就可以走了。’于是我说：‘好的。’我以为那是没有毒的，而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躺在隔板后面，一看见我就要我给他倒白兰地。我从桌上拿起一瓶利口白兰地，倒了两杯，一杯给他，一杯给我自己，并把药粉撒在他的杯子里，给他喝了。我要是知道那是毒药，怎么会给他吃呢？”

“那么，那枚戒指是怎么变成你的了呢？”庭长问。

“那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你的？”

“就在我们回到他旅馆的时候。当时我想走，他就打我的头，把我的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说我要走，于是他就摘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玛斯洛娃说。

这次助理检察官又微微起身，装腔作势地要求庭长允许他再提几个问题。在取得许可以后，他把脑袋歪在绣花领子上，问道：“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待了多少时间。”

玛斯洛娃又露出惊恐的神色；她再次不安地将目光从助理检察官脸上移到庭长脸上，并急急地说道：“我不记得待了多久。”

“好的，但是被告是否记得，在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房间里出来之后，她有没有到旅馆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玛斯洛娃想了想：“是的，我去过他房间隔壁的一个空房间。”

“好的，那么你到那里去干什么？”助理检察官问道。他忘乎所以，直接向她提了问题。

“我进去歇了一会，等着叫好的马车来。”

“那么，卡尔津金是不是和被告一起待在那个房间里？”

“他也进来了。”

“他进来干什么？”

“那个商人还剩下一点白兰地，我们就一块儿把它喝光了。”

“噢，一块儿喝光了！非常好！那么被告有没有同卡尔津金说过话，如果说过，说了些什么？”

玛斯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急急地说道：“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想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没有罪，就这些。”

“我没有别的要问的了，”助理检察官对庭长说道，矫揉造作地耸起肩膀，动手在他的发言笔记本上记下被告自己的供词：她同卡尔津金一起在那个空房间里待过。

法庭上沉默了一小会儿。

“你没有什么别的要说了吗？”

“我已经全部都说了，”玛斯洛娃叹口气说道，坐下来。

随后庭长记了点什么，宣布休庭十分钟，然后匆匆站起身，离开了法庭。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下来。


                             第十二章


“是的，她就是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见到卡秋莎时，他还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那年暑假他住在姑妈家，正在准备一篇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论文。往年，他总是同母亲和姐姐一起在莫斯科郊区他母亲的大庄园里歇夏。但那年夏天他姐姐出嫁了，母亲也出国到一个温泉疗养去了，而他，因为要写论文，便决定到姑妈家去。她们那偏僻的家里十分清净，没有什么会让他分心；他的两位姑妈又十分疼爱他这个侄儿兼遗产继承人，而他也很喜欢她们和她们那淳朴的老式生活。

那年夏天，在姑妈家里，聂赫留朵夫感受到了自我存在的精彩。一个青年人，没有任何外人的指点，第一次亲身体会到生活的全部美丽和庄严，以及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意义，看到人的心灵和整个世界在趋向完美的道路上永远前进的可能性。他给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不仅对此抱着希望，而且对实现他理想中的完美满怀信心。那年，尽管还在上大学，他已经读了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而斯宾塞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观点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这特别是由于他本身就是巨大地产的继承人。他的父亲并不富有，但他的母亲有一万俄亩的嫁妆。当时他充分认识到土地私有制的残酷和不公，而他又正好属于将因道德要求而做出的自我牺牲视为最高精神享受的那一类人，因此他决定他将放弃土地所有权，把他从父亲那儿继承的土地赠送给农民。而正是针对这一土地问题，他正在写他的论文。

他在姑妈家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每天很早起床——有时才三点钟——在日出之前就穿越晨雾到山脚下的河里去洗澡。他回家时，花草上还滚动着露珠。有时，当他喝完咖啡，他就坐下来写论文或者查阅资料；但更多的时候，他既不读书也不写作，而是又离家到田野和树林里去散步。吃午饭前，他会在花园里找个地方躺下，小睡一会。吃午饭时，他会带着高涨的情绪逗乐、取悦他的姑妈们。饭后他会去骑马，或者划一会儿船，而到了晚上则坐下来读书，或者陪姑妈们玩“单人纸牌”游戏。

许多夜里，尤其是在月色融融的夜里，他会睡不着觉，但这只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太多生活所带给他的愉悦；于是他干脆不睡，就带着他的梦境与思想在花园里散步，有时直到天亮。

他就这样平静而快乐地在姑妈家里住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特别留意到那个一半养女、一半侍女、眼睛乌黑、脚步轻快的卡秋莎。当时聂赫留朵夫年仅十九岁，从小就在他母亲的呵护下长大，因此还是个十分纯洁的青年。如果哪个女人成为他的梦中情人，那个女人一定要成为他的妻子。所有其他女人，凡是在他看来不能成为他妻子的，对他来说都不是女人，而只是人。

但那年夏天的升天节，姑妈家的一个女邻居和她的家人——两个年轻的女儿和一个中学生——带着一个寄住在她家的农民出身的青年画家来做客。吃过茶点以后，他们全都来到屋前已经修剪平坦的草地上玩游戏。他们玩的是“捉人”游戏，卡秋莎也加入进来。跑了一阵，换过几次搭档以后，聂赫留朵夫捉住了卡秋莎，于是她变成了他的搭档。直到此时他才喜欢上了卡秋莎的外表，但是和她有任何更进一步的关系的想法从来都没有进入过他的脑海。

“除非他们自己摔跤，根本不可能捉住他们两个嘛，”那个快乐的画家说道。现在轮到画家捉人，而他那两条短短的、罗圈的，但很壮实的农民腿跑得飞快。

“你！……不捉我们吗？”

“一，二，三！”画家拍起他的手来。

卡秋莎忍不住格格地笑着，在画家背后和聂赫留朵夫交换了位子。她用粗糙的小手握了握他的大手，向左边跑去，她那浆过的裙子发出沙沙的响声。聂赫留朵夫快速向右边跑去，想摆脱画家，但是当他回头看时，却发现画家在追卡秋莎。卡秋莎遥遥领先，她那两条年轻有力的腿跑得飞快。他们前面有一个丁香花坛，卡秋莎向聂赫留朵夫点头示意，要他到花坛后面去和她会合；因为一旦他们再次拍手，他们就安全了，而捉他们的人就不能再追了——这是游戏的一项规则。他领会了她的示意，便向丁香花坛后面跑去，但是他不知道那里有一条长满了荨麻的小沟。他被绊倒了，摔进了满是露水的荨麻丛中，手也刺破了，但他很快就站了起来，并嘲笑着自己的坏运气。

而卡秋莎，一双眼睛黑得像黑刺李一般，满脸洋溢着快乐，飞也似地朝他跑来，他们握住了彼此的手。

“我敢说，手刺破了吧？”她用那只空着的手理理头发，气喘吁吁地说道，同时开心地微笑着直盯着他看。

“我不知道这里有一条沟，”聂赫留朵夫答道，也微笑着，仍然握住她的手。她向他靠近些，而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俯身向她凑过去。她没有躲开，而他便更紧地握住她的手，吻了吻她的嘴唇。

“你这是干什么！”她说道。她慌忙抽出她的手，从他身边跑开了。

她跑到丁香花旁，摘下两枝已经开始凋谢的白丁香，拿它们扇扇她那热辣辣的脸；接着，她回过头来朝他望望，就使劲摆动两臂，朝其他做游戏的人走去。

从那时起，聂赫留朵夫同卡秋莎之间就形成了那种一对互相吸引的单纯的少男少女之间所通常有的特殊关系。

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聂赫留朵夫老远看见她的白围裙，世间万物在他的眼睛里都变得光辉灿烂；这就如同太阳出现时一般，万物都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欣欣向荣，也更加有意义。整个生活都仿佛充满了欢乐。她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并非只有卡秋莎出现才会对聂赫留朵夫产生这样的作用。事实上，他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卡秋莎存在，（而对她来说，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这样一个聂赫留朵夫存在。）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无论是收到母亲令人不快的信，还是论文写得不顺利，或者感到那青年人所常有的莫名的郁闷，他只需要一想到卡秋莎，他还可以看见她，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

卡秋莎在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她却总能设法获得一些闲暇来读点书。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刚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小说借给她。她最喜爱屠格涅夫的《僻静的角落》。他们只能利用在走廊里、阳台上或院子里遇见的机会交谈几句，有时也在他姑妈的老女仆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的房间里。他有时候和她一起喝茶，而卡秋莎就在那里干活。这些当着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的面的谈话是最令人愉快的。而当他们单独相处的时候，情况则比较糟。在这种时候，他们的眼睛马上开始说一些和他们嘴里所说的截然不同但重要得多的话。他们总是噘起嘴，提心吊胆，待不了多久就匆匆分开。

聂赫留朵夫和卡秋莎的这种关系在他第一次住在姑妈家的余下所有日子里一直保持了下去。两位姑妈发现了他们的这种关系，十分担心，甚至写信去告诉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叶莲娜.伊万诺夫娜公爵夫人。他的姑妈玛丽.伊万诺夫娜唯恐德米特里同卡秋莎发生暧昧关系；但她的这种担心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聂赫留朵夫爱着卡秋莎，而对于这一点他自己都不知觉，他对她的爱是那么纯洁，而这就保证了他不会越轨——他和她都不会。他不仅没有在肉体上占有她的欲望，而且一想到可能同她发生这样的关系就充满了恐惧。而更具有诗人气质的索菲雅.伊万诺夫娜的担忧则要切实得多。她生怕生性敢作敢为的德米特里一旦爱上了某位姑娘，就会不顾她的出身和地位，下定决心同她结婚。

如果聂赫留朵夫当时明确意识到他对卡秋莎的爱，尤其是如果当时有人告诉他应该想也不想把他的命运同一个这样身份的姑娘结合在一起，那么，凭着他一贯的耿直性格，极有可能他就会断然作出决定：不管是怎样的姑娘，只要他爱她，就没有任何可能成立的理由不允许他和她结婚。不过他的两位姑妈并没有把她们的忧虑告诉他，而直到他离开，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卡秋莎的爱。他当时确信，他对卡秋莎的感情只是他漫溢的生之欢乐的表现之一，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只是和他一起分享着这一欢乐。而当他动身离开的时刻，卡秋莎同他的两位姑妈一起站在门廊里，用她那双满是泪水、略带斜睨的乌黑的眼睛目送着他，他这才感到他正在告别一种美丽、珍贵的东西，一种覆水难收的东西。他觉得有说不出的惆怅。

“再见，卡秋莎，”他坐进马车，绕过索菲雅.伊万诺夫娜的帽子望过去对她说道：“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再见，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忍出满盈的泪水，用温柔悦耳的声音说道；接着她便跑进门厅里，在那儿放声大哭了起来。


                              第十三章


从那以后，聂赫留朵夫有两年多没有同卡秋莎见过面。当他再次见到她时，他刚才晋升为军官，正动身去和他的军团会合。在途中，他路过姑妈家，便过来陪她们小住几日，但同三年前的夏天住在她们家里时相比，他现在已经是个很不一样的年轻人了。那时他是个正直、无私的少年，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而献身；如今他成了个堕落的、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个人的享乐。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那么神秘，他兴致勃勃、满心欢喜地试图解开这个谜；而现在，在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简单明了，他的社会地位早已为他规划好生活中的一切。那时，他觉得接触大自然和那些在他之前生活过、思考过和感受过的前人——那些哲学家和诗人——是重要而且必需的；现在呢，他认为重要和必需的只是社会制度和与同事们的交际活动。那时，女人似乎是神秘而迷人的——而且正是裹藏她们的这一神秘使得她们更加迷人；现在呢，所有女人，除了他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的妻子，她们的作用只有一个，而且再清楚不过：女人是能带给他已经领略过的那种快乐的最好的工具。那时他不需要钱，因为母亲答应给他的钱他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需要，而他可以放弃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地产，把它分赠给农民；而现在呢，母亲按月给他的一千五百卢布根本不够用，而为了这个他已经和母亲有过好几次很不愉快的谈话。

那时，他将他的精神生活视作他真正的“我”；现在呢，那个健康、强壮、动物性的“我”才是他所看重的自己。

所有这些可怕的变化之所以会发生，都是因为他不再相信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去生活实在太难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就得自己决定一切问题，就不利于总是追求简单满足的动物性的我，而是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和它相抵触。相信别人，就根本无须决定任何东西；一切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而且总是有利于动物性的我而同精神的我相抵触。这还不是全部。坚持自己的信念，他总是将自己暴露于周遭人群的谴责之下；而相信别人，他就会获得他们的肯定。因此，当聂赫留朵夫思索和谈论一些有关生命的严肃问题时——上帝、真理、财富、贫穷——他身边所有的人就会觉得不合时宜，甚至荒谬可笑，而他的母亲和姑妈们就会好意地取笑他，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而当他读小说，讲庸俗的奇闻轶事，到法国剧院去看歌舞杂耍并绘声绘色地复述其中的笑话时，所有人却都称赞他，鼓励他。当他视省吃俭用为美德，穿旧大衣，不喝酒时，所有人都认为他脾气古怪，觉得他是在故意哗众取宠；而当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或者在装修书房时穷奢极欲时，所有人却都赞美他的品位，并送给他贵重的礼品来鼓励他的爱好。当他还童贞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时，他的朋友都担心他是不是有病，而他的母亲在得知他从他的一个朋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后，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而对儿子和卡秋莎的那段插曲，公爵夫人一想到他有可能同她结婚，就感到后怕。）

当聂赫留朵夫成年以后，由于认为土地私有是错误的，把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地产赠给农民时，他的这一行为却使他的母亲和整个家族都大为吃惊，并且成为所有亲戚嘲弄他的一个理由。别人不断地告诉他，那些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不仅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因为他们开了三家小酒店，什么农活也不干。而当聂赫留朵夫进了近卫军，跟他的那些门第高贵的同僚们一起花天酒地，赌博输掉许多钱，弄得叶莲娜.伊万诺夫娜不得不动用存款时，她却一点也不心疼，反而认为很正常，甚至觉得年轻时在上流社会尽情享乐是件好事，恰如她儿子所做的那样。所有他还有自己的信仰时所认为好的东西，现在却被他生活在其中的圈子里的人认为是坏的，而他认为是坏的东西，却被那些人认为是好的，起初聂赫留朵夫为此还斗争过，但是这斗争却十分艰难。最终聂赫留朵夫还是屈服了，他不再相信他自己，而开始相信别人。刚开始这种放弃自我信仰的行为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他染上了吸烟喝酒的习惯，很快他就摆脱了那种不愉快的感觉，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

聂赫留朵夫天性热情，不久便沉湎于这种备受周遭人群称道的新的生活方式中，而将内心要求其他不同东西的呼声统统扼杀了。这种变化开始于他来到彼得堡以后，而在他进入军队后更是达到了高潮。

军队生活总体来说就是让军人堕落。它让他们处于终日无所事事的状态，也即脱离了所有合理、有益的工作；让他们逃避他们作为人所理应承担的义务，仅仅代之以对军队、军服、军旗的死板荣誉感；而且，它一方面给他们凌驾于别人之上的绝对权力，但另一方面却又让他们在长官面前奴颜婢膝，唯命是从。

不过，除了服兵役及相应的对军服、军旗的荣誉感，以及合法的暴行和屠杀所造成的一般性堕落外，还有因为富裕和接近皇室成员而造成的进一步的堕落（经过严格挑选的近卫军团就是个最好的例子，里面所有的军官都有钱有势，出身豪门），而这种堕落此后还会发展成为一种极度疯狂的自私癖。这种疯狂的自私癖从聂赫留朵夫进入军队并开始像他的同僚们那样生活的那一刻起就在他身上发作了。他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做，除了穿上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精心缝制、洗刷干净的军服，拿起同样是别人铸造、擦亮并交到他手里的武器，跨上一匹由别人养大、训练和喂饱的骏马，去参加阅兵。在那里，同那些和他一样的人一起，他要挥舞马刀，开枪射击，并教会其他人做一模一样的事。他没有别的事要做，而那些达官贵人，不论老少，包括沙皇和他的亲信，都会不仅认可这一活动，还会因此夸奖他，感谢他。

除此之外，他们认为正当的和重要的就是到军官俱乐部或者最豪华的饭店里去吃饭，特别是喝酒，纵情挥霍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大把大把的金钱；然后就是剧院，舞会，女人；然后又是骑马，舞刀，跳跃，然后又是挥霍金钱——喝酒，打牌，玩女人。

这样的生活让军人堕落得比其他人更厉害，因为如果要任何一个非军人的人过这样的生活，他的内心深处都会禁不住感到羞耻。但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对过这样的生活引以为荣，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而聂赫留朵夫正好是在向土耳其宣战（译者注：指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后进入军队的。“我们准备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因此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是可以原谅的，而且对我们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就这么过日子。”

这些便是聂赫留朵夫在其生命的这一阶段的一些混沌的想法，而他由于冲破了以前给自己设下的种种道德藩篱，便时刻感到轻松愉快。他的生活状态则表现为一种慢性疯狂自私癖的症状。

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他在离开了大约三年之后，再次来看望他的两位姑妈。


                             第十四章


聂赫留朵夫这次去看望他的两位姑妈，是因为她们的庄园就在他要去和他所在的军团会合的必经之路的旁边（他所在的军团已经开赴前线了），而且两位姑妈非常热情地邀请他去，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很想看看卡秋莎。也许在他的灵魂深处，他已经受到那如今脱缰的动物性冲动的挑拨，对卡秋莎起了歹念；但这一点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想重游他曾经那么快乐地生活过的地方，看看两位可笑又可亲的慈爱的老姑妈，她们总是无私地用爱和赞赏的温情团团包围着他，看看可爱的卡秋莎，她给他留下了那么愉快的回忆。

他是三月底耶稣受难日到达的。当时冰雪初融，而且还下着倾盆大雨，把他淋得浑身湿透。他觉得冷极了，但他还是和他那时所一贯表现出来的一样，生气蓬勃，精神焕发。“她还是和她们在一起吗？”雪车驶进他所熟悉的老式庄院时，他心里想。庄院四周围着一圈矮矮的砖墙，现在上面正堆着从屋顶上掉下来的积雪。

他满心期望她一听见他的雪车铃铛就会跑出来，但是她没有。他的姑妈索菲雅.伊万诺夫娜独自一人在前厅里迎接他；她穿着一条丝绸连衣裙，头上戴着帽子。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和姑妈打完招呼，去了他的房间。

当聂赫留朵夫脱下身上所有的湿衣服，刚要开始换衣服时，他忽然听见熟悉的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了一下门。聂赫留朵夫听脚步声和敲门声就知道谁来了。除了她没有人会这样走路和敲门。

他把潮湿的军大衣往肩上一披，打开了门。

果然是她，卡秋莎，还是和原来一模一样，只是比以前更加可爱了。那双略带斜睨的天真的黑眼睛仍旧和他记忆中的一样那么打量着人。现在，和那时一样，她系着一条洁白的围裙。她从他姑妈那送来一块刚剥去包装纸的香皂和两条毛巾：一条是长长的俄国式的绣花毛巾，一条是浴巾。不论是没有用过的印字清晰的香皂，那两条毛巾，还是卡秋莎本人，都是那么干净、新鲜、纯洁、惹人喜爱。又像以前一样，她那因为见到他而不可抑制的快乐微笑让她那两片线条明晰的可爱嘴唇缩拢了起来。

“您好，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她好不容易才说出口，脸涨成一片玫瑰色。

“早上好！你好！”聂赫留朵夫说道，脸涨得和她一样红，“过得好吗？”

“是的，感谢上帝。这是您的姑妈叫我送过来的您最喜爱的玫瑰花香皂，还有毛巾，”她说着把香皂放在桌上，把毛巾搭在椅背上。

“请帮我谢谢姑妈。噢，我来到这里真是太高兴了！”聂赫留朵夫说道，他的心里像上次一样充满了阳光和温柔。

她听了这话只微微一笑，就走出了房间。

两位姑妈一向宠爱聂赫留朵夫，但这次却比以往任何一次还要热情地接待他。德米特里正要去战场，在那他可能负伤甚至阵亡，而这让两位姑妈很感伤。

聂赫留朵夫原定只陪姑妈们一天一夜，但在见到卡秋莎之后，他答应陪她们过完复活节再走。于是他给他的朋友申包克发了封电报，他们原先约定在敖德萨会合，现在请他改到他姑妈家来和他碰头。

从聂赫留朵夫第一眼看到卡秋莎开始，他对她就旧情复燃了。又和当年一样，他一看见她的白围裙，就禁不住情绪激动；他一听见她的脚步声、她的声音、她的笑声，就禁不住满心欢喜；他一看见她那双黑刺李一样的眼睛，特别是当她微笑的时候，他就禁不住满腔柔情；而，最重要的，当他们遇见的时候，他一看见她满脸红晕的模样，就禁不住心慌意乱。他觉得自己在恋爱了，但是却和以前不一样，以前他觉得恋爱是个谜，就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在恋爱，而且当时他相信人的一生只能恋爱一次；现在他知道自己在恋爱了，并为此感到高兴，而且他还隐隐约约知道这种恋爱是怎么回事，结果大体会怎样，虽然他自己很想把这一点对他自己隐藏起来。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就像在所有男人身上一样，同时有两个存在：一个精神的人，只追求那种对自己和对所有人都成其为幸福的幸福；另一个是动物性的人，只追求个人的幸福，并且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牺牲全世界所有其他人的幸福。在现在这个因彼得堡的生活和军队生活导致他的自私癖发作的时期，这个动物性的人在他身上完全占据了上风，把那个精神的人彻底压倒了。

不过，当他看见了卡秋莎，重新体验了三年前他曾有过的那种感觉，他身上的精神的人又再次抬头了，并且开始行使其权利。而在复活节前的整整两天里，一场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思想斗争时刻不停地在他内心展开着。

他内心深处很明白他应该走了，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理由继续待在姑妈家里，他知道待下去不会有什么好事；然而待在这里实在太快乐了，太让人开心了，以致他不愿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真实想法，留了下来。

复活节前夜，教堂的牧师和执事乘着雪橇来这儿做弥撒。按他们的说法，他们穿过水坑和干地，历尽千辛万苦才走完了从教堂到两位老妇人家的三里路。

聂赫留朵夫同姑妈和仆人们一起参加了弥撒，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卡秋莎。她站在门旁边，给牧师们送来香炉。然后，在给牧师和两位姑妈复活节亲吻之后，虽然当时还没有到午夜因此也没真正到复活节，他就已经准备要上床睡觉了。这时他忽然听见老女仆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正准备在值完夜班之后去教堂行领复活节蛋糕和奶饼的净化礼。他暗暗打定主意：“我也去。”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于是骑着一匹老马去教堂晨祷。

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喜庆、庄严、欢快和美好：牧师们穿着银光闪闪的法衣，戴着金十字架；执事、助祭和诵经士穿着有金银丝绦装饰的白色法衣；业余歌手们也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头发擦得油光闪亮；节日赞美诗的欢快调子听上去就像舞曲；牧师们高举着一支饰有花卉的大蜡烛，不停地为人们祝福，嘴里一遍又一遍地欢呼：“基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一切都很美丽，但最美丽的还是那穿着雪白围裙、系着蓝色腰带、乌黑的头发上扎着红色蝴蝶结、眼睛闪耀着喜悦光芒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知道她虽然没有看他，却知道他来了。他是在走向祭坛，经过她身边时注意到这一点的。他原本没有什么好对她说的，但就在经过她身边时他突然想出了一句，便对她耳语道：“姑妈告诉说，做完弥撒后她就开斋。”

就像她每次看到他时一样，卡秋莎可爱的脸蛋上泛起了青春的红晕。她那乌黑的眼睛闪耀着笑意和欢乐，天真烂漫地凝视着聂赫留朵夫，目光一直停留在他身上。

“我知道，”她微笑着说道。

这时，一个助祭手里拿着一把装着圣水的铜咖啡壶正往外面走，没有留意到卡秋莎，他的白色法衣拂到了她。很显然，这名助祭之所以会让法衣拂到卡秋莎，是为了向聂赫留朵夫表示尊敬，有意想从他旁边绕过去，而聂赫留朵夫却很惊讶，他，这个助祭，居然会不明白，这里的一切，包括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卡秋莎一人而存在的，因此世间万物都是可以被忽视的，唯独她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她就是世界的中心。为了她，圣像四周的金子才闪闪发光；为了她，所有这些枝状大烛台和蜡烛架上的蜡烛才燃烧；为了她，人们才唱这欢乐的圣歌：“耶稣复活了，人们啊，欢乐吧！”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世上美好的一切都是为她而存在的。而且当他注视着她那姣好的身材，那带皱褶的雪白连衣裙，还有那张聚精会神、喜气洋洋的脸时，他似乎认为卡秋莎也懂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她。他通过她的脸部表情确切地知道，他们心有灵犀，他心里所唱的那首歌也在她心里唱着。

聂赫留朵夫在早祷和晚祷之间的休息时间离开了教堂。人们纷纷向两边让开，给他让路，向他鞠躬。有些人认识他；其他人在问他是谁。

他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停了下来。站在那里的乞丐们过来把他团团围住。他把钱包里的零钱全都分给他们，这才走下台阶。天已经亮了，但是太阳还没有升起。人们聚散在教堂周围的墓地上。卡秋莎还待在教堂里。聂赫留朵夫站在门口等她。

卡秋莎越过她前面那些人的头顶看见了他，而他也正好看到她的脸怎样在瞬间容光焕发起来。

她和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一起走出教堂，在门廊上停住，在那里向乞丐们分发施舍。一个鼻子处只剩一块红疤的乞丐走到她跟前。她给了他一样东西，然后向他凑拢去，丝毫没有嫌恶的样子，相反眼睛里依旧闪耀着快乐的光辉，亲吻了他三次。而当她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她的目光同聂赫留朵夫的目光相遇了。她的表情似乎在问：“我这样做对吗？”“对，亲爱的，是的，你这么做很对；一切都很对，一切都很美，我爱这一切！”

她们走下门廊的台阶，而他走到她们跟前。他并不想给她们复活节亲吻，而只是想同她挨近些。

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鞠躬低头，微笑着说道：“基督复活了！”而她的口气在暗示：“今天我们一律平等。”接着她把手绢揉成一团，擦擦嘴，把嘴唇向他凑过去。

“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回答道，并亲吻了她。接着他看了卡秋莎一眼；她飞红了脸，同时向他挨过来。“基督复活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真的复活了！”聂赫留朵夫答道。他们互吻了两次，接着迟疑了一下，仿佛在考虑这第三下亲吻是否必须，最后终于决定还是再吻一次，于是他们就吻了第三下，接着两人都微笑了起来。

“你们不去找牧师吗？”聂赫留朵夫问。

“不，我们要在这里坐一会儿，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卡秋莎用力地说道，仿佛她刚刚完成了什么愉快的任务似的，她的整个胸部深深地呼吸着。她盯住他的脸，那双略带斜睨的眼睛里充满了虔诚、处女的纯洁和爱的神情。

在男女之间的爱情中总有那样一个时刻会让这份爱达到顶点——那是一个不自觉的、不受理性控制的时刻，而且没有任何肉欲的成分。这样一个时刻就在复活节的夜晚降临到了聂赫留朵夫身上。当他现在回想起卡秋莎，那个时刻的情景让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那个头发乌黑光滑的脑袋，那件适合她处女的姣好身材的有皱褶的紧身雪白连衣裙，她那尚未完全发育的胸部，那泛起红晕的脸颊，那双温柔的乌黑发亮的眼睛，还有那仿佛印在她整个人身上的两个显著特点：纯洁无瑕的贞洁的爱——这爱不仅对他的（他知道这一点），而且也是对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的，不是仅对好的人和事物。而是对人间一切人和事物，甚至是对她刚吻过的那个乞丐。

他知道她心里有这样的爱，因为在那天夜里和早晨，他意识到了在自己身上就有这份爱，而且还意识到正在这份爱里他和她合二为一了。啊！如果一切能全部停留在那一刻，停留在那天夜里那份爱所达到的那一刻，该有多好！“是啊，那件可怕的事在复活节夜里还没有发生！”聂赫留朵夫坐在陪审员议事窗前，暗自想着。


                             第十六章


聂赫留朵夫从教堂回来以后，就跟姑妈们一起开了斋。由于在军团里他已经有了喝酒的习惯，他便喝了一杯烈酒和一些葡萄酒，然后一回到他的房间，他就马上倒在床上睡着了，连衣服都没脱。他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他知道是她在敲门，于是便起来，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

“卡秋莎，是你吗？进来。”他说道。

她把房门推开。

“午饭已经准备好了，”她说。她仍旧穿着那件雪白的连衣裙，但头发上的蝴蝶结不见了。她微笑着瞅了一下他的眼睛，仿佛她告诉了他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我这就来，”他一边回答，一边站起来拿起梳子来整理头发。

她在那里站了一会没有走，他一发觉，就丢下梳子，向她走去，但就在这时，她突然转过身去，用又快又轻的步子沿着过道中央的那条地毯走开了。

“老天，我真是个傻子，”聂赫留朵夫暗想，“我为什么不把她留住呢？”于是他跑过去追上她。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想要她干吗，不过他觉得，刚才她走进他房间时，应该要发生点什么事，发生一点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下所应该发生的事，可是他却没有做。

“卡秋莎，等等，”他说道。

“您想要什么？”她停住脚步。

“没什么，只是……”他想起男人处在他这种位置一般会怎么办，便用力搂住卡秋莎的腰。

她站住了，看着他的眼睛。

“别这样，德米特里.伊凡内奇，你不能这样，”她说道，脸红得简直要哭出来，同时用她粗糙有力的手推开他的胳膊。聂赫留朵夫放开了她，有那么一会儿，他不仅感到困惑和羞愧，而且觉得自己很可恶。如果他现在相信他自己的这种感觉，那么他就会知道这种困惑和羞愧正是由他的灵魂所要求释放出来的最高尚的感情而引起的；但是他觉得这只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他应该像其他任何人所做的那样行动才对。他又一次追上她，吻她的脖子。

这一次的吻和那次在丁香花坛后面情不自禁的第一次亲吻不同，和今天早晨在教堂院子里的亲吻也很不同。这是一次可怕的吻，而这一点她也感觉到了。

“噢，您这是干什么呀？”她惊叫起来，仿佛他打碎了一个无法补救的无价之宝似的，然后快速跑开了。

他走进餐厅。两位穿着盛装的姑妈、她们的家庭医生和一位邻居已经在那了。一切都很平常，可是在聂赫留朵夫心里一场风暴正在咆哮。他对别人所说的一切，根本没有听进去，只是随意敷衍着作答，心里只想着卡秋莎。他回味着刚才在过道里追上她时的那最后一吻。他没有心思再去想别的事情。当她走进房间时，他看也没向周围看，可他的整个身心却都能感觉到她的存在，而他必须竭力克制才能让自己不去看她。

午饭以后，他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而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情绪激动地走来走去，留神听着房子里的每一点声音，希望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他身上那个动物性的人，现在不仅抬起头来，而且把他初来时那几天和甚至就在今天早晨还存在的那个精神的人成功踩在了脚下。他身上这个可怜的动物性的人现在完全支配了他。

尽管他一整天都在守候她，但是他今天却没法单独同她见面。她很有可能是在试图躲避他。然而到了傍晚，她因为有事不得不到他隔壁房间里去。原来是医生被邀请当晚留下来过夜，卡秋莎只得替他铺床。聂赫留朵夫一听见她的声音，就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跟着她进去，仿佛是去干什么犯罪的事似的。

她正在给枕头套枕套，两只胳膊肘正伸进干净的枕套里，抓住枕头的两个角。她转过身来，微微一笑，但已不是原先那种幸福、快乐的微笑，而是带着一种恐惧、哀怨的味道。这笑容似乎在告诉他，他所做的是不对的。他愣了一下。现在还有进行思想斗争的可能。虽然微弱，但他对她真正的爱的声音仍然在为她、她的感情、她的生活在说话。但另一个声音也在说：“当心！别让获得你自己的快乐、自己的享受的大好机会就这么白白溜走了！”这第二个声音完全压倒了第一个声音。他断然走到她跟前，一阵按捺不住的可怕兽性控制了他。

聂赫留朵夫搂住她，让她坐在床上。他觉得还有些什么事要做，就在她旁边坐下来。

“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啊！请您放手，”她哀求道，“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来了！”她一边叫，一边挣脱身子。果真有人向房门这边走来。

“好吧，那我晚上去找你，”聂赫留朵夫低声说道，“只有你一个人吧？”

“您在想什么啊？千万别这样！别！别！”她说道，但是却只限于嘴上；她整个人颤抖、慌乱的神态说的却是另一回事。

果然是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向房门这边走来。她走进房间，手臂上搭着一条毯子，面露责色地看了一眼聂赫留朵夫，然后便开始怒斥卡秋莎拿错了毯子。

聂赫留朵夫沉默地走了出去，但甚至都没有觉到羞耻。他从玛特廖娜的脸色上看得出，她在责怪他，而且他知道她责怪有理。他觉得自己做的事不对，但是这新奇、卑鄙的兽性的骚动已经完全取代了原先他对卡秋莎那纯真的爱情，支配着他，霸占着他，不给任何其他感情留下丝毫空间。他现在知道要满足这种兽性他应该怎么办，而且正在考虑如何找到一个机会来采取行动。

整个傍晚他都在四处走动，好像精神错乱了一般，一会儿走进姑妈们的房间里，一会儿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又出去走到门廊里，心里只想着他怎样才可以单独同她见面；但是她在躲避他，而且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也在寸步不离地看着她。


                              第十七章


黄昏就这样过去了，夜晚来临了。医生去睡觉了。聂赫朵留夫的两位姑妈也回房休息了，而他知道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此刻正在她们的卧室里陪她们，因此卡秋莎肯定独自一人待在女仆起居室里。他再次走进门廊里。户外漆黑，潮湿，温暖。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春雾。这雾能化开残雪，也可能本身就是因残雪融化而形成的。从房子前门大约百步开外的小山下的小河里，传来一声奇怪的声音。那是冰层正在破裂。聂赫留朵夫走下台阶，踩着水坑上一块块光滑的冰面，向女仆房间的窗子走去。他的心在胸膛里跳得那么猛烈，以至于他似乎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他努力地屏住呼吸，最后终于忍不住了，爆发出一阵拖长的叹气声。女仆房间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沉思着，眼睛瞪着前方。聂赫留朵夫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一阵，等着看她在不知道有人在观察她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有一两分钟光景，她一动也没动；接着她抬起眼睛，微微一笑，摇摇头，仿佛在责备自己，然后换了个姿势，把两条胳膊往桌上一搁，再次开始目光向下盯着自己身前。他站在那里看着她，下意识地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和从小河那边传来的奇怪响声。那里，在小河上，在浓雾下，持续不断的变化在缓慢继续着，听上去好像是什么东西在呜咽，在破裂，在落下，在被撕成碎片，夹杂着一块块薄冰像玻璃一样彼此撞碎的清脆的响声。

他站在那里，瞧着卡秋莎那张严肃、痛苦的脸，这张脸暴露了她灵魂深处的斗争。他觉得她很可怜；但是，说来也许有些奇怪，这种怜悯心反而只加强了他的欲望。他已经被欲望完全控制了。

他敲了敲窗子。她像触了电似的惊起，全身都在颤抖，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接着她跳起来，走到窗前，把脸靠近窗玻璃。即便当她用双手在眼睛上搭了个凉棚，从窗玻璃里望出去，认出是他时，她脸上的恐惧神色也没有消失。她脸上的神情异常严肃；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副表情。他朝她微微一笑，她也回报他一笑，但只是为了迎合他；在她心里根本就没有笑意，有的只是恐惧。他向她招招手，要她出来到院子里来找他。但是她摇摇头，仍然站在窗边。他也把脸凑近玻璃窗，准备喊她出来，但就在这时，她向房门口转过身去。显然屋里有人在叫她。聂赫留朵夫离开窗户了。雾是那么浓，以至于离开房子五步远就已经看不见了窗子，但是灯光却在那看不清形状的漆黑一团中变成一片巨大的红色。河上那奇怪的声响仍在继续，呜咽着，摩擦着，破裂着，撞击着。在浓雾中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公鸡在报晓；另一只响应着，接着又有几只在村子远端也叫了起来，直到所有的鸡鸣声都汇成一片，四下里才又都安静了下来，除了小河那边还有一些声响。这已是当天夜里鸡第二次报晓了。

聂赫留朵夫在房子拐角后面来回走着，有一两次踩进了水坑里。然后他又回到女仆房间的窗边。灯仍然亮着，她依旧独自一人坐在桌边，仿佛拿不定主意该做什么。他刚一走到窗前，她正好就抬起眼睛。他敲了敲窗子。她看也没看是谁在敲，就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他听见外面的门锁吧嗒一声，门开了。他在侧门廊里等着她，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把她搂住了。她紧偎着他，抬起她的脸，用嘴唇去迎接他的吻。他们站在侧门廊拐角后面一块积雪已经全部融化的地方，他全身都被尚未满足的欲望煎熬着。这时外面的门锁又发出了一声同样的吧嗒声，接着门开了，只听见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的声音怒气冲冲喊道：“卡秋莎！”

她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飞奔回去。他听见门插销发出喀哒一声，接着一切又安静下来。红色的灯光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浓雾，而河上的响声仍在继续。聂赫留朵夫走到女仆房间的窗前，一个人也看不见；他敲敲窗子，却没有任何回应。他从前门回到房子里，但是却睡不着。他起床，光着脚顺着过道向她的房门走去，旁边就是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的房间。他听见玛特廖娜.巴甫洛夫娜平静的鼾声，正准备继续走，忽然她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弄得床铺嘎吱作响。他紧张得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大约五分钟。当一切又安静下来，她又开始平静地打起鼾来，他才继续努力地从那些不会嘎吱作响的地板上往前走去，一直走到卡秋莎的房门口。什么声音也没有。她多半醒着，否则他应该能听见她的呼吸声。他刚低声唤了一声“卡秋莎！”，她便跳了起来，并开始——好像很生气地——劝他走开。

“您这么做到底什么意思？您到底想干吗？您的姑妈会听见的。”这些是她嘴里说的，但她的整个身子却在说：“我整个人都是你的。”这一点只有聂赫留朵夫懂得。

“开门！我就进来一小会！我求你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她沉默不语；接着他听见她的手在摸索插销。插销喀哒响了一声，他钻进了房间。他一把就抱住了她——她只穿着一件又粗又硬的无袖衬衫内衣，露着两条胳膊——把她举起来，走了出去。

“噢，老天！您这是干什么？”她低声说道；但是他丝毫不理她在说什么，将她抱到自己房里。

“噢，不要！您不能这样！放手！”她嘴里这么说道，身子却紧紧地贴住他。

当她浑身颤抖，一言不发，也不答理他的话离开他后，他再次走出屋去来到门廊里，站在那试图想清楚刚才发生的事的意义。

天已经亮了一些。房子下面的河那边，碎冰的破裂声、撞击声和呜咽声更响了，而且现在还能听见流水的汨汨声。浓雾开始下沉，雾幕上端浮出一弯残月，凄凉地照着黑漆漆、阴森森的一片混沌。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交了好运还是倒了大楣？”他问自己。

“这种事人人都会碰上的——人人都是这么做的，”他对自己说道，接着便上床睡觉去了。


                             第十八章


兰军注：第二天，聂赫留朵夫的同事申包克来到聂赫留朵夫的姑妈家来找他，当晚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了，他们必须前去和他们的军团会合了，因为他们的休假结束了。

在这陪姑妈们度过的最后一天里，聂赫留朵夫的脑子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前一夜的事情。两种感情在他的内心里搏斗着：一种是对那兽性爱的热辣辣的充满肉欲的回忆（虽然它离他的预期还很遥远），其中夹杂着某种达到了其目的的满足感；而另一种是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这件事必须加以弥补，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他自己。

此时，聂赫留朵夫的自私癖已经发展到了除了他自己他什么也不会想到的阶段。他正在考虑的是，要是他做的事被别人知道了，他会不会受到巨大的谴责，还是会被谴责得体无完肤；但是他根本没有想到卡秋莎现在正经历着什么，对她将来会发生什么。

聂赫留朵夫还在想，虽然在完全满足他对她的爱的渴望之前离开未免有些遗憾，但这绝对必须的分别也有它的好处，因为它让这对他来说很难维系的关系突然就此终结。接着他想到他应该给她一点钱，不是为了她，不是因为她可能需要钱，而是因为这就是通常所应该做的，而如果他在玩弄了她之后不给她一些钱，他就会被别人看作是个名誉扫地的人。

于是他就给了她一笔在他看来，考虑到他和她的身份地位，数目相当慷慨的钱。临走那天，他吃过午饭，便走出去在门边等她。她一看见他，脸就刷地一下红了。她想从他身边走过去，并对他使了个眼色，想让他注意女仆房间的门开着，但是他把她拦住了。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他说道，手里揉着一个装有一张百元卢布钞票的信封，“这是我……”

她猜到他是什么意思，皱起了眉头，摇摇头，把他的手推开了。

“拿去吧；噢，你一定要拿！”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把信封塞进她围裙的围兜里。跑回他的房间。一路上他都皱起眉头，呻吟着，好像他伤到了自己似的。随后好长一段时间，他都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仿佛受着痛苦的折磨，而一想起刚才那一幕，他甚至跺起脚来，发出大声的呻吟。“可是我还能做些什么呢？难道别人不是这么做的吗？申包克亲口告诉过我，他同家庭女教师有过这样的事；格里沙叔叔也有过；我的父亲也一样，他住在乡下时，和一个农家女人生下了那个私生子米金卡，那孩子现在还活着。既然大家都这么做……算了，我这么想也没什么用。”他试图通过这样想让自己的心获得安宁，可是却做不到。一回想起所发生的一切，他的良心就受到煎熬。

在他的内心——在他的灵魂最深处——他知道他的行为很卑鄙、残忍、懦弱，而一想到他的这种行为，他不仅再也无权批评任何其他人，而且甚至都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更不用说像原来那样认为自己是个杰出、高贵、慷慨的人了，而这一点是他所一贯坚持的，也是让他能无畏、快乐地生活下去所必需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不去想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现在正要开始过的生活，新的环境，新的朋友，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帮助他遗忘。这种生活他过得越久，他就会越少地想起这件事，直到最终将它彻底遗忘。

只有一次，那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希望能看到卡秋莎，就去看望他的两位姑妈，这才听说就在他上次来访之后，她就走了，而他的两位姑妈还听人家说，她在外面某个地方分了娩，此后完全堕落了。他心里很难受。按她分娩的时间判断，她生的孩子有可能是他的，也有可能不是他的。两位姑妈都说她不好，并说她遗传了她母亲放荡的天性，而他很高兴听见她们的这种意见。这似乎宣告他是无罪的。起初他还想过试着去找她和她的孩子，但后来，只是因为他在内心深处一想到她就会感到太羞耻和痛苦，他便不再花气力去找她，而是再次试图通过遗忘自己的罪孽，不再去想它。

但是现在，这意料不到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逼迫他承认自己的无情、残忍和懦弱，而正是这无情、残忍和懦弱才使他在良心上背着如此罪孽的情况下得以过了十年。但是他仍然远没有想过就这么承认，而他唯一害怕的只是这一切现在有可能让别人发现，她本人或者她的辩护人有可能和盘托出这一切而令他当众出丑。


                             第十九章


当传达员迈着他那偏向一边的步子走来邀请陪审员们回到法庭时，聂赫留朵夫感到心惊胆战，好像他不是在去审案子而是在带去受审似的。在他灵魂深处，他觉得自己是个恶棍，应该没脸正眼看人，但是，习惯成自然，他还是像平时一样泰然自若地走上台，坐下，把两条腿叠起来，手里玩着他的夹鼻眼镜。

卡秋莎看了看这个女人（兰军注：指妓院老鸨基塔耶娃，她是到法庭上当证人的），接着突然把目光移到陪审员那边，最后停留在聂赫留朵夫身上。她的脸色变得严肃甚至很严厉。她那双严肃的眼睛有一只斜睨着，而这双异样的眼睛有一段时间一直盯住了聂赫留朵夫。聂赫留朵夫尽管心惊胆战，但是他的目光却怎么也离不开这双眼白闪亮、清楚的斜睨的眼睛。

他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夜雾弥漫，低处的小河里冰层在破裂，尤其是那弯两角向下的残月，在破晓前升起，照着那黑漆漆、阴森森的一片浑沌。这双现在正在看着他的乌溜溜的眼睛使他想起了那黑漆漆、阴森森的一片混沌。

“她认出我来了，”他想。他把身子缩成一团，仿佛在等待当头一棒。但是她并没有认出他来。她平静地叹了一口气，又去看庭长了。聂赫留朵夫也叹了一口气。“噢，但愿快点结束，”他想。

他现在的心情就像他出去打猎时不得不杀死一只受伤的小鸟一样，他感觉到同样的嫌恶、怜悯和烦恼。那只受伤的小鸟在猎袋里挣扎，有一个他是在强装没事但其实心中充满了怜悯，而另一个他只想着快点把它杀死，忘掉。

当此刻聂赫留朵夫坐着听对证人的审问时，他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第二十章


兰军注：庭长请陪审员们检察物证。物证中包括一个带钻石小玫瑰花结的很大的很显然是戴在拇指上的戒指，还有一个曾经用来验毒的试管。但是助理检察官要求在检查物证以前先宣读法医的验尸报告。庭长一心想尽快结束这个案子，以便赶去见他的瑞士女孩，但是他除了表示同意，没有别的选择。于是秘书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宣读了验尸报告。随后陪审员们检查了物证。


                           第二十一章


等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现在结束，然后立即就叫助理检察官继续发言，心想他也是人，他或许也想去吸烟或者吃饭，因此他也会顾惜到其他人。但是助理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任何其他人。他这人天生十分愚蠢，但是除此以外，他还不幸地在中学毕业时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并在上大学学习罗马法时因为写了一篇关于“地役权”的论文而得到一笔奖金，因此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他在女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更加剧了这一点），结果他的愚蠢就变得更加非比寻常。

在他看来，一名助理检察官的演说应该永远都具有公众价值，就像那些杰出的律师们所发表令他们一举成名的演说一样。不错，前来旁听的听众中只有三个女人——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和西蒙.卡尔津金的姐姐——以及一个马车夫，但这并没有关系。那些名流们也都是这样起步的。永远都要站在其职位的高度高瞻远瞩，也就是说，要探索犯罪的心理意义，揭露社会的疮疤，这就是一名检察官的原则。

助理检察官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一方面，他要努力不忘记任何一句他脑子里已经想好的警句，另一方面，他绝不能有丝毫犹豫，要让他的演说能毫不停顿、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

他只停顿了一次，站在那一刻咽了一阵唾沫，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用更突出的雄辩来弥补这一中断。他一会儿用温柔、谄媚的声音说着，两只脚前后换来换去，眼睛盯着陪审员；一会儿用平静、公事公办的腔调说着，眼睛瞟瞟笔记本；一会儿又用责难的语气大声控诉，忽而看看旁听的听众，忽而看看律师们。但是他一直都避开看那三个犯人，虽然他们全部目光一动不动地盯住他。所有当时在他的圈子里正流行的最新理论都被引用到了他的演说中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有些就是到今天也还是被看作是科学智慧的最新产物。

按照他的解释，商人斯里梅科夫是那种真诚、强健的俄罗斯人，不幸落入了一群极端堕落的人手里，终因他慷慨大方、信任他人的天性而丧生。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隔代遗传的产物，是一个麻木无知、毫无原则的人，甚至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叶菲米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品，退化的所有征候都能在她身上被观察到。整件事情的主要操纵者是玛斯洛娃。“这个女人，”他看着她说道，“就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法庭里从她的女主人（兰军注：指妓院老鸨）那里所听到的，受过教育，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法语。她是个孤儿，极有可能生来就带着犯罪的细胞。她在一个文明的贵族家庭里受过教育，本可以靠诚实的劳动去生活，可是她抛弃她的女恩人，放纵情欲，投身妓院。她将一种神秘的力量施于来客身上。正是通过这种方法她控制了这位真正的俄罗斯人，这位善良的壮士，这位富有的商人，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盗窃钱财，然后又无情地谋杀了他。”

“好了，他现在又开始瞎扯了，不是吗？”庭长笑着俯身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道。

“十足的傻瓜！”严厉的法官说。

此此同时，助理检察官仍在继续他的演说。

“陪审团的诸位先生们，”他优雅地摇摆着他的身体，“在你们手中，不仅掌握着这些人的命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社会的命运，因为它会受到你们的判决的影响。你们要领会这一罪行的全部意义，密切注意请允许我称之为病态人物的那些人，比如玛斯洛娃，对社会所构成的危胁。你们要保护社会不受他们的污染；保护社会中清白、强健的分子不受腐化和侵蚀。”

仿佛自己也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助理检察官一下沉入到自己的座椅里面，显然因自己的演说相当高兴。

他的演说，如果剥去所有华丽的词藻，其实意思就是玛斯洛娃在获得了那名商人的信任之后，将他催眠，然后拿着他的钥匙到他的住处，本想独自拿走他所有的钱财，但在作案时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抓住，只得与他们分赃。此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名商人一起回到他的住处，并在那儿毒死他。

在助理检察官发完言后，一个身穿燕尾服、低胸马甲里露出一大片半圆形浆硬白衬衫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开始为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作辩护演说。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请来的辩护律师。他宣称他们两人无罪，而把全部罪责都推到玛斯洛娃身上。他否认玛斯洛娃声称她取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的供词的真实性，一再强调她既然已经被控毒死人，她的证词就不应该被接受。至于那一千八百卢布，这位律师说，两个诚实、勤劳的人是可以通过每天从住客那里得到三、五个卢布的小费很容易就挣出来的。那位商人的钱是被玛斯洛娃偷走了，她可能已经转交给了什么人，甚至于丢失了，因为当时她并非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而毒死商人也是玛斯洛娃一个人干的。

他因此要求陪审团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偷窃钱财上无罪；而如果陪审团无法裁定他们在偷窃上无罪，那么至少应该承认他们的偷窃行为与毒死人无关。

兰军注：接下来玛斯洛娃的辩护律师羞羞怯怯、支支吾吾地开始为她辩护。他没有否认她参与了偷窃钱财，只坚持她并非蓄意要毒死斯梅里科夫，而给他吃的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着。然后又讲述玛斯洛娃当年被一个男人诱奸继而过上放荡的生活。然而他讲的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和说服力。

接着犯人们允许为自己辩护。

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再次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坚定地把整个罪责都推到玛斯洛娃身上。西蒙.卡尔津金只是反复说：“这是你们的事，反正我是清白的；这不公平。”玛斯洛娃却根本不为自己辩护，她一句话也不说。当庭长告诉她可以为自己辩护时，她却只抬起眼睛来看看他，又像一头困兽一样把目光投向整个法庭，接着低下头，开始抽泣，最后放声痛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向他问道，因为他听见聂赫留朵夫发出一声古怪的声音。这是他强忍抽噎的声音。聂赫留朵夫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他当前的处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把这他几乎忍不住的抽噎和盈满眼眶的泪水归因为他神经的脆弱。他戴上夹鼻眼镜以便掩藏泪水，接着掏出他的手帕，开始擤鼻涕。

一种恐惧窒息了他内心深处的活动：他想到如果法庭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了他做的这一切，那么他就会遭受奇耻大辱。这种恐惧，在这最初的阶段，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强烈。


                            第二十二章


尽管她身穿囚袍，尽管她的外形发育得更加成熟，胸部和脸的下半部分都很丰满，尽管她的前额和鬓角上出现了些许皱纹，眼睛浮肿，但这确实还是那个卡秋莎，那个在复活节夜里那双充满喜悦和生机的热情、爱笑的眼睛那么天真地仰望着他这个心爱的人的卡秋莎。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了他以前所做的一切的所有可憎之处，也感觉到了造物主那只强有力的手，但是他还是不了解其行为的整个恶劣意义，也不承认造物主的这只手。他还是不愿相信摆在他眼前的就是其行为造成的恶果，可是造物主那只无情的手抓住了他，他有一种预感他将无法脱身。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感觉到了自己的残忍、懦弱和卑鄙，不仅是因为他的这一行为，而且还因为他的整个任性、堕落、残忍和无所事事的生活；而那块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掩盖了他的这一罪行以及其后十年里他的整个生活的幕布，现在开始摆动了，他已经瞥见了幕布所遮蔽的东西。


                            第二十三章


兰军注：陪审团的意见可影响宣判。陪审员们大部分人认为玛斯洛娃无罪，而卡尔津和包奇科娃有罪，聂赫留朵夫认为玛斯洛娃是清白的，但他不敢发言，怕揭穿了他诱奸过玛斯洛娃给他造成不良影响。陪审团主席认为玛斯洛娃有罪，但又说不出理由。最终陪审团成员达成一致，即玛斯洛娃没有犯偷窃罪和谋杀罪，但又是有罪的。这个结论交给了庭长。助理检察官很高兴玛斯洛娃被判有罪，这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成功。于是他对三人都判处最重刑罚。


                           第二十四章


兰军注：庭长宣读了判决书。西蒙.卡尔津金，现年三十三岁，剥夺一切财产权，流放西伯利亚劳役拘禁八年；玛斯洛娃，现年二十八岁，剥夺一切财产权，流放西伯利亚劳役拘禁四年；叶菲米雅.包奇科娃，现年四十三岁，剥夺一切特殊个人权利和既得权利，处有期徒刑三年。本案诉讼费用由犯人平均分担；如其所有财产不足缴纳，则该项费用转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全部变卖，戒指归还。

卡尔津金仍旧双臂贴住身体两侧站着，抖动着他的嘴唇。包奇科娃看上去镇定自若。玛斯洛娃，当她听到判决时，脸涨得通红。“我没罪，没罪！”她突然大叫起来，以致整个法庭里都回响着她的声音。“这是冤枉人！我没罪！我从没起过那种心——我从没那么想过！我说的都是实话——实话呀！”她说完又缩回身子坐到长凳上，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当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走出法庭时，她仍然坐在那里痛哭，以至于宪兵不得不碰碰她长囚衣的袖子。

“不，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对自己说道，完全忘记了他那罪恶的想法。他急忙跟在她后面走出去，来到走廊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再多看她一眼。她已经走远了。他顺着走廊从她后面赶过去，也不管他所引起的注意，追上她，超过她，这才站住。她已经停止大哭，只是抽泣着，用头巾角擦着她那红红的有些地方失色的脸。她从他身边走过去，并没有注意到他。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马上去找庭长。庭长愉快地接待了他。聂赫留朵夫肯请庭长改判玛斯洛娃无罪。庭长说陪审团已经给出玛斯洛娃有罪的结论了，不能改判。要上诉的话，可以找律师。庭长离开法庭，离他的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差三刻钟了。


                            第二十五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在法院找到律师法纳林，恳请他接手玛斯洛娃这个案子，说明自己想上诉到更高一级的法院去。并表示自己会负担这个案子的全部费用，不论多少。法纳林律师要聂赫留朵夫最好星期四六点以后来找他，他会给聂赫留朵夫一个答复。做完这些，聂赫留朵夫雇了一辆马车，去赴柯察金家的宴会。


                            第二十六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在柯察金家里，对柯察金一家人及其客人都觉得厌烦，和他们交谈也让他不愉快。老柯察金在任指挥官的时候，常常毫无道理地就把人鞭打一顿，甚至把人绞死，原因只是因为他有钱而且没有必要去邀功求宠。

聂赫留朵夫对米西（兰军注：柯察金公爵小姐的昵称，她很想嫁给聂赫留朵夫公爵。）的看法长久以来一直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有时他仿佛在月光下看她，在她身上除了美什么也看不到；但是突然，好像灿烂的阳光照在了她身上，他看到了她的种种缺点，而且再也没法视而不见。今天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今天他看见了她脸上的所有细纹，看见了她卷头发的方法，她的胳膊肘尖尖的，尤其是她的大拇指指甲是那么大，和她的父亲是那么相像。

米西非常急于出嫁，而由于聂赫留朵夫是个合适的配偶，而且她也喜欢他，她自己便已经习惯于他应该是属于她的（而不是她属于他）这种想法。她用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所常见的那种不自觉但却很固执的狡猾手段来达到她的目的，而现在她开始和他说话便是为了要他解释清楚他的意图。

“我看出来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她说道，“告诉我，您有什么事？”

他想起法庭里的相遇，便皱起了眉头，脸也涨得通红。

“是的，是发生了点事情，”他说道，希望能诚实，“一件非常不寻常和严重的事情。”

“那么是什么事呢？您不能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现在还不行。请不要要求我告诉您。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考虑这事呢，”他的脸涨得更加红了。

“那么，您对我都不肯讲吗？”她脸上的一块肌肉抽搐了一下，同时她把手里握着的椅子朝后推开。

“是的，我不能说，”他回答道，觉得这几个字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回答，承认自己身上确实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好，那么，走吧！”她摇摇头，仿佛要甩掉一些无用的想法，然后迈开比平时更快的步子继续走在他的前面。

他想象得到，为了忍住眼泪，她的嘴不自然地抿紧了。他为伤害了她而感到很羞愧，但他也知道他这边稍一软弱都将意味着灾难，也就是说，将把他和她绑在一起。


                             第二十七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和柯察金公爵小姐一起去看小姐卧病在床的母亲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到了那，公爵小姐便离开了，留下聂赫留朵夫问候这个老女人。

关于她（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同那个医生之间的亲密关系，现在有不少流言蜚语。聂赫留朵夫对此早有耳闻；但当他看见那个医生坐在她的卧榻旁边，他的抹了油、亮光光的大胡子从中间分开，他不仅记起了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而且感到非常恶心。

兰军注：索菲娅.瓦西里耶夫娜的言行都让聂赫留朵夫反感，他勉强待了一会儿，便离开了她的卧室。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问候完柯察金公爵小姐的母亲后，返回客厅，又遇到了公爵小姐。聂赫留朵夫因为卡秋莎的事心绪不佳，这一家人和他们的客人更增加了他的不愉快。

“再也没有比承认自己情绪不好更糟糕的事了，”米西（兰军注：柯察金公爵小姐的昵称）说道，“我从来不这么做，因此我的情绪总是很好。好了，您不过来吗？我们会试着驱散您的不佳情绪的。”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类似一匹马被人爱抚着以便让它顺从，继而在它嘴里塞进马嚼子、让它戴上马具时所必然会有的感觉，而今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拉车。

他为自己道歉，说他必须回家，并开始告辞。米西比平时更长久地握住他的手。

“记住对您来说重要的事情对您的朋友也同样重要，”她说道，“您明天来吗？”

“多半不来，”聂赫留朵夫说道；他感到害臊，但不知道究竟是为她还是他自己。他涨红了脸，走了。

柯察金公爵小姐知道，聂赫留朵夫不仅已经激起了她心中的希望，而且还几乎已经对她做出了承诺。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海誓山盟，有的只是一些表情、微笑和暗示；但她仍然将他视作她自己的，而要失去他将是很艰难了。


                            第二十八章


“可耻又可憎，可憎又可耻！”聂赫留朵夫顺着熟悉的街道步行回家，一直自言自语着。刚才他同米西谈话时所感到的沉重心情还没有离开他。他觉得，从表面上来看，可以说他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他从没有对她说过任何可以被视作将他和她绑在一起的话，也从没向她求过婚；但他知道实际上他已经将自己和她绑在一起了，已经承诺是她的了。然而今天他却全身心地感到他不能和她结婚。

聂赫留朵夫来到母亲去世的房间。他不禁想起了他和母亲最后一段时间的关系。这关系似乎也显得不自然和令人厌恶。而这也是可耻又可憎的。他记起在她害病的后期他是如何希望她死掉。他对他自己说，他这么希望是为她好，那样她就可以从她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但事实上他这么希望是为了他自己可以不用再看见她那副痛苦的样子。

聂赫留朵夫又想起了柯察金公爵小姐。那天晚上她在准备好去参加一个舞会时编了一个借口把他叫到她房间去，这样他就可以看见她穿着舞衫的样子。带着厌恶的心情他想起了她美丽的肩膀和胳膊。“还有她那个粗鲁的、野兽般的父亲和他可疑的过去和残忍的行为，以及她那个自以为是的母亲和她可疑的名声！”所有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很可憎，同时也很可耻。“可耻又可憎，可憎又可耻！”

“不行，不行，”他想，“我必须获得自由：摆脱和柯察金一家人和玛丽.瓦西里耶夫娜（兰军注：聂赫留朵夫的情妇，聂赫留朵夫参选地区首席贵族的妻子。）的所有这些虚伪的关系、抛弃遗产和其他一切才能获得的自由。噢，要自由地呼吸！——去国外，去罗马，钻研我的绘画。”他想起他对自己绘画天才的怀疑。“好了，没关系；只要能自由地呼吸就行。先去君士坦丁堡（兰军注，东罗马帝国首都，后来被奥斯曼土耳其占有，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再去罗马（兰军注：古罗马帝国首都。）。只是必须要先办完这次陪审的事情，和律师把一切都安排好。”

于是突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极其生动的画面：那个长着一双微微斜睨的黑眼睛的犯人在犯人们做最后陈述时如何开始嚎啕大哭；他匆匆地拿开嘴里的香烟，将它在烟灰缸里按灭，点上另一支，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幅又一幅他曾经和她一起生活过的画面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想起和她的那最后一次相逢，想起当时俘虏了他的兽性情欲，以及那情欲满足后若有所失的感觉。他想起了她那雪白的连衣裙和蓝色的腰带，想起了那次晨祷。“是啊，我爱她，那天夜里我确实怀着一种美好、纯洁的爱爱着她；甚至在此之前我也爱着她；是的，当我第一次住在姑妈家里写我的论文时我就已经爱上她了！”于是他想起了自己当年是什么样子。那种生命的朝气、青春和丰满像一股清风一样触动了他，令他此刻感到痛苦而难过。

当年的他和现在的他简直天壤之别：这差别，比起那天晚上在教堂里的卡秋莎和那个此前陪商人狂欢作乐、今天上午又被他们审判的妓女之间的差别，即使不是更大，至少也是一样大。当年他自由自在，无所畏惧，前途无量；如今他却觉得自己落入了愚蠢、空虚、毫无价值、渺小琐碎的生活罗网里，即便他想使自己解脱也看不到任何出路，而他也几乎从没这么想过。他想起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如何为自己的坦率而感觉到自豪，如何定下了永远说真话的准则，并且确实一直都很诚实；而现在他却深陷在谎言的泥沼里，而且是那些可怕的谎言——那些被他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理的谎言。而且，在他目光所及，没有任何摆脱这些谎言的出路。至少他看不到任何出路。他已经深陷泥沼，习以为常，沉湎其中。

他将如何断决跟玛丽.瓦西里耶夫娜及她丈夫的关系，并使自己还能正视他和他孩子们的眼睛而不至于害臊呢？如何解除自己跟米西的关系呢？如何摆脱他一方面认识到土地私有不公平、一方面又保留了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土地这个矛盾呢？如何赎他对卡秋莎所犯下的罪呢？这最后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撇开不管。他不能抛弃一个他爱过的女人，而只满足于出钱请一个律师将她从西伯利亚的苦役中解救出来。她原本就不该服苦役。用钱就能赎罪吗？当年他给她钱的时候，他不也曾认为那样就可以赎罪了吗？

于是他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回想起当时他在过道里拦住她，把钱塞进她围裙的兜里，然后跑掉的情景。“噢，那笔钱！”他想到这，又感觉到和当时一样的恐惧和厌恶。“噢，天啊！噢，天啊！多么可恶！”他又像当时一样大叫起来。“只有恶棍，流氓，才干得出这种事！而我——我就是个流氓，是个恶棍！”他继续大声喊道。“可是这有可能吗？”——他停了停，站住不动——“怎么可能我真的是个恶棍呢？——可如果不是，还有谁是？”他回答自己道。“再者，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他继续责问自己。“难道我对玛丽.瓦西里耶夫娜和她丈夫的所作所为不卑鄙、不可恶吗？还有我对钱财的态度呢？用着我自己也认为不正当的财富，借口却仅仅是它们是由我母亲提供给我的？还有我这游手好闲、卑鄙无耻的整个生活？而这一切中甚之又甚的还是我对卡秋莎的所作所为。流氓加恶棍？别人想怎样评判我就让他们怎样评判我好了；我可以欺骗他们，可是我自己我却骗不了。”

于是，突然，他明白了他最近尤其是今天对所有人的厌恶其实都是对他自己的厌恶。而说来也怪，在这种对他自己的卑鄙的承认中，却还夹杂着某种虽然痛苦但却令人快乐和心安的东西。

在聂赫留朵夫一生中，有过不只一次他称之为“灵魂的净化”的经历。他这所谓的“灵魂的净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经过了一段长时间懒散的甚至完全停滞的内心生活后，他开始把堆积在他灵魂里、导致其真实生活停滞的所有垃圾全部清除出去。在这样的觉醒之后，聂赫留朵夫总是为自己定出一些他打算以后永远遵守的准则来，开始写日记，并重新开始一种他希望再也不会改变的生活。“翻开新的一页”，他用英语这样称呼自己的新生活。然而每一次，尘世的诱惑到最后还是捕获了他，在不知不觉中他又堕落下去，而且往往比以前堕落得更深。

他一生中这样净化灵魂、升华自身已经有好几次了。第一次发生在那年夏天他住到姑妈家去的时候；这是他最有生气、最令人振奋的一次觉醒，而且其效果持续了一段时间。另一次觉醒发生在战争时期他辞去文职、参加军队、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但这一次灵魂被垃圾塞满的过程很快就完成了。后来还有一次觉醒是在他离开军队、到国外去全心钻研绘画的时候到来的。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他的灵魂没有得到任何净化，因此他良心的要求和他所正在过的生活之间的不一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当他看到这个分歧有多大的时候，他不禁惊恐万状。这个分歧是那么大，污垢是那么多，以致他对净化的可能性感到绝望。“难道你以前没有尝试过完善自身以变得更好但是却一无所获吗？”他心中的诱惑者对他轻声耳语道，“再尝试又有什么用呢？就你一个人这样吗？——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这就是生活，”这个声音低声说道。但是，那个自由的、精神的人，那个唯一真实、唯一强大、唯一永恒的人，已经在聂赫留朵夫内心觉醒了，而聂赫留朵夫不得不相信他。尽管现实中的他和他希望成为的人之间的差距是那么大，但对这个刚刚觉醒的精神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克服的。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也要打破这个捆绑住我的谎言；我要向所有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他毅然地说道，声音很大。“我要向米西说实话；告诉她我是个放荡的人，不能娶她，只是无意地扰乱了她的生活。我要告诉玛丽.瓦西里耶夫娜……噢，对她也没什么话可说。我要告诉她，我是个恶棍，一直在欺骗她。我要用一种承认真理的方式来处置遗产。我要告诉她，卡秋莎，我是个恶棍，对她犯了罪，我要尽我所能减轻她的厄运。对，我要去见她，请求她原谅我……”

“对，我要请求她的宽恕，就像小孩子们所做的那样。”……他停住了——“如果必要，就和她结婚。”他再次停住，像他小时候所常做的那样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抬起眼睛，好像对着某人一样，说道：“主啊，帮助我，教导我，到我的心中来，清除我身上的一切污垢吧！”

他心中的上帝已经在他的意识里觉醒了。他感觉到上帝就在自己身边，因此不仅感觉到自由、丰满和生命的乐趣，而且感觉到善的全部力量。所有一切，所有一切一个人能做到的最好的事，他觉得自己都能做到。他对自己说这一切的时候，眼里噙满了泪水；这是兼有好坏的泪水。好是因为它们是喜悦的泪水，是为他内心里那个这些年来一直在沉睡的精神的人的觉醒而流的；坏是由于它们也是他为自己的善良而自怜自爱的泪。


                           第二十九章


玛斯洛娃直到傍晚六时才回到她的牢房。她筋疲力尽，两腿酸痛，因为她已经不习惯走路，今天却在石头路上走了十五俄里。她被出乎意料的严厉判决压垮了，而且还受着饥饿的折磨。在一次审讯休庭期间，当士兵们在她旁边吃着面包和煮硬了的鸡蛋的时候，她的嘴里涌出了口水。她意识到自己饿了，但又觉得向他们讨东西吃有失她的体面。


                             第三十章


兰军注：关押玛斯洛娃的那间牢房一共关押着十五个女犯，全是一些可怜甚至无辜的人。一个卖私酒的女人被关在牢里，她怕自己一对幼小的子女没人照顾，索性让他们跟自己一块坐牢。


                           第三十一章


“判了多少年？”柯拉勃列娃（兰军注：一个高大、强壮、神情严厉的老太婆，她因用斧头砍死调戏她女儿的丈夫而判去西伯利亚服苦役，是这间牢房里的女人们的头，和卡秋莎.玛斯洛娃的关系很好。）问道。

“四年，”玛斯洛娃说着，眼睛里泪如泉涌，并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有一滴落到了香烟上。她怒气冲冲地把这支烟揉成一团，又拿了一支。


                            第三十二章


玛斯洛娃兴致勃勃地讲起法庭里发生的事情，还滑稽地模仿起助理检察官，并描述了最让她惊讶的一件事，即所有的男人都如何尾随她。在法庭上，他们全都看着她，她说，而当她在犯人室的时候，他们又专门进来看她。

“有一个看守甚至还说：‘他们进来全都是为了看你的。’有一个人会走进来问‘那份文件在哪呢？’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是我看得出他要的不是文件，而是要用他的眼睛把我吞下去，”她说着摇了摇头，“全都是些演技平平的演员。”

“是的，这话没错，”铁路看守人的妻子（兰军注：因为没有举着旗子出来接一班火车，结果导致发生了事故，被判了三个月徒刑。）那音乐一般的声音又开始滔滔不绝了，”他们就像见了糖的苍蝇。他们有了女人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他们这帮人宁可不吃饭也不能没有女人！”

“这儿也一样，”玛斯洛娃打断她的话说道，“在这儿我也碰到一样的事。他们刚把我带回来，我就正好碰上一批从火车站押回来的家伙。他们那样死缠着我，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从他们那儿脱身。多亏副典狱长——他把他们赶走了。有一个烦得我厉害，我好不容易才脱了身。”


                           第三十三章


第二天早上聂赫留朵夫刚一醒来，就意识到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而甚至在他想起这到底是什么事之前，他便已经知道那是一件又重要又好的事情。

“卡秋莎——审判！”对，他必须停止撒谎，把全部真相都说出来。

说来也是巧得出奇，就在这个早上他收到了那封他期待已久的首席贵族的妻子玛丽.瓦西里耶夫娜（兰军注：聂赫留朵夫的情妇）的来信——一封他现在特别需要的信。她给了他完全的自由，并祝他计划中的婚姻（兰军注：指同柯察金公爵小姐的婚姻）美满，生活幸福。

而把全部真相都告诉米西（兰军注：柯察金公爵小姐），到今天早上也似乎变得困难了。他觉得难以启齿，因为他没法不冒犯她。就像在世界一些事务中一样，有些事只能心照不宣。这有一件事他是很肯定的：再也不去她家，而一旦被问起来，他就实话实说。

但是对卡秋莎，任何事都不应该瞒着不说。“我要到监狱去一次，把事情都告诉她，并请求她原谅我。而如果有必要……对，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和她结婚。”他想。

这一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不惜牺牲一切和她结婚的思想再次使得他自我感觉特别温柔。关于钱财方面的事，他下定决心要依照他认为拥有地产是不合法的这一信念来安排。即便他还没强大到可以放弃一切，但他还是会做他力所能及的事，不欺骗自己和别人。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要退现在住的大房子以及辞退现有的两名仆人，一心一意去帮助卡秋莎.玛斯洛娃。他决定去监狱看玛斯洛娃。

当他暗自想象着他如何去看她，如何告诉她一切，如何向她忏悔自己的罪过，并告诉她他愿意做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来赎罪，甚至愿意同她结婚，一种异常喜悦的特殊心情抓住了他，泪水也盈满了他的眼眶。


                            第三十五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去法院找检察官，肯请他批准自己去探望卡秋莎.玛斯洛娃。

“您为什么非见她不可呢？”检察官问道，有点不耐烦地扬了扬眉毛。

“因为她没有罪，却被判处劳役监禁，而这都是我的错。”聂赫留朵夫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同时觉得他正在说一些他没有必要说的话。

“这话怎么说？”检察官问。

“因为我诱骗了她，导致她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如果我没有害她变成现在这样，她也不会遭受这样的控告了。”

“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两样，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和探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我想跟她一起去，还要……和她结婚，”聂赫留朵夫结结巴巴地说道，因为自己的行为感动得眼泪也出来了。

“真的吗？难以置信！”检察官说道，“这倒真是非常特别的事。我相信您是克拉斯诺彼尔斯克地方自治局的议员吧？”他问道，好像记起来这个此刻正在宣布一个这么奇怪的决定的聂赫留朵夫，他曾经听说过。

“对不起，我不认为这和我的要求有任何关系，”聂赫留朵夫回答道，生气地涨红了脸。

“当然没有，”检察官带着隐约难辨的微笑说道，丝毫也不窘迫，“只是您的愿望太不寻常了，太超出常理了。”

“好了，我能获得许可吗？”

“许可？是的，我马上就会给您一张许可证。请坐。”

他走到桌子旁边，坐下来，开始写起来。

检察官写好许可证，将它交给聂赫留朵夫，好奇地望着他。

“我必须还要声明我无法再参加审讯了。”

“那么您必须向法庭提出正当的理由，这一点您当然知道。”

“我的理由就是，我认为一切审判不仅无益，而且是不道德的。“

“噢，原来如此，”检察官说道，仍旧带着和刚才一样隐约难辨的微笑，仿佛以此来表明这种声明对于他来说是很熟悉的，而且是很好玩的，“原来如此，不过您一定也能理解，我，作为检察官，是无法在这一点上同意您的。因此我得劝您去向法庭提出申请，法庭会考虑您的申请并裁定它正当与否。如果不正当。就会对您处以一笔罚款。您去申请，去向法庭说吧。”

“我已经声明过了，我是不会再去任何别的地方申请的，”聂赫留朵夫生气地说道。

“那么，再见吧，”检察官说着，点了点头，显然急于要摆脱这个奇怪的来访者。


                          第三十六章


从检察官那里出来以后，聂赫留朵夫直奔预审拘留监狱。可是那里根本没有玛斯洛娃这个人。所长对聂赫留朵夫解释说，她很有可能是在老的预审监狱。

兰军注：两所监狱之间的距离很远，聂赫留朵夫直到傍晚才到了老监狱。看守看了聂赫留朵夫的许可证，说没有典狱长的准许他还是不能放他进去。聂赫留朵夫便去找典狱长。典狱长不在家。典狱长的女儿，一个留着波浪纹头发，脸色苍白，一脸病容，两眼无神，眼圈发青的姑娘，让他去找副典狱长。副典狱长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的许可证，说这是预审拘留监狱的许可证，他无法让聂赫留朵夫凭此就进监狱。再者，现在时间也太晚了。

“请您明天再来吧。明天，十点钟，所有人都获许探监。您那时候来吧，典狱长本人也将在家。届时，您既可以在普通房间里和犯人见面，而如果典狱长许可的话，也可以在办公室里。”

这样聂赫留朵夫这一天未能成功探监，便回家去了。想到明天将同玛斯洛娃见面，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他努力寻求和她见面，把他的愿望告诉检察官，为了见她跑到两所监狱去的事实让他的内心是那么激动，以至于他久久都不能平静下来。他一回到家里，立刻拿出他久未碰过的日记本，读了读其中的几句话，接着写了下面这些话：

“有两年了，我没有在我的日记本里写下任何东西，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做这种幼稚的事情了。然而这并非什么幼稚的事情，而是和我自己谈话。在整个这一时期，这个自我沉睡不醒，以致我没有一个人可以交谈。四月二十八日在法庭上，当我在做陪审员时，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把我惊醒了。我看见了她，那个被我玩弄过的卡秋莎，身穿囚袍，坐在犯人席上。由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错误和我自己的过失，她被劳役监禁。我刚去找过检察官，去过监狱，但是我未获许进去。但是我已下定决心要尽我所能同她见面，向她认罪，甚至同她结婚来赎我的罪。主啊，请帮助我！我的灵魂现在很安宁，我满心喜悦。”


                           第三十七章


这天夜里，玛斯洛娃睁大眼睛躺着，久久不能入睡。她想到许许多多，却唯独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她从不回想她的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日子以及她对聂赫留朵夫的爱。那样做实在太痛苦了。对那一切的记忆深深地埋藏在她心底里的某个地方，她从不触碰。她已经忘记他了，从未想起过他，甚至就连做梦也从未梦见过他。今天，在法庭上，她没有认出他来；这不仅因为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穿着制服，留着两撇小胡子和浓密、鬈曲但很短的头发，如今却头发稀疏，留着大胡子，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在他从军队回来，从铁路旁经过却没有停下来去看他的姑妈的那个可怕的黑夜，她在心里把有关他的一切记忆全部埋葬了。那时卡秋莎知道自己怀孕了。当她还满怀希望他会回来时，她不仅不把这个心口下的孩子当作一个负担，而且当她感觉到他在她体内有时温柔有时鲁莽地蠕动时，她还会时常感到惊讶和感动。但是在那个夜晚一切都变了，而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累赘。

两位姑妈都盼望聂赫留朵夫来，并已经要求他顺路来看她们；可是他回电报说他来不了，因为他必须在约定的时间赶回彼得堡。当卡秋莎听说了这件事后，她便下定决心到火车站去见他。火车将在夜间两点钟经过当地车站。卡秋莎服侍两个老姑娘上床睡下，并说服厨子的女儿玛莎陪她一起去。她收拾好衣服，便往火车站跑去。

那是一个温暖的有风有雨的秋夜。天空时续时停地投下温暖的大颗雨点。她几乎看不清横穿田野的小路，而树林里则是一片漆黑，因此，虽然卡秋莎很熟悉这条路线，她却还是迷路了。那列火车在这个小站只停三分钟。她原本希望能在火车到达前赶到车站，可是当她到那儿时，第二遍铃声已经响过了。卡秋莎匆匆忙忙地跑上站台，立刻在一节头等车厢的窗子旁看见了他。这节车厢里的灯光特别明亮。有两名军官面对面坐在罩着天鹅绒的座椅上，正在玩纸牌，而在他们座位之间的小桌子上立着两支淌着油的粗蜡烛。他穿着紧身的马裤和一件白色的衬衫，坐在座椅的扶手上，身体靠在椅背上，正在为什么事情大笑着。她刚一认出他来，就用冻僵的手敲起窗子来。可就在这时，最后一遍铃声响了，火车先是往后猛地一退，接着车厢便一节跟着一节开始慢慢向前移动。有一名玩牌的军官手里拿着纸牌站了起来，往窗外望了望。她再次敲了敲窗子，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可是这节车厢也开始往前移了。她跟着它往前走，眼睛向窗子里张望。那个军官试图放下窗子，可是却放不下来。聂赫留朵夫把他往边上推开，开始自己动手放下窗子。火车加快了速度，她只得也加快脚步跟上去。火车越来越快了，这时窗子终于放下来了。可就在这时，一名列车员把她推开，跳上了火车。卡秋莎沿着站台上的湿木板一直跑着，当她跑到站尽头时，她差一点就摔倒了。她好不容易才收住脚步，然后跑下台阶。她现在又沿着铁路旁跑了起来，虽然那节头等车厢早已超过她了，二等车厢也越来越快地一节节从她身边驶过，最后连三等车厢也以更快的速度掠过去了，但她还是跑个不停。当尾部挂着灯的最后一节车厢驶过去后，她已经跑到了给机器补水的储水池旁，周围一点遮拦也没有了。风迎面刮来，掀起了她的头巾，吹得她的裙裾裹紧了她的双腿。她的头巾从头上飞掉了，可是她仍然一个劲儿地跑着。

“卡秋莎，您的头巾掉了！”那个小女孩叫着，正试图追上她。

卡秋莎停住了，头往后一扭，双手抱住头，放声痛哭起来。

“他走了！”她厉声叫道。

“他正在灯光明亮的车厢里，坐在天鹅绒扶手椅上，说着笑话，喝着酒，而我呢，却在这荒郊野外的泥地里，在黑暗中，吹着风，淋着雨，站着哭！”她暗自想着，坐到地上，哭的声音是那么的大，以至于那个小女孩都被吓着了，伸出手来搂住全身湿淋淋的她。

“亲爱的，我们回家去吧。”她说道。

“等一列火车开过来——然后往车子底下一钻，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卡秋莎想着，没有留意小姑娘的话。

她下定决心要这样做了，这时，就像在极度激动之后乍一平静下来时所一贯发生的那样，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他的孩子，突然颤动了，撞了她一下，慢慢地伸展开他的四肢，然后用一种瘦小、精细、尖锐的东西再次撞了她一下。忽然间，那在一分钟前还那么折磨她、使她几乎觉得活不下去的重重痛苦，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满腔辛酸，以及她甚至不惜以一死来为自己报复的念头，全都烟消云散了。她平静多了，站起身来，戴好头巾，朝家里走去。

她浑身湿透，满是泥浆，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那天起，令她变成如今这个样子的变化开始在她内心里发生了。从那个可怕的夜晚起，她不再信仰上帝和相信善了。那一晚之后，她深信没人信仰上帝，而那所说的关于上帝以及他的戒律的一切也都是欺骗和谎话。那个她所爱的和爱她的人在玩够了她之后把她抛弃了；他作践了她的爱。然而，他还是她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一个呢。其他所有人就更坏了。他的两位姑妈，那两位虔诚的老婆子，当她不能像以往那样服侍她们后，就把她赶走了。而她遇到的所有人，凡是女人，都把她当成赚钱的工具，凡是男人，全都把她看做取乐的对象。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只在乎寻欢作乐，对其他的事概不关心。在她独立生活的第二年，和她同居的那个老作家更增强了她的这一看法。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生命的快乐，而他将之称为诗意的和美的。

人人都只为自己活着，为了自己的快乐活着，而那一切关于上帝和善的说教都是骗人的。如果有的时候她的心里产生疑问，她怀疑为什么世界上的一切都安排得如此之糟，所有人都总是互相伤害，弄得每个人都在受苦，那么她就会想最好不要沉溺于这种想法；而如果她感到苦闷，她就抽点烟，喝点酒，或者最好和某个男人谈谈情说说爱，这样苦闷就会过去了。


                           第四十章


兰军注：清晨玛斯洛娃和监狱里所有犯人在典狱长和看守的押解下去监狱教堂作礼拜。

司祭之所以心安理得地做着他分内的这一切，是因为他从小就受了这样的教育，认为这是唯一真正的信仰，所有以往的圣徒都信奉过它，现在的教会也仍然信奉它，而国家政府也要求信奉它。他相信人应该相信这些事情。使他对这一信仰确信不疑的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这一事实，即通过奉行这一信仰的种种规定，他才得以在过去的十八年里一直获得一笔收入，得以赡养他的家庭。


                           第四十二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在法庭宣判卡秋莎.玛斯洛娃去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后的第三天一大早就去监狱探视卡秋莎，他太想见到这位曾经那么可爱的姑娘，他想向她赎罪。

这里的一切对于聂赫留朵夫来说似乎都很奇怪，不过所有这些中最奇怪的是他还得感激典狱长和看守长，觉得自己欠了他们的人情，而正是这些人干着这座房子里所正在发生的种种残酷的暴行。

“玛斯洛娃，有人来看你！”女看守叫道。

玛斯洛娃转过身来看了看，抬起头，挺起胸脯，带着聂赫留朵夫所熟悉的那种对一切都准备好坦然接受的表情，从两个女犯人中间挤过来，走到铁丝网跟前，用一种惊讶和探问的神情盯着聂赫留朵夫看。不过她从他的穿着上看出他是个有钱人，便嫣然一笑。

“您是要找我吗？”她将她那张生着一双斜睨的眼睛的笑脸凑近铁丝栅栏，问道。

“我……我……我想见……我想见见您……我……”他说话的声音并不比平时高。

玛斯洛娃听不见聂赫留朵夫在说些什么，但他说话时脸上的表情却使她突然想起了一些她不愿想起的事。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一道深深的痛苦印记出现在她的额头。

“我听不见您在说什么，”她叫起来，皱起眉头，越皱越深。

“我是来……”聂赫留朵夫说道。

“对，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在认罪，”聂赫留朵夫想；一想到这里，眼泪就涌入他的眼睛，他感到他的喉头有一种哽住了的感觉。他用双手抓住铁丝网，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玛斯洛娃注意到他激动的样子，认出他来了。

“您好像是……噢，不，我不记得了，”她的眼睛没有看他，叫道，她那张突然涨红的脸变得更加阴沉了。

“我是来请求您饶恕我的，”他用一种大声但单调的声音说道，就像背书一样。

说出这句话后，他感到手足无措，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但转瞬他又想到，要是他感到羞耻，那倒更好——这羞耻是他理应承受的；于是他继续高声说道：“请饶恕我，我非常对不起你。”

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斜晲的眼睛盯住他不放。

他说不下去了，就从铁丝网那儿走开，竭力忍住令他哽住的抽咽。

副典狱长，也就是把聂赫留朵夫领到女监部来的那名官员，似乎对他发生了兴趣，这时走进了这间房间。他看见聂赫留朵夫不在铁丝网旁边，便问他为什么不同他要探望的女犯谈话。聂赫留朵夫擤了擤鼻子，抖擞起精神，竭力让自己显得平静，说道：“隔着铁丝网说话实在太不方便了；什么也听不见。”

副典狱长再次沉思了一会。“噢，好吧，把她带到这儿来一下也行。”他转过身去对女看守说道，“把玛斯洛娃带到外边来。”


                           第四十三章


过了一分钟，玛斯洛娃从边门走出来。她步履轻盈地走到聂赫留朵夫近前，站住，从眉毛底下看了他一眼。她乌黑的头发还像两天前那样卷成卷一圈圈飘在额头上；她的脸，虽然有点病态和浮肿，却仍然很吸引人，而且十分镇静，只有那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在臃肿的眼皮底下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在扫视着。

“你们可以在这里谈话，”副典狱长说道，然后就走开了。聂赫留朵夫朝靠墙的一条长凳走去。

玛斯洛娃满脸疑问地瞧了瞧副典狱长，然后惊讶地耸耸肩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到长凳那儿，理了一下裙子，在他旁边坐下。

“我知道要您饶恕我这很困难，”他刚开口，却又停住。他的泪水又将他哽住了，“不过，虽然我无法抹去过去，但我现在愿意尽我所能地去做。告诉我……”

“您是怎么找到我的？”她问道，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既没有从他身上挪开，但又不像在看他。

“噢，上帝呀，请帮助我！教教我该怎么做！”聂赫留朵夫望着她那张已经变样、不再好看的脸，暗自想。“前天我在陪审团里，”他说道，“您没有认出我来吗？”

“是的，我没有认出来。我没有工夫认人。我甚至连看也没看。”她说。

“您不是有过一个孩子吗？”他问道，感到自己的脸涨红了。

“感谢上帝他很快死了，”她简短而愤恨地答道，眼光从他身上挪开。

“怎么会死的？什么原因？”

“我当时自己都病得快死了，”玛斯洛娃说道，没有抬起她的眼睛。

“姑妈她们怎么会放您走呢？”

“谁还会要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仆呢？她们刚一发觉就把我赶出来了。哎，说这些有什么用？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件事全都了结了。”

“不，没有了结；我想要赎我的罪。”

“没有什么罪可赎的。已经发生的事都发生了，而且都过去了，”玛斯洛娃说道。然后，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用一种令人不快的、又妖媚又可怜的方式微微一笑，看了他一眼。

玛斯洛娃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会又见到他，而且肯定不是在此时此地；因此当她开始认出他来时，她不由回想起那些她从不愿回想的往事。在最初的那一刻，她模模糊糊地回想起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美妙新世界，这个世界是那个爱她也为她所爱的迷人男青年为她打开的。接着她想起了他那令人无法理解的残忍，想起了那一整串的屈辱与痛苦，这些都是紧跟着那醉人的欢愉之后，并从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她觉得心里很难受。但是，她无法理解这种感受，便按现在她所一直习惯做的那样去做：她用一种堕落生活的迷雾将这些记忆全部罩住，以此来使自己摆脱它们。在最初的那一刻，她把现在坐在她旁边的这个男人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但是这令她感到痛苦，她便又将他们分开。现在这个衣冠楚楚、精心装扮、胡子上洒过香水的绅士不再是她曾经爱过的那个聂赫留朵夫，而只是那些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玩弄像她这样的玩物的人当中的一个，而像她这样的玩物也必须尽她们所能利用他们来多捞些回报：而这也就是她现在带着一种媚笑看着他的原因。她一声不吭，盘算着她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他。

“那事全都结束了，”她说道，“如今我被判要去西伯利亚。”当她说出这个可怕的词时，她的嘴唇都颤抖了。

“我知道，我确信您是没有罪的。”聂赫留朵夫说道。

“我当然没有罪；难道我会是个小偷或者强盗吗？这儿的人都说，一切全在于律师，”她继续说道，“他们都说应该上诉，只是据说这很贵。”

“是的，一定要上诉，”聂赫留朵夫说道，“我已经和一名律师谈过了。”

“别舍不得花钱，必须是个好律师。”她说。

“凡是我能做到的，我都会做的。”

他们都沉默了，接着她又像刚才那样微微一笑。

“我想请求您……给我点钱，如果您可以的话……不多……就十个卢布，”她突然说道。

“好的，好的，”聂赫留朵夫说道，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伸手去摸他的皮夹子。

她迅速地瞅了一眼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副典狱长。

“别当着他的面给；他会拿走的。”

等到副典狱长刚一转过身去，聂赫留朵夫就掏出他的皮夹子，但是却没来得及在副典狱长又转过身来面对他们之前把那张十卢布钞票递给她，于是只好把钞票捏成团握在手心里。

“这个女人已经死了，”聂赫留朵夫心里暗想，同时望着这张原来亲切可爱、如今不再纯洁的浮肿的脸，以及从那双乌黑的斜睨眼睛里射出来的妖媚的光芒，这双眼睛刚刚正紧盯着他那只紧捏着钞票的手，现在又追随着副典狱长的一举一动。一时间他的内心犹豫了。昨天晚上一直和他说着话的诱惑者又开口说话了，试图引导他从他的内心生活领域走出来，重回到他的外部生活领域，引导他离开他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回到会有什么后果以及什么才是切实可行的问题上来。

“对于这个女人你什么也做不了，”那个声音说道，“你只会将一块石头吊在你的脖子上，这会让你活活淹死，妨碍你去做对别人有益的事情。给她你现在身边带着的所有的钱，向她告别，从此和她一刀两断，岂不更好？”那个声音低声说道。

然而他又感到现在，就在那一刻，有一件重要的事正在他的灵魂里发生——他的内心生活这会儿仿佛正在一架天平上摇摆，因此只要加最轻的一点力量上去，就会使它向一边或者另一边沉去。于是他使出这种力量来，向昨天他感到存在于他灵魂里的上帝求助，而上帝立刻回应了他。他决定现在告诉她一切——马上就说。

“卡秋莎，我是来请求你饶恕我的，而你还没有给我答案。你饶恕我了吗？或者你以后会饶恕我吗？”他问道。

她没有听他在说什么，却只是一会儿瞧瞧他的手，一会儿瞧瞧副典狱长。等后者刚一转身，她赶紧伸出她的手，抓住那张钞票，把它藏在她的腰带里面。

“这话真怪，您在说什么，”她带着一种在他看来似乎充满鄙夷味道的微笑说道。

聂赫留朵夫感觉到她灵魂里有个人对他很敌视，她在支持她，让她保持她现在的样子，并且阻止他触及她的心。但是，说来也怪，这不但没有驱退他，近而给他一种新的特殊力量，促使他更接近她。他知道他必须唤醒她的灵魂，而这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又正是这困难吸引着他。他此刻对她的这种情感，是他以前对她或任何其他人都从未有过的。这一情感中没有一点私心——他个人对她毫无所求——他只希望她有可能不再像她现在这样，希望她会再次觉醒，变回她曾经的样子。

“卡秋莎，你为什么要像这样说话呢？我了解你，我记得你——和那些在巴诺伏的旧时光。”

“回想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有什么用呢？”她冷冰冰地说道。

“我回想它是为了要改正错误，为了赎我的罪，卡秋莎，”他刚准备说他要和她结婚，可是他触到她的目光，看到其中一种那么可怕、粗野、拒人千里之外的东西，以至于他无法再继续说下去了。

这时探监的人开始离开了。探望的时间结束了。

“您比妹妹还要亲。”聂赫留朵夫说道。

“这话真怪。”她再次说道，摇了摇头，向铁丝网后面走去。



                            第四十四章


在这次碰面以前，聂赫留朵夫以为卡秋莎见到他，知道他打算为她出力时，她肯定会高兴和感动，会重新成为原来那个卡秋莎；然而，令他胆战心惊的是，他发现那个卡秋莎已经不复存在了，代替她的只是现在这个玛斯洛娃。这令他感到又震惊又恐惧。

最令他感到震惊的是，卡秋莎非但不以自己的身份为耻——不是指她囚犯的身份（她对此是觉得可耻的），而是指她妓女的身份——她似乎还对此感到满意，甚至还引以为荣。任何人，为了能够付诸行动，都必须认为他的职业是重要和有益的。因此，一个人，不论处于怎样的地位，他都肯定会对人生总体上抱有这样一种观点，使他能觉得自己的职业看上去是重要和有益的。

通常人们总是以为小偷、杀手、间谍、妓女会承认自己的职业是邪恶的，会对此引以为耻。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凡是由于命运或着自身的过失和错误落到某种地位的人，不论该地位有可能是多么地不正当，都会对人生总体上抱有一种可以让他们的这种地位看上去又好又可以接受的观点。为了保持他们的这种观点，这些人总是本能地依附于一些圈子，圈子里全是那些对人生和对他们自己在人生中的地位持有和他们相同观点的人。每当小偷显摆他们的伎俩，妓女吹嘘她们的堕落，凶手夸耀他们的残忍时，这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不已。然而，这之所以会让我们感到惊奇，只是因为这些人生活在其中的圈子和圈子里的氛围都局限在狭小的范围里，而且更主要的是我们都身处其外。当有钱人夸耀他们的财富——掠夺，军事长官自夸他们的胜利——谋杀，统治者吹嘘他们的权力——暴力时，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同样的现象吗？我们之所以看不出这些人所持有的人生观中的颠倒反常，只是因为他们所构成的圈子更大一些，而且我们自己也属于这个圈子。

玛斯洛娃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对生活和她自己地位的看法的。她是个被判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妓女，然而她有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以让她对自己感到满意，甚至对自己的地位引以为豪。

根据这种人生观，对于所有男人——年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中学生也好，将军也好，受过教育的也好，没有受过教育的也好——其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富有魅力的女人性交；因此，所有男人，哪怕当他们假装在忙其他事情的时候，其实也都只是巴望干一件事。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满足或者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是她的权力，因此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她过去的和现在的全部生活都证实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在她生命的过去十年间，不论她发现自己在什么地方，她看到所有男人——从聂赫留朵夫和那个年老的警察局长到监狱里的看守们——都需要她；因为她从未发现也从未注意到那些不需要她的男人。因此，整个世界在她看来似乎只是一群受到强烈性欲煽动的好色之徒，他们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欺骗、暴力、金钱、诡计——来占有她。玛斯洛娃就是这样理解人生的；而根据这样一种人生观，她绝不是一个最低贱的人，相反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玛斯洛娃把这种人生观看得高于一切；她不能不重视它，因为如果她抛弃了这样的人生观，她就会丧失它所赋予她的重要性。而为了不丧失自己的人生意义，她便本能地去依附一班用和她一样的方式看待人生的人。她察觉到聂赫留朵夫想把她引出去，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便抵制他，因为她预见到那样她将会丧失这样的生活地位，以及该地位所赋予她的自信和自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竭力不去回忆她年轻时候的事以及她同聂赫留朵夫最初的关系。那些回忆同她现在的世界观格格不入，因而已经从她的记忆里抹掉，或者不如说埋藏在她心底里的某个地方，从不去触碰，而且关得严严的，封得紧紧的，绝不至于让它逃脱；这就好像蜜蜂为了保护它们的劳动成果，把一窝螟虫全都封起来一样。因此，现在的聂赫留朵夫已经不是她曾经用纯洁的爱爱过的那个男人，而只是一个她可以而且必须利用的阔老爷，而且她和他也只能有她和一切男人那样的关系。

“是啊，我没能告诉她最主要的事情，”聂赫留朵夫和其他探监者一起往出口处走去时暗自想到，“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同她结婚；虽然我没有告诉她这个，但我以后会告诉她的。”


                            第四十五章


在与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天，聂赫留朵夫坐马车来到他富丽堂皇的住所。这住所有巨大的棕榈和其他植物装饰着，还有华美的窗帘。事实上，所有这些昂贵的奢侈品都表明主人拥有一大笔不劳而获的钱，因为只有暴发户才会如此作为。在接待室里有许多看上去垂头丧气的人就像在诊所里一样坐在桌子旁等待着律师的接见。门开了，从里面传出响亮而愉快的谈话声：一个声音来自一个健壮的中年商人，红色脸膛，浓密的小胡子，穿着一身新衣，另一个声音来自法纳林自己。两张脸上都带有那种刚刚谈成一笔有利可图却又不那么光彩的买卖的特有表情。

“我来是为了玛斯洛娃的案子。”

“好的，好的，我们这就进入正题！噢，但是这些有钱的主都是些怎样的坏蛋啊！”法纳林说，“您刚才看到的那个人。他拥有差不多一千二百万卢布，还说什么‘上天无门’；如果他能从你身上榨出二十五卢布的票子，就是用牙咬他也会这么做的。”

“他说‘上天无门’，而你便说‘二十五卢布的票子’，”聂赫留朵夫暗想，对这个人生出一种难以克制的厌恶之情。这个人竟然希望用自己随便而简单的态度表明自己和聂赫留朵夫属于同一阵营，而其他客户属于另一个。

兰军注：法纳林律师告诉聂赫留朵夫，玛斯洛娃这个案子几乎没有上诉的可能，只能从玛斯洛娃那个辩护律师拙劣的辩护和庭长在陪审团没有裁决之前并没有清楚告知一些可能引起判决不公的事项这几方面提起上诉，并要求聂赫留朵夫如果要上诉的话就要尽快。聂赫留朵夫从法纳林的助手那接过诉状，并付了一千卢布费用。准备拿诉状去监狱找玛斯洛娃签名，因为她是当事人。


                         第四十八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去监狱找卡秋莎。

卡秋莎坐在桌子的远端。聂赫留朵夫坐在她的对面。房间里光线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她的脸。他清楚地看到她眼睛周围的皱纹以及浮肿的眼皮。他比以前更怜悯她了。为了不让长得像犹太人、胡须灰白的看守听到，聂赫留朵夫把身体从桌子上靠过去说：“如果这张诉状不起作用，我们就去告御状。一切有可能的事都要做。”

“您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有一名称职的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我的辩护律师就是个笨蛋。他除了对我说些赞美的话之外什么也没做，”她说着笑起来，“如果那时候他们知道我跟您是相识，情况就会不一样了。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小偷。”

“她今天好奇怪啊。”聂赫留朵夫想，正要说出心里的事情，她却开口说道：“我想跟您说件事。我们这儿有个老女人，真是个好人，您知道吗，所有人都为她感到奇怪。她什么都没做，却被关进监狱，还有她的儿子，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无辜的，尽管他们被控放火烧房子。您知道吗，她听说我跟您认识，就跟我说：‘告诉他要求见我的儿子，他会告诉他所有一切。’”玛斯洛娃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把头转来转去，眼睛还瞟向聂赫留朵夫。“他们姓明肖夫。那么您会去做吗？这么一个老好人，要知道，您一眼就能看出她是无辜的。您会做的，我的好人。”她微笑着瞟了他一眼，然后低下眼睛。

“好吧。我会去了解关于他们的事情。”聂赫留朵夫说，越来越对她随意的态度感到诧异，“但是我得先跟您说说我的事情。为了弥补我的罪孽，不仅仅靠语言，而是行动。我已经决定和您结婚。”

一种恐惧的神情突然出现在她脸上，瞟向他的眼睛定定地停在他身上，却又不像是在看他。

“这是为什么？”她气愤地皱着眉说。

“我感觉在上帝面前这么做是我的责任。”

“您现在怎么又把上帝搬出来了？您说的话没有道理。上帝，真是的！什么上帝？您应该在那个时候想起上帝。”她说，却又张嘴停下来。直到这时聂赫留朵夫才注意到她的呼吸中有酒精的味道，也明白了她如此兴奋的原因。

“请试着平静一点。”他说。

“我为什么要平静一点？你认为我喝醉了？我是醉了，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开始很快地说起来，脸变得通红，“我是个罪犯，是个妓女，您是位绅士，还是位公爵。您犯不着跟我搞在一起，玷污自己。您去找您的公爵小姐们，我的标价是一张十卢布的票子。”

“不管你说得多么残酷，都无法表达我现在的感受，”他说道，浑身颤抖着，“您无法想象我觉得对你犯了多大的罪！”

“我觉得对你犯了多大的罪！”她生气地模仿他说，“你那时候可没这么觉得，而是扔给我一百卢布。那……就是你开的价！”

“我知道，我知道。但现在能做些什么呢？”聂赫留朵夫说，“我已经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而且说到做的。”

“而我敢说你做不到。”她说着，大声地笑起来。

“卡秋莎！”他说道，摸着她的手。

“你走开。我是个罪犯而你是个公爵，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她喊着，整个表情由于愤怒而大变，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你想通过我来拯救你自己，”她继续说着，急急地把涌上心头的话都表达出来，“你这辈子已经拿我来寻欢作乐，下辈子还想用我来拯救你自己。你令我厌恶——你的这副眼镜和你这张又脏又肥的脸。走，走！”她尖叫着，一下子站起来。

玛斯洛娃再次坐下来，垂下眼睛，两只小手紧扣在一起。聂赫留朵夫向她弯下身，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你是说娶我这件事？那永远不可能。我宁可上吊。就是这样。”

“我仍然要为你出力。”

“那是你的事，但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这是实话。”她说道。

“噢，我当初怎么没死掉？”她又说，并哭了起来，令人怜悯。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来，她的眼泪令他动容。她抬起眼睛吃惊地看着他，并用头巾擦去眼泪。

兰军注：卡秋莎.玛斯洛娃见了特意来监狱看她的聂赫留朵夫并在他给她的诉状上签了字，对于聂赫留朵夫要娶她的想法，她表示了不相信和愤怒。探视时间结束后，玛斯洛娃回到了牢房。

她躺在床板上，眼睛斜睨着，目光停在房间的一角，一动不动，直至夜晚到来。

她的灵魂正在进行痛苦的挣扎。聂赫留朵夫的话把她带回到她始终无法理解却又充满怨恨的难堪回忆中。她现在已经从那种浑浑噩噩中醒了过来，但要带着对那段经历的清晰记忆继续活下去又委实不能：那种折磨太痛苦了。因此傍晚她又去买了些伏特加（兰军注：俄国的白酒），和伙伴们喝了起来。


                          第四十九章


“那么，这就是它的意义——这个。”离开监狱时，聂赫留朵夫想着，这时才完全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如果他没有试图赎罪，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的罪孽有多大。不仅如此，她也一样，永远无法感受到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有多么恐怖。此时他才看到自己对这个女人的灵魂做了些什么，此时她才看到并且了解到在自己身上曾发生过什么。在这之前，聂赫留朵夫始终拥有一种自我欣赏的感觉，对自发产生的懊悔感到钦佩，而现在却充满了恐惧。他知道自己现在不能再抛下她，却又想象不出今后他俩的关心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就在他正往外走的时候，一个胸前挂着十字架并佩戴着奖章的看守走向他，带着一脸令人厌恶的讨好相，神神秘秘地递给他一封信。

“这是某人写给您的，阁下。”他对聂赫留朵夫说道，并把信封交给他。

“什么人？”

“您读了信就知道了。一个政治犯。我管那个牢房，所以是她让我这么做的；尽管这违反了规定，但出于人道，我还是……”看守说话的态度很不自然。

聂赫留朵夫很吃惊，一个政治犯牢房的看守居然就在监狱里面传递信件，而且几乎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人既是看守，又是间谍。不管怎样，他收下信，一边往监狱外走一边读着。

信上的字迹清晰，内容如下：“听说您到访监狱，还对一个刑事犯的案子感兴趣，我非常渴望能见您一面。请您请求当局准许见我。您得到许可后，我会告诉您很多有关那个受保护人（兰军注：指卡秋莎）的事情，以及我们小组的的情况。十分感激您的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曾是诺夫哥罗德省偏远乡村的一名女教师，聂赫留朵夫和他的几个朋友去那里猎过熊。她请求聂赫留朵夫为她的学习课程资助一些钱。聂赫留朵夫把钱给了她之后就把她忘了。而现在这位女士却成了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她可能听说了他的故事），因此愿意提供帮助。

所有事情都曾经如此简单和轻松，现在却变得这么艰难和复杂！

聂赫留朵夫愉快而清楚地记得那段日子，以及和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相识。那是四月斋前夕，在一个距离铁路四十里的地方。打猎行动很成功，杀死了两只熊，一行人在回程前一起吃饭。这时，他们驻足的狩猎场小屋的主人进来说执事的女儿有话要对聂赫留朵夫说。

“她漂亮吗？”有人问。

“别这样，拜托。”聂赫留朵夫说道，表情严肃地站起来，擦了擦嘴，奇怪执事的女儿找他有什么事。他走进主人的私人小屋中。

他看到里面的女孩带着毡帽，披着斗篷，身体瘦而结实，长得并不好看，只有一双眼睛和弯弯的眉毛很漂亮。

“这位是公爵。小姐，您跟他说吧。”年老的女主人说道，“我现在出去。”

“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呢？”聂赫留朵夫问道。

“我……我……我看得出您有钱，还把钱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花在打猎上，”女孩的话说得乱七八糟，“我知道……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为人民做点有用的事，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什么也不懂。”她的眼睛如此真诚，如此善良，脸上的表情坚决中带着羞涩，令人同情，就像他常有的情形一样，聂赫留朵夫突然觉得自己能够设身处地为她着想，理解她，同情她。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我是个老师，我想参加大学课程的学习，但是得不到允许。倒不是说人家不要我，他们同意我去，但是我没钱。请您借给我一笔钱，完成学业后我会还给您的。我一直在想有钱人猎熊，还给农民酒喝，这一切太糟了。为什么不做点好事？我只需要八十卢布……不过如果您不愿意给，那就算了。”她生气地说。

“相反，我很感谢您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我马上把钱拿来。”聂赫留朵夫说道。

他走出房间来到过道上，碰到其中一个同伴在偷听他的谈话。聂赫留朵夫没有理会同伴对他的嘲弄，从钱包里拿出钱给了她。

“噢，请收下，不要谢我，应该是我感谢您才对。”他说道。

雪橇排成一行——由马儿一前一后拉着——在树林里的狭道上飞快地滑过；两边一会儿是高大的树木，一会儿是被沉重的雪块压弯了枝丫的矮杉。一道红色亮光在黑暗中闪过，有人点着一支好闻的香烟。猎熊人约瑟夫从一驾雪橇换到另一架雪橇，雪没过他的膝盖，他一边把东西归位，一边讲麋鹿在深深的雪地上行走，从白杨树上啃下树皮，而熊则躺在它们的洞穴中熟睡，透气的洞口冒着它们呼吸的热气。

所有这些都回到了聂赫留朵夫的脑海中，而更重要的是那种健康有力的愉快和无忧无虑的自由：他的肺深深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毛皮斗篷紧紧地绷在胸膛上；白雪从低低的树枝上落在他的脸上；他的身体温暖，他的脸庞干净，他的灵魂丝毫不受牵绊，没有良心的指责，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望……那是多么美丽啊！可是现在，噢，上帝！多么折磨人，多么令人烦恼！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显然是个革命者，并因此而入狱。他必须见她，特别是因为她承诺为玛斯洛娃的事情给出建议。


                             第五十章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聂赫留朵夫想起前一天所做的事情，不由感到害怕。

但是抛开害怕，他比以往更坚定了要继续做下去的决心。

他怀着一种责任感离开了家，去见马斯连尼科夫，为的是得到他的许可，去监狱探望玛斯洛娃，还有玛斯洛娃对他提到的明肖夫母子。除了这些，他还打算请求获准去见见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她也许能帮助玛斯洛娃。

聂赫留朵夫认识马斯连尼科夫很长时间了：他们曾在同一个军团。那时候马斯连尼科夫是团里的司库，一个心肠好又热心的军官，除了军团和皇室家族，对于外界事务概不过问。如今在聂赫留朵夫眼中，他已经从团里的军官变成了一位行政官员。他娶了一个富有、精力充沛的女人，正是她一手造就了他的转变。她取笑他，也宠爱他，就好像他是她的一只宠物。聂赫留朵夫曾在冬天时见过他们一次，这对夫妻对他毫无吸引力，他也再没去过。

兰军注：地方副行政长官也就是副省长马斯连尼科夫爽快地给聂赫留朵夫开具了通行证，这样聂赫留朵夫可以比较自由地在监狱见他想见的人了。

                          第五十一章


兰军注：从马斯连尼科夫家出来后，聂赫留朵夫直接乘车去了监狱，来到已经认识的典狱长住处。要求见玛斯洛娃、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以及明肖夫。典狱长对聂赫留朵夫说今天不太方便见玛斯洛娃，因为她今天喝得很醉，甚至还发酒疯，已经把她关进另一间牢房。至于聂赫留朵夫想见的另外两人，典狱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五十二章


聂赫留朵夫走进牢房，来到肮脏的装着铁栅栏的窗户前，“我希望能从您这里听到所有关于案子的情况。”

明肖夫也来到窗前，立刻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先是胆怯地看了看副典狱长，渐渐胆子大了起来。等到副典狱长离开牢房到走廊里给出一些命令的时候，他变得非常大胆了。讲故事的口音和方式表明这是一个非常普通而且善良的农村小伙。在监狱里听一个穿着毫不尊重人格的衣服的犯人讲述，这对聂赫留朵夫来说显得十分奇怪。聂赫留朵夫一边听，一边继续打量四周：打量低矮的床架和草垫，装着粗铁栅栏的窗户，肮脏潮湿的墙壁，打量这张令人怜悯的脸和这个遭受折磨的不幸农民穿着囚衣和囚鞋的样子；他觉得越来越悲伤，宁愿不相信这个本质善良的人的讲述。想到人们竟然可以毫无理由地对一个人做出这种事，除了对他进行伤害，给他穿上罪犯的衣服，把他关在这样一个恐怖的地方，他觉得太可怕了。故事是这样的：在他婚后不久，村里的旅馆主人就引诱了这个年轻人的妻子。他试着到处讨公道，但是旅馆主人想办法贿赂了各处官员，被宣告无罪。有一次他强行把妻子带回去，但是她第二天就跑掉了。于是他去要求将她要回，但是，尽管他进去时看到了她，旅馆主人仍告诉他她不在那里，还命令他离开。他不愿走，于是旅馆主人和他的仆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旅馆发生火灾，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妈妈被控放火烧房。可当时他并没有放火，而是去看了一位朋友。

“你没有放火是真的吗？”

“我从没想过要去放火，先生。一定是我的对头自己干的。我听说之前他刚刚买了保险。他们说是我和妈妈干的，我们还曾经威胁过他。我的确去找过他——我差一点没有忍住——但是放火烧房子这种事我没干。他自己放的火然后控告我们。火烧起来的时候我不在那儿，他故意安排成事情发生时妈妈和我在那里。”

“这会是真的吗？”

“上帝可以做证这是真的。噢，先生，您这么好心……”聂赫留朵夫费了很大力气阻止他跪倒在地上。“可怜可怜我吧……您看我就快被毫无理由地毁掉了。”突然间他的脸颤抖着，并卷起囚衣的袖子开始哭了起来，然后用肮脏的袖子擦眼泪。

“您好了吗？”副典狱长问。

“是的……好了，振作起来。我们会尽力的。”聂赫留朵夫说完走了出去。明肖夫靠门站着，所以看守关门的时候撞到了他，当看守锁门的时候，他仍然从小洞里向外看着。


                          第五十五章


又瘦又黄、有着一双和善大眼睛的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蹒跚着步子从房间的后门走了进来。

“感谢您能来。”她紧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道，“您还记得我吗？我们坐下吧。”

“我没想到会看到您现在这个样子。”

“噢，我非常高兴。这令人愉快，多么愉快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带着她一贯的表情说道，大而圆的善良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并扭动着包裹在又破又皱又脏的连衣裙领中瘦得可怕却又十分结实的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她是如何关进监狱的。

借回答这个问题她开始十分兴奋地讲起所有她做的事情。她的语言中混合着许多特别的词语，像宣传、解体、社会团体、小组和分组，她似乎认为每个人都知道，但聂赫留朵夫却从来没听过。她对他讲了所有民意党（译者注：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为了向沙皇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而在一八七九年成为秘密团体。）的秘密，显然觉得他乐意听到这些。聂赫留朵夫看着她细得可怜的脖子，稀少而蓬乱的头发，惊讶于她为什么要做这些奇怪的事，为什么现在要对他讲所有这些。他觉得她可怜，但这和同情农民肖明夫不同，他没做任何错事却被关在臭气熏天的监狱里。

她的可怜是因为思想一片混乱。很明显她认为自己是个女英雄，准备为了事业的成功放弃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解释不清楚这个事业是什么，或者它的成功到底是什么。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想见聂赫留朵夫并对他说的事情如下：她的朋友，一个叫舒斯托娃的女孩，照她的话说并不属于他们分组，大约五个月前和她一起被捕，被关在彼得堡罗夫斯基要塞里，就因为在她的所有物中搜出了一些禁书和文件（是她帮别人保管的）。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觉得自己多少要为朋友的被捕负些责任，因此恳求与有影响力的人物颇有些关系的聂赫留朵夫把这位朋友解救出来。

除了这个，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还请他试着为另一位朋友古尔凯维奇（同样被关押在彼得堡罗夫斯基要塞的监狱里）弄到许可，见一见他的母亲，并弄到一些对他的研究有帮助的科学书籍。

聂赫留朵夫答应到彼得堡后会尽力去办，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是这么说的：完成助产学校课程的学习后，她开始与一群民意党的拥护者接触。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写公告，每天忙着在工厂里开展宣传工作；接着他们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被捕，文件都被搜了出来，所有相关人员都被抓了起来。“我也被捕了，将会被流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感觉无比快乐。”她用一个哀怨的笑容作为故事的结尾。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在见到薇拉前，在典狱长的办公室还见到过一个身材高高笔直，漂亮善良的年轻女犯。于是聂赫留朵夫向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问起那个长着突出眼睛的女孩的事情。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告诉他那个女孩是个将军的女儿，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党，由于承认向一名宪兵开枪而被关进监狱。她和一些反叛者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们在那儿有一台秘密印刷机。一天夜里警察来搜查这座房子，住在里面的人决定自卫，关上灯，并开始销毁可能的罪证。警察强行进入，其中一个反叛者开了枪，一名宪兵受了致命伤。在接受审问的时候，这个女孩说是她开的枪，尽管她从没握过左轮手枪，甚至连一只苍蝇都没伤害过。但她坚持自己的陈述，如今被判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役拘禁。

“一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赞许地说。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要说的第三件事与玛斯洛娃有关。她知道——监狱里的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些事——玛斯洛娃的生平故事以及聂赫留朵夫和她的关系，建议他设法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里来，或者是去医院，帮助护士照顾病人，目前那里的病人非常多，需要更多的护士。

聂赫留朵夫感谢她的建议，并说他会尽力照着去做。


                           第五十六章


他们的谈话被典狱长打断，他站起来宣布时间到了，犯人和他们的朋友必须分开。聂赫留朵夫同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告别，走到门口，然后又停下来，看着眼前的种种景象。

“先生们，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典狱长说道，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

典狱长的命令反而使房间里犯人的情绪更加热烈起来，没有人离开。一些人起身站着继续说，一些仍然坐着说，有几个人开始哭泣，互相道别。那个母亲和患肺结核的儿子尤为可怜。年轻人一直揉弄那些纸，他的脸看起来很生气，竭力控制着自己不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母亲听到分别的时候到了，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大声哭泣，不住地抽着鼻子。那个长着善良的大眼睛的姑娘——聂赫留朵夫无法不去注意她——站在哭泣的母亲的对面，用安慰的语气对她说着什么。那个戴着蓝色眼镜的老人握着女儿的手站着，用点头回答着她的话。那对年轻的情侣站了起来，拉着手，默默地望着对方的眼睛。

“这里只有他们是开心的。”一个穿着短上衣的年轻男子站在聂赫留朵夫身旁，和他一样看着这些即将分开的人，指着这对恋人说道。

当感觉到聂赫留朵夫和年轻人的目光盯着他们时，这对恋人——穿着橡胶外套的年轻男子和漂亮的姑娘——伸出他们的胳膊，双手紧握在一起，转着圈跳起舞来。

“今晚他们要在监狱里结婚，然后她会跟着他去西伯利亚。”年轻人说。

“他是什么人？”

“一个囚犯，被判劳役拘禁。至少让他们俩快乐一点吧；不然太痛苦了。”年轻人听着患肺结核小伙儿母亲的哭泣声加了一句。

“现在，我的好人们！请吧，不要逼我动用严厉的措施。”典狱长把同样的话重复了好几遍。“请吧！”他用无力而又犹豫的语气继续说道。“时间早就到了。你们这算什么意思啊？这样是不行的……我最后一次求你们。”他疲倦地重复着，掐灭他的香烟，然后又点了一支。

很显然，不管那些令人们毫无责任感地对另一些人做坏事的策略是多么狡诈、古老和普遍，典狱长仍无法意识到他就是造成这一屋子痛苦的始作俑者之一。而这一点明显地困扰着他。

最后犯人和他们的探访者们开始分开——一方往里面走，一方往外面的门走。

“是的，这里的状况很奇怪。”那个健谈的年轻人和聂赫留朵夫并肩下楼时说道，“但我们有理由要感谢典狱长，他没有严格遵守那些规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如果他们能谈一谈，毕竟能让心里好过一点。”

聂赫留朵夫和那个自称梅顿采夫的年轻人说着话来到门厅。典狱长迈着疲惫的脚步来到他们面前。

“如果您想见玛斯洛娃，”他说，显然想对聂赫留朵夫表示出礼貌，“请明天过来。”

“很好。”聂赫留朵夫回答道，并匆匆离去。

明肖夫当然是无辜的，因此他受到的苦难显得可怕；但肉体上的折磨比不上对于仁慈和上帝的困惑与怀疑，由于亲眼看到无故折磨他的人们的残忍，他便无法不产生这样的想法。

可怕的是横加在那些无罪的人身上的耻辱与痛苦的，而原因仅仅是因为文件上少写了点东西。可怕的是那些残酷无情的看守，他们的工作就是折磨自己的同胞，还确信他们是在完成一项重要而且有用的职责；但最可怕的却是这个看上去年老虚弱、心地善良的典狱长，他不得不迫使人家母子、父女分离，而这些人像他和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也都是亲骨肉。

“这都是为什么？”聂赫留朵夫问自己，但比以往更甚地感受到那种精神上的恶心转变成身体上的恶心。每当他来到监狱他都会这样，而他却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


                          第五十七章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见律师，对他讲明了明肖夫母子的案子，恳求他为他们辩护。律师答应看一看案卷，如果真的像聂赫留朵夫所说的，这是很有可能的，他会免费为他们进行辩护。接下来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有一百三十个人由于错误被关在监狱。“这件事该谁负责，是谁的错？”

律师沉默片刻，显然在考虑如何给出正确的回答。

“这是谁的错？谁的错都不是。”他断然说道，“去问检察官，他会说这是省长的错；去问省长，他会责怪检察官。没有人做错。”

“我正要去见副省长。我会告诉他的。”

“噢！那没用，”律师笑着说道，“他是个——他不是您的亲戚或者朋友吧？——是个大笨蛋，请允许我这么说，但同时也是个诡计多端的畜牲。”

聂赫留朵夫记得马斯连尼科夫讲过的关于这个律师的话，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同他告别后便去往马斯连尼科夫的住处。他必须求他做两件事：一是把玛斯洛娃转到监狱医院去，另一件是关于那一百三十个没有身份证的人被无辜地关在监狱里的问题。求一个自己并不尊重的人帮忙是件很难的事，但这是他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他不得不这么做。

在乘车来到马斯连尼科夫的住处的时候，聂赫留朵夫看到前门停着好几辆马车，于是想起今天是副省长太太的“当家日”，他还曾被邀请来参加。

“来，上去吧；我真高兴。”马斯连尼科夫紧紧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兴奋地说道。尽管他身体过胖，马斯连尼科夫仍然很快地上了楼。他的精神之所以如此之好，是因为一位重要名流对他很看重。这种垂青每次带给他的愉快感觉就像是一只温顺深情的狗在被主人轻轻拍打、抚摸或是挠耳朵。它会摇尾巴，蜷缩身体，跳来跳去，压下耳朵，疯狂地转圈子。马斯连尼科夫也正准备这么做。他没有注意到聂赫留朵夫脸上严肃的表情，也没有留心听他在说什么，而是不容抗拒地把他往客厅里拉。聂赫留朵夫没有办法，只好随他去。

“正事以后说。我会满足你一切要求的。”马斯连尼科夫说道，拉着聂赫留朵夫穿过舞厅。

“你只要吩咐一下就行。（兰军注：原文为法语）但你这次必须先见见我的妻子。事实上，我已经挨过骂了，就因为上次我没带你去见她就放你走了。”

在他们到达客厅的时候，副省长的妻子，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从那些帽子和脑袋中朝聂赫留朵夫笑着致意。

“终于来了！（兰军注：原文为法语）我们以为您早就把我们忘了。我们怎么惹着您了？”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用这样的话与新来的客人打招呼，目的是要传达她和聂赫留朵夫之间的亲密，而实际上这种亲密从来都不存在。

“米琪（她指的是她的胖丈夫马斯连尼科夫）告诉我您一直在忙监狱的事。我非常理解您，”她对聂赫留朵夫说道，“米琪或许有他的缺点，但您知道他的心地是多么善良。所有这些可怜的囚犯都是他的孩子。他从没看轻过他们。他是善良的……（兰军注：原文为法语）”她停住了，找不到词语来评价她那下令鞭打犯人的丈夫，于是她很快笑着转向一个刚走进来的满脸皱纹、头扎淡紫色蝴蝶结的老女人。

聂赫留朵夫说了几句一定要但却毫无意义的客套话后，起身向马斯连尼科夫走去。

“劳驾，我能占用您几分钟吗？”

“哦，是的。好吧，什么事？我们进来吧。”

他们走进一间日式小起居室，在窗边坐下。


                          第五十八章


“我为了同一个女人的事又来找你。”聂赫留朵夫说道。

“噢，是的，我知道。那个被无辜判刑的。”

“我希望能请你把她调到监狱医院服务。我听说可以这么安排。”

马斯连尼科夫皱起嘴唇考虑着。

“这种可能性不大，”他说道，“不管怎样，我会看看能做些什么，然后明天用电报给你答复。”

“我听说有很多病人，需要增添帮手。”

“好吧，好吧。无论如何我都会告诉你的。”

“我想告诉你的第二件事，”聂赫留朵夫说道，“就是有一百三十个人仅仅因为身份证过期而被关在监狱里。他们已经被关了一个多月了。”接着他介绍了这个案子的情况。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马斯连尼科夫问道，看上去心神不安还有些不满。

“我去见一个犯人，这些人过来把我围在走廊上，然后请求——”

“你去见什么犯人？”

“一个被无辜关在监狱里的农民。我把他的案子委托给了一位律师。问题不在这。难道真的会因为身份证过期就把人关进监狱吗？而且——”

“这是检察官的职责，”马斯连尼科夫生气地打断他的话，“诺，现在你看到你所谓的迅速且公正的审判制度了吧！视察监狱并查明犯人是否被合法关押是副检察官的职责。可是他们却只顾玩纸牌。”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毫无办法？”聂赫留朵夫沮丧地说道，想起律师曾预先对他说副省长会把责任推到检察官身上。

“噢，不是，我会管。我会立刻查明这件事。”

“那好吧。这些事我都会去办。”马斯连尼科夫重复道，用戴着绿宝石戒指的白手熄灭香烟，“现在我们去女士们那里吧。”

“稍等，”聂赫留朵夫停在客厅门口说，“我听说昨天监狱里有人被体罚。是真的吗？”

马斯连尼科夫的脸红了。

“噢，你要打听的是这件事！不，老兄，绝对不能再让你去那里！你对什么都要过问。来吧，来吧——安娜在叫我们呢。”他说道，拉着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再次变得兴奋，就像又被某位重要人物垂青了一样；只不过现在的兴奋并非愉悦，而是焦虑不安。

聂赫留朵夫抽出胳膊，没有向任何人告辞，也没有说话，带着沮丧的神情穿过客厅，走进大厅，从临街的大门走了出去。

在拜访马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聂赫留朵夫收到他的一封用火漆封蜡的信，在印有盾形纹章的厚蜡光纸上写着华丽有力的字迹。马斯连尼科夫信上说他已经就把玛斯洛娃调到医院的事给医生写了信，希望聂赫留朵夫可以如愿。信的结尾署着“亲爱的老同志”，名字的最后用大而有力的精美花体结束。“笨蛋！”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道，尤其是从“同志”这个词他感觉到马斯连尼科夫对他的屈尊俯就，就是说，他觉得尽管马斯连尼科夫所担任的是从道义上说最肮脏和无耻的职位，却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并希望，就算不是刻意取悦聂赫留朵夫，至少能显示出他并没有因为骄傲而不称他为同志。


                          第五十九章


有一个流传最广的迷信，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且明确的本质：他会是善良、残酷、智慧、愚蠢、活力十足、冷漠疲沓，等等。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常常善良多于残酷，智慧多于愚蠢，活力十足多于冷漠疲沓，或者相反；但是说一个人善良或者智慧而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蠢就不对了。然而我们却总是这样把人分类。这是错误的。人就像河流：每条河里的水都一样；但每条河都会这里狭窄，那里更湍急，这里缓慢，那里更宽阔，有时清澈，有时浑浊，有时寒冷，有时温暖。人也一样。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每一个人类品质的萌芽；有时候是显现出一种品质，有时候是另一种，而他则常常变得不像自己，但同时却仍然始终是同一个人。

有些人的这种变化非常迅速，聂赫留朵夫就是这样的人。这些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既有生理上的原因，也有精神上的原因。这样的变化现在就在他身上发生。

在参加完审判和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之后所产生的那种对于新生的狂喜与愉悦之情如今彻底消失了；在上一次探视之后，那种愉悦被恐惧和嫌恶所代替。他决定不离开她，也不会改变和她结婚的决定，只要她愿意；但现在这件事却令他非常痛苦，饱受折磨。

在拜访马斯连尼科夫的第二天，他再次到监狱去看她。

典狱长准许他同她说话，只不过既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犯探访室。

尽管典狱长很善良，但对聂赫留朵夫的态度比上次有了很大保留。显然聂赫留朵夫同马斯连尼科夫谈话产生了后果，那就是上头下达了一道对他多加留意的命令。“您可以见她，”典狱长说道，“但请记得我说过的关于钱的问题。（兰军注：上一次聂赫留朵夫来监狱，典狱长说聂赫留朵夫不方便见玛斯洛娃，因为她喝多了发酒疯，怀疑是以前聂赫留朵夫探视她时给了她钱，叫他以后不要再给她钱了。）至于大人写信给我要把她调到医院去的事，那是可以办到的，医生也已经同意了，但是她自己不愿意去。她说：‘要我给无礼的家伙端尿盆我才不干呢。’您不了解这些人，公爵。”他补充道。

聂赫留朵夫没有回答，只是要求进行探视。典狱长叫来一个看守，聂赫留朵夫跟着他走进女犯探访室，里面只有玛斯洛娃一个人在等他。她从铁丝网后面走出来，显得安静和羞怯，走到他跟前，没有抬眼看他，说道：“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前天我说了很多错话。”

“不应该由我来原谅你。”聂赫留朵夫开口说道。

“但是都一样，您一定要离开我。”她打断他，用斜视得很厉害的眼睛看着他，聂赫留朵夫看到了先前那种不友好和生气的神情。

“为什么我应该离开你？”

“你必须。”

“但是为什么？”

她又抬眼看着他，用那种他认为是同样生气的眼神。

“嗯，是这样的，”她说道，“您必须离开我。我说的是真话——我做不到。您一定得完全放弃。”她的嘴唇颤抖着，沉默了片刻，“是真的。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在这个拒绝里有憎恨和不依不饶的愤怒，但除此以外还有别的某种美好的东西。对于她之所以拒绝的再次肯定——她拒绝得十分镇静——立刻平息了聂赫留朵夫胸中所有的怀疑，恢复了他所感到的与卡秋莎关系里的那种严肃而欢欣的情感。

“卡秋莎，我原来说的话，我还会再说一遍。”他非常郑重地表明，“我请求你嫁给我。如果你不愿意，只要你不愿意，我会一直跟着你，你被送到哪里，我就会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不会再说什么了。”她回答道，嘴唇再次颤抖起来。

他同样沉默，感到无法再说下去。

“目前我会去趟乡下，然后去彼得堡。”他再次镇静下来。说道，“我会尽全力为你的……我是说我们的事，再作考虑，上帝保佑，也许会撤销判决。”

“如果没有撤销也没有关系。这是我应得的，即使不是这件案子，也会是别的。”她说道，他看到她是多么艰难才忍住眼泪。

“那么，您见过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道，借此掩饰自己的情感，“他们真的是无辜的，不是吗？”

“是的，我想是的。”

“这么好的一个老太婆。”她说。

接着他告诉她所有他打听到的关于明肖夫的情况，然后问她是否有什么想要的。

她回答说不需要。

他们再次沉默。

“噢，至于去医院的事，”她突然说道，用斜视的眼睛看着他，“如果你希望的话，我会去的，我也不会再喝酒了。”

聂赫留朵夫看着她的眼睛。它们在微笑。

“那非常好。”他只能这么说，然后向她告别。

“是的，是的，她完全换了一个人。”聂赫留朵夫想，所有之前的怀疑都没了，他现在感受到了某种从没经历过的感觉——对于爱是不可战胜的确定。


                              第二部


                              第一章


玛斯洛娃的案子可能两星期后提交枢密院。那时，聂赫留朵夫将打算去彼得堡。如果案子在枢密院败诉，他就去告御状。法纳林律师认为这个案子的上诉理由不够充分，最好对此有所准备。如果真如其所料的话，玛斯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囚犯在六月初出发。聂赫留朵夫为了能如其所决定的跟随玛斯洛娃去西伯利亚，因此在出发以前他就有必要去一下他的庄园，并将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聂赫留朵夫首先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的黑土区拥有一大片庄园，并从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收入。

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以使他们完全不必依赖于地主而耕种土地。聂赫留朵夫在对地主与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时，不止一次地觉得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不是雇佣劳动力来耕种土地，这无异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却向问题的解决迈出了一步，也就是向不太粗暴的奴隶制的过渡。他就打算这样做。

将近中午时分，聂赫留朵夫到达了库兹明斯科耶。他力求简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打电报回家，而是在火车站雇了一辆有两匹马来拉的马车。

聂赫留朵夫查阅了账目，并与德国管家谈了话。那管家直率地说，由于农民缺少土地而且他们的地又夹在地主的领地中间，地主因此获得很多利益。他的话使聂赫留朵夫更打定主意，不再经营农庄，而把全部土地租给农民。

从账目和与管家的谈话中，他发现情况同先前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有固定工资的劳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而其余三分之一土地则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挣到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然后还要收割，打捆，或者把收割的谷子送到打谷场。而同样的工作量如果雇有工资的劳工来做的话，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庄园取得的所有东西，都要按最高价格换算成劳动量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和土豆茎叶，都得付出劳动。并且几乎个个农民都欠账房的债。这样，耕地以外的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管家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丧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的，然而这些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虽然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但却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在他还留在这里的时候，马上把这件事情办好。收获和出售粮食，把农具和没有用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管家在适当的时候再处理。他要管家召集位于库兹明斯科耶田地周围三个邻村的农民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商定出租土地的条件。

“我不应该持有土地形式的财产。但如果我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宅子和农场……不过，如今我要去西伯利亚了，因此我既不需要了这宅子，也不需要那些土地。”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道。“的确如此，”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道，“但是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了。你会结婚生子。你应该将你所继承的庄园完整无缺地传给孩子们。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放弃、毁掉任何东西都十分容易，但重新创立这份基业可就困难了。首先你得考虑你未来的生活，以及你将做些什么，据此再来处理你的财产。那么，你是真的想依据自己的良心行事还只想做给人家看看，以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呢？”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他很在乎别人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


                              第二章


兰军注：第二天上午，周边的农民应聂赫留朵夫的要求来他这开会，探讨土地问题。聂赫留朵夫决定把自己拥有的地产全部廉租给农民耕种。

他将要满足农民们的一个愿望，而这是农民们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愿望：以低廉的价格将土地租给他们，也就是赐给他们一个大恩惠。可他反而感到有些羞愧。当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花白的、拳曲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混乱，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蒙蒙细雨，农民们的头发上、胡须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他们望着主人，等他说话，可是他却尴尬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沉着和刚愎自用的德国管家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大耳的人，如同聂赫留朵夫本人一样，同那些满脸皱纹、身体瘦弱、肩胛骨从粗糙的衣服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现在公爵少爷打算为你们做件好事，把土地租给你们自己种，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得到土地。”管家说道。

“我们对我们的主人并没有什么不满，我们所有的抱怨全都在对土地的需要上，我们所拥有的土地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一个宽肩膀的农民说道。

“是的，我召集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乐意的话，我愿意把全部土地都租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道。

农民都沉默了，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似的。

“让我想一想，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中年农民问道。

“就是租给你们啊，你们只要稍微付点租金就可以使用土地。”

“真是件美事啊，”一个老头儿说道。

“只要这个租金我们能够负担就行，”另一个老头儿说道。

“我们没有理由不租土地啊！”

“我们习惯了靠土地吃饭。”

“这样对您来说也省事，您除了收钱之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免得现在还要考虑许多麻烦事！”几个声音说道。

“麻烦全部都是你们惹出来的，”德国管家说道，“但愿你们能好好干活，守点规矩……”

“我们这样的人可办不到，”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道，“你问我为什么让马进到田里，好像谁存心把它放进去的。我一整天都在抡我的镰刀，漫长的一天好像一年那么长，所以我在夜里放马时睡着了，那马就溜到你的燕麦地里去了。而你呢，简直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就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这我们没办法做到，”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农民说道，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

“难道我没有告诉你们要造一道篱笆吗？”

“那你给我们木材去造篱笆啊，”一个其貌不扬的小矮儿农民说道，“我去年就想造篱笆，并砍了小树苗，可你们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这就是造篱笆的结果！”

“他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问管家。

“这个人是村子里的头号小偷，”管家用德语说道，“他每年都在树林里偷树，总被人逮住。”之后管家对那个农民继续说道：“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

“莫非我们还不尊敬你吗？”一个老头儿说道，“我们可不能不尊敬你，因为你可以把我们像绳子一样在手里搓。”

“嗨，我的朋友，我们是不会欺负你们的，而是你们老针对我们。”

“噢，是吗，难道你忘记你曾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也就白打，我什么也没有得到！跟有钱人讲道理没什么好处，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自己要守法。”

显然一场舌战就这样开始了。参战的双方都不太清楚他们在争什么，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一方满腔愤恨，只是因为恐惧而才没有爆发出来，而另一方知道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这场舌战让聂赫留朵夫听着心里很难受，所以他竭力想使大家回到正事上来，商定租金和租期。

聂赫留朵夫定出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价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认为价钱太高，于是开始惯性的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人家会欣然接受，但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

所有的事情都按聂赫留朵夫所希望的那样解决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付的租金比该地区任何地方的租金要低三成；他自己来自土地的收入几乎缩减了一半，然而这笔收入对他来说还是绰绰有余，而且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这些都还会有收入。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但聂赫留朵夫仍然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出来，尽管一些农民对他说了感激的话，但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期望获得更多的好处。于是，结果竟然是他自己受了很大的损失，却还没有使农民们心满意足。

第二天，租约签字画押了。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作为代表的老农的陪伴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妥的不愉快心情，离开账房，坐上管家那辆华丽的马车，同那些不满意和失望地摇着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却不知道为什么事而不满意，反正他老觉得心情郁闷，有点羞愧。


                             第三章


离开库兹明斯科耶，聂赫留朵夫来到他从姑妈们那里继承的庄园。在其中一个庄园他初次邂逅了卡秋莎。他打算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安排这里的地产。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关于卡秋莎的事，以及她和他的孩子的情况：那个孩子真的死了吗？他是怎么死的？

他一大清早就来到巴诺伏。他的马车一驶进庄园，令他触目惊心的头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房屋，特别是正房，显出一幅破败荒凉的景象。铁皮屋顶已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大概是被暴风雨掀起来的。包住正房四周的护墙板有几处已经被人撬走，主要是那些钉子生锈、容易撬掉的地方。前门廊和后门廊，特别是他记得尤其清楚的后门廊，都已朽坏倒塌，只剩下梁架。有些窗子由于缺了玻璃，已钉上了木板。原来管家住的厢房，以及厨房和马房，都已经破旧不堪，色泽灰暗。唯独花园，不仅没有衰败，而且更加葱茏茂盛，开满了各种鲜花，一簇簇花就像天上的朵朵白云。用来编筑篱笆的丁香花丛也开了花，就像十二年前一样，那年聂赫留朵夫曾和十六岁的卡秋莎一块儿玩捉人的游戏。他在这里跌了一跤，手被其中一个丁香花丛后面的荨麻刺伤了。那条河，如今河水已经涨到两岸上来，哗哗地流到磨坊的水闸上，冲泻下去。河对岸的草场上，放养着农民们的牧群，各种颜色都混杂在了一起。

管家是个没有毕业的宗教学校学生，他在院子里笑眯眯地迎接聂赫留朵夫，笑眯眯地请他到账房里去，并走到隔板后面，似乎这样的笑容预示了有什么特别好的事在等着他。过了一会儿，隔板后面有人窃窃私语。马车夫拿到车钱后，把车赶出院子，响起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接着一切又静了下来。这时，有一个赤着脚、耳朵上挂着丝绸流苏耳环、身穿绣花衬衫的姑娘从窗外跑过。一个男人跟在她后面走过，他那双大靴子上的铁钉踩在坚硬的地面上，发出叮叮的响声。

聂赫留朵夫在窗边坐下，望着花园，倾听着。春天清新柔软的微风带着刚刚翻耕过的土地泥香味从小窗子飘进来，轻轻地吹动他汗湿的额头上的头发和放在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报纸。

河上传来女人们用木棒劈里啪啦有节奏地拍打衣服的声音，这个声音从阳光灿烂的磨坊水池表面飘过。磨坊那边传来流水倾泻的均匀响声。一只惊惶的苍蝇突然从聂赫留朵夫耳边飞过，发出响亮的嗡嗡声。

聂赫留朵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当他还年轻、纯洁的时候，也在这儿，他透过磨坊有节奏的声响，听见河上女人们用木棒拍打湿衣服的声音；春风也是这样吹动他汗湿的额头上的头发，吹动那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报纸；而且也有一只苍蝇像这样从他耳边大声嗡嗡飞过。他不仅想起了十九岁时的情景，而且似乎觉得自己像当年一样朝气蓬勃、心地单纯，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但同时他又觉得这一切都像发生在梦里一样，知道所有这些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他顿时感到无比泪丧。

“主人，请问您什么时候吃饭？”管家笑眯眯地问道。

”随便，我不饿。我想先到村子里去走走。”

“您不想先到房子里去看看吗？房子里我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了。您去看看吧，要是外面……”

“现在不了，谢谢，以后再看。请先告诉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玛特廖娜的女人？”（玛特廖娜就是卡秋莎的姨妈。）

“有，就住在村子里，她卖私酒。我知道这事，揭发过她，训斥过她，可是到官府告她，又不忍心：妇道人家，年纪大了，又有孙儿孙女。”管家说道，脸上仍然像刚才那样挂着笑容，显示出想讨好主人的意思，又深信主人对事情的看法与他一致。

“她住在哪里？我想去看看她。”

“她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起第三家就是。左边是一座砖房，她的小屋就在砖房后面。不过最好还是让我带您去。”管家优雅地笑着说道。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应该能找得到的。倒是要您费心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道。他打算也像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与农民们达成同样的租约，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今天傍晚办好。


                             第四章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了一个农家姑娘。她身穿明亮的花花绿绿的长围裙，耳朵上挂着流苏，快速地迈动着两只厚实的光脚，穿过长满车前草和独行菜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径小跑过来。她左胳膊在胸前快速地来回甩动，右胳膊紧搂住一只公鸡，把它贴在她的肚子上，正要回家。那公鸡红色的鸡冠正在抖动，似乎很安静，只是转动着两只眼珠，时而把一只黑腿伸出来，时而又缩回去，爪子常常钩住这姑娘的围裙。当这个姑娘走近主人身边时，她开始放慢了脚步。她走到他面前，站住，脑袋往下一低，朝他鞠了个躬。直到他走过去了，她才又抱着公鸡往家跑。聂赫留朵夫走下坡朝水井那里走去时，遇见一个老太婆，身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衫，挑着两个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木桶。老太婆小心翼翼地放下两只水桶，也像那姑娘一样把头往下一低，朝他鞠了个躬。

过了水井，聂赫留朵夫进了村子。天气晴朗炎热，才只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聚集的云朵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刺鼻但却并不难闻的畜粪气味，是从上山的大车上飘来的，但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里刚刚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经过各家敞开的大门。有几个农民光着脚，上衣和裤子上溅满粪汁。他们转头望着身材魁梧的主人，看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上面系着缎子的帽箍，手里拄着亮闪闪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用手杖在地上点一下，一路上坡，往村子里走来。有些农民正从田地里赶着空车回家，在驭座上颠个不停，看见一个这么与众不同的人在他们村的街上走着，都不由得暗暗吃惊，向他脱帽致敬。村妇们走到大门外来，或者站在她们的小屋门廊里，互相对他指指点点，盯着他一路走过去。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时，被一辆从院子里驶出来的吱吱嘎嘎响的大车拦住了去路。这辆大车装着堆得很高的畜粪，拍打得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椴皮席。一个五六岁的光脚男孩跟在大车后面，等着坐车，显得很兴奋。一个脚穿树皮鞋的年轻农民，赶着马，迈开大步走出门外。一匹腿很长的蓝灰色马驹从大门里跳出来，可是一见聂赫留朵夫就被吓了一跳，赶紧靠近那辆大车，腿蹭着车轮，窜到它母亲前面。那匹母马由于刚把沉重的大车拉到门外，正心神不宁，低声嘶鸣着。后来还有一匹马，由一个光着脚的老头牵出来。这老头穿着花条子的裤子和肮脏的长衬衫，背上隆起尖尖的肩胛骨。等这些马匹上了撒有仿佛烧焦了的灰色粪块的大路后，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您是我们那两位女主人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子。”

"您真是善良，是来看我们的吗？”饶舌的老头说道。

“是的，我是来看你们的。怎么样，你们过得好不好？”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得怎么样？我们过得太糟了，”老头拖长声音说道，好像这样让他很愉快似的。

“为什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走进大门问道。

“我们过得这算什么日子啊？不可能更糟了，”老头说着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院子，走到一个敞棚下面的一块空地上站住。聂赫留朵夫也走到那个敞棚底下。

“您瞧，我家里总共有十二口人啊，”老头接着说道，并指了指两个手里拿着大叉、头巾已经从头上滑下来的女人，她们站在还没出清的粪堆上，满头大汗，裙摆掖在腰里，半截裸露的腿肚子上溅满了粪汁。

“不到一个月我就得买进六普特（兰军注：俄制重量单位）黑麦，可是哪来的钱哪？”

“难道你自己种的还不够吃吗？”

“我自己种的？”老头冷笑一声重复道，“我的地只够养活三口人，去年我们收的粮食还不够吃到圣诞节。”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办？我把一个儿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您府上借了点钱。那点钱没到大斋节就全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交呢！”

“要交多少税呢？”

“我这户得交十七卢布。唉，上帝啊，这样的生活！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我可以到你们屋里去看一下吗？”聂赫留朵夫说着穿过院子，走到用大叉翻过、散发出强烈气味的黄棕色畜粪上。

“这有什么不行的？请进！”老头说道。他迅速地迈动站在畜粪上的两只光脚，粪汁从脚趾缝里冒了出来。他绕到聂赫留朵夫前面，给他打开小屋的房门。

那两个农妇整理好头上的头巾，把她们的亚麻裙子的裙摆放下，站在那儿惊讶地瞧着装束整洁、袖口钉着金纽扣的主人走进来。两个小姑娘，身上只穿了件粗布衫，从小屋头跑出来。聂赫留朵夫脱去帽子，弯下腰进了低矮的门廊，接着又走进弥漫着食物酸味的肮脏狭窄的小屋。两台织布机占据了小屋大部分的空间。炉灶旁站着一个老太婆，袖子卷了起来，露出两条又黑又瘦、青筋暴露的胳膊。

“瞧，我们的主人看我们来了。”老头说道。

“哦，欢迎欢迎，”老太婆放下卷起的袖子，亲切地说道。

“我们过得怎么样，您一看就明白了。这小房子眼看就要塌了，说不定哪天会压死人。可老头子还说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像皇帝一样住着。”能说会道的老太婆神经质地摆动着脑袋，说道，“我马上就开饭，得喂饱那些干活的人啊。”

“那你们吃什么呀？”

“吃什么？我们的食物好得很。第一道菜是面包和克瓦斯（译者注：俄国的一种清凉饮料，用面包或水果发酵制成。），第二道是克瓦斯和面包，”老太婆笑着说道，露出已经蛀掉一半的牙齿。

“不，您别开玩笑，让我看今天你们吃些什么。”

"吃什么？”老头儿笑着说道，“我们吃得并不讲究。你给他看看吧，老婆子。”老太婆摇摇头。

“您想看看我们庄稼人吃什么吗？主人，您真是个好奇的绅士。什么事都想知道。我说过，吃的是面包和克瓦斯，还有菜汤。昨天一个女的送来几条鱼，就用它来做的汤，喝完汤就吃土豆。”

“没有别的了？”

"你还想要什么呢？有时我们还会喝一点牛奶，”老太婆笑着抬起眼睛望着门口。

房门开着，过道里挤满了人。男孩、女孩、怀抱婴儿的女人都挤在门口，瞅着这个考察庄稼人伙食的古怪老爷。老太婆显然因为能如此同老爷周旋而感到很得意。

“是啊，我们的日子真是太糟了，老爷，这是用不着说的，”老头说道。“你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他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吧，再见吧！”聂赫留朵夫说道，觉得又羞愧又窘，而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多谢您来看我们，”老头说道。

过道里的人互相挤紧，好给聂赫留朵夫让出一条路来。聂赫留朵夫走出去，来到街上，沿着街道往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跟着他从过道里出来：一个年纪大一点，穿着一件脏得不行的白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破旧的、褪了色的粉红色衬衫。聂赫留朵夫回头瞧了瞧他们。

“现在您要到哪儿去？”穿白衬衫的男孩问道。聂赫留朵夫回答道：“去找玛特廖娜.哈林娜，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红色衬衫的小男孩开始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可是稍大一些的那个一本正经地反问道：“您要找哪个玛特廖娜？她老吗？”

“是的，她很老了。”

“峨——哦，”他拖长声音说道，“是那一个啊。我们带您去。走，费吉卡，我们带他去，好吗？”

费吉卡同意了，他们三人就一起顺着街道往坡上走。

聂赫留朵夫觉得和这两个男孩在一起要比和大人在一起自在得多，便一路上和他们随便聊起来。穿粉红色衬衫的小男孩不再发笑，却像那个大孩子一样机灵地、一本正经地说话。

“你能告诉我你们村里谁最穷吗？”聂赫留朵夫问道。

“谁穷？米哈伊尔穷，谢苗.马卡罗夫穷，还有玛尔法更是穷得很。”

“还有阿尼霞，她更穷。阿尼霞甚至连一头奶牛都没有，他们在要饭呢。”小费吉卡说道。

“她家里没有奶牛，但他们家总共才有三口人，可玛尔法家有五口人呢。”大孩子反驳道。

“可阿尼霞是个寡妇啊，”穿粉红衬衫的男孩坚定地支持阿尼霞。

“你说阿尼霞是寡妇，可玛尔法也和寡妇差不多，”大孩子接着说道，“简直一样，她丈夫也不在家。”

“那她丈夫在哪儿呢？”聂赫留朵夫问道。

“在监狱里喂虱子呢。”大孩子用农民们惯常的说法答道。

“一年前他在东家的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树，”穿粉红衬衫的男孩赶紧说道，“所以就被送去坐牢，到现在都关了有六个多月了，他老婆去要饭了，她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个害病的老太婆。”他详详细细地说道。

“那她住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道。

“就住在这栋房子里，”男孩指着一座小屋子说道。小屋子前面有一个非常瘦小的、长着淡黄头发的小男孩。那孩子站在聂赫留朵夫正走过的小路上，一双罗圈腿摇摇晃晃，艰难地保持着身体平衡。

“华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儿去了？”一个女人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声叫道。她穿着沾满炉灰的脏布衫，一脸惊恐地冲到聂赫留朵夫跟前，一把抱起那个孩子就往小屋里跑，好像生怕聂赫留朵夫会伤害她的孩子似的。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那女人，她的丈夫因为砍伐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小桦树而被关在监狱里。

“那么，那个玛特廖娜呢，她穷吗？”聂赫留朵夫问道。这时他们已经走近玛特廖娜的小屋。

“她穷？不，怎么会呢？她在卖酒，”穿粉红衬衫的瘦男孩断然答道。

聂赫留朵夫走到玛特廖娜的小屋门前，让两个孩子待在外面，自己走进门廊，然后又走进房间。玛特廖娜的小屋只有六俄尺长，炉子后面的床，要是高个子躺上去就无法伸直身子。聂赫留朵夫心里想：卡秋莎就是在这张床上生孩子的，后来又在这张床上害了病。”玛特廖娜的整个小屋几乎被一架织布机给占满了。聂赫留朵夫进门时，头撞在了低矮的门楣上，便停住了。老太婆和她的长孙女正在修理那架织布机。另外两个孙子紧跟着聂赫留朵夫，冲进小屋，在他后面的房门口站住，伸出小手，抓住门框。

“你找谁？”老婆子生气地问道。她因为织布机出了毛病没有办法修理，情绪很恶劣。再者她贩卖私酒，见了任何陌生人就害怕。

“我是附近庄园的主人。我想和您谈谈。”

老婆子沉默不语，仔细对他瞧了瞧，然后整个脸色突然变了。

“哎呀，怎么是您啊？亲爱的，我这个傻瓜可没认出是您呀，我还以为是个过路人呢。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啊！”玛特廖娜装出亲热的口气说道。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聂赫留朵夫望着敞开的门说道。

门口站着几个孩子，他们身后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孩子。那孩子一脸病相，但一直在微笑，头上戴着一顶用碎布缝成的小圆帽。

“你们在瞧什么呢？让我来给点颜色你们看看，把我的拐杖给我！”老婆子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关上门，听见没有？！”

孩子们都走了，抱娃娃的女人关上房门。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婆子站在他面前，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托住尖尖的右胳膊肘，像唱歌般地讲起来：

“老天爷，您也见老了，老爷。想当年您可是像雏菊一样鲜嫩，可是看看现在！肯定也是太操心了，我猜？”

“我是来打听一件事的：你还记得卡秋莎.玛斯洛娃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她可是我的外甥女呀。我为了她流过多少眼泪啊！那件事我全知道。哎，我的老爷，谁没在上帝面前犯过罪？谁没在沙皇面前犯过法？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年轻人。您又没有抛弃她，看看您是怎么报答她的，您赏了她钱，给了她整整一百卢布。虽然她是我的外甥女，但我得说句老实话：这姑娘不好。我后来给她找了一个多好的差使，可她偏偏不听话，竟然骂起主人来了。难道我们这样的人可以骂主人吗？哎，于是她就被赶出来了。后来她又到一个林务官家里去做工，本来可以在那里过得挺好的，可是，不，她又不乐意了。”

“我想打听一下那个孩子的情况。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孩子在哪儿呢？”

“提到那个孩子，当年我为了他可费了不少心思。她当时病得很重，我料想她再也起不了床了。我就照规矩给那个孩子受了洗，把他送到育婴堂去。是啊，既然做娘的眼看就要死了，何苦再叫小宝贝无辜的灵魂受罪呢。换了别人，就会撂下这孩子不管，也不给他吃的，任他死去。可是我心想，可不能这样，我宁愿麻烦点，还是把他送育婴堂吧。好在钱还够，所以就找人把他送走了。”

“有育婴堂的登记号码吗？”

“号码是有的，可孩子当时就死了。她说她把孩子刚一送到，孩子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娘们呗。她专干这个行当。她叫玛拉尼雅，现在已经死了。这个娘们挺聪明的，干得挺巧妙！你知道她干什么的吗？人家把娃娃送到她家里，她就收下来，留在家里养着，喂他吃，直到她凑够了数目一起送到育婴堂。等凑满三四个，她就一起送过去。她干这事可巧妙了：先做好一个大摇篮，就像双层床一样，上面和下面都装孩子。摇篮上还安有把手。她把四个孩子全都放进去，让他们脚对着脚，脑袋不挨着脑袋，免得互相磕碰。她这样一回就送走四个。她还在孩子们嘴里塞几个假奶头，这样他们就不会吵了。”

“哦，那后来怎么样？”

“后来嘛，她也这样把卡秋莎的孩子送走了。她好像是在家里把他养了两个礼拜以后才送出去的。那孩子还在她家里的时候就害病了。”

“那孩子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道。

“好看极了，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看的孩子了。长得跟您一模一样。”老太婆补了一句，眨了眨眼睛。

“他怎么会害病？是因为喂得很差吗？”

“哪里会好好喂！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这也难怪，反正也不是她自己的孩子。只要凑合着把孩子活着送到就行。她说她刚把他送到莫斯科，他就咽气了。她还带了个证件回来，手续齐备，真是个聪明的女人。”

这便是聂赫留朵夫所打听到的关于他孩子的一切。


                              第六章


聂赫留朵夫在小屋和门廊的两道门楣上又接连碰了两次头，这才来到街上。穿白衬衫和粉红衬衫的两个孩子在门外等着他。另外有几个新来的人也凑到孩子们的身边来。几个抱孩子的女人中有一个就是那个孩子头上戴着碎布小圆帽的瘦女人。这个女人手上抱着的那个毫无血色的孩子，看上去毫不费力，那孩子干瘪的小脸一直在古怪地微笑，不停晃动着弯曲的大拇指。

聂赫留朵夫知道这种笑容是一种痛苦的表现。他便打听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阿尼霞，”稍大些的男孩说道。

聂赫留朵夫转向阿尼霞。

“你过得怎么样？”他问道，“你靠什么过活啊？”

“我过得怎么样？——我在要饭呢，”阿尼霞说着哭了起来。

那个娃娃干瘪的小脸上浮起微笑，同时扭动着两条像蚯蚓一样细的腿。

聂赫留朵夫掏出皮夹子，给了这个女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他还没来得及走上两步，就有另一个抱孩子的女人追上了他，然后又来了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们都说自己怎样穷苦，要求接济。聂赫留朵夫把皮夹子里的六十卢布小钞全都散发掉了，十分忧郁地回到管家的房间。

管家笑眯眯地迎接他，告诉他农民将在傍晚集合开会。聂赫留朵夫向他道了谢，径直走到花园里，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走来走去，思索着他刚才所看见的种种情景。

现在对他来说所有的事情一清二楚了。老百姓正在纷纷死亡。他们已经习惯了死亡，并形成了适应死亡这种情况的生活方式：儿童、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的妇女以及挨饿的人，尤其是老年人，经常会死去。于是老百姓逐渐落入这样一种局面：他们自己已经察觉不到生活的这种恐怖，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现在他十分清楚，他们赤贫的主要原因其实老百姓自己知道并经常指出，就是他们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霸占了。

很明显，老百姓的所有痛苦，或者至少是这种痛苦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通过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获利、靠老百姓的劳动而过活的人手里。老百姓极其需要土地，当从老百姓那里夺走土地时，他们就会死掉。

我们都在讨论老百姓贫困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然而我们偏偏没有谈到那种唯一可以切实减轻他们负担的办法，那便是，把他们所必需的土地还给他们。

于是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的基本观点，“土地是不可以成为私有财产的，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不能被买卖。所有的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土地给他们带来的利益。”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一想起在库兹明斯科耶的交易，就感到羞愧。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而自己却接受了这种权利。他把土地的一部分收益送给农民，可是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知道无论如何他都是没有这种权利的。现在他打算不再这样做，同时还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种做法。他在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准备把土地交给农民，宣布他们所缴纳的租金是他们自己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用来交税和用在村社的公益事业上。当然，这不是单一税制度，却是在现有环境下最有可能做到的接近单一税的办法。然而这样的话，他主要的损失就是他不能再通过土地所有权获利了。

“我完全放弃了土地，你难道不懂吗？”

“那您不是没有任何收入了吗？”管家收起笑容说道。

“是啊，我打算不要收入。”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又开始微笑起来。他现在总算搞明白了，原来聂赫留朵夫这家伙脑子有病。于是管家马上就考虑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中是否有让他有利可图的东西，并且设法看看这个方案能让他捞到多少好处。然而，当他看到没有这种可能性时，他对方案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他脸上仍然堆着笑容，但只不过是为了迎合主人。

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把农民叫到账房里来，他决定亲自到村子里去，到他们集合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赶紧喝完管家递过来的一杯茶，径直往村里走去。


                              第七章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鼎沸，但是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都像库兹明斯克耶的农民那样纷纷脱掉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克耶的农民要穷得多。男人个个穿着树皮鞋、土布衬衫和长外衣。有些人好像刚干完农活回来，光着脚板，只穿一件衬衫。

聂赫留朵夫打起精神，开始讲话。他向农民们宣布说他打算把土地全部交给他们。农民们都沉默不语，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发生丝毫变化。

“因为我认为而且相信，”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道，“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个当然。这话很对，完全正确。”几个农民附和道。

聂赫留朵夫接着讲土地的收入应该由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并按照他们定的租金来租土地，这笔租金作为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使用。一片片称赞声又传出来，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更严肃了。他们的眼睛原先还瞅着他们的东家，此刻都垂了下去，仿佛大家都已经看穿了东家的诡计，谁也不愿被他欺骗，但同时他们又不愿使东家感到难堪。

虽然聂赫留朵夫的话讲得很明白，农民也个个都是聪明人，但这会儿他们却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像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

他们完全深信：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这是每个人的天性。祖祖辈辈的经验已经证明，地主总是试图通过损害农民的利益来成全自己的利益。因此，如果地主把他们召集起来开会，并向他们提出什么新法子，那无非是想用比以前更诡秘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当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将在契约上签字，他们也得签字时，农民们反对的声音更加强烈了。

“签字干啥？以前我们咋干活，以后还是咋干。搞这套有啥用？咱们都是大老粗。”

“我们不这么搞，搞这套不习惯。以前咋办，以后也咋办。只要不要我们出种子就成。”

这次见面，聂赫留朵天就这样一无所获地回了家。


                               第九章


兰军注：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又让管家约了七名农民代表到他家的苹果园继续讨论土地问题。在聂赫留朵夫真诚和耐心地详细说明后，农民代表们同意了聂赫留朵夫的方案。也就是，聂赫留朵夫把自己在这里拥有的所有土地都交给村子里的农民，按照分得的土地好坏不同，拿到地的农民或多或少交些钱，做为公共基金，用于村社事业。这有些社会主义合作社的性质。而聂赫留朵夫一分钱的收益都没有。农民代表们欢天喜地，他们又去跟村里其他农民讲这土地分配方案，大家都很开心，再加上聂赫留朵夫给那些贫困的人们施舍了很多钱，周济他们。最终聂赫留朵夫把在巴诺伏继承的两位姑妈的地产全部免费送给了当地农民。

聂赫留朵夫待在巴诺伏的最后一天，他去清理了他放在姑妈家的东西。他在姑妈那个雕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下的抽屉里发现了许多信件，其中一张有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娅姑妈、玛丽姑妈、学生时代的他和卡秋莎。那时的卡秋莎单纯、可爱、朝气蓬勃。聂赫留朵夫只拿了信件和照片，其余的东西他都送给磨坊主。磨坊主在满脸堆笑的管家的推荐下，按照原价的十分之一买下了这些东西，包括巴诺伏的房子和所有家具。


                               第十章


聂赫留朵夫这次回到城里，觉得这个城市特别古怪、新奇。他是在傍晚时分一片光亮的街灯下从火车站坐马车回到寓所的。

第二天一早聂赫留朵夫就离开了这所房子，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不是特别干净、带家具的公寓，选了两个房间，吩咐仆人把他从家里选好的一些东西搬到这里来，然后他就去找律师。

外边天很冷。聂赫留朵夫穿着薄大衣，身上发冷，就不断加快步子，以便让身子暖和起来。他满脑子想的是那些农民：那些妇女、孩子、老人，还有他仿佛第一次见到的他们的贫穷和困顿，特别是那个面容苍老、一脸怪笑、乱蹬着两条没有腿肚子的细腿的婴儿。他不由自主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情形作对比。他路过肉店、鱼店、服装店，看到那么多衣冠楚楚、肥头大耳的老板，他又一次感到震惊，仿佛第一次看见似的，因为这样的人乡下是一个也没有的。这些老板分明满心相信，他们千方百计哄骗不识货的顾客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在城里，臀部肥大、侧面钉有纽扣的私人马车夫，头戴帽子、帽檐上滚着金色丝绦的看门人，头发拳曲、身系围裙的女仆，特别是那些后脑勺剃得光光、伸开手脚舒舒服服地靠在轻便马车上、用鄙夷而淫荡的目光打量着过往行人的出租马车夫，他们也都露出衣食无忧的表情。所有这些人都过得很好。在这些人中，聂赫留朵夫看得出有些是乡下人，因为丧失了土地才被迫进城的。这些乡下人中间，有的善于利用城市的条件，过起他们主人那样的生活来，并且暗自为自己的地位洋洋得意。可是有的却在城里过着乡下还不如的生活，因此也就愈发可怜。

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鞋匠就是这种可怜人，他从地下室的窗口看见他们在里面干活；还有那些身体干瘦、面色苍白、披头散发的洗衣女工也是这种可怜人，她们露出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前熨衣服，而从窗口不断冒出一股股带有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迎面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也是这种可怜人，他们系着围裙，脚上没有穿袜子，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上面，露出晒得黑黑的、瘦弱的胳膊，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地相互谩骂。他们的脸色显得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也是这样的脸色，他们满身灰土，脸色乌黑，坐在大板车上被颠得摇摇晃晃。那些站在街角乞讨的男人和妇女也是这样的脸色，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浮肿，身边还带着孩子。聂赫留朵夫路过一家小店铺，从敞开的窗子里望见里面的人也都是这样的脸色。里面有几张肮脏的桌子，上面摆满了酒瓶和茶具，穿着白色衣服的店小二正在桌子之间来回奔忙，身子不住摇晃着，而桌子周围坐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的人，神情麻木呆滞，嘴里又叫又唱。有一个人坐在窗子跟前，扬起眉毛，撅起嘴唇，眼睛瞪着前方，呆呆地在出神，好像在拼命回想什么事似的。

“他们为什么聚集在这儿呀？”聂赫留朵夫暗想，不由自主地吸进由寒风刮来的灰尘和四处弥漫着的新油漆的刺鼻味儿。


                             第十一章


律师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的案子。他已经看过这份案卷，并对毫无根据地控告他们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厌恶，”他说道，“火多半是房东自己放的，存心要捞到一笔保险费。但问题在于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一点证据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热心、助理检察官粗心大意的结果。只要这个案子不是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就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不收取分文报酬。那么现在谈下面一个案件——费多霞.比留科娃。（兰军注：费多霞.比留科娃案在第一部第三十章有介绍，下面我引用原文：第三个做针线活的女人是费多霞，一个年轻的女孩，皮肤白里透红，长得挺漂亮，生有一双明亮的孩子般的眼睛，金黄色的发辫盘在脑袋周围。她被关在监狱里是因为她试图毒死她的丈夫。她在婚礼刚结束后就这么干了（她当时十六岁，是在未经她的同意的情况下被迫嫁人的）。可是在她保释出狱的八个月里，她不仅已经跟丈夫和好了，而且还爱上了他，因此当她被审判的时候，她和丈夫已经身心合一、水乳交融了。尽管她丈夫、公公，尤其是十分喜爱她的婆婆，竭尽全力想让她被无罪开释，但她还是被判到西伯利亚去服苦役。）呈给沙皇的上诉状已经写好了。您要是到彼得堡去，就随身带着，亲自往上递，再托一下人情。要不然他们会在司法部随便敷衍了事，如果他们驳回上诉，那么，这个官司就完了。您得设法送到地位最高的人那里才行。”

“是沙皇吗？”聂赫留朵夫问道。

律师笑起来，“那当然是最高级了。但我说的‘最高’是指上诉委员会的秘书或者主任。现在，一切算是都办好了吧？”

“不，我这儿还有一封一些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道，“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令人吃惊的消息了。我争取今天与他们见个面，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导管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全部冤案都要通过您这里流出来了，”律师笑着说道，“这可实在太多了，您会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是件让人震惊的案件，”聂赫留朵夫说道，接着就把案情大致讲了一遍。某个村子里的一个农民和他的朋友聚在一起阅读和讲解福音书。牧师认为这是犯罪并向政府报告了这件事。长官审问了那个农民，助理检察官起草了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逮捕了，并准备送交法庭审判。

“这真是太可怕了，”聂赫留朵夫说道，“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奇怪。警察奉命逮捕人，这我倒是能理解的，但是助理检察官怎么能起草这样的起诉书呢？他毕竟是受过教育的人吧？”

“错就错在这儿。我们习惯于认为那些检察官、法官总体上来说都是一些所谓的自由人士。他们一度倒是这样的人物，可是现在完全变成另一种人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发工资的那一天。他们领薪水，盼望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是这些。他们可以随便控告、审判任何人，想定谁的罪就定谁的罪。”

“就是这样的，但是一个人因为同朋友一起阅读福音书，就该被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难道真有这样的法律吗？”

“是的，只要你能证明他们在读福音书时没有按教会规定而自作主张地进行解释，他们就该被流放。”

“这不可能。”

“我可以肯定地说的确如此，我平时总是对那些法官老爷们说，”律师继续说下去，“我一见到他们就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和我们大家也都没有坐牢，这些都只归功于他们的仁慈。剥夺我们的基本权利，把我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相对来说不太远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好吧，但如果真是这样，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检察官和那些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的意愿，那么审判还有什么用？”

律师哈哈大笑起来。

“您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哎，老兄，这可是哲学。”


                             第十三章


兰军注：见完律师，聂赫留朵夫乘坐马车去监狱医院看卡秋莎.玛斯洛娃。

玛斯洛娃穿一件带蓝色条纹的连衣裙，外面系着白围裙，头上扎着一块三角头巾，盖住了头发。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涨红了脸，仿佛迟疑不决似的停住脚步，然后皱起眉头，垂下眼睛，迈着很快的步子踏着走廊中间的长地毯向他走来。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本来不想同他握手，但后来还是向他伸出手握了一下，她的脸涨得越发红了。

自从上次他们谈话她因为发了脾气而道过歉以后，聂赫留朵夫一直没有见过她。他料想她今天的心情会同上次一样。但今天她完全换了一个样子，脸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拘谨，腼腆，而且聂赫留朵夫觉得她似乎对他很反感。他告诉她他要到彼得堡去，并且把装着他从巴诺伏带来的照片的信封交给她。

“这是我在巴诺伏找到的，一张很久以前的照片，也许您会喜欢的。收下吧！”

她微微扬起眉毛，用她那双斜睨的眼睛惊讶地瞅着他，仿佛在问把这个给她做什么。然后她默默地接过信封，把它放在围裙里面。

“明肖夫母子的事我张罗过了，我希望他们能得到释放。”

“上帝保佑他们能放出去，多么好的一个老太婆啊。”她说，又讲起她对那个老太婆的看法，接着微微一笑。

“今天我就要去彼得堡了。您的案子很快就会开庭。我希望能撤销原判。”

“撤销也罢，不撤销也罢，现在对我都是一样。”她说道。

“为什么说‘现在’？”

“嗯……”她说着用探问的眼光瞅了瞅他的脸。

聂赫留朵夫把她这句话和这种眼光理解为她想知道他是仍然坚持他的决定呢，还是接受了她的拒绝而改变了主意。

“我不知道为什么您觉得都一样，”他说道，“不过对我来说，您无罪释放也好，不释放也好，倒真的都一样。不管情况怎么样，我都准备照我说过的话去做。”他坚决地说。

她抬起头来。她那双斜睨的黑眼睛又像瞅着他的脸，又像瞅着他的身后。她整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神情。不过她嘴里所说的却跟她眼睛里所说的截然不同。

“您不该说这种话。”她说道。

“我说这话是让您明白我的心意。”

“关于这件事，该说的都说了，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她说着，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容。

突然，病房里传来了喧闹声和孩子的啼哭声。

“好像他们在叫我。”她心神不宁地回头望望，说道。

“好，那么再见了，”他说道。

她假装没有看见他伸过来的手，没有跟他握手就转过身去，竭力掩藏她的快乐心情，沿着过道上的长地毯快步走去。

“她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她在想些什么？她有什么感受？她是打算考验我，还是真的不能原谅我？她是没法把她所想的和感受到的说出来，还是不愿意说？她是心肠软下来了，还是仍然怀恨在心？”聂赫留朵夫问自己，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回答。只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她变了，她的心灵里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把他和她联结在一起，而且使他同促成这个变化的上帝联结在了一起。这样的联结使他心中充满温情，感到欢欣鼓舞。

玛斯洛娃回到病房里，那里放有八张童床。她听从护士的吩咐开始铺床。她铺床单的时候腰弯得太低，脚底下一滑，差点儿摔了一跤。

一个正在康复、脖子上扎着绷带的男孩，看见她差点儿摔跤，笑了起来。玛斯洛娃再也忍不住，往床边上一坐，放声大笑起来。她的笑声富有感染力，逗得好几个孩子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那个护士生气地对她嚷道：“你笑什么？你以为你还待在以前呆过的那个地方吗？快去拿饭来。”

玛斯洛娃安静下来，拿起食具到护士吩咐她去的地方去了，但她临走时同那个扎着绷带、医师不准他笑的男孩互相看了一眼，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这一天，每当房间里只剩她一个人时，玛斯洛娃就会一次又一次从信封里把照片拉出一点，欣赏一下。只有到晚上下班以后，当她回到同另一个助理护士合住的房间里，一个人时，她才把照片从信封里全部取出来，用含情脉脉的目光一动不动地仔细察看着照片上的那几个人、他们的服装、阳台的台阶、作为背景的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前面他的脸、她的脸和两位姑妈的脸。她看着这张褪色、发黄的照片，怎么也看不够，特别是对她自己和她那张年轻、美丽、额头上飘着鬈发的脸看得出了神。

起初她瞧着照片，觉得自己似乎还是照片上的那个人，梦一般地回想着她当年是多么幸福，想着要是现在同他在一起将会有怎样的幸福。可她又想起她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回忆起那痛苦的生活，那当时她只是隐约感觉到、却不敢让自己去清楚认识的痛苦生活。

她心里忽然又涌出对他的旧恨。她真想把他辱骂一番，痛斥一顿。她后悔今天错过了机会没有对他再说一遍：她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她绝不会对他让步——绝不会让他像从前在肉体上利用她那样在精神上利用她，也绝不会让他借她来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她又是怜惜自己，又是徒然地责备他。为了浇灭心头的痛苦，她很想喝点酒。要是此刻她在监狱里，她就会不遵守诺言，喝起酒来。但在这里，除非找那个助理医士，她根本弄不到酒；可是她害怕他，因为他老是纠缠她，而她现在厌恶同男人有那种亲密关系。她在过道里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然后回到她的小房间里去，为自己的坎坷身世哭了好久。


                            第十四章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有四件事要办：为玛斯洛娃向枢密院提出上诉；将费多霞.比留科娃的案子送到上诉委员会去；受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之托到宪兵司令部或者第三厅去请求释放舒斯托娃，并请求让一个做母亲的与关在要塞里的儿子见面。为了这两件事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给他写过信。这两件事他并在一起，算作第三件。

第四件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们因为阅读和讲解《福音书》而被迫离开家人，流放高加索。他与其说是答应了他们，不如说是答应了自己：一定要尽可能澄清这个案子。

聂赫留朵夫自从上次去拜访过玛斯连尼科夫，特别是回乡一次以后，他倒不是做出了什么决定，而是全身心地感觉到，他憎恶他到目前为止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圈子，因为他们为了保证少数人舒适安乐的生活而竭力掩盖千千万万人的苦难。他们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别人的苦难，因此也就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残酷和罪恶。聂赫留朵夫现在同那个圈子里的人来往，不能不觉得别扭，不能不责备自己。可是另一方面，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朋友圈，以及长期的生活习惯又把他拉回到那个圈子里去。不仅如此，主要是因为要办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事——玛斯洛娃和其他受难者，他不得不求助于那个圈子里的人，尽管那些人不仅引不起他的尊敬，而且常常使他在心里产生愤慨和轻蔑。

聂赫留朵夫来到彼得堡，住在他姨妈凯瑟琳.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家里。她是前任大臣的夫人。他一到姨妈家，就立刻发觉他自己落到他已经感到格格不入的贵族社会的核心当中去了。这使他很不愉快，但又无可奈何。要是他不住姨妈家而住旅馆，那就会得罪她，再者他知道姨妈交游广阔，对他要奔走的事情可能极有帮助。


凯瑟琳.伊万诺夫娜今年六十岁，身体健康，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十分健谈。她身材高大，人很壮实，可以看出嘴唇上有些黑色汗毛。聂赫留朵夫喜欢她，从小就受到她生气蓬勃、活泼开朗的性格的影响。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说了自己想要办的几个案子：卡秋莎的案子、费多霞的案子、女革命者舒斯托娃的案子，还有那个肯请去见关押在要塞的儿子的母亲的事情。他的姨妈凯瑟琳伯爵夫人都爽快答应了，并告诉他分别去找什么人解决这些案子，同时让聂赫留朵夫把玛斯洛娃的案子再和她的丈夫讲讲，她丈夫会帮聂赫留朵夫的忙。伯爵夫人又给一个叫玛丽爱特的女贵族写信，为了营救舒斯托娃的事情。伯爵夫人对聂赫留朵夫说，玛丽爱特会嘱咐她丈夫去办的，他会照办的。


                            第十五章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兰军注：凯瑟琳.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丈夫，聂赫留朵夫公爵的姨父）曾经是位大臣，而且是个具有极其坚定信念的人。其坚定的信念就是，就像鸟儿天生要吃虫、要身披羽毛和绒毛、要在空中飞翔一样，他也天生就该吃由薪水最高的名厨烹调的最贵的山珍海味，该穿最舒适、最昂贵衣服，该坐最好最快的马车，因此所有这些东西都得为他准备好。此外，伯爵还认为，他想方设法从国库领取的各种款项越多，他获得的包括钻石勋章在内的各种勋章越多，他同皇亲国戚交往和谈话的机会越多，那他就过得越好。

其他所有东西，同这些基本信条相比，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都认为是无足轻重、毫无价值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既可以这样，也可以完全相反。伯爵本着这种信念，在彼得堡生活了和活动了四十年，而在这四十年末尾时爬到了国务大臣的位置上。

他得以谋到这一职位的主要素质在于，第一，他有本事看懂公文和法规，有本事起草虽不漂亮但可以让别人看懂的公文，而且没有什么错别字；第二，他生得仪表堂堂，在必要的场合可以装出十分自负的样子，甚至能够显得高不可攀，威风凛凛，不过在另一些必要的场合，却又可以奴颜婢膝到肉麻和下贱的地步。第三，不论在个人道德还是公务方面，他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或标准，因而在必要时，他可以同意一切，也可以反对一切。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要努力的便只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不要显出露骨的自相矛盾就好了。至于他的行为究竟是不是合乎道德，对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会造成极大的益处还是极大的害处，他都根本不放在心上。

等他当上大臣以后，不但所有那些依赖他的人和与他有联系的人，还有一切局外人，甚至他自己，全都深信，他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国务大臣。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却毫无建树，什么才能也没有表现出来，于是按照生存竞争的法则，有一些同他一样能起草和看懂公文、仪表堂堂而又毫无原则的官僚把他排挤出去，他就不得不提出辞职。直到这时大家才看明白，他这人不仅并不英明卓越、深谋远虑，而且是个鼠目寸光、不学无术、自以为是的人，他的见解只能赶上最庸俗的保守派报纸社论的水平。事实证明，他同那些不学无术、自以为是、把他排挤出来的官僚毫无差别。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他的信念，他仍旧认为他应该每年领取大笔的公款，每年获得新的勋章来装饰他考究的衣服。这种信念十分坚定，因此谁也不敢拒绝给他这些东西。于是他照旧每年领取好几万卢布，一部分算是养老金，一部分算是参与国事的酬劳，因为他在政府的一个最高机构里挂了个名，又担任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委员会的主席。此外，他还年年获得他所珍视的权利，即把新的丝绦缝在他的肩上或裤子上，以及把新的绶带和珐琅星章佩在他的礼服上。这样，伯爵就有了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听聂赫留朵夫讲话就像以前听他部门的常务秘书作报告一样。他听完以后，就说要为聂赫留朵夫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上诉部枢密官沃尔夫的。

“关于这个人，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个正派的绅士，”他说道，“他还欠了我的情，会尽力去办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给聂赫留朵夫的另一封信，是写给上诉委员会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的。聂赫留朵夫说的费多霞.比留科娃的案子让他很感兴趣。聂赫留朵夫告诉他想把这个案子写成呈文奏明皇后，伯爵就说，这个案子确实很动人，有机会他要在那边说说。然而他不能说定。上诉还是按部就班进行的好。他想，如果有机会，如果礼拜四举行碰头会，他可能会将这个案子告诉皇后。聂赫留朵夫一拿到伯爵写的两封信和姨妈写给玛丽爱特的信，就立刻出发前往那几个地方。

他先去玛丽爱特家。她以前是个并不富裕的贵族的女儿，当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时，他就认识她了，后来知道她嫁给了一个官运亨通的人。不过关于这个人，他听到一些不好的议论。这时候聂赫留朵夫像往常一样，心头感到十分沉重，因为他得去向一个他并不尊敬的人求情。遇到这种情况，他总觉得内心很矛盾，对自己很不满，不知道该不该去求情，不过最后他总是决定去。此外，他觉得向那班人求情的做法未免虚伪，因为他已不把那班人看作是自己人，而他们却把他当作自己人。他现在处于这个圈子里，觉得又落到了以前那种习以为常的旧轨道上去了，不由自主地屈服于在那班人当中盛行的轻浮、不道德的气氛。他在姨妈家里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感觉，当他同她谈到一些极其严肃的问题时，就用了一种玩笑的口吻。

总的说来，他很久没有来过的彼得堡照例对他起了那种刺激肉体和麻弊精神的作用。

一切都是那么干净，那么舒适，安排得井井有条，主要是人们在道德方面无所追求，因此生活显得特别轻松。

玛丽爱特头戴一顶大帽子，上面插有羽毛，身穿黑色连衣裙，外披黑斗篷，手上戴着一副崭新的黑手套，脸上蒙着面纱。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撩起面纱，露出她那非常俊俏的脸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用探问的神情看着他。

“啊，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公爵！”她用温柔、悦耳的声音叫道，“我早该认出来……”

“怎么，您甚至记得我的名字？”

“可不是吗，我跟我妹妹当年甚至还爱上了您呢，”她用法语说道，“不过，您的模样可是变多了。哦，太遗憾了，我现在要出去。要不，我们一块儿回到楼上去吧，”她说着，犹豫不决地站住。接着她瞧了瞧挂钟。“不，不行。我要到卡敏斯卡雅家去参加丧事弥撒。这位母亲伤心透了。”

“卡敏斯卡雅是谁呀？”

“难道您没有听说过？……她的儿子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他是跟波森决斗的。他是独生子。太可怕了。他母亲伤心死了。”

“是的，我听说了一点。”

“不，我还是去一趟的好，那么您今晚或者明天来吧，”她说着，迈着轻快的步子急忙向大门口走去。

“今天晚上我来不了，”他说着跟她一起走到大门口，“要知道，我是有事来找您的。”他说道，眼睛瞧着两匹棕黄马向大门口这边靠近。

“什么事啊？”

“这儿有我姨妈写给您的一封信，”聂赫留朵夫把信递给她，“您看了就明白了。”

“我知道凯瑟琳.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以为我在我丈夫的事情上可以左右他。她弄错了。我无能为力，我也不愿过问他的事。不过，我愿意破一次例。究竟是件什么事呢？”

“有个姑娘被关在要塞里，她病了，而且是无辜的。”

“她姓什么？”

“舒斯托娃。信里写了。”

“好吧，我会尽力去试试的，”她说着，轻巧地跳上那辆轻便敞篷马车，马车上蒙着柔软的皮子，漆色明亮的挡泥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撑开阳伞。听差在驭座上坐下来，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车夫赶车。马车刚一移动，她就用阳伞碰了碰车夫的后背，那两匹漂亮的细腿英国种母马就被马勒铁拉住，仰起好看的脑袋，站住，不住地活动着它们的腿。

“您一定要来，不过，请不要只是为了办您的那些事才来，”她说着对聂赫留朵夫嫣然一笑，而这一笑的力量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接着，仿佛演完戏放下幕布一般，她把面纱放下来。“好，我们走吧。”她又用阳伞碰了碰车夫。


                           第十六章


当聂赫留朵夫回想起他和玛丽爱特相视而笑的情景时，他不禁摇了摇头。

“你还没来得及转身，就又陷入这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怀疑。每当他不得不讨好他不尊敬的人时，总有这样的感觉在压迫他。

为避免走冤枉路，在考虑了下一步该到哪里之后，聂赫留朵夫就动身去了枢密院。

聂赫留朵夫从那些官员那里听说，玛斯洛娃的上诉书已经收到，而且已经发交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带来的姨父所写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这个星期要开庭审案，”一个官员说道，“不过玛斯洛娃的案子很有可能不会在这次审理，除非有特殊的要求，在那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在本周三开庭时审理这个案子。”

聂赫留朵夫在办公室里等着他们查找案卷，枢密院办公室里的谈话全是关于那场决斗的。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里出来，坐车去拜访上诉委员会中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沃罗比约夫男爵。男爵不在，聂赫留朵夫把他姨父的信留在门卫那里，又坐上车去拜访枢密官沃尔夫。

聂赫留朵夫进去时，沃尔夫刚吃过午饭，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沃尔夫确实是个十分正派的人。他把这种品质看得高于一切，并从这一高度衡量所有其他人。他不能不高度评价这种品质，因为全凭它，他才造就了辉煌的事业，他所渴望的事业，即通过婚姻他获得了一笔财产，每年带给他一万八千卢布的收入，另外他又靠自己的勤奋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是个十分正派的人，而且是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人。他所谓的骑士精神，就是不在私下收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津贴、车船费、差旅费，并相应地以忠实执行政府的指令作为回报，他都不认为这有什么地方不正派。当年他在波兰王国某省任省长时，只因为当地几百名百姓眷恋他们的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他便残酷地迫害这些无辜的人，让他们坐牢或者被流放。然而他非但不以此为耻，反而认为这样做是表现了高尚、勇敢和爱国精神的丰功伟绩。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和他弟媳的财产，同样也不以为耻。刚好相反，他还认为这倒是他对家庭事务非常明智的安排。他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和弟媳。他霸占了弟媳的财产——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他自己名下。另外他还有个性情温柔怯懦、容貌一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沃尔夫的儿子是个放荡不羁的家伙，十五岁就长了胡子并开始喝酒，过着放纵的生活，直到二十岁那年因为他没有完成学业被他父亲从家里撵了出去。此后他和一些品行不好的人交往，欠下债务，拖累了他的父亲。他父亲有一次帮他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后来又有一次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警告这是最后一次帮他还债，他要是不悔改，就要把他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和家庭关系。儿子不但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大着胆子对父亲说，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难受。于是沃尔夫就对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自便，从此他不再认他作儿子了。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作自己没有儿子，家里的人谁也不敢对他提起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坚定地认为他以最好的方式安排了家庭生活。

聂赫留朵夫被引进书房时，沃尔夫停止了在书房里踱步，并用友好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同聂赫留朵夫打了个招呼。这种笑容是他不自觉地表示他比大多数人高尚和正直的方式。然后他把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看了一遍。

“我只想恳求您早一点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不得不到西伯利亚去，那还是早一点去好。”聂赫留朵夫说道。

“对，对，那就可以搭头一班汽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他自觉高人一等的微笑，说道。不论什么事，只要别人一开口，他就总是表现出他预先知道别人要说什么。

“被告姓什么？”

“玛斯洛娃。”

“是的，是的，玛斯洛娃。好的，我可以去跟我的同事们要求一下。我们星期三办这个案子。”

“上诉理由可能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说道，“不过我想，单凭案卷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出于误会。”

“是的，是的，有可能这样，不过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严肃地说道，“枢密院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否正确。”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是个例外的情况。”

“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情况都是例外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


                             第十八章


一位听差将玛丽爱特写给聂赫留朵夫的便笺交给他。

“为了让您高兴，我不惜违反我的原则，在丈夫面前替您所庇护的人求了情。此人不久即可获释。我丈夫已经写信给了司令官。那么您就专程来看我吧。我期待着您的到访。玛。”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为了费多霞的案子去拜访上诉委员会的沃罗比约夫男爵。

他一见聂赫留朵夫，那张脸就浮出亲切的微笑，鲜红的脸颊与雪白的胡须和头发形成鲜明的对比。

“见到您很高兴，我跟令堂是老相识、老朋友。您小时候我就见过您，后来您当上军官，我又见到过一次。好吧，请坐，您说说，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是的，是的，”他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讲费多霞的事，一面摇着他那白发剪得很短的头说，“您继续说吧，继续，我非常理解。这事确实很叫人感动。那么，您已经把诉状交上来了吗？”

“诉状我已经准备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从口袋里拿出诉状，“但是我想事先跟您打声招呼，请您对这个案子多多关照。”

“您做得很好。我一定亲自把这个案子向上奏明，”男爵说道，他那张快乐的脸想努力装出怜悯的样子，可是装得一点也不像，“这个案子很动人。显然，她还是个孩子，丈夫先是待她很粗暴，这使她反抗他，可是过了一阵，他们又相亲相爱了。是的，我会去奏明这个案子的。”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伯爵（兰军注：聂赫留朵夫的姨父）说他也会去向皇后求情。”

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男爵的脸色顿时变了。

“不过，您还是把诉状送到办公室去吧，我会尽力而为的，”他对聂赫留朵夫说道。


                           第十九章


掌握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是一位祖籍德国的男爵老将军。据说现在他已经头脑糊涂了。他立过赫赫战功，得过许多勋章，但平时只在上衣的纽扣眼里挂一个白色的十字章。这枚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十字章是他在高加索服务时得到的。当时他率领剪短头发、身穿军服的俄罗斯农民，使用步枪和刺刀，屠杀了一千多名捍卫自己的亲人、家园和自由的人。后来他在波兰执行任务时，又在那儿驱使俄罗斯农民犯下了种种罪行，为此他又获得了勋章和军服上的新装饰品。后来他又在别的地方工作过。他获得这个重要职位时已经是个衰迈的老人，但这个职位赋予他一座好房子、一笔可观的薪金和尊贵的地位。他认真执行“从上面”发布下来的各种命令，对执行派给他的任务特别重视。他把这类命令看得特别重要，认为世界上所有事情都可以改变，唯独这些从上面下来的命令不能改变。他的职责就在于把男女政治犯关在单身牢房里，关得这些人不出十年就死掉一半，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的是绝食而死，有的是用玻璃割破血管，有的是上吊，有的是自焚。

老将军对这一切并非毫不知情，所有这些都是在他眼前发生的，然而所有这些事都不能触动他的良心，就像雷暴和洪水等造成的灾难不会触动他的良心一样。这一切都是执行以皇帝陛下名义“从上面”发布下来的命令的结果。这些命令都非执行不可，因此考虑这类命令的后果是完全无益的。老将军甚至不容许自己去考虑这些事，认为他作为军人的爱国天职就在于不考虑这些事，免得在执行他认为重要的职责时心慈手软。老将军按照他职责的要求，每星期到各监狱巡查一次，询问一下犯人们有什么要求。犯人们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不动声色地听他们说完，一声不吭，但对那些要求向来是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所有这些要求都不符合法规。

聂赫留朵夫坐着马车来到老将军府上。

“很高兴见到您，”将军用粗哑的声音亲切地对聂赫留朵夫说道，指指写字台旁那张扶手椅请他坐下，“您来彼得堡好久了吗？”

聂赫留朵夫回答说刚刚来。

“令堂公爵夫人身体好吗？”

“我母亲已经过世了。”

“对不起，真没想到，我听了很难过。”

“我有事要拜托您，将军。”

“太——好了。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的？”

“您这儿关着一个叫古尔凯维奇的人。他母亲请求能来探望他，或者至少能把一些书转交给他。”

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的问题，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侧着头，闭着眼睛，仿佛在考虑似的。其实他什么也没考虑，甚至对聂赫留朵夫的请求也毫无兴趣，因为他心里明白他将照章答复他。他只不过是在闭目养神罢了，根本没有想什么。

“您要知道，”他最后终于说道，“这件事我做不了主。关于探监的问题，最高当局批准的法令有明确的规定；至于书籍，我们这儿有个图书馆，凡是他们可以看的书，都可以借给他们看。”

“是的，不过他所需要的是学术性的书籍，他想研究学问。”

“您不要相信他们那一套。”将军咆哮道，略微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他们根本不是要研究学问。他们只是心神不宁罢了。”

“不过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处境这么痛苦，总得有些活动消磨时间啊。”聂赫留朵夫说道。

“他们老是抱怨，”将军说道，“我们可了解他们这种人了。”

他概括地讲到他们，就像讲到一种品质恶劣的特殊的人。

“其实这里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舒适，这在监禁点是不多见的。”将军继续说道。

仿佛为了要证实自己的话，他开始详细列举为囚犯提供的舒适条件，仿佛这个监狱机构的宗旨是为囚犯提供舒适的家似的。

“以前确实相当艰苦，但现在他们在这儿却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每顿吃三道菜，而且其中一道是肉食；不是牛排就是肉饼。每逢星期天还要添一道菜，就是甜食。上帝保佑，但愿每个俄国人都能和他们活得一样好！”

将军也像一切老年人那样，一旦讲起他所熟悉的话题，总会反反复复地把说过的话讲上好几遍。此刻他想证明，那些犯人都是贪得无厌、不知感恩的。

“他们提供可以读到的宗教方面的书籍，还有旧杂志。我们有一个图书馆，可是他们很少去读书。起初他们似乎还有兴趣，不过到后来，新书倒有一半书页都没有裁开，旧书更无人问津了。我们还做过试验，”将军似笑非笑，“我们故意在书里夹上一些纸片。结果那些纸片都原封不动夹在里面。再者，这里也不禁止他们写字，”将军继续说道，“我们提供石板，还提供石笔，所以他们尽可以写写字消遣消遣。他们可以擦掉再写嘛。可他们也不写。不，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定下心来。他们只是一开始会有点心烦意乱罢了，后来甚至会慢慢发胖，变得很安静。”将军说道，根本没意识到他的这些话所包含的可怕意义。

聂赫留朵夫听着他那沙哑、苍老的声音，瞧着他那僵硬的四肢和白眉毛下暗淡无神的眼睛，又瞧瞧他那被军服的硬领撑住、皮肉松驰、刮得光光的苍老颧骨，以及他特别引以为荣的因其极端残酷和滥杀无辜而获得的白色十字章，心里明白，反驳他的话或者揭穿他这些话的含义，都是徒劳无益的。但他还是打起精神，又问起犯人舒斯托娃的情况，还说他今天得到消息，上面已经下令要释放她了。

“只要我们一接到命令，我们当天就会把她释放。我们不会留住他们的，我们并不特别看重他们的光临，”将军说着，又试着做出调皮的微笑，结果只是使他的那张老脸显得更加扭曲。

聂赫留朵夫站起身来，竭力克制住自己，免得流露出对这个可怕的老头又嫌恶又怜悯的复杂心情。另一方面，这个老头也认为对老同事的这个秉性轻浮而且明显不走正路的儿子不必过分严厉，只要在临别之际教诲他几句就是了。

“再见，我亲爱的，请勿见怪，我这是因为爱护您才对您说这话的。不要跟关在我们这里的人来往。他们没有一个是无罪的。所有人都是些道德败坏的人。我们了解他们。”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他也确实毫不怀疑他的这些话。这倒不是因为这些都是事实，而是因为如果事实不是这样，他就必须承认自己不是一位可敬的英雄，正心安理得地过完美好的一生，相反，他就成了一个以前出卖过良心、到了晚年仍在继续出卖良心的恶棍。

聂赫留朵夫长吁了一口气，深深地鞠了一躬，握了握那只宽宏大量地向他伸出来的瘦骨嶙峋的大手，走出房间。

“这地方可真叫人气闷啊，老爷，”马车夫对聂赫留朵夫说道，“我几乎想不等您出来就走掉了。”

聂赫留朵夫同意道：“是的，很气闷。”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带着如释重负般的感觉望望天空中灰色的浮云，又望望涅瓦河上被小舟和汽船激起的银光闪闪的涟漪。


                         第二十一章


兰军注：第二天，枢密院开始审理玛斯洛娃的案子。聂赫留朵夫和法纳林律师参加旁听。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音把玛斯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很详细地报告了一遍，但他的措辞又显然带有偏袒，听得出是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向法纳林问道。

法纳林站起来，挺起穿着白胸衬的宽阔胸膛，用非常准确而有说服力的措辞，逐项证明以前的刑事法庭有六点背离了法律的精确含义。此外，他还扼要提了一下案情的实质，指出原判的不公正性令人发指。他的发言简短有力，口气仿佛在对枢密官们道歉。因为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枢密官们凭他们具有洞察力的眼力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一定看得比他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履行他所必须履行的职责罢了。

法纳林这番发言似乎使人不可能再有丝毫的怀疑，枢密院会撤销原判。当法纳林总结陈词后，他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聂赫留朵夫看着律师的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已经打赢了。不过，当他向枢密官们瞟了一眼后，才发现只有法纳林一个人在微笑、得意。枢密官们和助理高级检察官都既没有微笑，也没有得意，却现出厌烦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这种人的发言我们听得多了，这些话毫无意义。”而直到律师发言完毕，不再徒劳无益地耽搁他们了，他们才感到满意。律师发言刚结束，首席枢密官就立刻转过身去对助理高级检察官说话。谢列宁（兰军注：助理高级检察官，聂赫留朵夫的大学同学，曾是一个异常正直诚实的大学生。聂赫留朵夫也是在这次枢密院审案中才见到这位老同学。）的发言简短而明确，认为申请撤销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于是枢密官就又纷纷起立，走出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大家意见分歧。沃尔夫主张撤销原判。贝（兰军注：一名枢密官）了解案子的症结所在，也坚决主张撤销原判。尼基丁（兰军注：一名枢密官）跟往常一样，主张严格办事，恪守形式主义，反对撤销原判。这样，这个案子就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兰军注：一名枢密官）的态度。他主张驳回上诉，主要是因为聂赫留朵夫出于道德要求而决定和那个姑娘结婚，在他看来简直是可恶至极。

为这个妓女惹出这样的一场麻烦，再加上替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本人都到枢密院来出庭，在他看来都是可恶之极的。他不住把胡子塞到嘴里，做出一脸苦相，非常熟练地装作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案子，只知道撤销原判的理由不足，因此同意首席枢密官的意见，应该维持法庭的原判。

上诉就这样被驳回了。

                          第二十四章

聂赫留朵夫心里感到非常郁闷。他之所以郁闷，主要是因为枢密院驳回了上诉，这就确定了无辜的玛斯洛娃必须忍受无谓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便意味着他准备将他和她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决心实现起来更加艰难。再者，他想起律师那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有关现实中的罪恶的可怕故事，同时谢列宁以前是那么可爱、坦率、高尚，如今却变得那么冷漠、不善的眼神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一切都使他越发郁闷。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便笺，用多少带点鄙夷的口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写的。她写道，她特意前来向女儿的救命恩人道谢，并恳请他到瓦西里耶夫岛第五街某号去看她们。她还写道，由于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原因，这是非常必要的。他不必担心她们会用感谢的话来烦他。她们不会谈起她们的感激，只是很想见见他。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明天早晨光临。

另外还有一张便笺，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亲自把聂赫留朵夫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放有力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不过他忽然想到，如果聂赫留朵夫能先去找找能决定此案判决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最近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办不好的。

他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正准备开始重新读一遍，这时有人敲他的房门，接着凯瑟琳.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的听差走进来，并带着她的口讯说是要请他上楼去陪她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放回皮包里，朝他姨妈的起居室走去。上楼的时候，他从窗子里往外看了一眼，看见玛丽爱特的那对枣红马，忽然高兴起来，不由自主地想要微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不再穿着黑色连衣裙，而是穿着一件多种颜色的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坐在伯爵夫人的安乐椅旁，手里端着一杯茶，正在尖声尖气地说着什么，一双笑吟吟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正当聂赫留朵夫走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刚说完一句笑话，一句猥亵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那种笑声中就听得出来——令脾气好、长着唇髭的凯瑟琳.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笑得连肥胖的身子都晃动起来了。玛丽爱特露出特别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带笑的嘴，把她那张兴高采烈、精神饱满的脸歪过去，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后，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在心里批评玛丽爱特举止轻浮，她就立刻已经发觉他脸上严肃甚至有点不满的神情，于是不仅立刻改变了脸上的表情，而且改变了整个情绪，以讨他的欢心。自从她同他见过面以后，她总是有意要取悦他。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表现去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仿佛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似的。这倒不是她装出来的，而是她心里确实产生了聂赫留朵夫当时所处的心情，不过如果要她说出聂赫留朵夫此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这却是她无论如何也讲不出的。

她问他的那些事办得怎么样了。他就讲了他在枢密院上诉失败，以及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个多么纯洁的灵魂！他可真是一个英勇无畏、十全十美的骑士。一个纯洁的灵魂。”两位女士都用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经常用来称呼谢列宁的这个绰号。

“他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聂赫留朵夫问道。

“她吗？哦，我不想对她进行评论，不过她不了解他。”

“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带着真诚的同情问道。“这真可怕，我真为她感到难过。”她补充道，叹了一口气。

他皱起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讲起舒斯托娃，她本来关在要塞里，经玛丽爱特说情才放出来。他向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接着他想说这件事想起来都可怕，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之所以受苦，只是因为没有人去向政府提到她们，然而玛丽爱特没让他把话说完，便表示了她自己的愤慨。

“您不用对我说这些话，”她说道，“我丈夫刚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简直怔住了。既然她没有罪，那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凯瑟琳.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看出玛丽爱特在同她的外甥调情，这让她觉得很有趣。

一个听差通报说有客人来访，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客人是伯爵夫人担任主席的一个慈善团体的秘书。

“噢，他是个极其乏味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我回头就来。玛丽爱特，您给他倒点茶。”伯爵夫人说着，像平常一样迈开她那快速而摇摆的步子向客厅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相当扁平的手，这只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戒指。

“来一些吗？”她一边问，一边伸出小手，从酒精灯上拿起一把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她的小手指。

她的脸看上去忧郁而严肃。

“我很尊重别人的意见，可他们却总是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每次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里都很痛苦。”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她仿佛要哭出来了。虽然这些话，如果分析一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只有极为含混不清的意义。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讲这些话时，她那对明亮的大眼睛把聂赫留朵夫完全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没法叫自己的眼睛离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人人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现在做得还很少。”

“这没关系。我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到他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说道，“不过我还了解，在您亲眼目睹了监狱里所有那些苦难和可怕的景象之后，”玛丽爱特说着，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直觉猜出他所认为宝贵和重要的是什么，“您想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们由于别人的残忍和冷漠而被迫遭受那么可怕的苦难。我了解为这一事业是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我自己就愿意这样做，但我们各人有各人的命运。”

“难道您不满意您的命运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道，仿佛弄不懂这样的问题怎么会向她提出来，让她惊讶得要怔住了似的，“我必须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那就不要让它再睡着了。必须听从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道，完全落入了她的圈套。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羞愧地想到自己同她的谈话。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谎言还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心理的话，想到当他讲起监狱里的种种恐怖和他对乡村的印象时，她看着他的那张似乎充满同情和关注的脸。

当伯爵夫人回来时，他们已经谈得不仅像是两个老朋友，而且简直像是两个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的知心密友。

他们谈到权力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然而实际上，在他们的谈话声中，他们的眼睛一直互相盯着对方，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而且回答说：“我能。”性的感觉通过最意想不到和最迷人的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当她临走时，她告诉他，她永远愿意尽她的能力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到戏院去看她，哪怕只去一会儿也好，因为她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告诉他。

“是啊，谁知道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她补充道，叹了一口气，同时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着戒指的手上，“那么您就说您一定来吧。”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当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他灭了蜡烛，躺在床上，可是好久都睡不着。他想起玛斯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无论如何都要跟随她的决心，想起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他的眼前浮现出了玛丽爱特的脸，她说“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这句话时的叹息和眼神，以及她的笑容。那笑容是那样真切，以至于他自己也回报以微笑，就好像他真的看到了她似的。“我要到西伯利亚去，我这样做对不对呢？我放弃了财产，我这样做又对不对呢？”他问自己。

窗帘没有遮严，月光从下面漏了进来，而在这个彼得堡之夜想到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却非常不明确。一切都显得混乱。他在心里唤起原来的心境，继续原来的思路，可是那些思想不再像原来那样有说服力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要是我对做的事后悔了，那我将无法迈过这道坎生活下去，”他暗自想着。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被这种好久没有感到过的烦恼和绝望牢牢抓住了。最后他沉沉睡去，就像以前打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第二十五章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就感觉仿佛他昨天做了一件很卑劣的事。他开始回想。他想不起做过什么错误的事，也没有什么罪恶的行为。但是他有过一些罪恶的想法。他曾想过他当前的种种打算，例如同卡秋莎结婚、把土地交给农民等，都是不能实现的梦，认为他会无法坚持，认为这些都脱离实际、不自然的，他应该像以前那样继续生活才是。

他确实没有什么罪恶的行为，但是却有比罪恶的行为还要坏得多的东西，那就是他有过罪恶的思想，而罪恶的行为往往是紧随其后的。

罪恶的行为可以不再重犯，人还能为之后悔，但罪恶的思想却产生一切罪恶的行为。

一种罪恶的行为只会为其他罪恶的行为开路；而罪恶的思想却会拖着人顺着那条路一直走下去，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聂赫留朵夫在头脑里回顾昨天的那些想法时，不由得感到惊讶，他怎么能够相信那些想法呢，哪怕只有一小会。不论他打算做的那些事是多么新奇，多么困难，但他却知道现在对他而言，这是唯一可能的生活道路。不论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是多么简单、自然，但他知道那只是死路一条。昨天的诱惑仿佛一个人从沉睡中醒来时的那种感觉：他已经没有睡意了，却还想舒舒服服地在床上再躺一会儿，虽然明明知道这时候他应该起床，去做那些等着他去做的快乐而重要的工作。

今天是他在彼得堡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到瓦西里耶夫斯基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照别人的指点找到后楼梯，径直进入到一间食物味道很浓的闷热厨房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卷着袖子，系着围裙，戴着眼镜，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着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瞧着他，厉声问道。

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说出自己的名字，那女人脸上就现出惊喜交加的神情。

“噢，公爵！”那女人惊叫起来，用围裙擦着手，“可是您为什么走后楼梯呀？我们的恩人啊！我就是她的母亲。他们差点就毁掉我的小姑娘了。您救了我们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一只手，想要亲吻它。

“我昨天去找过您。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儿。这边走，这边走，请。”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窄门和一条幽暗的小过道，一路上理着她的头发，并把掖起来的连衣裙裙襟放下来。“我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肯定听说过她，”她在一扇关着的门前站住，轻声补充了一句，“她被牵连到一起政治事件里去了。一个极度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打开门，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材丰满、个子不高的姑娘，淡黄色的头发卷在一张苍白的圆脸周围，相貌很像她的母亲。她身上穿一件带条纹的棉布上衣。

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坐着一个青年男子，身子前倾，整个人几乎要对叠过来似的。他留着少许黑色的胡子和唇髭，身穿一件带绣花领子的俄国式衬衫。他们两人谈得那么入神，以至于聂赫留朵夫走进门来，他们也只是回过头来看了看。

“丽达，这位就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就是那位……”她母亲说道。

脸色苍白的姑娘跳了起来，紧张地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掉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惊惶地盯着来客。

“那么，您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笑着问道。

“是的，就是我，”丽达说着，张大嘴巴，露出孩子般善良的微笑和一排漂亮的牙齿，“是我姨妈急着想要见见您呢。姨妈！”她用柔和、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道。

“请这儿坐，或者坐这儿更舒服些。”丽达指着那把柔软而破旧的安乐椅说道，那个青年刚从上面站起来。

“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觉聂赫留朵夫在瞧着那个青年，便说道。

那青年也像丽达那样和善地微笑着问候客人。等聂赫留朵夫坐下来，他就给自己搬来另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一个大约十六岁左右、浅黄色头发的中学生也走进房间来，一声不吭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我几乎不认识她。”丽达说道。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走进来一个女人，生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系着一条皮带。

“您好，谢谢您能来，”她刚在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就开口说道。

“对了，薇拉还好吗？您见过她了吧？她怎么应付她的处境？”

“她并不抱怨，”聂赫留朵夫说道，“她说她心里有一种庄严的感觉。”

“啊，这才像薇拉。我了解她，”姨妈笑着摇摇头说道，“应当了解她。她有着出色的品质。凡事为人，从不为己。”

“是的，她没有为她自己要求任何东西，却似乎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看上去最困扰她的，据她说，就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地被捕了。”

“是的，确实是这样，”姨妈说道，“这事真可怕！说真的，她是因为我才遭罪的。”

“根本不是，姨妈！即使您没有托我，我也一样会保管那些文件的。”

“你得承认我知道的总比你多些，”姨妈说道，“您要知道，”她继续对聂赫留朵夫说道，“这都是因为有个人托我暂时为他保管一些文件；当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她这儿来了。不料当天晚上警察就到她这儿来搜查了，把她和那些文件都带走了，并把她一直关到现在。”


                          第二十六章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太可怕了，”姨妈说着，摇摇头，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聂赫留朵夫回答道。

“不，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姨妈说道，“据别人告诉我，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休息，是静养。地下工作者总是提心吊胆，物质匮乏，总是为自己、别人和事业忧虑重重；最后，当他被捕了，那这一切便结束了，一切责任都从他肩上卸下来了，他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了。据别人告诉我，事实上他们被捕时还觉得高兴呢。不过，那些无辜的年轻人——他们总是首先逮捕像丽达那样无辜的人——对他们来说，第一次被捕对他们的打击确实很可怕。这倒不是因为失去了自由，食物很差，空气很坏——所有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要没有第一次被捕时对精神上的打击，那么即便这些苦难再增加两倍，也还是可以轻松忍受的。”

“莫非，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我坐过两次牢，”姨妈忧伤而温柔地笑着说道，“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我那时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了孕。尽管当时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都令我痛苦，不过只要比起我发现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一件东西时我心里的那种感觉，这些就都算不上一回事了。我想和我年幼的女儿告别，可他们却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回答却是等我到了自会明白。我问我犯了什么罪，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当我受过审问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穿上编着号码的囚衣，把我押到一个带拱顶的走廊上，打开一扇门，把我推进牢房，然后锁上门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还有一个哨兵，扛着一把子弹上了膛的来福枪，在我门前走来走去，不时从门缝里朝里面张望一下——我感到难过极了。当时最使我惊讶的一件事，是审问我的那个宪兵军官曾递给我一支香烟。可见他知道人是喜欢吸烟的，那么可见他也知道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知道母亲爱她们的孩子，孩子爱她们的母亲。那他们怎么能无情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当作一头野兽一样锁起来呢？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不生出恶果。任何曾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的人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也会不再相信这些了。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狠了的。”她微笑着结束了她的话。

“不过我要同您见面却是因为，我想托您转交一封信给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这封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过之后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给她，总之，您可以根据您的原则决定怎么做，”她说道，“信里并没有什么会危及安全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过信来，答应把它转交给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然后起身告辞，走了出去。他没有看信，把信口封上，决定按照委托转交它。


                          第二十七章


使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停留下来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教派信徒的案子。他准备通过他以前军队里的老同事、现任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他们的状子呈交沙皇。他一早来到鲍加狄廖夫家，发现他还在吃早饭，虽然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身材不高，但却肌肉结实，出奇强壮（他能把马蹄铁扭弯）。他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有这些品质，他却同宫廷关系很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他能够凭借某种惊人的方法，使他生活在最上层社会，却只看到这个社会里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罪恶和腐败。他从来不诋毁任何人，也不指摘任何措施。他总是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用响亮得仿佛叫嚷一般的声音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并常常在说话的同时伴以同样响亮的大笑。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装腔作势，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原本如此。

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道，“我一直在想你呢。我会把那个状子递上去的。我会交到他（兰军注：指沙皇）本人手里的。这个你放心，不过我只是突然想到，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趟。”

聂赫留朵夫一听他提起托波罗夫，就皱起了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做主。不管怎样这事总归要问过他才行。说不定他自己就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既然你这么建议，我就去一趟。”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过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建议坐车去拜访托波罗夫，也就是那个能决定那些教派信徒的命运的人。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它的职责来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只有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人才看不出来。托波多夫恰好具有这两种不好的品质。他担任的职务所包含的矛盾，就在于它的职责是使用各种外部的、不排除暴力的方法来维护和保卫教会，而教会，按其自身所宣扬的教义来说，这由上帝亲自建立起来的，绝不是地狱之门或者任何人力所能动摇的。就是这个神圣的、绝不会被任何力量所动摇的、由上帝创建的机构，却不得不由托波罗夫和他的大小官员主管的人的机构“神圣宗教大会”来维护和保卫。托波罗夫没有看到这种矛盾，或者是不愿看到也未可知，因此他百倍警惕，以免某个天主教教士、新教牧师或者别的教派的信徒来破坏连地狱之门都无法征服的教会。托波罗夫也像一切缺乏基本的宗教感情和平等博爱思想的人那样，确信普通老百姓是一种跟他自己截然不同的生物，确信有一种东西老百姓非有不可，而他自己即便没有也可以过得很好。在他的心灵深处，他什么都不相信，并且觉得这种精神状态十分轻松惬意。然而，他却唯恐老百姓也会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因此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将把他们从这种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视为他的神圣职责。

他对待他所维护的宗教的态度，就和养鸡的人对待他用来喂鸡的腐肉一样：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它，因此就应该用腐肉来喂鸡。

不消说，所有那些伊维利亚圣母啦，喀山圣母啦，斯摩棱斯克圣母啦，都是极其愚昧的偶像崇拜，但既然老百姓喜欢这些东西，信仰这些东西，那就应当维护这种迷信。托波罗夫就是这样想的，却根本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之所以喜欢迷信，只是因为自古以来总是有像他托波罗夫这样残酷的人。他们这些人获得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光明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别人从黑暗的愚昧中奋力解放出来，反而使他们越陷越深。

接待室的一名官员问聂赫留朵夫有什么事，当他听到聂赫留朵夫打算向皇上呈送一个诉状时，便问能否让他先看一看状子。聂赫留朵夫把状子交给了他，这位官员接了状子便进了办公室。

“如果这个状子落到皇帝手里，那就可能造成误会，皇帝还可能提出不愉快的问题，”托波罗夫看完状子，心里暗想。于是他把状子放在桌上，拉了拉铃，吩咐手下请聂赫留朵夫进来。

他想起这些教派信徒的案子，他以前就收到过他们的状子。案情是这样的：这些脱离东正教（兰军注：基督教分为三个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天主教是西欧化的基督教，东正教是比较传统的基督教，新教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俄国人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先是受到警告，后来被送交法庭受审，法庭却判决他们无罪释放。于是主教就和省长一起，以他们的婚姻不合法为由，硬把丈夫、妻子和儿女拆散，流放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些父亲和妻子们便请求不要拆散他们。托波罗夫回想起案子到他手里的情形。他当时倒也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但他知道，如果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的成员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去，那是不会有任何害处的，而允许他们留在原地，却很有可能对其他居民产生坏影响，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况且，这件事主教又特别关注，因此他便决定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方向发展。

可是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像聂赫留朵夫这样的辩护人，一个在彼得堡有一定影响力的人，那么这个案子就有可能作为一件残忍的事在皇帝面前提到，或者在外国报纸上刊登出来，因此他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一副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马上就谈到这个案子，“我知道这个案子。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姓名，就想起了这个不幸的案子，”他说着伸手拿起状子，给聂赫留朵夫看，“我非常感谢您提醒了我这件事。这是省里的行政当局做得有点过了。”

聂赫留朵夫沉默不语地站着，怀着并不友好的感情看着这张毫无表情、苍白无色、像戴着假面具似的脸。

“我会下令撤销这种做法，把这些人送回原来居住的地方去。”

“那么，我就不用把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道。

“完全用不着。我可以肯定地向您保证，”他说，把“我”字说得特别重，显然对他的诚实很有信心，确信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不过我最好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您请坐一下。”

他走到办公桌前写起来。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那只快速挥动着钢笔、青筋暴露的手，心里暗自怀疑，搞不懂为什么这个显然对一切都漠无感情的人这时怎么肯做他目前所做的这件事，而且还做得那么细心。

“好了，这个给您，”托波罗夫封上信口，说道，“您可以去告诉您的那些当事人了，”他撇撇嘴唇，装出微笑的样子。

“可是，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道。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好像聂赫留朵夫的问题让他很快乐似的。“这个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保护的人民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的过分热心总不会像对这种问题的过分冷淡那么危险或者有害，而且这种冷淡正在迅速传播中。”

“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的要求，拆散别人的家庭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认为从他自以为是高瞻远瞩的政治高度来看，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他都会觉得非常有趣，非常偏激。

“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事情可能是这样，”他说道，“但从管理国家的角度来看，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托波罗夫说着低下头，伸出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仍然什么也没说，匆匆走了出去，后悔同他握了手。

“人民的利益！你是想说你自己的利益吧。”聂赫留朵夫走出托波罗夫官邸时心里想到。

聂赫留朵夫左思右想，不由得异常清楚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人之所以被捕、被监禁或者被流放，根本不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正义，或者有什么违法行为，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妨碍了那些官僚和富人们占有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所有那些官僚，从他姨父、枢密官们和托波罗夫，到政府各部门那些坐在办公桌旁的干净整洁、认真办事、不可缺少的先生们，他们对于无辜的人受苦受难根本不会受到困扰、于心不安，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清除那些真正危险的人。

因此，他们不但不遵守为了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这一原则，恰恰相反，为了清除一个真正危险的人，他们宁可惩罚十个并不危险的人，这就好像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不惜把完好的皮肉也一起挖掉一样。

这一解释对聂赫留朵夫来说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但就是因为太简单明了，聂赫留朵夫反而犹豫不决起来，不敢接受这样的解释。有可能这样复杂的现象却只有一个这样简单而可怕的解释吗？难道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有可能只是一些用来掩盖最野蛮的贪欲和暴行的空话吗？


                           第二十八章


聂赫留朵夫原定当晚离开彼得堡，但他答应过玛丽爱特到戏院去看她，虽然他明明知道不应该履行这一诺言，但他还是欺骗自己，以说话不算数是不对的为由，到戏院去了。

“我抵挡得住这些诱惑吗？”他并非很诚恳地自问道，“我再试最后一次吧。”

他换上晚礼服来到剧场。《茶花女》正好演到第二幕，那个新来的国外女演员正用新的演技表现患痨病的女人怎样慢慢地死去。

玛丽爱特妩媚、苗条、雅致，低领的晚礼服显露出她那从脖子那儿斜溜下去的丰满结实的肩膀，以及在肩膀和脖子相连的地方长的一颗黑痣。聂赫留朵夫一进包厢，她立刻回过头来，用扇子对他指指她身后的一把椅子，对他嫣然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而且在他看来这笑容似乎还别有一番深意。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等着听玛丽爱特对他讲一些要对他讲的话，可她什么话也没有讲，甚至也没有要讲的意思，却只是谈着这出戏，开着玩笑，说它一定会特别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这里指《茶花女》中男主角同一个妓女的恋爱故事，以此影射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的关系。）。

聂赫留朵夫看出她根本没什么话要对他讲，无非是想让他看看自己穿着夜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美丽迷人罢了。这使他感到又愉快又厌恶。

她那娇艳的外表以前遮盖了一切，如今对聂赫留朵夫来说，虽不能说已经被揭开，但已经让他看到里面引藏着的是什么东西了。他瞅着玛丽爱特，欣赏着她的美丽，但他心里知道她是个虚伪的女人，知道她同那个用千百人的眼泪和生命来博得高官厚禄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却完全无动于衷，知道她昨天说的都是谎话，她所想要的无非是想让他爱上她，至于这是为什么，他和她本人都不知道。这令他又着迷又厌恶。他好几次想走，已经拿起了帽子，却还是留了下来。

聂赫留朵夫到走廊里找到他的大衣，走出剧场去了。

他沿着涅瓦大街走路回家，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前面有个女人在宽阔的人行道上静静地走着。这个女人个子很高，身段优美，装束妖艳。从她的脸上和整个体态上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具有一种淫荡的魅力。凡是向她迎面走来的人和从她身后赶上去的人，都要瞧她一眼。聂赫留朵夫走得比她快，也情不自禁地朝她脸上看了一眼。这张脸很漂亮，多半化过妆。这个女人对聂赫留朵夫嫣然一笑，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说来也怪，聂赫留朵夫顿时想到了玛丽爱特，因为就像刚才在剧场里一样，他又产生了那种又着迷又厌恶的感觉。

聂赫留朵夫匆匆赶到她前面去，不由得生自己的气。他拐到莫尔斯卡娅街，然后又来到一条滨河街上，在那里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让一名警察暗暗诧异。

“我刚进包厢时，那个女人也这样对我微笑，”他心里想，“那个女人的微笑和这个女人的微笑，含意都是一样的。差别只是：这个女人直白地说：‘如果你想要我，那就带我走；如果不想要，那就走你的路。’那个女人却装模作样，似乎生活在高尚优雅的感情中，压根没想到这种事，但其实骨子里都是一样的。至少这个女人老实些，那个女人却在装腔作势。何况这个女人是因为穷才落到这般地步，而那个女人却以放纵这种可爱、可恶又可怕的情欲为乐。这个街头女人就像是一杯污浊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场里的那个女人却像一剂毒药，会在不知不觉中，毒死任何接触过它的人。”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和首席贵族妻子的关系，可耻的记忆一下子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人身上野蛮的兽性真是可憎，”他想，“不过当它以赤裸裸的面目出现时，我们还可以从精神生活的高度看清它，藐视它，于是，不论一个人是倒在了它的面前还是抵制住了它，他还是和原来一样。然而，当这种兽性蒙上一层充满诗意的美丽外衣，要求我们崇拜它时，我们就会整个被它吞噬，对它敬若神明，再也分不清好坏，这才可怕呢！”

聂赫留朵夫现在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就像他看见宫殿、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在这样一个北方的夏夜里，大地上没有可以让人舒心、催人安眠的黑暗，只有不知来自何方的朦胧的异光（指彼得堡的白夜光。）。聂赫留朵夫的心里同样不再存在使他昏然入睡的、愚昧的黑暗。

一切都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但凡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微不足道、卑鄙龌龊的，而所有那些光辉夺目、富丽堂皇的外衣，往往掩盖着古老的、众所周知的罪行。这些罪行非但不会受到惩罚，而且还会风靡一时，被人们用各种发明出来的办法来粉饰、美化。

聂赫留朵夫想把这些事情都忘掉，不去看它，但他再也做不到视而不见了，虽然他还看不见替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如他看不见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这种光在他看来朦胧、暗淡、古怪，但他却不能不看见这种光替他照亮的东西了，于是他感到既快乐又不安。


                          第二十九章


聂赫留朵夫一回到莫斯科，就来到监狱医院，他要把枢密院维持法院原判的不幸消息告诉玛斯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他对那份律师已经写好、此刻带到牢里让玛斯洛娃签字、准备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而且，说来也怪，他现在反倒不想这事弄成。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和流放犯和苦役犯一起生活。因此，要是玛斯洛娃无罪释放，他倒很难想象他应该如何安排他自己和玛斯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罗的话。梭罗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时曾说过：“在不公正地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也就是监狱。”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

“不错，一个正直的人在现代俄国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马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围墙时，甚至亲身感受到这一点对他很适用。

医院的看门人认出了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斯洛娃已经不在这里了。

“那她到哪里去了？”

“她又回牢里去了。”

“为什么把她调走了？”聂赫留朵夫问道。

“噢，老爷，这样的人还能怎样？”看门人轻蔑地笑道，“她和助理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赶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斯洛娃和她的精神状态对他来说意味着那么多。这个消息使他不由得愣住了。

他感到一种一个人听到大祸要临头时所产生的感觉，心里难过极了。他听到这消息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可耻。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他，居然高高兴兴地想象着她的精神发生了变化，而现在这一点在他自己眼前显得那么荒诞。他想，所有她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牺牲的话，所有她那些责备和眼泪，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她只是想尽最大可能地从他身上多捞点好处罢了。他好像记起上次来探监时就已经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的迹象。所有这些想法都在他的脑海里一闪而过，他本能地戴上帽子，离开了医院。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还要和她绑在一起吗？既然她有了这种行为，我岂不是自由了吗？”不过，他刚对此提出这些问题，就马上明白过来，如果他认为自己自由了，可以抛开她不管了，那么受到惩罚的将是他自己，而不是她。他胆战心惊起来。

“不，所发生的这一切无法改变我的决心，相反，它只能使我的决心更加坚定。让她顺应她的精神状态想干吗干吗好了。如果她是和助理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和他勾勾搭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我的良心要求我做的事。现在我的良心要求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我已经决定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婚姻，而且我已经决定跟她走，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去。我这决心绝不改变。”聂赫留朵夫带着誓不罢休的执拗心情对自己说着这些，走出医院，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监狱大门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去通报典狱长，他想同玛斯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像见了熟人一样告诉他监狱里的一条重大消息：原来的典狱长被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了他的位置。

“现在办事可严格了，严格得不得了，”那名看守说道，“他就在里面，我马上去通报。”

新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没过多久就走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个子很高，骨瘦如柴，颧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慢腾腾的。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允许在探监室同犯人见面，”他说道，眼睛瞧也不瞧聂赫留朵夫。

“可是我需要她在呈交皇上的状子上签个字。”

“您可以把它交给我。”

“我要亲自见到这名犯人。以前一向是允许我来探望的。”

“是的，那可是以前，”典狱长回应道，匆匆瞟了聂赫留朵夫一眼。

“我有省长发的许可证，”聂赫留朵夫坚持道，同时掏出皮夹子来。

“您让我看看，”典狱长说道，仍旧没有看他的眼睛。他伸出瘦长、干瘪、白净、食指上戴着金戒指的手，从聂赫留朵夫手里接过文件，慢条斯理地看了一遍。“请到办公室来。”他说道。

这次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典狱长靠着办公桌坐下，翻阅着放在桌子上的文件，显然打算在他们会面时留在这里。

当聂赫留朵夫问他能不能同政治犯博戈杜霍夫斯卡娅见面时，典狱长干脆地回答说不行。

“同政治犯见面是不允许的，”他说着，又专心看他的文件。聂赫留朵夫口袋里藏着那封给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信，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预谋犯罪的人，但他的预谋被发现了，计划挫败了。

当玛斯洛娃走进办公室时，典狱长抬起头来，眼睛既没看玛斯洛娃，也没看聂赫留朵夫，只说了一句：“你们可以谈话了！”说完便继续专心看文件。

玛斯洛娃又像从前那样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头上包一块白头巾。她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看见他脸上冷冰冰、气呼呼的，顿时满脸涨得通红，不住用手指揉着上衣的底边，垂下眼睛。

她的窘态在聂赫留朵夫看来似乎证实了医院看门人的话是真的。

聂赫留朵夫想像以前那样对她，但却不能让自己主动同她握手。此刻她对于他来说是那么令人反感。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用单调的声音说道，瞧也不瞧她一眼，也没朝她伸出手去，“枢密院驳回了上诉。”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她用怪怪的音调说道，仿佛在喘气似的。

要是从前，聂赫留朵夫会问她为什么早就知道会这样，但现在他只是瞟了她一眼。她的眼里满是泪水。

可是这不但没有使他心软，反而使他对她更为恼火。

典狱长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此刻对玛斯洛娃很反感，但他还是觉得应就枢密院的决定向她表示道歉。

“别灰心，”他说道，“向皇上递状子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

“我又不是在想这个……”她用泪汪汪、斜睨的眼睛凄苦地瞧着他，说道。

“那您在想什么？”

“您到医院去过了，他们大概向您谈过我吧……”

“哦，那是您的私事。”聂赫留朵夫皱紧眉头，冷冰冰地说道。他那由于自尊心受到打击而产生的强烈反感，本来已经平息了，这时她一提起医院，这种反感就又带着新的力量在他心头升起。

“他，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都会觉得嫁给他是幸福的，他却甘愿做这个女人的丈夫；而她却是那样急不可耐地开始和一个助理医士调情。”他暗自想着，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

“哦，您就在这状子上签一下名吧，”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把信封里的状子铺在桌上。她用头巾的一角擦去眼泪，在桌旁坐下来，问他应该写什么，写在哪。

他告诉她写什么，并指给她写在哪。她坐在桌边，伸出左手理理右手的袖子。他站在她后面，居高临下，默默地看着她那伏在桌上、不时因为极力忍住呜咽而偶尔颤动的后背。在他的心里，恶与善两种不同的感情——受屈辱的自尊心与对这个受苦女人的怜悯之心——此刻激烈斗争。结果，后者占了上风。

他记不得首先产生的是哪种感情：究竟是先从内心怜悯她呢，还是先想到他自己的罪孽——他自己的卑劣行径，而他现在就为同样的事责怪她？总之，他忽然感到自己有罪，同时又很怜悯她。

她在状子上签完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干净，然后站起来，瞧了他一眼。

“不管结果如何，不管会出现怎样的状况，我的决定都绝不会改变，”聂赫留朵夫说道。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就越发怜悯，越发温柔。他很想安慰她。“我以前怎么说的，现在就会怎么做。不论他们把您发配到哪里，我都会和您在一起。”

“这又何必？”她赶紧打断他的话，可是她的整张脸又变得容光焕发。

“您最好想想，路上还需要些什么。”

“我不知道还需要些什么。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发话，就同玛斯洛娃告辞，走出监狱。他心里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而平静的心情，一种热爱一切人的心情。他确信玛斯洛娃的任何行为都不会改变他对她的爱，这种感觉使他高兴，把他提升到他一种从未到达过的高度。让她去和那个助理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爱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其实，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认为玛斯洛娃真的因此有罪并导致她被逐出医院的所谓调情这件事，事实上是这样的：

玛斯洛娃有一次奉护士长派遣，到过道尽头药房里去取草药茶，在那里碰到那个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助理医士乌斯基诺夫。乌斯基诺夫早就在纠缠她，她很讨厌他。这一次玛斯洛娃为了摆脱他，使劲推了他一把，结果他的头撞在药架上，上面有两个药瓶掉了下来，砸碎了。

这时主任医师正好从过道上经过，听见瓶子砸碎的声音，看见玛斯洛娃面红耳赤地跑出来，就气冲冲地对她嚷道：“喂，小娘儿们，你要是在这里和别人调情，我就把你打发走……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面严厉地盯着助理医士，问道。

助理医士赔着笑脸为自己辩解。主任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抬起头，透过眼镜对他瞅了瞅，然后就到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对典狱长说，要他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助手来接替玛斯洛娃。

所谓玛斯洛娃同助理医士调情，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玛斯洛娃在与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而被赶出医院，这使她感到特别痛苦，因为跟男人发生关系早已为她所厌恶，而自从她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她就更加憎恶这种事。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助理医士在内，根据她过去的身份和现在的处境来判断，都认为有权利侮辱她，而现在竟然遭到她的拒绝，不禁感到诧异。这深深地伤害了她，使她不由得可怜起自己的身世，以至于伤心得流下泪来。刚才她从牢房里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料到他一定已经听到她的罪名，本打算为自己辩白一番，说这事是冤枉的。可是等到她刚要开口辩白，她却觉得他不会相信她，她的辩白只会让他更加怀疑，于是泪水哽住了她的喉咙，使她说不下去了。

玛斯洛娃仍然认为，并且竭力让自己继续相信，就像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其实她早已又在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以至于凡是他希望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照着做了。她已经戒掉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去做杂务工。她之所以做这些事，就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那么断然地拒绝接受他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先前已经对他说过那些高傲的话，不愿再改口，但更主要的却是因为她知道同他结婚就会使他遭到不幸。她已经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不过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从前那样的人，而没有看到她内心里所起的变化，她又觉得十分难过。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错事。这个念头比起她听到最后判决她服苦役的消息来，还要令她伤心。


                             第三十章


玛斯洛娃可能随第一批犯人一起上路，所以聂赫留朵夫正在积极做着动身前的准备工作。然而他要做的事太多，他觉得无论有多少时间，也绝对做不完。他现在的情况同以前完全相反。以前他得考虑应该做什么事，而且永远只是为了他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一个人。不过，尽管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他聂赫留朵夫自己，可那些事情本身却都枯燥乏味。现在的一切事情都和别人有关，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些事情却很有趣，也颇吸引人，而且多得数不清。不仅如此，以前专为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做事总使他感到恼怒和焦躁；如今这些别人的事却使他心情愉快。

聂赫留朵夫当前要做的事可分为三类。他按他平素的严谨作风把事情这样分类，并据此把有关的文件分别放在三个文件夹。

第一类是为了玛斯洛娃，主要是为了采取措施告御状和引起皇帝的注意，并为玛斯洛娃的西伯利亚之行做些准备。

第二类是地产事务的安排。在巴诺沃，他已经把土地交给农民，条件是由他们交地租，作为他们的公益金。在库兹明斯科耶，事情仍像他原先的安排：他要收地租；不过他得确定交租的期限，确定从地租中提取多少钱作为生活费，留下多少钱作为农民的福利。他还不知道西伯利亚之行要花多少钱，因此他还不敢全部放弃这笔收入，尽管他是减半收取的。

第三类是帮助囚犯们的事情，而来求他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

起初，他对那些来求他帮忙的犯人，总是立刻为他们奔走，尽力减轻他们的痛苦；可是后来，求他帮助的犯人实在太多了，他感到无法帮助每一个人，这样他就情不自禁地承担起第四类事情来。他对这类事情的兴趣比其他三类事情大得多。

这类事情存在于下列问题的解答之中：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有什么必要存在？它是怎么产生的？由于这个机关，不仅产生了监狱，使得同类囚徒在其中认识，而且还产生了从彼得保罗要塞到萨哈林岛的各类监禁地，在这些地方成千上万的人由于那部在他看来莫名其妙的刑法而受尽苦难。

聂赫留朵夫把犯人，也就是所谓的罪犯，分为五类。

第一类人是完全无罪的，这类人是法庭错误审判的受害者。倒如被诬告的纵火犯明肖夫，又如玛斯洛娃和其他人。这种人不多，在百分之七左右，不过他们的遭遇特别令人同情。

第二类人是在暴怒、嫉妒、酗酒等特殊情况下惹事而被判刑的。他们所做的事，要是换作那些审判和处罚他们的人处于同样的情况下，多半也会做。这类人，大概超过全体罪犯的一半。

第三类人，是由于做了自认为极其平常甚至很好的事儿受到惩罚的，但他们的行为，按照那些制定法律和同他们持不同观点的人的理解，就是犯罪。属于这类的有贩卖私酒的，走私的，在地主和公家大树林里割草打柴的。还有山里的强盗和不信教、打劫教堂的人，也属于这一类。

第四类人成为罪犯，是因为他们在道德方面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这类人包括教派信徒，为争取独立而造反的波兰人和契尔克斯人，还包括各种政治犯、社会主义者和罢工者。据聂赫留朵夫的观察，这类人所占的百分比很大，其中有些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因反对政府而被定罪。

第五类人是这样一些人：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严重得多。他们为社会所弃，不断受到压迫和诱惑，以致精神麻木。他们不断为生活压力所迫，以至不得不做出所谓犯罪的事情来。很多盗贼和凶手，据聂赫留朵夫观察，就属于这类人。

于是，研究为什么上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坐牢，而另一些同他们一模一样的人却自由自在以至还可以审判前面那些人这一问题的原因，这就成了聂赫留朵夫的第四项任务。

聂赫留朵夫看了很多书，不过都是断断续续的，这样他就把找不到答案归咎于钻研不足，希望日后能找到答案。


                           第三十一章


包括玛斯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在七月五日动身（兰军注：书里写的日期都是俄历，比公历晚一个月，相当于中国的农历。），而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

在动身的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她的丈夫进城来，要同他见一面。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伊万诺夫娜.拉戈任斯卡娅比弟弟大十岁。他的成长多多少少受到她的影响。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她很喜欢他，后来，在她出嫁之前，他们变得彼此特别亲密，就好像他们是同龄人似的，虽然她其实已经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而他却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

自那以后，他们俩都堕落了：他是因为到军队里服务，过了一种腐化的生活，而她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她只在肉体上爱着的男人。这个男人不仅不热爱她和她弟弟以前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而且甚至根本不理解这一切的意义，把她原来作为生活目标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归结为纯属虚荣心作怪，想在别人面前出风头——这是他唯一能理解的解释。

娜塔丽雅的丈夫没有名望，也没有产业，但是个极其工于心计的官场老手。他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随机应变，尽量利用一定时机和一定场合下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派，不过更主要的，他能在司法界飞黄腾达，步步高升，却是依靠了某种能够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算很年轻了，却使年纪也不算太轻的姑娘娜塔丽雅爱上了他——这是完全违背她母亲的意愿的，因为她母亲认为如果她嫁给他，那将是一门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

聂赫留朵夫虽然试图隐蔽和克服对姐夫的憎恨情绪，但他还是恨他。

聂赫留朵夫之所以对他如此反感，是因为他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自以为是。不过，他对他反感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娜塔丽雅居然会那么热烈、自私、充满肉欲地爱上这个精神贫乏的人，并且为了讨好他，居然不惜抛弃自己原来所具有的一切美德。

每当聂赫留朵夫想到娜塔丽雅就是这个浑身汗毛、秃头发亮、自以为是的人的妻子，他心里都痛苦极了。他甚至按捺不住对这个人的孩子的嫌恶。每次听说她又要生孩子了，他都会产生一种类似悲悼惋惜的感情，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身上又感染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似的。

拉戈任斯基夫妇这次是自己来的，而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留在了家里。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去她母亲的老房子，但在那里只从阿格拉芬娜.佩特罗夫娜（兰军注：聂赫留朵夫母亲的女仆，聂赫留朵夫母亲去世后，接着给聂赫留朵夫当仆人。）口里听说，她弟弟已经搬到一个带家具的公寓里去了，于是便又坐上马车到那里去。在一条光线昏暗、令人窒息、白天也点着灯的过道里，一个脏兮兮的服务生告诉她，公爵不在。

娜塔丽雅走进弟弟的两个小房间，仔细看了一下。她看到所有东西都符合她所熟悉的他身上那种喜爱干净整洁的习惯，但同时房间里陈设之简朴却令她暗暗吃惊。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她所熟悉的上端镶有铜狗的镇纸；几个文件夹以及一些纸张和文具整齐的摆放方法也是她所熟悉的；令她感到熟悉的还有一把弯曲的大象牙纸刀，夹在一本法文的塔尔德的著作里，旁边还有几本《刑法典》和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

她在桌子旁坐下，给他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趟，而且今天就去。然后她对她所见到的一切惊讶地摇摇头，就回旅馆去了。

娜塔丽雅现在关心弟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城里听说的，因为那里人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另一个是他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事也是已经尽人皆知，而且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政治行为。他要同卡秋莎结婚，从某一方面来说，倒还让娜塔丽雅有点高兴。她欣赏这种果断的行为，从这一点上看到了他和她自己在她出嫁前那段美好时光里的本来面目。然而一想到弟弟竟然要娶这样一个可怕的女人，她又感到不寒而栗。后一种感情要强烈得多，于是她决定竭尽全力也要阻止他这样做，虽然她知道这将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另一件事，他把土地交给农民，倒并不那么令她揪心。但她丈夫对此事却十分愤慨，要她劝阻她的弟弟。

拉戈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是缺乏三思的无理取闹和自我欣赏的极端表现，对它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想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把土地交给农民，把租金也交给农民，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他说，“如果他真想这么做，为什么不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呢？那倒还有几分道理可言。总之，这种行为近乎神志失常。”


                         第三十二章


那天傍晚，聂赫留朵夫一回到家里，在桌子上发现他姐姐留下的字条，就立刻坐车去找她。自从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他到时只有娜塔丽雅一个人，她丈夫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她穿着一件紧腰的黑绸连衣裙，胸前扎着一个红色花结，蓬蓬松松的乌黑头发按时髦的样式梳好。

她竭力打扮得年轻漂亮，显然是要讨好和她年龄相同的丈夫的欢心。

当她看见弟弟时，她猛地跳起来，快步向他走去，丝绸连衣裙沙沙作响。他们接吻，笑容相对。他们的脸上掠过一丝幽秘的神情，那种神情意味深长，难以用语言表达。他们接着说的话就不再真挚了。

“你胖了，显得更年轻了。”他说道，而她嘴唇高兴得翘了起来。

“可是你瘦了。”

“那么，你丈夫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道。

“他在休息。他一整夜都没睡。”

他们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倒是他们的眼神说出了他们嘴里想说而又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到你住的地方去过。”

“是的，我知道。那老房子对我来说太大了，所以我就搬出来了。我住在那觉得又孤单又乏味。那儿的东西我一样都不需要了，你把东西统统拿走吧，就是那些家具什么的。”

“是的，阿格拉芬娜.佩特罗夫娜已经告诉我了，我去过那里，太谢谢你了。不过……”

最后娜塔丽雅终于断然开口了。

“不过，她经历过那种生活，难道你还指望她会改过自新吗？”娜塔丽雅问道。

他直挺挺地坐在一把小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听他姐姐说话，并尽力领会她的意思，以便好回答她的话。他最近一次同玛斯洛娃的见面令他情绪很好，心里仍充满了宁静的快乐，并对所有人都满怀善意。

“不是她而是我自己要改过自新。”他回答道。

娜塔丽雅叹了一口气。

“要那么做，除了结婚也还有其他办法啊。”

“不过我认为这个办法最好。再说，这个办法可以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里我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的人。”

“我不相信你会幸福。”娜塔丽雅说道。

“我幸不幸福不重要。”

“当然；不过，要是她有心肝的话，她就不可能幸福，甚至不可能指望幸福。”

”她也确实不指望。”

“我明白；可是生活……”

“是的——生活怎么样？”

“生活要求的是不同的东西。”

“生活什么也不要求，只要求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聂赫留朵夫说道，瞅着她那张依然美丽、只是眼角和嘴边已经出现细纹的脸。

“我无法理解，”她说着叹了一口气。

“我可怜的、亲爱的姐姐！她怎么会变了那么多？”聂赫留朵夫暗自想到，记起娜塔丽雅出嫁前的样子，对她生出了交织着无数童年回忆的温情。这时，拉戈任斯基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像平时一样高昂着头，挺着胸。他脸上浮着微笑，他的眼镜、秃头和黑胡子一齐闪闪发光。

“您好，您好！”他矫揉造作地说道，把重音念得很不自然。

他们互相握了握手，然后拉戈任斯基轻快地坐到一把安乐椅上。

聂赫留朵夫一看见这张脸，一看见那双满是汗毛的手，一听见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气，他的温和的心境顿时消失了。

“我打算跟一批犯人一起到西伯利亚去，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我认为我对她有罪。”聂赫留朵夫说道。

“我听说您不仅仅要陪她去，还有别的打算。”

“是的，我还打算跟她结婚，只要她愿意的话。”

“原来如此！如果您不嫌烦的话，请您给我解释一下您的动机。我不了解您的动机。”

“我的动机就是这个女人……就是她在堕落道路上的第一步……”聂赫留朵夫找不到恰当的措词来表达自己，于是不由得生自己的气，“我的动机就是我犯了罪，而她却受到惩罚。”

“既然她受到惩罚，那么她就不会是没有罪的。”

“她根本没有罪。”

聂赫留朵夫情绪激动地把这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是的，审判长太草率了，搞得陪审员在答复时考虑不周。不过，对于这种情况，还可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

“枢密院把上诉驳回了。”

“好了，如果枢密院驳回了上诉，那就说明上诉的理由不充分，”拉戈任斯基说道，显然抱着一种流行的见解，认为法庭判决的结果就是真理，“枢密院不可能追究和审查案情的是非曲直。要是法庭的审判确实有错误，那就应该上告皇上。”

“已经这么做了，不过没什么成功的希望。他们会问一下司法部，司法部会问一下枢密院，而枢密院会维持它的裁定，于是，和往常一样，无罪的人会受到惩罚。”

“第一，司法部不会问枢密院，”拉戈任斯基带着倨傲的笑容说道，“司法部会直接向法院调取案子的原卷，如果发现有错误，就会进行纠正；第二，无罪的人绝不会受到惩罚，即使有，也是极其罕见的个别现象。凡是受到惩罚的人，总是有罪的。”拉戈任斯基不慌不忙地说道，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

“可我觉得事实恰好相反，”聂赫留朵夫对姐夫反感地说道，“我相信，被法庭判刑的人，大多是无罪的。”

“这话怎么讲？”

“我说的无罪就是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例如这个被控毒死别人的女人就是根本无罪的；又如我最近认识一个农民，被控谋杀，其实他从没杀过人，也是无罪的；还有一对母子被控犯了纵火罪，其实他们也无罪，那火是主人自己放的，可他们却差点被定了罪。”

“是的，这个当然，审判错误是向来都有的，而且将来还会有；人类的机构不可能十全十美。”

“除此以外，有很多人被控犯罪，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是在某种社会环境里长大的，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是错的。”

“对不起，您这话可不对。每个贼都知道偷窃是错的，我们不应该偷窃——偷窃是不道德的，”拉戈任斯基说道，又露出那种若无其事、自以为是、略带轻蔑的微笑，这让聂赫留朵夫特别恼火。

“不，他不知道。别人对他说：别偷东西，可是他知道，工厂老板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偷窃他的劳动，而政府则通过其全部官员用收税的方式不断地盗取他的财物。”

“啊，这是无政府主义，”拉戈任斯基平静地说道，对他内弟的话下了定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主义，我只是在说当前发生的事实，”聂赫留朵夫继续说道，“他知道政府在抢他们的东西。他知道我们这些地主老早就在抢他的东西，从他手里抢走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可是后来，他在被抢的土地上捡了一点树枝当柴烧，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监狱，硬要说服他他是个贼。当然，他知道，不是他而是那些从他手里抢走土地的人才是贼，因此，让他被抢的东西物归原主，是他对他的家庭应尽的责任。”

“我既听不懂您的话，也不同意您说的话。土地必须是私有财产。要是您把土地分给大家，”拉戈任斯基说道，他已经确信聂赫留朵夫是个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要求平分全部土地，而这样分土地是很愚蠢的，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这一点，“要是您今天把土地平分给大家，那么明天它又会回到那些最勤劳、聪明的人手里去。”

“谁也没有打算平分土地，但土地不该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该成为买卖或者租佃的对象。”

“财产私有权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天性。没有财产私有权，我们就会回到野蛮时代。”拉戈任斯基用权威的口气说道，重复着维护土地私有权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被认为是驳不倒的，其建立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假定，即人们占有土地的欲望证明了他们占有它的权利。

“正好相反，只有土地不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了，它才不会像现在这样荒废。现在那些地主们就像狗霸占着马槽一样，自己又不会种地，又不让会种的人去种。”

“可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您所说的这些简直是发疯！难道在我们这个时代能消灭土地私有制吗？我知道这个问题是您由来已久的兴趣所在。不过请允许我坦率地告诉您……”拉戈任斯基说到这里脸色发白，声音发颤，很显然这个问题触动了他的要害，“我得奉劝您在实际着手处理这问题之前，先好好考虑考虑。”

“您说的是我的个人问题吗？”

“是的。我坚持认为我们这些处于特殊地位的人，必须承担由这种地位而产生的责任，必须维护我们自出生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其中的生活条件，那是我们从祖先手里继承下来的，将来也应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认为我的责任是……”

“对不起，”拉戈任斯基继续说道，不让对方打断他的话，“我说这话既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境况是有保障的：我挣的钱足够我们过得舒舒服服了，而且我看得到我的孩子们将来也会这么过。因此，我反对您考虑不周的行为——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益；我从原则上就不能同意您的意见。我劝您三思而后行，多读点书……”

“请让我自己来处理我自己的事吧，让我自己来决定什么书该读，什么书不该读。”聂赫留朵夫脸色发白，双手发凉。


                         第三十三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又就法律问题和他从事法务工作的姐夫拉戈任斯基进行争执。

”好像公正就是法律的目标似的。”聂赫留朵夫说道。

“还能有什么别的目标呢？”

“维护阶级利益。法律，在我看来，只是一种用来维护有利于我们阶级的现存制度的工具罢了。”

“这倒是一种全新的见解，”拉戈任斯基带着一种若无其事的微笑说道，“一般认为法律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我发现实际并非如此。法律的唯一目标就是维持现状，因此它要迫害和惩办那些思想高于一般水平并想提高这个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政治犯，同时又要迫害和惩办那些思想低于一般水平的人，也就是所谓犯罪型。”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首先，我不能认同那些政治犯之所以受到惩办是因为他们的思想高于一般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社会渣滓，跟您认为思想低于一般人的犯罪型一样堕落，只是在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

“可是我认得一些人，他们在道德水平上比审判他们的法官不知要高多少倍。所有那些教派信徒都品德高尚，在……”

然而，拉戈任斯基有个习惯，说话的时候不容许别人打岔，所以他不听聂赫留朵夫说话，而是继续说自己的话，这便使得聂赫留朵夫更加恼火。

“我也不能认同说法律的目标在于维持现存制度。法律的目标是要么改造……”

“多好的一种改造啊，在监狱里！”聂赫留朵夫插嘴道。

“要么除掉，”拉戈任斯基固执地继续说道，“那些威胁社会的堕落分子和野蛮的暴徒。”

“我在法庭上见过助理检察官怎样竭尽全力硬要把一个男孩治罪，而那个男孩只会引起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的同情。我还知道另一个审讯教派信徒的检察官，竟然认为朗读《福音书》是触犯了刑法。事实上，法院的全部活动就在于干这种毫无意义而又残酷的勾当。”

“要是我这样想，我就不会做这种工作了。”拉戈任斯基说着站了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见姐夫的眼镜底下有一种蹊跷的亮光。“难道那会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暗想。果然，那真的是屈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子跟前，掏出手帕，清了清喉咙，开始动手擦眼镜，而且在取下眼镜后还擦了擦眼睛。

当他回到沙发上时，他点着一支雪茄，不再说什么。

聂赫留朵夫看到他把姐夫和姐姐得罪到这个地步，不由得又难过又羞愧，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动身，从此再也不会同他们见面了。

他尴尬地与他们告了别，便回家去了。

“我说的话多半是正确的，至少他没有什么话可以驳倒我。不过我不该用那种态度对他说话。我能这样被邪恶的感情迷了心窍，这样冒犯了姐夫，弄得可怜的娜塔丽雅这样伤心，可见我这人改变得很少。”他想。


                          第三十四章


包括玛斯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离开莫斯科。因此，聂赫留朵夫为了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便打算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前一天晚上，聂赫留朵夫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自己的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其中有几段话是他离开彼得堡（兰军注：指聂赫留朵夫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上诉结束）之前写的：“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却情愿牺牲自己。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在我看来，她的内心在起变化，我不敢相信，但这使我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一段话，他继续读道：“我遇到一件很痛苦但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行为不端，我顿时感到痛苦极了。我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带着又嫌恶又憎恨的心情和她说话，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想到她所做的这种令我痛恨她的事我自己也做过许多次，即使在最近，也还有过做这种事的念头。于是忽然间，我讨厌起我自己来，同时又怜悯她，这样我的心里又舒畅了。只要我们总能及时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译者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们就会变得更善良。”读过之后，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我今天去见了娜塔丽雅。由于自满，我变得不善，凶狠，至今仍觉得心情沉重。哎，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从明天起，我要开始过新生活。永别了，往日的生活！许多新的印象在我脑海里堆积，但我还无法将它们连成一个整体。”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后悔跟他姐夫发生争吵的事。

“我可不能就这样走掉，”他暗想，“应该去向他们道歉才对。”但他看了一下表，发现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以免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他匆匆收拾好行李，打发看门人和塔拉斯，也就是随聂赫留朵夫一起上路的费多霞的丈夫，把他的行李直接送到车站去，接着雇了他所遇到的头一辆出租马车，直奔监狱。

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那班火车早两个小时开，因此他把公寓的房钱完全付清，打算再也不回来了。

正是七月，天气热得难以忍受。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闷热的一夜之后，还没有凉下来，又把它们的余热送到炎热而停滞的空气里。一点风都没有，不过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刮来一股饱含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臭又热的空气。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清晨四点开始，就一直在移交和验收要出发的犯人。这工作非常紧张，到现在还在继续。这批出发的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人和六十四名女犯人。所有这些人必须按花名册一个个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一名医师、一名助理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在位于院子里靠墙的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坐着，桌子上放着公文簿和各种办公用具。他们逐个叫着犯人的名字，犯人们就一个个走过去，由他们进行审查、问话和登记。

现在桌子已经渐渐晒到阳光了。由于没有一丝风，加上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呼出热气，结果就弄得人更加闷热难耐。

“你们站在那里干吗？快过来！”押解官对那些还没有验过身份的犯人吆喝道，他们一个挨着一个挤在一起。犯人们已经站在那里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而且不是站在阴凉的地方，而是站在大太阳底下。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门外有二十多辆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犯人的行李和因体弱而无法走动的犯人。街道转角处站着一些犯人的亲友，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送给他们一点东西。

聂赫留朵夫也站在这群人中间。他已经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当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咕哝声。

这样持续了大约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有几个看守在一个小门进进出出。最后，传来一声口令。大门轰隆隆地打开了，铁镣的哐当声变得更响了，一队身穿白军服、肩上扛着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来，在大门外排成一个整齐的大圆圈。很显然，这是他们常干的训练有素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来一声口令。剃了光头、头上戴着像薄饼一般的囚帽的男犯人两人一排走了出来。他们背上背着袋子，脚上拖着铁镣，艰难地迈着步子，同时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

先出来的是服苦役的男犯人，一律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方布，这是苦役犯的标志。个个都拖着哐当响的铁镣，拼命地挥动着一条胳膊，仿佛要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可是他们只走了十几步就停住了，顺从地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依次站好。随后，又有一批剃了光头的男犯人从大门里拥了出来。他们也穿着同样的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个人的手都用一副铁铐铐在一起。他们是流放犯。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也是四人一排，各自站好。随后走出来的，是各村社判处流放的农民。

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她们穿着城里的或者乡下的服装。有几个女人手里抱着娃娃，用她们的灰色囚袍的前襟包着。

跟女犯一起走的还有一些孩子，有男孩，也有女孩。这些孩子像马群里的小马那样夹在女犯人中间。

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是偶尔咳嗽几声，或者简短地说一两句话。

然而女犯人那边却一刻不停地传出说话声。聂赫留朵夫觉得玛斯洛娃出来时他好像看见她了，但后来她就消失在一大群人里了。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仿佛丧失了人类的特征，尤其是那些排在男人后面、带着孩子和袋子的女犯，更是丧失了女性的特征。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经清点过所有犯人，可拥解兵还是又重新清点了一遍，同原先的人数核对一下。

押解兵对犯人们破口大骂，把他们推来推去，然后押解兵又重新清点了一遍。等到全部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就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顿时骚乱起来。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一齐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他们的袋子放到车上，然后爬上车去。抱着啼哭的婴儿的女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座位的孩子和无精打采、脸色阴郁的男犯都爬上大车，坐好。

有几个男犯脱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向他请求要求坐车。押解官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看那几个提出请求的人，只管自己吸烟，后来忽然对着一个男犯人挥动他那短短的胳膊。那犯人怕挨打，慌忙往肩膀中间缩起光头，赶紧跑开了。

“我会给你一个让你记住一辈子的搭车经历的！搭你的脚去吧！”押解官嚷道。只有一个戴着脚镣、身子细长、颤颤巍巍的老头得到押解官的准许上了车。他脱下薄饼般的囚帽，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锁链，爬了好久都爬不上车。幸亏一个坐在车上的女人帮忙，抓住他的一只手，这才总算把他拉上去了。

“全体，起步走！”押解官命令道。那些士兵们把他们肩上的枪弄得当啷作响。犯人们脱掉帽子，用手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叫嚷着什么，犯人们也大声叫嚷着回答。有的女人开始号啕大哭起来。整个队伍就在穿白色军服的士兵的包围下走动起来，犯人们脚上的锁链扬起了尘烟。带头走着的是士兵，他们身后是戴脚镣的犯人，后面是流放犯，随后是村社流放犯，再然后是女人。最后面是大车，车上载着行李和身体衰弱的人，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女人，裹紧衣服，不住地哀号和痛哭。

队伍很长，等到前面的人已经走远，看不见了，后面那些载着行李和体弱的人的大车才刚刚起动。大车一起动，聂赫留朵夫就坐上那辆一直在等候他的马车，吩咐车夫赶上前面的队伍，想看看在这批男犯中间有没有熟人，并在女犯中找到玛斯洛娃，问问她有没有收到他送去的东西。

天气十分热，空中没有风，上千只脚扬起的灰尘，始终飘浮在街中央走着的犯人们头上。犯人们走得很快，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跑得比较慢，费了好半天工夫才赶到队伍前头。马车经过一排又一排模样古怪的可怕生物，可是聂赫留朵夫一个也不认识。

犯人们继续走着，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迈动上千只穿着同样的鞋袜的脚，合着步伐摆动空着的手，仿佛在给自己打气似的。他们人数那么多，模样又那么相似，都处在那么古怪的特殊环境下，以至于在聂赫留朵夫看来，他们好像不是人，而是一种特殊的、可怕的生物。

聂赫留朵夫的马车赶上那些女犯人，他立刻认出了玛斯洛娃。她在第二排第三个。她肩上搭着袋子，眼睛照直瞧着前方，脸色镇定而坚毅。这一排的第四个人是个年轻美丽的女人，步伐矫健，穿着一件短短的囚衣，按农妇中流行的样式扎着头巾，她就是费多霞。

聂赫留朵夫从马车上跳下来，向女犯队伍走去，想问问玛斯洛娃有没有收到他送来的东西，她感觉如何，可是一个押解犯人的军士在队伍这边走着，立刻发现了他，向他跑来。

“您不能这样做，先生。接近队伍是违反规定的。”他一面赶过来，一面喊道。

但当他认出是聂赫留朵夫（监狱里人都认识聂赫留朵夫）时，就把手指举到帽檐上敬了个礼，在聂赫留朵夫身旁站住，说道：“现在不行，先生。等到我们到了火车站就可以了，这儿是不允许的……别掉队，快走！”他对犯人们吆喝道，接着抖擞精神，不顾天气炎热和穿在脚上的漂亮的新皮靴，快步跑回他原来的位子去了。

聂赫留朵夫回到人行道上，吩咐马车夫赶着马车跟在他身后，自己则同队伍并排走着，以便将其保持在视线之内。这支队伍不管走到哪里，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看到他们又是恐惧又是怜悯。乘车路过的人都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目送着这些犯人。过路的行人都止住脚步，惊讶而恐惧地瞧着这可怕的景象。有些人走上前去，施舍一点钱。押解兵就把钱收下。有些人仿佛中了催眠术似的，跟着队伍往前走，不过走了一阵又停住脚，摇摇头，只是目送着队伍。每过一处，人们都纷纷从大大小小的门里跑出来，还叫别人也出来看，也有人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们都呆呆地望着这支可怕的队伍，沉默不语。


                          第三十六章


聂赫留朵夫跟上犯人们快步向前走去。虽然他穿得很少，但还是热得受不了，主要是因为街上尘土飞扬，空气停滞而炎热，使人闷得透不过气来。

他走了四分之一里路的样子，就又坐上马车往前走，可是马车走在街当中，他觉得更热了。

天气变得更热了。墙壁和石头仿佛都在冒热气，人行道似乎能烤伤人的脚。聂赫留朵夫的手上没有戴手套，一碰到马车上过漆的挡泥板，就像被火烫了一下似的。

马有气无力地在街上跑着，蹄子在尘土飞扬、不平坦的路上踩出均匀的嘚嘚声。马车夫不住地打着盹儿。聂赫留朵夫坐在车上，脑子里一片空白，眼睛冷冷地瞧着前方。


                         第三十八章


聂赫留朵夫来到火车站，犯人们已经全都坐在装有铁格窗的车厢里了。站台上站着几个送行的人，但押解兵不准他们接近车厢。

押解兵这天特别劳神。从监狱到火车站，一路上中暑死亡的人，除了聂赫留朵夫看到的两名犯人以外，还有三名：其中一名也像前两名那样送到就近的警察局去了，还有两名都是在火车站倒下的。（八十年代初，有一批犯人从布狄斯基监狱押送到下城火车站，一天里就有五名犯人中暑死亡。——列夫.托尔斯泰注。）让押解人员烦心的，倒不是有五个人本来可以不死，现在却在他们的押解下死了。这事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让他们烦心的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依法办理的手续，例如把尸体送到该送的地方去，上交他们的文件和杂物，把他们的名字从必须押送到尼兹尼的犯人花名册中勾掉，而这些事办起来是很麻烦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大热天。

押解兵此刻正忙着办理这些事，因此在这些事还没办完以前，他们不准聂赫留朵夫和其他要求和犯人见面的人接近车厢。不过，聂赫留朵夫给了押解的军士一点钱，于是没过多久就获得了许可走近车厢。这个军士放聂赫留朵夫过去，但要求他快点谈完就走开，以免被某个长官发现。

聂赫留朵夫从一节车厢的窗口往里张望，看见押解兵在过道上给犯人们卸下手铐。犯人们纷纷伸出手来，一个押解兵拿着钥匙打开手铐上的锁，把手铐脱掉。另一个押解兵把手铐收集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走过所有男犯车厢，来到女犯车厢跟前。第二节车厢里传出一个女人均匀的呻吟声：“噢，噢，噢！噢，上帝啊！噢，噢！噢，上帝啊！”

聂赫留朵夫走过这节车厢，按一个押解兵的指点，走到第三节车厢的窗口。聂赫留朵夫刚把头凑近窗口，就感到有一股充满汗酸气的热气迎面袭来，同时清楚地听见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

所有座位上都坐着满脸通红、大汗淋漓、身穿囚袍和短上衣的女人，她们在大声说话。聂赫留朵夫的脸凑近铁格窗口，引起了她们的注意。离他最近的几个女人都停止说话，向他这边凑过来。玛斯洛娃，只穿着一件白色的外衣，头上没有包头巾，坐在对面窗口那边。皮肤白净、脸带笑容的费多霞坐在她旁边，离他这边近一点。她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碰了碰玛斯洛娃，指指这边的窗口。

玛斯洛娃慌忙站起来，把头巾往乌黑的头发上随便一裹，热得发红的脸上带着微笑，走到窗子跟前，抓住一根铁条。

“啊，天气真热！”她带着快乐的微笑说道。

“东西收到了吗？”

“是的，谢谢。”

“还需要什么东西吗？”聂赫留朵夫问，觉得从热烘烘车厢里冒出来的热气简直就像是从炉子里冒出来的一样。

“什么也不需要了，谢谢。”

“要是能弄点水给我们喝喝就好了，”费多霞说道。

“是的，最好能给我们弄点水喝喝。”玛斯洛娃也跟着说。

“难道你们没有水喝吗？”

“他们送来过，但是都喝光了。”

“我这就去问押解兵弄点水来。我们要到尼兹尼才能再见面了。”

“难道您也去吗？”玛斯洛娃仿佛不知道这件事似的，快乐地瞅了聂赫留朵夫一眼，说道。

“我坐下一班火车走。”

玛斯洛娃什么也没说，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妇女当中没人害病吧？”聂赫留朵夫问道。

“娘儿们身子骨倒更硬朗些，”另一个身材比较矮小的女犯人笑着说，“只是有一个却异想天开，要生孩子了。听，她在那儿嚷嚷呢。”她说着，指了指隔壁的车厢，那儿不断地传来呻吟声。

“您问我们还需要什么，”玛斯洛娃竭立忍住她唇边流露出来的快乐的笑意，说道，“那么，能不能把这个女人留下来？她这样太受罪了。要是您愿意去和长官们说说的话。”

“好的，我去说。”

“还有，能不能让她见见她的丈夫——塔拉斯？”她用眼睛指了指笑吟吟的费多霞，补充道，“他是和您一起来的吧，不是吗？”

“老爷，您不可以和她们说话。”一个押解的军士说道。

他不是那个放聂赫留朵夫过来的军士。聂赫留朵夫就走开，去找军官，想为临产的女人和塔拉斯求情，可是没能找到他，而且花了老半天也没能从任何一个押解兵那里打听到他在哪里。他们都很忙：有的正带着一名犯人到什么地方去，有的跑去给自己买吃的，有的把自己的行李放到车厢里，有的在服侍和押解官一起上路的太太。他们都不愿意回答聂赫留朵夫的问题。

一直等到第二遍铃响过之后，聂赫留朵夫才找到押解官。

“您有什么事？”他问聂赫留朵夫。

“你们这儿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所以我想，应该……”

“哦，那就让她生好了。等生出来再说。”押解官说着，用力摆动着两条短短的胳膊，朝他自己那节车厢走去。

这时候，列车长手里拿着哨子，走过这里。紧接着响起了最后一遍铃声和哨子声，从站台上送行的人丛中和女犯车厢里传出一片哭泣声和祈祷声。

聂赫留朵夫跟塔拉斯并排站在站台上，眼看一节节安着铁格窗的车厢和车窗里那些男人剃光了头发的脑袋从他们面前闪过。随后第一节女犯车厢开过来，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里面那些女犯，有的扎着头巾，有的露着头发。然后第二节车厢开过来，里面仍旧传出那个临产女人的呻吟声。再后面就是玛斯洛娃的那节车厢。她和另外几个女犯一起站在窗口，面带凄苦的微笑，瞧着聂赫留朵夫。


                         第三十九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所搭乘的那班客车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他在头等候车室候车，因为疲乏而睡着了。一个服务生叫醒了他，告诉他有位太太正在找他。原来是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来为弟弟送行。

“你为什么要……要作茧自缚呢？”娜塔丽雅怯生生地加了一句，“你为什么要跟着去呢？”

“我去是因当我必须去，”聂赫留朵夫严肃而冷冷地说道，似乎希望不再谈这事。不过，他立刻因为刚才对姐姐这么冷淡而感到羞愧。“我为什么不把心里所想的统统告诉她呢？”他暗想，他决心再对姐姐说一遍。

“你是说我打算和卡秋莎结婚这件事吗？好吧，你看，我是决心这样做了，可是她明确而坚决地拒绝了。”他说着，声音颤抖了起来。每次他说到这件事，总是会这样。“她不愿接受我的牺牲，但是她却在牺牲她自己，而就她的处境来说，她这牺牲意味着太多。我不能接受这种牺牲，如果它只是一时冲动的话。所以我现在要跟她一起去，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而且我还要尽我的力量来减轻她的厄运。”

聂赫留朵夫走出去，来到站台上。他和拿着他的行李的搬运工以及背着袋子的塔拉斯一起向左边走去。

“这是我的同伴。”聂赫留朵夫指了指塔拉斯，对姐姐说道。

“难道你真的就坐三等车厢吗？”当聂赫留朵夫在一节三等车厢前站住、搬运工和塔拉斯拿着行李一起走上那节车厢时，娜塔丽雅问道。

“是的，我觉得这样更方便些，我可以和塔拉斯在一起。”他说道。“哦，还有一件事，”他补充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把库兹明斯科耶的土地分给农民，所以万一我死了，就由你的孩子继承那些土地。”

“德米特里，别说这种话！”娜塔丽雅说道。

“如果我把那些土地也给了农民，那我所能说的就是剩下的一切都将给他们，因为我恐怕不会结婚，而且即使结婚了也不会有孩子，所以……”

“德米特里，别这么说！”娜塔丽雅说道，不过聂赫留朵夫却看出她听了他这话很高兴。

聂赫留朵夫走进车厢，那儿被太阳晒得又热又臭，于是他立刻走到车尾的小平台上。

娜塔丽雅头上戴着一顶时髦的帽子，披着披肩，站在车厢旁边，显然在找话题，但又找不到。

她甚至不能说一句“给我写信”，因为她很久以前就和弟弟一起嘲笑过那些即将分别的人所习惯性使用的这句套话。那短短几句关于财产和继承问题的谈话，一下子就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他们觉得彼此疏远了，因此等到火车开动，娜塔丽雅心里反而暗自高兴，她只能点点头，带着难过而温柔的表情说道：“再见，再见，德米特里！”

可是这节车厢刚一离开她身边，她就想到她该怎样把她和弟弟的谈话告诉丈夫，于是她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看上去心事重重的样子。

聂赫留朵夫呢，也一样，尽管他对姐姐一向只有最善良的感情，而且也没有对她隐瞒过任何事情，可现在和她在一起，他却觉得压抑、难过，心里巴不得早点分开。他觉得当年同他那么亲近的娜塔丽雅已经不复存在了，取代她的只是一个和他格格不入、让人讨厌、肤色发黑、浑身多毛的男人的奴隶。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为直到他谈到她丈夫感兴趣的事，也就是把土地交给农民和遗产继续的问题时，她的脸色才显得特别兴奋，大放光彩。

而这一点使他感到伤心。


                           第四十章


这些人个个都是铁石心肠，心里连最基本的怜悯感情都没有，而这无非是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爱人之心就渗不进他们的心中，就像这些用石头铺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铺着杂色石头的斜坡想着，斜坡上的雨水没有渗进地里去，却汇成一股股细流淌下来。


                          第四十二章


兰军注：火车到了一个站台，上来了几个工人，他们被列车员和有钱人驱赶着，不愿他们上车也不愿他们坐在自己车厢，很可怜。

同塔拉斯攀谈的园丁这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这样一来，塔拉斯旁边和对面就空出三个座位。有三个工人就在这些空位子上坐下来。当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时，他们看见他那身上等人的装束，便手足无措，赶紧站起来准备走开，聂赫留朵夫却叫他们仍旧坐在原处不要动，自己在靠近过道的座位扶手上坐下来。

那几个工人当中，有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同一个年轻的工人互相看了一眼，露出大惑不解甚至恐惧的神色。他们看见聂赫留朵夫不但不像一般做老爷的那样申斥他们，把他们赶走，反而让出座位来给他们坐，不由得感到惊讶。他们甚至担心这会不会产生对他们不利的后果。

不过，他们看到并没有什么潜在的阴谋诡计，而且聂赫留朵夫同塔拉斯的谈话也很随便，他们这才放下心来，并要一个小伙子坐到袋子上，请聂赫留朵夫坐回他自己的位子。那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坐在聂赫留朵夫对面，开始有点畏畏缩缩，竭力把穿着树皮鞋的脚缩起来，免得碰到老爷的脚，不过后来他却跟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谈得很投机，遇到他想让聂赫留朵夫特别注意自己的话时，甚至还伸出一只手来，用手背碰碰聂赫留朵夫的膝盖。

他讲起自己的种种情况，讲起他们在泥炭沼泽地里的工作情况。他们在那儿干了两个半月的活，每人大约挣了十个卢布，因为有一部分工钱他们在上工的时候已经预支了，现在就是带着工钱回家去。他讲他们总是在没膝深的水里干活，从日出一直干到日落，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两个小时。

“干这活当然很苦，”他说，“不过只要干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只要伙食过得去就行。”

“我出了多次门，像您这样的老爷可从来没见过。他非但不敲你的脑袋，还让位子给你坐。”他最后对塔拉斯说道，“可见老爷也不都是一样的。”

“是啊，这可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截然不同世界。”聂赫留朵夫瞧着这些骨瘦如柴却又筋骨强健的四肢，瞧着粗糙的土布衣服，以及这些黝黑、疲劳而亲切的脸庞，觉得他周围全都是全新的人，他们过着劳动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里有真正的兴趣、欢乐和痛苦。

他感觉到一个旅行家发现一个崭新、未知而美丽的新世界时的快乐。



                              第三部


                             第一章


包括玛斯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已经走了大约三千英里。她和其他刑事犯一起坐火车、乘轮船，一直到达彼尔姆。直到来到这儿，聂赫留朵夫才成功得到让她和政治犯一起行进的许可，这是政治犯队伍中的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建议的。

去往彼尔姆的这段路对玛斯洛娃来说，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非常难受：肉体上难受是因为过度的拥挤、肮脏和讨厌的虫子令她不得安宁；精神上难受则是由于同样令人厌恶的男人们。男人就像害虫一样，尽管每站都会换一批，但每个地方的男人都是一样地胡搅蛮缠。他们挤在周围，让她一刻不得安宁。在女犯和男犯、看守，以及护送士兵中，盛行着一股玩世不恭的放荡之风。如果一个女犯不愿利用她的女人身份，她就必须时刻警醒。总是处于这种恐惧和争斗的状态是十分痛苦的，而由于迷人的外表和尽人皆知的过去，玛斯洛娃格外容易受到侵犯。她对所有男人的胡搅蛮缠的坚决抵抗已经惹怒了他们，并唤醒了另一种对她恼羞成怒的情绪。不过这种境况由于她与费多霞还有塔拉斯的亲近而有所改善，塔拉斯在听说他妻子受到骚扰后，为了保护她自愿被捕，从尼兹尼.诺夫哥罗德开始就一直和犯人队伍一起前行。

自从玛斯洛娃被允许加入政治犯队伍后，她各方面的境况都有所好转，除了政治犯的住宿和伙食比较好之外，也不会受到那么多的粗暴对待。玛斯洛娃的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不再受到男人的骚扰，不会再有人提起她极力想要忘掉的过去。而这种变动的主要好处在于她认识了几个对她的性格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的人。

玛斯洛娃得到允许，可以每站都和政治犯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个强壮健康的女人，她被迫同刑事犯们一起前进。还有两个政治犯同样跟着她这队前行：玛丽.帕夫诺夫娜.谢基尼娜，那个曾在聂赫留朵夫去监狱探视博戈杜霍夫斯卡娅时引起他注意的长着淡褐色眼睛的漂亮姑娘，还有一个名叫西蒙松的年轻人，头发蓬乱，深色皮肤，眼窝深陷，聂赫留朵夫同样在那次探视中见过他，如今正去往流放雅库茨克地区。玛丽.帕夫诺夫娜步行是因为她把自己在车上的位子让给了一名怀孕的女刑事犯；而西蒙松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享受阶级特权是不对的。这三个人一大清早就同刑事犯一起出发，而其他政治犯则晚些时候坐车跟上来；这种安排一直维持到到达某个大城镇之前的最后一段行程，那里会有新的押解官接管队伍。

九月一个下雨的清晨，不时刮起阵阵寒风，雨雪交替地落下。整个犯人队伍（大约四百名男犯和五十名女犯）已经在旅站的院子里集合。其中一些人围挤在押解官的周围，他正把这两天的生活费发给特别指定的犯人，再由他们分给其余的犯人；还有一些人正在向被放进院子的女商贩们买食物，可以听到犯人们纷纷数钱买东西的声音，还有女人在尖声叫卖。

玛斯洛娃买了鸡蛋、面包、鱼和甜面包干，把它们放进她的袋子里，而玛丽.帕夫洛夫娜在给女商贩付钱。这时犯人们开始动起来，他们不再说话，在自己的位子上站好。军官走出来，在出发前发出最后的指令。

一切如常进行。清点犯人人数，检查他们腿上的镣铐，那些成双前进的人被锁在同一副手铐上。这时突然响起军官愤怒的发号施令声，还有殴打声，以及孩子的哭声。所有人顿时安静下来，接着人群中发出低沉的抱怨声。玛斯洛娃和玛丽.帕夫诺夫娜向发出喧闹声的地方走去。


                             第二章


这是玛丽.帕夫诺夫娜和卡秋莎来到现场后看到的情形。一个留着浅黄色小胡子、身体强壮的军官，皱着眉站在那儿，揉着由于扇犯人耳光而打痛的右手掌，嘴里说着粗俗的骂人的话。在他面前站着一个又高又瘦、剃了阴阳头的犯人，穿着不合身的短外衣和更短的裤子，用一只手擦着流血的脸，另一只手抱着一个裹着围巾、正在尖叫的孩子。

“我要教训教训你（粗俗的辱骂）。我要让你知道顶嘴的下场（更多的辱骂）。你把她交给女犯们！”军官喊道，“现在，戴上它们！”

由于妻子死于伤寒，这个被乡村公社判处流放的犯人从托木斯克开始就一路带着他的小女儿。军官现在命令他戴上手铐，流放犯解释说戴着手铐就无法抱孩子，而这却触怒了本来情绪就不好的军官，于是他就因为这个惹事的犯人没有立刻服从命令而打了他。

受伤的犯人旁边站着一个押解士兵和一个留着黑色胡须的犯人，他一只手戴着手铐，眉毛下阴郁的眼睛不时看看军官，再看看受伤的犯人和那个小女孩。军官再次向士兵下令把女孩带走。犯人中的抱怨声开始越来越响。

“从托木斯克开始这一路他们就没戴过。”后排有人用嘶哑的声音说道，“那是个孩子，不是小狗。”

“他能拿这个小姑娘怎么办？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另一个人说道。

“是谁？”军官喊道，仿佛被刺痛似的冲进人群，“我来教你什么是法律。谁说的？你吗？你吗？”

“所有人都这么说，因为……”一个宽脸的矮个子犯人说道。

没等他把话说完，军官就用两只手向他的脸上打去。“想造反是不是？我会让你们知道造反意味着什么。我要把你们全部像狗一样枪毙，当局只会感激我。把女孩带走。”

人群安静下来。一个押解兵把拼命尖叫的女孩拖走。另一个给顺从地伸出手来的犯人戴上手铐。

“把她带到女犯那边去。”军官一边整理他的佩剑，一边叫喊道。

小女孩儿的脸变得通红，挣扎着从围巾里伸出胳膊，不停地尖叫着。玛丽.帕夫诺夫娜从人群中走出来，来到军官跟前。

“你能让我来抱这个小女孩吗？”她说道。

“你是谁？”军官问道。

“是个政治犯。”

玛丽.帕夫诺夫娜漂亮的脸庞和美丽、突出的眼睛（他在接管犯人的时候就曾注意过她）显然对军官起了作用。他沉默地看着她，似乎在考虑，然后说道：“我无所谓；如果你要的话就抱着她吧。表示同情很容易！但如果他跑了，谁来负这个责？”

“他抱着孩子怎么跑？”玛丽.帕夫诺夫娜说道。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你要的话就把她带走。”

“我该给她吗？”士兵问道。

“是的，给她吧。”

“到我这儿来。”玛丽.帕夫诺夫娜说道 ，试着把孩子哄到她这儿来。

但士兵手中的孩子却向她爸爸探过身去，仍旧尖声叫着，不愿意到玛丽.帕夫诺夫娜那里去。

“等一下，玛丽.帕夫诺夫娜，”玛斯洛娃说着从她的袋子里拿出一个甜面包干，“她会到我这儿来的。”

小女孩认得玛斯洛娃，一看见她的脸和甜面包干，就由她把自己带走了。

一切归于平静。大门已经打开，队伍走到外面，排好队。押解兵重新清点了人数。大口袋被放在车上，体弱的犯人坐在上面。玛斯洛娃手里抱着孩子，走到女犯队里，站在费多霞旁边。西蒙松始终注视着所发生的事情，迈着坚定的大步向刚刚发布完命令、正往马车上坐的军官走去，对他说：

“您刚才的行为很恶劣。”

“回到你的位子上去；这不关你的事。”

“我的职责就是要告诉您刚才的行为很恶劣，我已经告诉您了。”西蒙松说着，两道浓眉下的眼睛盯着军官的脸。

“好了吗？出发！”军官喊道，根本不理西蒙松，然后按着赶车人的肩膀上了马车。队伍开始动起来，拉得很长，穿过茂密的森林，行进在两边都有沟的泥泞大道上。


                              第三章


尽管条件艰苦，但对于在城里过了六年奢侈、堕落生活的卡秋莎来说，这几个月同政治犯在一起的监狱生活反而很好。每天走上十五到二十英里，很好的伙食，每走两天还可以休息一天，这些都令她的身体强壮起来，而和新同伴的关系为她展现了一个从没想到过的充满乐趣的生活。和她在一起的人都是这么的好（她这么认为），她不仅从没遇到过，甚至都无从想象。

“就是啊！当初被判刑的时候我哭了。”她说，“其实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倒都要感谢上帝。我已经学到很多，那是我以前不可能发现的。”

她无疑是毫不费力就理解了指导这些人行动的动机，同时作为平民，她给予他们充分的同情。她明白他们是为了人民反对上层阶级，尽管他们自己属于上层阶级，却为了人民牺牲自己的特权、自由和生命，这一点令她尤为尊重和敬佩。

所有的新伙伴都令她愉快，尤其是玛丽.帕夫诺夫娜，不仅令她感到欣喜，更怀着一种特有的敬佩和挚爱之情。令她感到惊奇的是，这个会说三种语言的美丽姑娘是一个富有的将军的女儿，她把富有的哥哥送给她的所有东西都分给了别人，自己却过得像个最朴素的工人家的姑娘，穿戴不仅简单，甚至寒酸，对自己的外表一点都不在意。她从不卖弄风情，这一特性令玛斯洛娃格外惊奇，也更加吸引她。

玛斯洛娃看得出来玛丽.帕夫诺夫娜知道、甚至是高兴地知道自己很漂亮，但对于她的美貌对男人产生的作用却不怎么高兴，甚至感到害怕，对于所有恋爱都绝对厌恶和恐惧。她的男同伴们知道这一点，从来没有爱上她——或者即使爱慕她，无论如何也要掩饰起来——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男人；但对骚扰她的陌生人，她为自己的力气大而感到自豪，也因此才能不吃亏。

她成为一个革命者，据她说，是因为她从小就对富有的生活感到厌恶，热爱普通人的生活。她经常由于喜欢待在仆人的住处、厨房或者或者马厩这些地方而不是客厅而受到责骂。

“但是我觉得和厨师还有马车夫们待在一起很有乐趣，而和太太先生们在一起很无聊。”她说，“后来，我开始明白一些事，我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完全错误的。我没有母亲，也不喜欢我父亲，于是十九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和一个女朋友一起去工厂当工人。”

离开工厂后，她住在一个村子里，之后又回到城里，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那儿有一台秘密印刷机。她就是在那儿被捕的，被判处强制劳役。她从没讲过任何关于自己的事，但卡秋莎从别人那里听说她被判刑是因为他们的住处被警察搜查的时候，其中一个革命者在黑暗中开了一枪，而她则承担了开枪的罪名。

无论什么情况下，玛丽.帕夫诺夫娜从没考虑过自己，而总希望为别人服务。

在玛斯洛娃刚开始加入他们的时候，玛丽.帕夫诺夫娜对她感到抵制和厌恶，卡秋莎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她同样注意到玛丽.帕夫诺夫娜在努力克制住这种感情，对她尤为温柔和善良。这种来自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的温柔和善良令玛斯洛娃深受感动，于是把自己整颗心都交给了她，并且不自觉地接受了她的观点，忍不住处处模仿她，而玛丽.帕夫诺夫娜也同样被卡秋莎诚挚的爱所打动，对她回报以同样诚挚的爱。她们由于对性爱同样厌恶而更感亲密。一个憎恶爱情，是因为曾经经历过所有对它的恐惧；另一个尽管没有经历过，却觉得它无法理解，同时令人厌恶和损害尊严。


                              第四章


玛丽.帕夫诺夫娜的影响是玛斯洛娃自己愿意接受的。它的产生是因为玛斯洛娃爱玛丽.帕夫诺夫娜，而另一个影响来自西蒙松，它的产生是因为西蒙松爱玛斯洛娃。

所有人在生活和行动的时候，都在一定程度上听循自己的想法。而在多大程度上听循哪一方的想法，则是人和人的主要区别。对某些人来说，思考是一种头脑游戏：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它当作没有连接皮带的驱动轮，行动上受别人的想法或是风俗、传统和法律的支配。有些人则把自己的想法当作行动的主要动力，听从自己理智的命令并服从它，只有在对别人的意见进行批判的衡量之后才会偶尔接受。西蒙松就是这样的人，他依靠自己的理智整理和核实每件事，并依据由此做出的决定采取行动。

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就得出结论，认定在政府机关做军需官的父亲的收入并非诚实所得，他告诉父亲应该把钱交给平民。父亲非但没有听他的话，反而责骂他，于是他离开家，再也不用父亲的钱。由于认定所有存在的罪恶都是人们无知的结果，他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民粹派，担任起一个乡村教师的职责，大胆地向他的学生和农民教授，讲解他所认为公正的，公然批判他所认为不公正的。

随后他被抓起来接受审问。

在审问时，他得出结论，认定法官没有权力审判他，并且也这样告诉他们。当法官毫不理解他的话继续审问时，他决定不予回答，并在他们提问的时候坚决保持沉默。

他把毁灭生命看成一种罪行，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所有形式的屠杀，不仅仅是对人类，对动物同样也是如此。对于婚姻他也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繁殖只是人类的低级功能，高级功能是要为已经存在的生命服务。

他对卡秋莎的爱是柏拉图式的（兰军注：柏拉图式的爱是纯粹精神意义上的爱，没有肉欲。）。

他不仅用自己的方式决定精神上的问题，也同样用它来决定大多数实际的问题。他对所有的实际问题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包括一系列规则，工作几个小时，休息几个小时，吃什么样的食物，如何穿衣，如何给房间取暖和点灯。

尽管这样，西蒙松还是非常害羞和谦逊，可是一旦他定下决心，就绝不动摇。

就是这个人，用自己对玛斯洛娃的爱在她身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凭借女人的直觉，玛斯洛娃很快就发现他爱她，而能令这样一个人对自己产生爱情的事实，也提升了她对自己的评价。聂赫留朵夫向她提出结婚是出于宽宏大量和过去发生的事，但是西蒙松爱她是因为她现在的样子，只是因为他爱她。她觉得西蒙松认为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拥有特别高尚的道德品质，但是从安全方面考虑，为了不让他对自己失望，她竭尽全力唤醒自己具有的所有最高尚的品质，尽可能地做到最好。

这样的情形在他们还在监狱的时候就开始了，有一次，在一个全体探视日，她发现他那双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突出的眉毛下专注地凝视着她。从那时起，她就注意到这是个特别的人，甚至看着她的神情也很特别；她还注意到不服帖的头发和皱起的前额令他显得十分严厉，而他的神情却又像孩子般的善良和纯真，这两种表情的组合惹人注目。她在托木斯克加入到政治犯的队伍中后又看到了他。虽然他们之间一句话也没说过，但交换的眼神却表明了彼此的相识和在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在那之后，虽然他们没有正经谈过话，但玛斯洛娃觉得当她在场时，他的话总是说给她听的，并尽可能表达得很清楚。直到他和刑事犯一起步行之后，他们才开始变得格外亲近。


                             第五章


直到离开彼尔姆，聂赫留朵夫只见过玛斯洛娃两次，一次是在尼兹尼.诺夫哥罗德，在犯人们登上围着铁丝网的驳船之前，另一次就是在彼尔姆，在监狱的办公室里。这两次见面，他发现她显得沉默拘谨，刻薄无情。对于他的问题，她是否需要什么东西，身体是否舒服，她都含糊作答，十分忸怩，他甚至感觉到她之前曾有几次带有敌意的责备。这种沮丧的精神状态——她只有在遭受男人骚扰时才会如此——令聂赫留朵夫心烦意乱。他害怕她会受到行程中所处的艰苦和令人堕落的影响，再次落入绝望和对自己不满的心境中，对他感到恼怒，以至于用烟酒来麻弊自己，忘掉一切。但他却不能在这段旅程中帮助她，他没有机会见她。直到她加入政治犯的队伍，他才发现自己的担心毫无根据，每次见面都能越来越确定地看到他所希望看到的她的内心变化。在托木斯克的第一次见面，她看上去又和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一样，看到他的时候没有皱眉，或是感到烦恼，而是显得高兴和自然，感谢他为她做的事，特别是把她调到现在相处的这群人中。

和队伍一起经过两个月的跋涉，她内心的变化开始反映在外表上。她被晒黑了，瘦了，看上去也变老了。皱纹出现在她的鬓角和唇边，额头上的一绺卷发也没了，头发用方巾包着。不管是她处理头发的方式，还是装束，或是待人的态度，都已找不到原来卖弄风情的痕迹。而这种在她身上已经发生的和还在进行着的变化让聂赫留朵夫感到非常高兴。

他现在对她产生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感觉。这种感觉到与他最初对她的诗意的爱完全不同，与后来的肉欲的爱更不一样，甚至也不同于判决后决定和她结婚时的那种混合着自我欣赏的履行责任的满足感。现在就是简单的同情和体贴，第一次在监狱见到她时是这种感情，克服了对她的嫌恶、原谅她和医士那段现在已然发现对她不公正的所谓的私情时也是这种感情。他现在怀着的是同一种感情，只有一点区别：之前那些都是暂时的，现在却成了经常。不管他现在想什么，做什么，都始终沉浸在一种怜悯和体贴的感情中，而这种怜悯和体贴不仅仅是对她，而是对每个人的。这种感情似乎为在聂赫留朵夫灵魂中一直找不到出口的爱的潮水打开了闸门，现在这种爱漫过了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

在旅行中，聂赫留朵夫的感情始终激昂，情不自禁地去关心和体贴每个人，从马车夫到押解兵，从监狱长到他必须打交道的省长们。

现在玛斯洛娃被调到政治犯的队伍中，聂赫留朵夫自然和他们中的很多人熟识了起来；先是在叶卡捷琳堡（兰军注：以俄国著名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命名的城市。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俄国唯二的两个大帝之一，另一个是彼得大帝。），他们相对更自由，被关在同一个大牢房里。然后是在路上结识了和她一起结伴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以这种方式和政治流放犯进行接触令聂赫留朵夫完全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自从俄国开始进行革命运动，特别是在三月一日亚历山大二世被刺以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一直抱着厌恶和鄙视的态度。他对他们反抗政府的斗争中采取如此残忍和隐秘的手段十分反感，尤其是使用残酷的谋杀；他还讨厌他们那种明显妄自尊大的特点。但通过和他们的密切接触，他知道了所有政府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迫害，他明白他们是迫不得已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尽管对所谓刑事犯施加的痛苦是如此糟糕和无知，至少在对他们判刑前后还能找到一些公正的成分，但在政治犯，就像聂赫留朵夫看到的舒斯托娃和许多新认识的朋友的案件中，却连公正的影子都找不到。政府对待这些人就像对待被渔网捕到的大鱼：把所有被网住的东西都拉上岸，挑拣出符合他们需要的大鱼，那些小的则被遗忘在岸上慢慢死掉。政府抓到几百个显然没有罪也不具危险性的人，把他们关在监狱里好几年，他们会在那里患上肺结核，发疯，或是自杀；之所以把他们关起来，仅仅是因为官员们没有释放他们的理由，还考虑到把他们关起来会更安全，也便于在接受陪审团问讯的时候解释一些问题。即使从政府角度来看这些人是无罪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某些警官、探员、检察官或是地方官、省长、部长的兴致、空闲和心情。这些官员中的某个人觉得无聊，或者说想要表功，就会下令逮捕一批人，然后根据他自己或是上一级的偏好把他们关进监狱或者释放。而上一级官员也许有同样的动机，或者受自己与某个大臣的关系影响，把这些人流放到世界的另一端，关进单间禁闭，把他们判罚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处死，或者因为某个太太的求情就把他们放掉。

他们受到的对待像是处在战争时期，他们自然就用了同样的手段进行反抗。就像军人总是生活在一种公众舆论的氛围中，不仅把他们行动的罪行掩盖起来，还把这些行动作为英雄主义的功绩呈现给大众，这些政治犯也始终被一种公众舆论的气氛所包围，这种气氛使得他们必须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以及人所宝贵的一切东西的危险，采取残酷的行动。在他们看来，这非但不恶劣，还很光荣。聂赫留朵夫从这里找到对这种奇怪现象的解释，具有最温和性格的人，看上去不但不忍见证任何生物的苦难，更别说造成这种伤害，却可以默默地做好杀人的准备；他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把杀人作为达到最高目标和大众安宁的自卫手段是合法的。而革命者之所以对他们的事业以及自身自视甚高，则是政府对他们行为的看重以及对他们施加残酷刑罚的自然结果。他们不得不自视很高，只有这样才能承受他们所承受的痛苦。

随着聂赫留朵夫越来越了解他们，他开始确信他们既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彻头彻尾的坏蛋，也不是另一些人所认为的十足的英雄，而是最普通的人，和任何地方的人一样，他们中有好的，有坏的，也有中等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之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真心认为与存在着的邪恶势力斗争是他们的责任，但也有一些人是出于自私的野心而选择了这种行为。不过大多数人是受到革命理念中冒险和玩命乐趣的吸引：就像聂赫留朵夫从自己的军队经历中所体会到的一样，这对于那些正常的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来说是很普遍的。但是他们优于普通人的地方在于他们的道德观念更高尚。他们不仅把自我控制、艰苦生活、诚实坦率和公正无私认同他们的职责，甚至还随时准备为共同的事业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他们中的佼佼者所处的精神高度是一般人难以到达的，而较差的人则远低于普通水平，其中很多人不仅不诚实，而且很虚伪，并且自视很高。因此聂赫留朵夫学会对某些新朋友不仅心存敬意，而是衷心热爱，而对其他人则不仅冷淡，甚至反感。


                             第六章


聂赫留朵夫尤其喜欢克雷里卓夫，一个得了肺结核的年轻人，他被判强制劳役，和卡秋莎属于同一个团队。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与他相识，之后在路上同他谈过几次话。有一次，是在夏天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在旅站里和他待了差不多一整天，克雷里卓夫给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以及他是如何成为一名革命者的。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一个富有的俄国南方地主。他是独子，由母亲带大。从中学到大学，他都念得很轻松，作为数学系的第一名毕业。大学为他提供了出国留学的奖学金，但他犹豫不决。他陷入了爱河，想要结婚，还想到乡村的行政机关工作。他每件事都想做，却无法决定该做哪个。就在这时，几个大学同学请求他为大众事业捐钱。他知道这个事业就是革命事业，那时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出于伙伴情谊和虚荣心，并唯恐别人以为他害怕，把钱给了他们。那几个得到钱的人被抓了起来，从他们那里搜出一张纸条，证明钱是克雷里卓夫给的，他也被捕了，开始关在警察局，后来进了监狱。

兰军注：克雷里卓夫的两个革命者狱友在监狱被绞死，一个是波兰青年，另一个是十七岁的犹太青年。这件事促使克雷里卓夫成了一名革命者。

他属于民意党，甚至还是“破坏组”的领导，目标是恐吓政府，让他们自愿放弃政权。为了这个目光，他曾去过彼得堡，基辅、敖德萨，还去了国外，每个地方都很成功。一个他非常信任的人背叛了他。他被捕了，受到审讯，然后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被判了死刑，但后来减刑成终身苦役。

他在监狱里得了肺病，以目前他所处的环境，他只能再活几个月。这个他知道，却并不后悔，他说如果再活一次，他还会这么干，就是要毁掉造成他所看到的这些事情的条件。


                           第十一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经过军官同意后，去政治犯住的旅站看望卡秋莎.玛斯洛娃。此前的几个旅站，拥解官以有重要官员要经过为由拒绝了聂赫留朵夫的要求。

聂赫留朵夫正打算走进第一扇门，玛斯洛娃却从另一扇门出来，弯着腰，用一条没有把的桦木笤帚把一大堆垃圾和尘土往火炉那边扫。她穿着一件白色短上衣，裙摆掖在腰间，为了给头发挡灰，头上包着一条齐眉的方巾。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就直起身，脸色通红，神情活泼。她放开笤帚，在裙摆上擦了擦手，停在他面前。

“看来你是在打扫房间。”聂赫留朵夫边说边同她握手。

“是的，我的老本行。”她微笑着说道，“您没法儿想象这儿有多脏。我们一直在打扫！那条方格毯子干了吗？”她问西蒙松。

“差不多了。”西蒙松回答道，投向她的眼神很特别，连聂赫留朵夫都注意到了。

“好吧，我会来拿的，再把斗篷拿过来烤烤……我们的人都在里面。”她指着第一扇门对聂赫留朵夫说道，自己却走进第二扇门。

聂赫留朵夫打开门，走进一个小房间里，依墙而钉的书架被当作床板，上面低低地放着一盏小铁皮灯，光线微弱。房间里很冷，弥漫着一股还没来得及落地的尘土的气味，以及潮气和烟草的味道。小小的铁皮灯只能照亮近前的地方，床铺都在阴影里，投射在墙上的黑影一直摇曳着。

聂赫留朵夫的旧相识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在这里，比以前更瘦更黄了。她睁着那双大而惊恐的眼睛，留着短短的头发，前额上暴出青筋。她坐在那里，穿着一件灰色的短上衣，面前摊着一张报纸，双手急急地卷着香烟。

艾米丽.兰采娃也在里面，她被聂赫留朵夫认为是政治犯里最讨人喜欢的一个。她负责家务，即使是这种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能打理出舒适的家庭氛围和魅力。她坐在灯旁，袖子高高卷起，用那双灵巧的、被晒黑却依然红润的手擦拭着大大小小的杯子，再把它们放在床架上摊开的布上。兰采娃长得并不好看，脸上的表情却聪明而温和，一笑起来立刻显得愉快、活泼而迷人。现在她正用这样的笑容迎接聂赫留朵夫。

“我们还以为您回俄罗斯了呢。”她说道。

玛丽.帕夫诺夫娜在黑暗的角落里忙着照顾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小女孩，听她用甜甜的童音不停地说着孩子气的话。

“您来了可真好。”玛丽.帕夫诺夫娜对聂赫留朵夫说道，“看见卡秋莎了吗？我们这儿来了个新客人。”她指指小女孩。

克雷里卓夫也在这儿，在远远的角落里和别人挤在一起，穿着毡鞋，盘腿坐着，手臂插在外衣的袖子里，浑身发抖，用发着烧的眼神看着聂赫留朵夫。

“您还好吗？”他握住克雷里卓夫冰冷颤抖的手说道。

”挺好，只是暖和不起来；我都湿透了。”克雷里卓夫回答道，很快又把手缩回到大衣袖子里。“而且冷得要命。瞧那儿，窗户玻璃都破了。”他指着铁栅后面的破玻璃窗说道。“你怎么样？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们？”

“他们不让我进来，当局很严格；不过今天这个军官很好说话。”

“好说话？没错！”克雷里卓夫说道，“问问玛丽他今天早上干了什么？”

角落里的玛丽.帕夫诺夫娜讲述了早上从旅站出发时发生在小女孩身上的事。

“我认为绝对有必要提出集体抗议。”薇拉.博戈杜霍夫斯卡娅的语气很坚决，却又用一种恐惧、犹豫的表情不时地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弗拉基米尔.西蒙松抗议过了，但是还不够。”

“你想提什么抗议！”克雷里卓夫低声说道，生气地皱着眉。显然她的拐弯抹角和做作的态度，还有她的神经质早已令他反感。

“您是在找卡秋莎吗？”他问聂赫留朵夫，“她一直在干活。她已经打扫了这里——男人的房间——现在去打扫女人的房间了。就是扫不干净这些跳蚤——它们咬活人。玛丽在那儿干什么呢？”他冲玛丽.帕夫诺夫娜坐着的角落点点头，问道。

“她在给她的养女梳头。”兰采娃回答道。

“她不会把那些虫子弄到我们身上吧？”克雷里卓夫问道。

“噢，不会的；我很小心。她现在是个干净的小姑娘了。你来带她吧。”玛丽对兰采娃说道，“我去帮卡秋莎，还要把他的方格毯给他拿来。”

兰采娃接过小女孩，把她放在自己的腿上，带着母亲的温柔把小女孩光着的胖手臂贴在自己胸口，还给了她一小块糖。


                             第十四章


兰军注：不同于往常，这次聂赫留朵夫没有在喝过茶后和卡秋莎单独谈话，而是坐在克雷里卓夫旁边和他聊天，并听着这些政治犯对于一些问题的争论。

“那么你呢，卡秋莎？”聂赫留朵夫笑着问道，不安地等着她的回答，害怕她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

“我认为老百姓在受欺负，”她说道，脸被涨成了深红色，“我以为老百姓太受欺负了。”


                             第十六章


兰军注：点名的时候到了，聂赫留朵夫的探视时间也快到了。

“您现在可以听我说几句吗？”西蒙松问聂赫留朵夫。

“当然可以，”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跟着他走出去。

卡秋莎瞟了一眼聂赫留朵夫，遇到了他的目光，顿时涨红了脸，仿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似的摇了摇头。

兰军注：西蒙松和聂赫留朵夫来到另一间屋子。

“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件事，”西蒙松讲起来，“我知道您跟卡秋莎.玛斯洛娃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说明我对她的态度。”

聂赫留朵夫不由自主地很欣赏西蒙松对他讲话时的这种坦率、真诚的态度。

“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问道。

“我的意思是我想跟卡秋莎.玛斯洛娃结婚。而且因此我决定去向她求婚。”西蒙松继续说道。

“可我能做什么呢？这事由她自己做主。”聂赫留朵夫说道。

“是的，不过这事要是没有您，她是做不出任何决定的。”

“为什么？”

“因为在您跟她的关系没有最终确定以前，她是下不了决心的。”

“就我这方面而言，事情早就明确了。我愿意做我认为是我的责任的事情，同时减轻她命运的苦难；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希望使她受到任何约束。”

“是的，可是她不愿接受您的牺牲。”

“这根本不是牺牲。”

“而且我知道她这个决定是绝不会改变的。”

“哦，既然如此，那么根本没有必要找我谈这件事。”聂赫留朵夫说道。

“她想要您承认您同意她的想法。”

“可是，我怎么能承认我不应该做我认为是我的责任的事呢？我所能说的只有这一点：我是不自由的，而她却是自由的。”

西蒙松沉默不语；在思考了一阵之后，他说道：“很好，现在，我去和她说。您不要以为我迷上她了，”西蒙松继续说道，“我爱她，是把她当作一个受尽了苦难的独一无二的好人那样来爱的。我对她一无所求。我只是非常想帮她，减轻她的苦难……”

聂赫留朵夫听见西蒙松的声音在发抖，不由得感到惊讶。

“……改善她的处境，”西蒙松继续说道，“要是她不愿接受您的帮助，那就让她接受我的帮助吧。如果她同意，我就会要求把我送到她的监禁地点去。四年又不是一辈子。我愿意在她身边生活，这样也许可以减轻她的厄运……”他又停了下来，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聂赫留朵夫说道，“我很高兴她能找到一个像您这样的保护人……”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西蒙松打断他的话，“我想知道，既然您爱她，愿意她幸福，那么您认为她跟我结婚会是件好事吗？”

“噢，当然是的。”聂赫留朵夫坚定地说道。

“这事全得由她做主。我只是希望这个受苦的灵魂能松一口气。”西蒙松说，带着孩子般的温柔瞧着聂赫留朵夫。这样的神情居然出现在这个平时脸色阴沉的人的脸上，这真是任何人都万万想不到的。

西蒙松站起来，朝聂赫留朵夫走去，腼腆地微笑着，吻了吻他。

“那我就去告诉她。”他说着走了出去。


                          第十七章


西蒙松对他说的那番话，解除了他自愿承担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在他意志脆弱的时刻，总是使他感到沉重而古怪。可是此刻，他的心情还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就是西蒙松的求婚破坏了他的行为的独特、高尚的性质，使他的自我牺牲在他自己和别人眼里贬值了。如果这样好的一个人，本来跟她毫无关系，都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她连在一起，那么他的牺牲就没有那么伟大了。或许这里还有一种普通的嫉妒。他已经完全习惯了她对他的爱，因此他不愿意承认她还可以爱别人。

再者，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他原先的计划：他本来是决定在她服刑期间一直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如果她嫁给了西蒙松，那么他待在这里就变得没有必要，他就得重新制定生活计划。他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心情琢磨清楚，突然房门开了，卡秋莎走了进来。

她快步走到他跟前。

“玛丽.帕夫诺夫娜叫我过来。”她说道。

“是的，我有话要跟您说。请坐。弗拉基米尔.西蒙松刚跟我谈过话。”

她坐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看上去十分镇定，可聂赫留朵夫刚一说出西蒙松的名字，她的脸就涨得通红。

“他都说了些什么？”她问道。

“他告诉我他想跟您结婚。”

玛斯洛娃的脸顿时皱了起来，显出痛苦的神色。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低下眼睛。

“他要我同意他的想法，或者说出我的建议。我说这事全得由您做主，应当由您作出决定。”

“噢，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样呢？”她说，用那种斜睨的眼光瞧了瞧他的眼睛，这种眼光一向使他特别动心。他们默默地坐了几秒钟，彼此瞧着对方的眼睛。这种对视对双方都意味深长。

“您必须作出决定。”聂赫留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有什么好决定的？所有的事情早已决定了。”

“不，您必须决定是否接受弗拉基米尔.西蒙松的求婚。”聂赫留朵夫说道。

“我，一个苦役犯，怎么能做别人的妻子呢？我何苦再把弗拉基米尔.西蒙松毁掉呢？”她皱起眉头说道。

“好吧，不过要是能够获得赦免呢？”

“噢，您别管我的事了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她说着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第二十三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的大学同学现为彼得堡助理检察官的谢列宁从彼得堡寄给聂赫留朵夫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沙皇收到了聂赫留朵夫呈上的卡秋莎.玛斯洛娃冤案的御状。沙皇受理了，并将卡秋莎所判苦役改为流放，在西伯利亚较近处执行。同时附着公文副本。

这是一个大喜讯，而且意义重大：凡是聂赫留朵夫希望为卡秋莎和为他自己做到的事，如今果然都已实现了。不错，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同她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这以前她是个苦役犯，他要求和她结婚，就无异于一句虚有其表的空话，最多只能稍稍改善她的处境罢了。现在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来妨碍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了。可是聂赫留朵夫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再说，她同西蒙松的关系又怎么办呢？她昨天所说的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是她同意和西蒙松结合，那么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怎么也想不清楚这些问题，就索性不去想它们。“这一切以后都会弄清楚的，”他暗想，“现在要办的事是得赶快去同她见面，把这个喜讯告诉她，把她释放出来。”

兰军注：于是聂赫留朵夫马上去监狱找玛斯洛娃，却被典狱长拒绝了他要见卡秋莎.玛斯洛娃的请求。他告诉聂赫留朵夫，他会转告卡秋莎.玛斯洛娃减刑公文下来了。


                           第二十四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只能找当地一位将军，虽然厌恶他又只能屈尊肯请他，将军同意聂赫留朵夫做为一个想了解俄国监狱情况的英国人的翻译去监狱看望卡秋莎。


                          第二十五章


聂赫留朵夫想到马上就和卡秋莎见面，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紧张起来。他给英国人翻译到一半，忽然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接着办公室的门开了。如同以往历次探监的情形一样，一个看守走进来，身后跟着头上包着头巾、身上穿着囚服的卡秋莎。他一看见她，立刻感到心情沉重。

“我要生活，我要家庭和孩子，我要过人的生活。”当她没有抬起眼睛，快步走进房间时，这样的念头掠过他的脑海。

他站起来，迎着她走了几步。在他看来，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痛苦，又像上次她责备他时那样。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她的手指拘谨地卷着衣服的边，时而对他望望，时而垂下眼睛。

“你知道减刑批准了吗？”

“是的，看守告诉我了。”

“那么，只要公文一到，您就可以出去，并决定在哪里安身了。我们得考虑一下……”

她赶紧打断他的话。

“我有什么可考虑的？弗拉基米尔.西蒙松到哪儿去，我就跟他到哪儿去。”

尽管她十分激动，她却抬起眼睛来瞧着聂赫留朵夫。这两句话说得又快又清楚，好像她事先已准备好她要说的话似的。

“真的吗？”

“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您也知道他想要我和他一块儿生活，”她停下来，十分惊慌，并改口道：“他想要我待在他身边。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指望呢？我必须把这看作是我的幸福。我还图什么呢？……”

“二者必居其一，”聂赫留朵夫暗想，“要么她是真的爱上西蒙松了，根本不需要我正在为她做出的牺牲；要么她仍然爱我，拒绝我是为了我好，不惜破釜沉舟，把自己的命运同西蒙松结合在一起。”他不禁感到害臊，感觉到自己脸红了。

“那您，您自己，爱他吗？”

“什么爱不爱的！那一套我早已经丢开了。不过，弗拉基米尔.西蒙松这人确实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是啊，那当然，”聂赫留朵夫开口说道，“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认为……”

她又打断了他的话，仿佛生怕他说得太多，或者生怕她没机会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似的。

“不，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如果我没有按您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您必须原谅我，”她说着用她那神秘、斜睨的目光瞧着他的眼睛，“是的，很明显事情只能是这个样子。您，也一样，得生活呀。”

她说的正好是他刚才告诉自己的。但此刻他已不这样想，他的思想和感情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不仅感到害臊，而且感到惋惜，舍不得由于她的决定而要失去的一切。

“我没料到会这样。”他说道。

“您何必再待在这儿受苦呢？您也已经受够苦了。”她说道，古怪地微微一笑。

“我并没有受苦，我一直过得挺好。而且，要是可能的话，我以后还想为您出力呢。”

“我们，”她说“我们”两个字的时候，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我们什么也不需要了。您已经为我出了那么多的力。要不是您的话……”她本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发抖了。

“您，无论如何，都没有道理谢我。”聂赫留朵夫说道。

“何必算账呢？我们的账自有上帝会算的。”她说道，那对乌黑的眼睛闪着泪光。

“您是个多么好的女人啊！”他说道。

“我，好？”她含着眼泪说道，一抹凄苦的微笑照亮了她的脸。

“我该走了吧？”她发现英国人在等聂赫留朵夫，便说道。

“我现在不同您告别；我还要跟您见面的。”聂赫留朵夫说着伸出手去。

“请您原谅我，”她说道，声音低得他几乎听不见。他们的目光相遇了。从她那古怪的斜睨眼神里，从她说“请您原谅”而不说“再见”时的伤感微笑中，聂赫留朵夫明白，在可能导致她做出决定的两种原因中，后一种才是正确的。她爱他，认为自己和他结合在一起，就会毁掉他的生活。她觉得跟西蒙松一起走掉，就可以使他获得自由。现在，她由于做成了自己想要做的事而高兴，同时又由于要跟他分手而觉得难过。

她握了一下他的手，赶紧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十八章


兰军注：聂赫留朵夫可以说是见了他深爱的也是深爱着的卡秋莎最后一面，从监狱回到旅馆，看着《福音书》里很多戒律，都是教人们用爱来对待一切人的。比如：

“《马太福音》第五章中：人非但不可奸淫，而且不可贪恋女色。一旦同一个妇女结成夫妇，就应当对她永不变心。

《马太福音》第五章中：人非但不可以眼还眼，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应当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应当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加以忍受。不论什么人向你提出什么要求，都不可拒绝。

《马太福音》第五章中：人非但不可恨仇敌，打仇敌，而且应当爱他们，帮他们，为他们效劳。”

兰军注：从《福音书》里，聂赫留朵夫似乎找到了许多过去百思不得其解的答案，看到生活的真谛。

从这天晚上起，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环境，还因为从这时起，他所遭遇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

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样结束，时间自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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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