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写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分为两部。主要讲述苏维埃俄国内战期间，保尔.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从一个倔强勇敢的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故事。

保尔.柯察金出生在乌克兰小镇谢佩托夫卡一个贫穷家庭。他12岁的时候，因为向教他的瓦西里神父质疑《圣经》里所说的地球只有五千年的历史而遭到神父拧他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的暴打。为了报复这个粗暴的神父，保尔和好友谢廖沙在复活节前一天，利用在瓦西里神父家补课的机会，悄悄往神父准备复活节用的面团里撒上烟末。神父认为是保尔一个人干的，又把保尔打了一顿，并通知学校要求开除保尔。12岁的保尔被开除而失学。

保尔的母亲帮他在火车站食堂找了个洗家什的工作。他工作特别努力，怕失去这份工作。一个洗家什的18岁的女工佛罗霞对他很好。保尔在车站食堂工作了两年，见识了底层生活的苦难。佛罗霞被迫卖生。一次，一个军官要介绍人一个食堂的堂倌普罗霍尔给佛罗霞三百卢布，结果普罗霍尔只给了佛多霞五十卢布。佛罗霞可怜巴巴地找普罗霍尔要剩下的两百五十卢布，普罗霍尔却用言辞羞辱她，最好只给她二十卢布。这样，这个堂倌拿走了佛罗霞卖身的二百三十卢布。佛罗霞离开了车站食堂。

佛罗霞走了，保尔觉得很孤单。有一次，保尔上晚班时，忘了关水龙头。结果水漫食堂和车站候车室。普罗霍尔把14岁的保尔痛打一顿。保尔回到家，哥哥阿尔焦姆看到弟弟一身伤，他愤怒地来到食堂，将普罗霍尔打了个半死。

阿尔焦姆给保尔在车站的发电厂找了个火伕工作，保尔于是走上新的岗位。

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三年，沙皇俄国崩溃。俄国国内先后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就是后来的苏联共产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俄国遭到众多敌对势力的仇视，包括沙俄时期残余军队、资产阶级和地主民团、匪帮、波兰白军和很多国外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同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是俄国的敌对国。所以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面临极度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一九一七年，德军和乌克兰伪军进入保尔的家乡谢佩托夫卡。15岁的保尔偷了一名德军中尉的手枪，并把手枪藏了起来。德军和乌克兰伪军大肆屠杀镇上的犹太人。保尔和好友谢廖沙将很多犹太人藏了起来，让他们躲过屠杀。

也是在这时，整部小说中最可爱的姑娘冬妮亚出现了。她是一个林务官的女儿，家境富裕，她是一个七年级的中学生。有一次，保尔在她家不多远的池塘边钓鱼。冬妮亚兴奋地喊道：“鱼咬钩了！”冬妮亚穿着白色领子上有蓝色条纹的水手衫，一条灰色短裙，穿着一双绣花的短袜和一双棕色皮鞋。栗色的头发扎成一根大辫子，一双蔚蓝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清澈。她拿着一本小说，坐在柳树上看保尔钓鱼。这是他俩第一次见面。

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乱石岗边。保尔在水里游泳。冬妮亚坐在高处看书。当保尔游完泳上来。冬妮亚认出了他，马上主动和他交谈起来。他俩越聊越投机，以至于保尔差点误了接班时间。保尔准备跑去接班。冬妮亚要他追她。保尔还轻视冬妮亚，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追上她。没想到轻盈的冬妮亚跑得很快。保尔累得气喘吁吁，他终于追上了冬妮亚：“捉住了，小鸟被捉住了！”保尔快乐地喊着。他紧紧抱住冬妮亚，这对少男少女产生了青春的萌动。

此后，冬妮亚邀请保尔去她家玩。保尔偶尔去她家看书。在她家里，俩人有了初吻。

保尔痛恨一切有钱人，但他觉得冬妮亚和别的有钱人不一样。事实上，冬妮亚和她母亲都是那种很纯真的人。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撤出了苏俄。彼得留拉匪帮又来到了保尔家乡。有一次，保尔走到路上，看到一个匪兵押解着和保尔兄弟关系特别好的共产党员朱赫来。保尔出其不意扑上去，一把抓住匪兵的枪，使劲往下压。匪兵用力把保尔摔在地上。保尔死死抓住枪不松手，并连带着把匪兵也摔到地上。朱赫来挥动铁拳，把匪兵打得半死，然后和保尔逃走了。这一幕被冬妮亚的闺蜜莉莎看见了。当匪徒们盘问她时，她说不认识那个少年，她是为了保护保尔。但是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圈子里的一个学生维克多.列辛斯基。维克多一直仇视保尔，于是阴险的他去城防司令部告发了保尔。

莉莎去了冬妮亚家，把发生的事情完整地告诉了冬妮亚。冬妮亚知道维克多一定会出卖保尔，心里很着急。当着莉莎的面不禁说出了保尔的爱称“保夫鲁沙”。这时，莉莎才知道冬妮亚有多爱保尔！

第二天一大早，冬妮亚就去保尔家找他，但是屋子里乱七八糟，保尔不在。她知道保尔一定被捕了，因此心神不宁。

保尔在监狱里待了七天。最后骗过一个匪帮军官，机智地逃了出来。

保尔下意识地跑进了冬妮亚家的院子。冬妮亚几乎不认得眼前这个狼狈不堪的人。当她看出是心爱的保尔后，立刻让他到她屋里去。保尔怕连累她，不去。冬妮亚不怕连累，硬是让他去。饥饿难耐的保尔跟冬妮亚进了她家。冬妮亚的母亲热情招待了保尔。冬妮亚要保尔住在她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保尔洗完澡，冬妮亚又把自己在一次会演时穿的男装给保尔穿上。当晚，保尔睡在冬妮亚房间的长沙发上。冬妮亚热烈地吻他，爱抚他，这是没有情欲的青春的爱情！保尔觉得这是除开他母亲爱抚过他之外，这可爱的姑娘给了他温暖的爱。为了不连累冬妮亚，保尔第二天清早就离开了冬妮亚家，离开了谢佩托夫卡。

没有多久，红军进驻了谢佩扎夫卡。保尔的好友谢廖沙参加了红军，并担任当地共青团书记，在他的说服下，他的姐姐瓦莉亚也成了一名共青团员。谢廖沙爱上了红军一名负责宣传工作的工作人员丽达。丽达也爱上了这个青涩少年。不久丽达随大部分红军撤离了小镇。谢廖沙留下来和波兰白军继续作战。

保尔逃走后，当了一名红军骑兵。他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哥哥阿尔焦姆，并让他转告冬妮亚。是谢廖沙把保尔的信交到冬妮亚手上。冬妮亚看信时，手激动得颤抖。

谢廖沙的姐姐瓦莉亚被叛徒出卖，在狱中饱受折磨，还被敌人强奸。最后勇敢的她被绞死。

谢廖沙也在一次和波兰白军的战斗中牺牲。

保尔作战勇敢，总是冲锋陷阵。在利沃夫战斗中，一块弹片飞进他的颅内。他在红军陆军医院做了手术，医生把他从死亡边上救了回来。但是他的右眼失明了，医生没有摘除他的右眼球。当他昏迷时，冬妮亚经常来看他。他慢慢恢复后，冬妮亚把他接到自己房间，照顾他。可保尔反感冬妮亚穿漂亮衣服，认为她跟他的同志们完全不一样。有一回冬妮亚穿着漂亮衣服参加保尔这个群体的舞会，也被保尔的同志们认为冬妮亚是资产阶级作派。保尔指责冬妮亚是资产阶级小姐。从此，俩人的关系产生了裂痕。终于有一天，保尔和冬妮亚站在第聂伯河河边。冬妮亚伤感地说：“我们的友谊就这么完了吗？”保尔对她有些怜悯地说：“你可以爱上一个工人，为什么不能爱上工人阶级的理想？如果不把党的利益放在前面，我也做不了一个好丈夫。到我们这边来吧。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就分手吧！”，爱情啊，就在保尔粗鲁的成见里跌进了北去的第聂伯河。冬妮亚是个大家闺秀，受过良好的教育。穿件漂亮衣服，就被保尔和他的同志们扣上一顶“资产阶级小姐”的大帽子，好像越穿着破衣烂衫就越革命一样。冬妮亚当初为了救保尔，不怕自己和家庭受连累，保尔右眼瞎了，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冬妮亚依旧对他不离不弃，依旧热爱他！可是保尔出于他固执的成见和狭隘的思想，还有他不会承认的骨子里的自卑，非常绝决地抛弃了他一生中唯一挚爱他的姑娘冬妮亚，让冬妮亚的眼泪落在第聂伯河河水里。

因为保尔受伤，没法再上战场，他被安排到基辅铁路工厂负责政治思想和共青团工作。谢廖沙曾经的恋人丽达是保尔的政治指导员。保尔爱上了他的同志丽达，丽达也喜欢他。有一天晚上，他去丽达房间学习，推开门发现丽达床上躺着一个军官。保尔顿生妒忌之心。他骗丽达说自己要去码头搬木头，很不高兴离开那里。丽达知道保尔误会了她，就打电话告诉他那个男人是她两年未见的兄弟。保尔知道自己错了，但又觉得无脸去见丽达，就以这个时候不适合谈爱情自欺欺人。

快到冬天了，城里面临粮食和木柴短缺的问题。组织上决定，修建一条从一个小车站到森林的铁路，好把伐的木头运回城里。保尔和另外两百多号人参加了筑路。天气特别恶劣，经常雨雪交加，特别冷，又没什么吃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共青团员都当了逃兵。保尔的外套还被一个逃兵顺手偷走了。保尔的两只靴子都烂了，靴底都掉了。保尔两只脚总是泡在冰冷的泥泞里。一个厨娘看他可怜，给了他一只套鞋。于是保尔一只脚穿着破靴子，一只脚穿着冰凉的套鞋，竭尽全力筑路。

一次暴风雪后，一列火车因为快没木柴做动力了，停在保尔他们筑路的小站。列车长请求车站提供一些木柴当燃料。但站长说木柴要做修的铁路的枕木。于是列车乘务员找到筑路负责人，要求提供木柴。负责人说可以，但是列车上的成年男乘客都要下来铲雪。

一个穿着皮衣的胖男人和一个漂亮的青年女子下了车，分到保尔那一组。这个外表丑陋的男人是一名铁路工程师，要和妻子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担任要职。这个男人非常不满，不愿铲雪。保尔说不铲雪可以，他不会在他的车票上签字，那么他就别想坐车。那个青年女子劝自己的丈夫，这个男人才极不情愿地铲雪。这个青年女子就是两年前被保尔抛弃的冬妮亚。他们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面了。冬妮亚说：“保夫鲁沙，我真没想到你混成这个样子。我以为你至少在现在的政府当个委员，你完全可以找个比挖土更好的工作。”保尔挖苦道：“我也没想到你变得这么酸臭，身上一股卫生球的味道。如果两年前，我还愿意和你讲话，现在我和你无话可说。”冬妮亚的脸红到了耳根。

保尔极力挖苦和嘲弄一直热爱他的姑娘冬妮亚，说她酸臭。事实上，正是因为保尔根深蒂固的偏见和他的冷酷，抛弃了这份最值得留下的爱情，才迫使冬妮亚嫁给一个内心和外表一样丑陋的男人。保尔只是身体受到摧残，而冬妮亚身心都受到了催残，不仅要忍受那个极度糟糕的男人糟蹋，还要承受保尔对她的羞辱。这个纯真的女子将背负一生的苦痛。保尔是造成冬妮亚悲惨命运的元凶，他丝毫没认为正是他的偏见和无情害了冬妮亚，他还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把一切归咎于她。仅仅从这方面来说，保尔才是真正的酸臭。

筑路的恶劣条件更加破坏了保尔的神经系统，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伤寒，和死神擦肩而过。组织上决定让保尔回家乡静养。然而在半路上，有一个青年死了，结果别人以为是保尔死了。保尔的死讯传到基辅。丽达为此特别伤心。

在家乡住了一段时间，保尔还是想做些工作。于是他又回到基辅，去找朱赫来和他心爱的丽达，可是他们都调走了，不在这座城市。

保尔在铁路工厂工作。一天深夜，他和同厂一名女同志安娜回家。走到一处拱门那，突然从身后跑来三个匪徒，一个大脑袋匪徒掐住保尔的衣领，用手枪指着他，另两个匪徒把安娜拖进旁边一间破屋子，想强奸她。袭击保尔的匪首不想让自己眼看到手的猎物让别人占去，他觉得年轻的保尔构不成威胁，就让他马上滚。保尔看着他，侧着身子后退几步，突然掏出手枪对准匪徒开了一枪，匪徒腰部中枪倒在地上抽搐。另两个匪徒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保尔对他们连开几枪都没有打中。最终那个土匪头子死了。这是保尔杀死的第四个人。保尔护送安娜到家。安娜不舍得保尔走，但是保尔要去城防司令部把这件事报告，安娜才恋恋不舍把保尔送到门口。

因为保尔病情加重，他又辗转了几个地方几个岗位，最终还是回到基辅。

一次在全俄代表大会上，保尔意外地遇见了丽达。丽达惊喜不已！但是当保尔向她表示希望把两人的关系发展到比同志更亲切的程度时，丽达委婉地拒绝了。临行前，丽达给保尔写了一封信，劝他不应对自己过于苛刻，生活里不光有斗争，而且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保尔把信撕碎，扔进风里。

保尔的健康状况让他几乎无法正常工作了。他不断地在疗养院和医院度过。

有一次，在疗养院的保尔接到母亲的信，要他去看看她十五年未见的好友。于是保尔去了那里。并向这个很糟糕的家庭的二女儿，一个不时打些零工的十八岁的姑娘达雅求爱。达雅羞涩地答应了他，并和他住在一个房间。不久他俩搬到了黑海边的一座小城。达雅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将近瘫痪的保尔。后来他们去了莫斯科，达雅成了苏联共产党正式党员，而保尔双腿瘫痪，双目失明，左手也残废了。

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废人，保尔决心开始写作。他写了中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前三章，寄给敖德萨的老同志们看，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可是当他的手稿寄回途中，被邮局弄丢了。保尔半年的心血白废了！他只能重头再来。由他口诉，一个十八岁的邻家姑娘抄写。从此，保尔拿起新的武器，开始新的生活。

保尔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义无反顾，不管条件多么艰苦，敌人多么强大，他毫不畏惧，总是勇敢地冲在前头。他多次和共青团内和共产党内一些不良分子坚决斗争，为的是悍卫正义。他眼里容不下沙子，把党的利益放在最前面，活着就要为了人民利益。不管是战斗中还是建设中，他都是勇敢的。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是值得崇尚的。

然而，保尔在感情方面却弄得一塌糊涂。他爱冬妮亚，又觉得她是资产阶级小姐，穿一身漂亮衣服都不能让他和他的同志们接受，他更恶毒地说自己的爱人是卑鄙的个人主义。冬妮亚为了她都不怕受连累，在他最危险的时候将少女的爱抚给他安慰他。当他在战斗中负重伤，也是冬妮亚不离不弃陪着他。结果他绝决地抛弃冬妮亚，只是认为她不是自己的同志。在和冬妮亚最后一次见面时，他极尽其能挖苦她羞辱她，让她痛苦一生。冬妮亚被迫嫁给那个内心和外表一样丑陋的男人，全是保尔一手造成的。他反而没一点羞耻之心。

保尔追求他认为的同志丽达，结果因为吃无名醋羞于见她，还找个高尚理由为自己开脱。结果丽达一直很痛苦。三年后，当保尔表达想和丽达结合的意愿时，被丽达直接拒绝了。

当保尔的身体状况完全不行时，他却向一个家境特别糟糕的十八岁的女工达雅求婚。单纯的达雅答应了他，尽管她觉得这婚姻好像是偷来的，不这么正大光明。但保尔安慰她，说他们才是那个家庭的主人。最后保尔瘫痪了，双目失明了，左手也废了。达雅竭尽全力照顾自己这位身残志坚的丈夫。

保尔的感情经历是他崇高精神上的污点。冬妮亚无疑是整部小说中最可爱的女子。

从文学性来说，这部小说的第一部无疑是极其成功的。它系统完整，更符合真实的人的状态。情节的推进条理清晰，让读者看到少年保尔的倔强勇敢和冬妮亚的纯真多情，这种纯洁的青春爱情写得很可爱。

小说第二部主要讲保尔成年后的成长历程，从他当上红军骑兵到他因伤退伍回地方工作到成为残疾人而从事写作。其中绝大部分篇幅都在写苏联共产党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斗争。从文学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不是一部政治专著。整个第二部显得特别凌乱，没有形成有机整体。这一大部分多余的内容破坏了小说的完整性和精彩度。若去除这些部分，小说会完善得多。事实上，第二部写到筑路这部分就可以结束了。

总的说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比较优秀的作品。保尔的精神激励了几代人。看书要带着思考去看，不能人云亦云，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保尔.柯察金优点很明显，缺点同样很明显，要辨证地看这个人物才是正确的方法。

保尔.柯察金在家乡谢佩托夫卡瓦莉亚等烈士的公墓前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名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于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意义。

——兰军
2024.11.30 19：35
湖南.长沙.城市.13℃夜




                              第一部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里补考的，都站起来！”

一个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一只沉重的十字架的、虚胖的神父，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地望着这个穿法衣的人。

“你们坐下。”神父向两个女孩子挥一挥手说。

两个女孩赶快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对小眼睛盯在四个男孩身上。

“小鬼们，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人都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面团里的烟末儿是谁撒的？全不抽烟吗？好，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听见了没有？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他们口面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他就转过去对着第四个，那个黑眼睛的孩子，他穿着破旧的灰衬衫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木头一样地站着？”

那黑眼睛的小孩恨透了神父，他看着他，低声回答说：

“我一个口袋也没有。”他边说边用手摸着那缝死的袋口。

“哼，一个口袋也没有？你以为我就不知道谁会干出那么可恶的事情——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吗，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还能要你吗？哼，你这小鬼，这回可不能便宜你了。上次是亏了你母亲恳求才没有开除你，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地揪住那小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他对在税务官家里当娘姨、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挺认真的母亲，又该怎么说呢？

想到这里，他给眼泪哽住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是谢廖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生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倒逃脱了，我呢，看来准要给开除的。”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记了仇。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为了怕他独自在空教室里淘气，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正在跟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保尔听着他讲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像，惊奇地张着大嘴。他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站起来说：“老师，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但是他怕挨罚，没敢问。

在下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一得到允许，他就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突然给瓦西里神父那尖利的喊叫声打断了：

“混账东西，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答话，神父就已揪住了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了。一分钟后，给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他，已经给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他母亲又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回校。从那时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又恨他，又怕他。他从不饶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他更不会忘记神父冤枉打他这一顿，只是怀恨在心，不露出来。

他还受过瓦西里神父无数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极小的事情，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有时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道到神父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时候，他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兰军注：因为这事，保尔.柯察金被学校开除了。


车站食堂的老板，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上了年纪的人，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可是不许偷东西。”

“啊，不会的，老板，绝不会的！我担保保尔什么也不偷。”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又转身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齐娜，带这小孩到洗刷间去，叫佛罗霞安顿他。”

女招待放下了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食堂，朝通到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他的母亲一面紧紧地跟着他们，一面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别让自己丢脸啊。”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家什的大锅里的开水正冒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去的时候，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那儿，不晓得该干什么，也不晓得该到哪儿去才好。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旁边，拍着她的肩膀，说：

“佛罗霞，这是刚给你们雇来的小伙计。你告诉他干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佛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了，她就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说，一面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佛罗霞，等候她的吩咐。佛罗霞擦去了额上的汗，从上到下地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好像在估量他能不能称职似的，然后把一只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卷起来，用一种非常动听的、深沉的声音说：

“小弟弟，你的活挺简单：就是说，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里面的水要老开，自然，木柴要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活紧的时候，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小弟弟，你的活儿不少，够你忙的了。”她说话的口音和那长着翘鼻子的、泛着红晕的脸，使得保尔心里高兴些了。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就鼓起勇气问佛罗霞：

“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的哈哈大笑，把他最后的话盖住了。

“哈哈哈！……佛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很厉害。

因为蒸气的关系，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佛罗霞只有十八岁。

这时候保尔听见一个年纪不轻的洗家什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帮着我擦叉子吧。你们为什么笑得那样厉害？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给他一条毛巾，说：“给你，拿去，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儿在这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老爷们都仔细看叉子，要是找到一点点的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一下子就把你赶出去。”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进来。

其中有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家伙说：

“要加紧干啊。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可是你们还是这样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

“这是谁？”

“新雇来的。”佛罗霞回答说。

“啊，新雇来的，”他说，“那么，你可得当心，”说着他就把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准备好，可是，你瞧，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有一点儿火光。今天饶了你，明天要再是这样，你就得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就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当工人那样卖力气。他知道：这里跟在家不一样，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极了。那个年纪大的洗家什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走后关上了的门说：

“嘿，这孩子有点怪，你看他忙得像疯子似的。一定是迫不得已才到这里来干活的。”

“是呀，这孩子挺好的，”佛罗霞说，“这样的人干起活来用不着别人催。”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保尔已经给通宵不停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的男孩子。

那个孩子看看一切都弄得妥帖，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来，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气，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绝对不许反抗的腔调说：

“喂，小鬼！记好，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保尔问，“换班是七点呀。”

“谁要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就来。要是再说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你这小子，才到就摆架子。”

那孩子的盛气凌人的声音和寻衅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他向自己的接班人逼近一步，本想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只是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才没有动手。他气得满脸发紫，说：

“火气别太大，别吓唬人，要不，你绝不会有好下场的！明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

对方向着大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对手。他完全没料到会碰这样大的钉子，于是有点手足无措了。

“那好啦，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都营业。

有六条铁路线在谢佩托夫卡中继站交轨。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有两三个钟头稍微清静点儿。在这个车站上，成百的列车开进开出，由前线的这一方面调到前线的那一方面。无数的伤兵从前线运来，而一律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洪流似的，不断地往前线运去。（兰军注：作者没有说这些开赴前线的俄军是什么任务。确切地说，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奔赴俄国和德国边界作战的俄军。）

保尔在食堂里干了两年，这两年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紧张。那儿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十个堂倌穿梭似的从食堂到厨房来往走动。

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人也长得又高又壮。这期间，他受了许多折磨：在厨房里当厨子的下手，给煤烟熏了六个月，后来又给调到洗刷间去，因为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不驯服的孩子，他生怕保尔为了老是挨他的耳光会戳他一刀。要不是保尔很能干活，他们老早就把他撵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乏。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就像疯子一样，一会儿端着盘子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从食堂跑到下面的厨房来，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去。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厅的吵闹停了下来，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幺”呀“九”呀地大赌起来。有许多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许多的钞票。看到这么多的钱，他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了一班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账。客人一次给他们半卢布或者一卢布是常事。他们接着就是大喝大赌。保尔憎恨他们。

“这些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兰军注：阿尔焦姆是保尔的哥哥），一个头等的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个卢布，我呢，只赚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捞进那么多——怎样赚来的呢？来回地端着菜盘子。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或是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也跟那些老板一样，是另一种人，是他的死对头。“这些坏蛋，他们在这里侍候人，可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富人一样在城里大摇大摆。”

有时他们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吃得肥胖的老婆带来。“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所侍候的绅士还要多。”保尔这样想。他非常清楚，任何一个洗家什的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愿意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她们的肉体卖给在食堂里有权有势的人，那么她们在食堂里就呆不长。

保尔已经窥见了生活的最深处，生活的底层。从那里，一阵阵腐烂的臭味，泥坑的潮气正朝他这个如饥似渴地追求一切新鲜事物的孩子扑过来。

在佛罗霞离开食堂之后，他格外感到烦闷了。

这个笑眯眯的、愉快的少女已经不在了，保尔这才更深刻地感觉到他和她的友谊是多么深厚。现在呢，早上到洗刷间来，听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女工们的争吵，他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和寂寞。

他想起了不久以前的事情，想起了佛罗霞。那时候的情景又清楚地涌现在他眼前。

是星期六，在夜里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梯子到下面的厨房里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看看仓库，因为赌博的人通常都聚在那里。

保尔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原来是普罗霍尔走了下来。保尔连忙躲到楼梯下面，让普罗霍尔走到厨房去。楼梯下面是阴暗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当普罗霍尔转弯往下走的时候，保尔看见了他那大脑袋和宽肩膀。接着又有人轻轻地快步跑下楼梯，保尔听见一个熟识的声音说：

“普罗霍尔，等一下。”

“什么事？”他不高兴地问。

上面的人走下楼梯来，保尔认出是佛罗霞。

她拉住那堂倌的袖子，用一种微弱的哽咽的声音说：

“普罗霍尔，那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挣开自己的胳膊，恶狠狠地说：

“什么？钱？难道我没有给你吗？”

“但是，他给了你三百个卢布。”保尔听见佛罗霞的声音里带着勉强抑制的哭声。

“什么？三百卢布？”普罗霍尔讥笑她说，“你想全都拿去吗？太太，难道一个洗盘子的女工能值这么多钱吗？我看，给你五十卢布就够多了。你想想，你的运气多好！那些比你干净得多的、读过书的贵妇人，还拿不到这么多呢。你拿了这么多，理当谢天谢地，只在床上睡一夜，就挣了五十个卢布。没有那么多的傻瓜。得，我再给你十个，不，二十个，再多那可不行，你要是识相点，往后还会挣到的，我给你找主顾。”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普罗霍尔便转身走进厨房去。

“你这个流氓，坏蛋！”佛罗霞在他后面追着咒骂，接着她就靠着柴堆，呜呜地哭起来了。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到了这场谈话，又眼看着佛罗霞在那儿抽抽搭搭地哭，还用头撞那柴堆，他这时的感情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但是他并没有跑出来，只是一声不响地、哆哆嗦嗦地抓着那扶梯的铁栏杆，脑海里清楚地出现了一个念头：

“连佛罗霞也给这些该死的东西出卖了。唉，佛罗霞啊，佛罗霞！……”

保尔对普罗霍尔的憎恨更强烈了，他对周围的一切都憎恶和仇视起来，“啊，要是我有力气，我一定揍死这流氓！我为什么不像阿尔焦姆那样高大，那样有力气呢？”

厨房里的小学徒克利姆卡跟黑眼睛的小火伕保尔是要好的朋友。

克利姆卡用胳膊肘支起身来，问：“你今天怎么不高兴？”

“我从到这儿干活那天起，就一直不高兴。咱们像骆驼一般地干活，结果不但没有人谢你，反倒挨揍！谁不高兴，谁揍你一顿，还不准回手。老板雇我们替他做事，但是谁有力气就可以随便揍你。要知道，你就是有分身法，也不能一下子把每个人都侍候周到，一个没侍候好，就得挨揍。不管你怎样卖气力干活，让别人挑不出毛病，总会有没侍候好的……”

克利姆卡吃了一惊，拦阻他说：

“别这样大声，要是有人进来，会听见的。”

保尔跳了起来。

“让他们听见吧，反正我不打算再干了。到马路上去扫雪也比在这好……这儿是什么……是坟墓，所有的人都是流氓无赖。你看他们每人有的是钱！他们把咱们都当畜生看待，对姑娘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是有哪一个长得漂亮一点，又不愿意答应他们，他们马上就叫她滚蛋。她们能到哪儿去呀？他们找来的都是些住没住的、吃没吃的女人。她们想挣一口饭吃，在这儿好歹有口饭吃。为了不挨饿，只好听他们摆布。”


保尔的工作完结得比他预料的还要快。

正月里很冷的一天早上，保尔已经该下班回家了，但是，接他班的那个人没有来。他跑到老板娘那里，说他要回家去，但是老板，不答应。因此，他虽然疲倦，还得再做一天一夜。到了晚上，他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但是在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得把几个大锅灌满水，把它们烧开，等着三点钟到的那班火车。

他把水龙头拧开，可是没有水。显然水塔没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睡着了。他疲倦得支持不住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骤然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顷刻间水便注满了水槽，接着就漫出来了，流到洗刷间的瓷砖地上，洗刷间夜里向来是没有人的。流出的水越来越多。水漫过了砖地，就从门底下流进了食堂。

一小股一小股的水流，从在那儿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提箱下流过，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直到水浸了一个在地板上躺着的旅客，他跳了起来，大声喊叫。食堂里混乱了。

水还是流个不停。

在隔壁房间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们的喊声，连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边，使劲把门推开。这一来，给门阻住了的水便冲进了食堂。

喊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朝酣睡的保尔扑去。

雨点似的拳头立刻落在保尔头上，他疼糊涂了。

他刚给打醒，什么也不明白，他眼睛直冒火星，周身疼得难受。

他给打得浑身是伤，好容易才一步一步挨到了家。

第二天早上，脸色阴沉的阿尔焦姆皱着眉头，叫保尔把经过告诉他。

保尔把经过的情形述说了一遍。

“打你的是谁呢？”

“普罗霍尔。”

“好，你躺下吧。”

阿尔焦姆披上他的皮短褂，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出去。


兰军注：阿尔焦姆去食堂把普罗霍尔暴打了一顿。被关进了宪兵队，六天之后，他才回家。

“怎么样，弟弟，好一点了吗？这还算运气好。”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

“不要紧，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说好了。你可以在那里学一点本事。”

保尔双手捉住阿尔焦姆一只巨大的手，紧紧地紧紧地握着。


                              第二章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似的扫进了小城：“沙皇给打倒了！”

镇上的人都不敢相信。

有一天，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着军大衣、背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着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长官。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了。于是成千的居民穿过满地是雪的大街，涌向广场。

人们贪婪地听着那些新鲜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骚动的、充满着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市参议会上那面飘扬的红旗在告诉人们已经发生的变动。其他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兰军注：作者没有写发生了什么革命。实际上这是指一九一七年俄历二月发生在俄国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建立了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代表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广大工农的诉求没有实现。）

冬季快结束的时候，一个近卫骑兵团开到小城来驻扎。每天早上，他们成队骑着马到车站去抓由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那些近卫骑兵的脸都很胖，身躯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肩章是金色的，马裤的滚边是银色的，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样，仿佛没有经过革命似的。

在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看来，什么也没改变。主人仍是原来的那些人。可是一到雨雪连绵的十一月，怪事情就发生了。许多陌生人开始在车站上忙碌，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了，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兰军注：布尔什维克是俄语音译，是多数派的意思。是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历十月，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克伦斯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农联合的无产阶级政权，沙皇俄国变成了苏维埃俄国，苏维埃是俄语音译，是代表会议的意思。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

这个雄壮而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近卫骑兵要抓那些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容易。车站上给子弹打破的窗子越来越多了。从前线回来的士兵现在都是成群结队的。谁要是想阻挡他们，他们就拼刺刀。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一列车又一列车地涌来了。

近卫骑兵封锁了车站，想截住逃兵，但是他们反倒挨了机枪的扫射。那些不怕死的人都从车厢里冲出来。

这些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服的人把骑兵赶回城里之后，又回到车站，于是载着逃兵的火车就一列跟着一列地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春季有一天，这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里玩了一会儿“六十六点”，就跑了出来，顺路走进柯察金家的园子里，躺在草地上休息。这时候，他们听到后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在路上出现了。那马一跃便跳过了道路和栅栏中间的壕沟。骑马的人用马鞭指着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说：

“喂，两位小朋友，请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起来，向栅栏跑去。那骑马的人浑身尘土。他那顶歪戴在后脑勺的军帽和那保护色的一身制服，都沾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在那条很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两颗德国式的手榴弹。

“劳你们驾，小朋友们，给弄一点水喝喝！”他请求说。保尔跑去弄水的时候，他转过来对正在看着他的谢廖沙说：“告诉我，小弟弟，这镇上现在是归谁管辖的？”

谢廖沙慌忙把镇上有关的消息告诉他：

“这里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本地的自卫团。老百姓每天晚上轮流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说：“啊，要是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你就要变成小老头了。”

保尔捧着一大杯子水从家里跑出来。

那人一口气喝完了，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他就抖起马缰绳，朝松林那边跑去。

“他是什么人啊？”保尔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可是谢廖沙肯定而坚决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列辛斯基他们昨天都逃走啦。只要有钱的人一逃走，那就是，游击队要来了。”

他的推论是这样的合理，因此保尔和克利姆卡立刻同意了。

孩子们还没有讨论完，公路上又响起了马蹄声。三个人都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刚刚看得见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的房子后面，有许多人和车子出现了，而在靠近的公路上，约有十五六个骑兵，手里都端着枪。领头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的军衣，佩着军官的武装带，胸前挂着一副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行的，就是他们刚才看见的那个人。那中年人胸前别着一个红花结。

“瞧，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花结。他们是游击队。我敢发誓，他们都是游击队……”他高兴得叫起来，像小鸟一样地跳过栅栏，朝公路跑去。两个朋友也跟着跑去。现在三个人一起站在路边，瞧着这些开到镇上来的人。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离得很近了。刚才他们见过的那个人向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道：

“这是什么人的房子？”

保尔竭力跟上那骑兵的马，边走边说：

“这是律师列辛斯基的房子。他昨天就溜了。看来，他是怕你们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呢？”那中年人微笑着说。

保尔指着那红花结，说：

“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了……”

居民们从各自的房子里跑出来，好奇地看着这一支新开到镇上来的队伍。那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边，注视着那些浑身尘土、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和那些架着机枪的马车轱辘轱辘地轧过石子路。他们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镇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的时候，他们才各自回家。


兰军注：当晚，这支红军游击队指挥部作出三项决定：一、鉴于德军和匪帮军力强大，红军游击队于次日早晨撤退。二、留下即将赶来的朱赫来同志在车站工作，负责联络。三、将镇上存有的沙皇时期打仗留下的两万支步枪分发给当地人民。


天亮的时候，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厂里当火伕的下手已经一整年了。

今天小镇上和往常不一样，十分忙乱，这是他一下子就看出来的。

保尔沿路看见许多人手里都拿着步枪，有的人还拿着两支或三支。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赶紧跑回家。在列辛斯基的住宅外面，他看见昨天见过的那几个人正跨上马。

保尔跑回家，慌忙洗了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他就立刻跑到镇子的那一头去找谢廖沙。

可是谢廖沙不在家。

保尔急忙跑到街上去。

在路上，他遇见一个双肩各背着一支枪的人，他飞快地跑向前去，问：

“叔叔，告诉我，你从哪里拿到的？”

“是在维尔霍维纳大街，那里正在分发呢。”

保尔拼命朝那个人指的方向跑去。他跑过了两条街，碰见一个小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

“你从哪儿弄来的？”

“是游击队在学校前面发的，他们发了一整夜，现在统统都发光了，一支也不剩了。我拿到了两支。”

那小孩得意地结束了他的话。

这个消息使保尔非常伤心。

“哎，真糟糕，早知道这样，我就直接跑到那里去，不回家了！”他失望地想着，“我怎么把这样的好机会错过了呢？”

保尔突然心生一计：他急速转过身来，三蹿两跳就追上了那个走过去的孩子，把他手里那支步枪抢过来。他用一种不许反抗的声调说：

“你已经有一支，够了，这一支该给我。”

这样在大白天里抢东西，把那孩子激怒了，他向保尔扑了过去，但是保尔后退一步，端着那支带刺刀的枪，瞪着他喊道：

“走开，当心刺刀戳着你！”

那小孩气得哭起来，转身跑开，一边走，一边骂，可是没有办法。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了。他跳过栅栏，跑进板棚，把那支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檩子上，然后高兴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乌克兰夏天的夜晚是可爱的。像谢佩托夫卡这样的乌克兰小镇，它的中心是市区，四郊是乡村，一到夏天宁静的傍晚，年轻的人们都跑到外面来。那些姑娘们、小伙子们，成群结伙的，对对双双的，有的坐在自己家的台阶旁边，有的坐在花园和庭院里，有的就在大街上，坐在盖房子用的木料堆上。笑声和歌声一直不停。

颤抖的空气充溢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就像萤火虫，在天空的深处微微地闪耀；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挺爱他的手风琴。他把他那只音乐优美的，维也纳制造的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指头刚轻轻触着键盘，便由上到下地迅速移动起来。低音键刚长叹一声，接着就迸发出一连串欢快的旋律。

当风箱伸缩蠕动，手风琴奏出了热烈的、迷人的和声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想跳舞呢？你的脚会不由自主地跳跃起来，而手风琴声越来越激越——人世间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今天晚上特别畅快。一群爱说爱笑的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外面的木料堆上坐着，他们都很开心，而笑得最响的是保尔的邻居嘉莉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跳舞，唱歌。她唱的是女中音，声音又嘹亮，又圆润。

保尔一向就有点怕她。她的口齿非常伶俐。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地搂着他，大声地说笑着：

“啊，你这个手风琴手，真棒！可惜，你还没长大，要不，你是我多好的小丈夫啊！我就爱拉手风琴的人，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在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躲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是她紧紧地抱住他不放。

“啊，我的心肝，你到哪儿去？你想逃吗？哎哟，多好的小爱人呀！”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觉得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正紧贴着他的肩膀，这使他局促不安，而周围的笑声惊动了那平时静寂的街道。

保尔用手推着她的肩膀说：

“你闹得我不能拉手风琴了，离开一点吧。”

这又引起一阵笑声、嘲弄和玩笑。

玛鲁霞插嘴了：

“保尔，给我们拉一支忧郁一点的、真正动情的曲子吧。”

于是手风琴的风箱拉长了，他的手指头在键盘上轻轻地移动着。这是一支大家熟悉的乌克兰民歌，是他们本地的曲调。嘉莉娜随着琴声带头唱。玛鲁霞和其他人马上附和她：

所有的船夫
一齐回到了故乡，
这里又亲切又美好，
让我们唱出心头的忧伤……

青年们的嘹亮的歌声传到遥远的森林那里去。

“保尔！”

那是阿尔焦姆的声音。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

“在叫我呢，我要走了。”

“不，再停一会儿，跟我们再玩一会儿，还早着呢。”玛鲁霞央求他。

“不，”保尔着忙地说，“明天我们再玩吧，现在我要回去了。阿尔焦姆在叫我呢。”于是，他跑过马路，走进小屋里。

他一推开门，就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正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

阿尔焦姆对那个陌生人说：

“这就是我的弟弟。”

那个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长茧子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他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里有一个电工病倒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来替他。要是他们要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

那个陌生人插嘴说：

“啊，不，我跟他一道去，我自己和发电厂老板谈吧。”

“他们当然要雇人的。因为斯坦科维奇生了病，今天机器就停了。老板今天跑来两次，要找人替他，但是没找到。他不敢光靠火伕一个人来发电。我们的电工害的是伤寒病。”

“既然这样，那就妥了，”那个陌生人说，“明天我到这里来找你，我们一道去。”

“好吧。”保尔说。

保尔看到陌生人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留神观察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感到困窘。这陌生人穿着一件灰短褂，从上到下扣着纽扣，紧紧地绷住他那宽大而结实的身子。这短褂显然是太窄了。他的脖子像牛脖子一样粗壮，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大的老橡树那样结实。

游击队撤退以后三天，德军开到镇上来了。在荒凉了三天的车站上，火车头的汽笛响起来了，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信号。

镇上像搅乱的蚁穴一般骚动起来。现在那些可怕的德国人不仅是要来，而是已经来了，已经到了镇上。

所有的居民都靠着栅栏或便门站着，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沿着马路两边成单行走，留着中间的石子路。他们穿着暗绿色的制服，平端着枪，枪上插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背上是大粮袋。他们像一条长带子似的，由车站开进镇上，行动非常小心，准备随时应付抵抗，虽然没有一个人想抵抗他们。

兰军注：德军发布了小镇居民应在二十四小时内，缴出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违者枪毙的命令。

整天不断地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交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交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另一些不愿当面缴枪的人，就在夜里偷偷把枪扔在街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就把这些枪捡起来，装在军用四轮大车上送到司令部去。

中午十二点钟以后，规定的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已经到了，德国士兵数一数他们的战利品，统共是一万四千支步枪，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枪没有交出来。他们就挨家挨户搜查，但搜到的非常少。

第二天，天刚亮，在镇外靠近古老的犹太墓地的地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那命令，就慌忙回家。他在院子遇到了保尔，立刻抓住他的肩膀，小声但是非常认真地问他：

“你从仓库那里拿回来什么东西没有？”

保尔老实说了。

他们一道跑到板棚里去。阿尔焦姆把藏在檩子上的枪拿下来，卸下刺刀，抽出枪栓，抓住枪筒，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朝栅栏柱子砸下去，把枪柄砸了个粉碎。其余的部分便扔到花园外远远的荒地上。回头阿尔焦姆又把刺刀和枪栓扔在粪坑里。

阿尔焦姆做完了，对保尔说：

“保尔，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要知道，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后什么也不许带回家来。你知道，现在为了这个是要送命的。记住，往后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类东西带回家，给他们查出来，头一个抓去枪毙的就是我。你是小孩子，他们倒不会碰你。现在正是变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往后再不带这类东西回家。

他们穿过院子回到屋里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正停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律师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妮莉和维克多——正下车。阿尔焦姆狠狠地说：

“瞧，这些宝贝现在又回来了。好戏又要开场了，他妈的！”他说完就走进屋里去。

保尔为他的步枪伤心了一整天。就在这时候，他的好朋友谢廖沙正在一个没有主儿的破板棚里，用锄头使劲地刨着墙根。他终于挖好了一个大坑，把他得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包好埋了下去。他不愿意把这三支枪交给德国人。因为他舍不得这些东西，他昨天晚上折腾了一整夜。


朱赫来在发电厂干活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已经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电工把发电机的构造教给了这个当学徒的火伕，叫他慢慢懂得这一行。

兰军注：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伶俐的小孩。他教保尔英国拳法。保尔不是很容易地就学会了这种本领的，但是他倒也学得不错。朱赫来的拳头使他摔了一个又一个倒栽葱，但是这个学生还是耐心地学下去。

有一次，天气很热，他从克利姆卡家里回来，在屋子里来回地转了一阵子，想不出要做的事情，所以决定到他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后园角落里的小棚顶上去。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到了板棚跟前，便登着墙壁突出的地方爬上棚顶。他用力拨开遮住板棚的樱桃树的枝丫，一直爬到棚顶正中，躺在可爱的阳光下面。

这小屋的一面正对着列辛斯基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缘，就可以望见整个花园和他们的房子的一面。保尔把头伸过屋脊，看见了院子的一角，和一辆停在那儿的四轮马车。还看见了那个住在列辛斯基家里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刷他长官的衣服。保尔时常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见这个德国中尉。

这个时候中尉正坐在桌子旁边写字。过了一会儿，他就拿着他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交给他的勤务兵，就沿着花园的小径，向临街的栅栏门走去。走到凉亭，他停下来，列辛斯基的女儿妮莉从凉亭里走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人就一同走出栅栏门到街上去了。

这些保尔全看见了。他看见那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推开了朝花园的窗子，收拾好屋子，就走出去，随手把门关上。不大一会儿，保尔就看见他在拴着马的马厩里了。

保尔向那敞开的窗户望去，整个房间都看得清清楚楚。桌子上放着皮带和一件发亮的东西。

他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悄悄地攀住樱桃树，溜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就到了那敞开的窗户跟前。他往屋子里看了一眼。桌子上放着的正是一条有刀鞘和枪套的皮带，枪套里装着一支很漂亮的十二响的“曼利赫”手枪。

保尔沉不住气了。他心里发生了几秒钟剧烈斗争，但是他的不顾死活的胆量终于叫他弯着身子，跳进房里，握住枪套，抽出那支崭新的黑色手枪，连忙跳进了花园，像猴子一般地攀着樱桃树，爬上屋顶。他又回头看了一下，那勤务兵正在安安静静地跟马夫谈话。花园里静悄悄……他马上溜下板棚跑回家。

保尔把箱子后面的一块破布塞进口袋里，一声不响地溜出房门，穿过园子，越过栅栏，走上通向森林的大路。他一面握住那时时碰他大腿的沉重的手枪，一面飞一般地向那个倒塌了的砖窑跑去。

他的两只脚简直像腾空似的，风在耳边呜呜响着。

老砖窑那里很静。木头的窑顶有几处已经塌下来，堆积的碎砖和毁了的炉灶现出凄惨的景象。保尔知道有许多既安全又秘密的地方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保尔把那支用破布包好的手枪放到灶底的一个角落上，再用一堆碎砖盖住它。他钻出来之后，又用砖块把灶门堵上，做了个记号，然后才慢慢地顺着大路走回家。

他的腿一路上不断地打颤。

“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怎样呢？”他暗想，预感使得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为了早点儿离开家，不到上班的时候他就上厂里去了。当他揩着风箱、往锅里放水和生火的时候，他不断想着：

“列辛斯基家里现在不知怎么样？”

已经很晚了，快到夜间十一点的时候，朱赫来跑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小声地问他：

“今天为什么有人到你们家里去搜查？”

保尔吓了一跳：

“搜查什么？”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

“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吗？”

保尔倒知道他们搜查什么，但是他不敢把偷手枪的事情告诉朱赫来。他吓得浑身发抖，问道：

“把阿尔焦姆抓走了吗？”

“谁也没抓走，可是已经把你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了！”

听了这句话，他稍微宽心一些，但是仍然非常忧虑。这几分钟里，他们俩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另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因此提心吊胆起来。

他们默默地分开，各自干活去了。

可是在列辛斯基家里却闹得天翻地覆。

那个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就把勤务兵喊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等到知道手枪确实是丢了，这个平常看来很有修养的德国中尉便使劲打了勤务兵一记耳光；勤务兵身子晃了晃，然后又挺直地站在那儿，认罪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发落。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列辛斯基，狼狈地在中尉面前直道歉。

这时候维克多也在场，他向他父亲说，手枪可能是邻居偷去的，尤其是小流氓保尔嫌疑最大。他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意见告诉了中尉，于是中尉就立刻下令搜查。

搜查毫无结果。这次丢手枪的事件使保尔更相信了：甚至像这样冒险的事情，有时也可以平安度过。

                              第三章

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忧郁地望着她那熟识的、心爱的花园和花园周围那些在轻风下微微颤动着的高大笔直的杨树。她真不相信她离开亲爱的故居已经整整一年了。看起来，她就像昨天才离开这个从小时候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着早班车回来了似的。

这儿什么也没改变：还是那一排排剪得整整齐齐的覆盆子灌木丛，还是那像几何画一样的、两旁种着她母亲喜爱的三色堇的小径。花园里一切都是整洁的，到处都可以看出一个有学问的林业家的呆板的派头。这些整齐的、图案似的花径只能引起冬妮亚的腻烦。

冬妮亚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推开走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花园的油漆栅门，向火车站水塔旁边的水池走去。

她过了小桥，走上大路。这条路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沿着池塘种着柳树和桤木；左面是一片树林。

她正想朝池边的旧采石场去，但看见下面有一支钓竿在水面上浮动，她就站住了。

她弯着腰，从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用手分开柳枝，看见一个黝黑的、赤足的男孩子，他的裤管卷到膝盖上。他身旁放着装着蚯蚓的生锈的白铁罐子。那少年正聚精会神做他的事情，没有留意到冬妮亚的注视。

“这里还能钓到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看。

他看见一个不认得的女孩子正扶着柳枝，身子低低地俯在水面上。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儿的白色水手衫和浅灰色的短裙子。一双绣花短袜紧紧地套在晒黑了的匀称的脚上，下面穿的是棕色的皮鞋。栗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着钓竿的手轻轻动了一下，鹅毛浮子在平静的水面上动了一动，荡起了一层层的波纹。

他身后的轻柔的声音又在激动地说：

“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心慌意乱了，他迅速地拉起钓竿，把钩着蚯蚓的钓钩提上来，带起了一行水花。

“真倒霉，现在还能钓个鬼！从哪里跑出这么一个妖精。”保尔生气地想。为了掩盖自己的笨拙，他用力把钓钩向更远的水中抛去，正好落在两支牛蒡中间，这恰恰是他不应当抛到的地方，因为这样鱼钩就会挂在牛蒡的根上。

保尔想了一下，头也不回地向后面的姑娘小声说：

“您别嚷嚷好不好？这样把鱼都吓跑了。”

立刻，他听到上面传来了讽刺的、嘲笑的声音：

“啊，它们一看见您早就跑了。再说，谁在中午钓鱼呢？瞧您这个多有本事的渔夫！”

保尔虽然竭力保持礼貌，但是已经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把帽子扯到前额——这是他一向发脾气的表示——然后挑选最文雅的字眼说：

“我说，小姐，请您走开一点好不好？”

冬妮亚的眼睛眯成一条线，接着又含笑地张开了，说：

“我真的碍您的事吗？”

这回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意味，而是带着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因此，真要向这位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小姐”动火的保尔，终于被解除了武装。

“啊，如果您欢喜看的话，那就请看吧。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着他就重新坐下，看看他的浮子。可是浮子紧贴在牛蒡上，显然钓钩是挂在它的根上了。保尔不敢使劲往外拉。

“既是挂住了，就扯不下来。那女孩子一定是笑我的。她要是走开该多好啊！”他心里想。

但是冬妮亚却在微微摇动着的柳树干上坐得更舒服了。她把书放在膝上，注视着那个黑眼睛的、晒得黝黑的、粗野的孩子，他曾那么不礼貌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睬她。

保尔在那光滑如镜的水里清楚地看见了坐着的女孩子的倒影。她正在看书，因此他就开始轻轻地拉那挂住了的钓丝。浮子直往下沉，钓丝给绷得紧紧的。“真给挂住了，妈的！”他心里这样想，同时，他一斜眼，便看见了水面上一个顽皮的笑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走过来。他们都是七年制中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个是调车场场长兼工程师苏哈里科的儿子。他是一个地道的蠢材和淘气包，今年十七岁，淡黄眉发，满脸雀斑，在学校里大家都喊他“麻子舒拉”。他手里拿着一副精美的钓竿，嘴里神气十足地叼着一支香烟。他身旁是维克多，一个又瘦又高的娇气的青年。

苏哈里科弯着身子，向维克多眨着眼说：

“你瞧，这是一个顶出色的小姑娘，本地没有一个姑娘比得上她。告诉你说，她是个十足的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回家避暑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我妹妹丽莎认得她。我写过一封信给她，你知道，其中当然净是些动人的词句。我说我不顾一切地狂爱她，我战颤地期待她的回信。”

“后来怎么样呢？”维克多满有兴趣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了。他说：“你知道，还不是那一套，故意摆架子，装蒜。她说：‘不必糟蹋信纸了吧！’但是这种事情，一开头总是这样的。干这一行，我倒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老是这样献殷勤。夜里到工棚附近去，只要三个卢布，你就可以弄到一个你一想就流口水的美人儿，比这要好得多，一点也用不着玩这些浪漫的恋爱把戏。我就和瓦里亚.古洪诺夫——你认识那个铁路上的工头吗？——一道去过。”

维克多轻蔑地皱着眉头说：

“苏哈里科，你还干这种下流勾当？”

苏哈里科咬着烟卷，啐了一口，讥笑道：“哈，好一个‘干净’人儿。你干的事，我们全知道。”

维克多打断他的话，说：“你可以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咱们快点去，趁着她还没走。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

他们俩走到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扔掉嘴里的纸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您好，杜曼诺娃小姐。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接着，苏哈里科拉着维克多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多.列辛斯基。”

维克多晕头转向地把手伸给冬妮亚。

苏哈里科想引起话题来，就问：

“今天您为什么不钓鱼呢？”

“我忘了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好了。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

但是冬妮亚回答说：

“不，那样我们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

“打搅谁？”苏哈里科问，“那小子吗？”现在他才看到坐在树丛旁边的保尔，“我马上叫那小子滚蛋。”

冬妮亚来不及阻拦他。他下去，走到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喂，马上把钓竿收起来，赶快滚开！”他说完，看见保尔还是坐在那儿继续钓鱼，一动也不动，接着就喊：“快点，快点！”

保尔抬起头来，狠狠地瞪了苏哈里科一眼。

“你轻点叫好不好？你那厚嘴唇叽里咕噜说些什么？”

“什——么！”苏哈里科动火了，“你这个可恶的坏蛋，还敢顶嘴！我叫你给我——马上滚蛋！”说着他狠狠地一脚把那个装着蚯蚓的铁罐子踢开。铁罐子飞起来，在空中翻了几翻，就掉到水里，激起的水星溅了冬妮亚一脸。

“苏哈里科，你怎么不害臊啊！”她喊了一声。

保尔跳起来了。他知道苏哈里科就是调车场场长的儿子，阿尔焦姆在那里做工。要是他现在打了这个丑麻子，苏哈里科一定会到他父亲那里告状，那么，事情准会牵连到阿尔焦姆身上。就是为了这个，他才没有马上跟他算账。

可是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打他，就扑了过去，用双手去推站在池边的保尔。保尔双手一扬，身子晃了一下，但没有稳住，跌到水里。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又是个出名的打架好手和招惹是非的家伙。

保尔胸脯上挨了一推，忍不住了。

“怎么，真打？那么，瞧我的！”说着，他稍稍一扬手，朝苏哈里科的脸狠狠地打了一拳。接着，不让苏哈科夫有还手的工夫，又紧紧地扯住他的制服，使劲一拉，把他拖到水里去。

苏哈里科站在淹到膝盖的水中，发亮的皮靴和裤子都湿透了，他竭力想挣脱保尔那铁钩一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很快就跳到岸上。

气得发狂的苏哈里科向保尔扑过来，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

保尔一站到岸上，急忙转过身来对着向他扑过来的苏哈里科使劲地打下去！……

随着就是一阵牙碰牙的声音。苏哈里科因为下巴疼得厉害，舌头硌破了，一面哀叫着，一面举起双手，在空中乱抓，然后就噗通一声倒在水里了。

岸上的冬妮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好啊，好啊！”她拍着手喊，“打得太漂亮了！”

保尔抓住钓竿，拉断了挂在牛蒡上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见维克多对冬妮亚说：

“他是最出名的流氓，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不安宁了。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就要大罢工了。邻近某大车站的调车场的工人们已经干起来了。德国人抓了两个司机，因为他们有传送宣言的嫌疑。同时，德军的征发和地主们的返回农村，也引起了那些与农村有直接关系的工人的极大的愤怒。

盖特曼（译者注：德帝国主义傀儡斯科罗帕德斯基一九一八年建立的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但很快就垮台了。）乡警的马鞭不断鞭打着农民们的脊梁。本省的游击运动大大地发展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游击队已经有十个左右。

这些日子，朱赫来简直就不知道什么叫休息。自从他到镇上之后，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参加了许多青年人的晚会，并且在调车场的钳工和本地锯木工人中间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试探过阿尔焦姆。当他问阿尔焦姆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事业有什么意见时，这个健壮的铁路工人回答说：

“哦，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于党的认识是很浅薄的。但是如果需要我，我随时都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回答使朱赫来很满意，他知道阿尔焦姆是可以信任的，他说到哪里，就一定会做到哪里。

这时候，朱赫来已经从发电厂转到调车场去了。这样对工作更有利：在发电厂的时候，他跟铁路方面完全失去了联系。

这时候铁路上的运输格外忙。德国人正急忙把他们从乌克兰抢来的东西：黑麦、小麦和牲口等等用成千辆的车皮运到德国去。


有一天，盖特曼警备队突然逮捕了车站上的报务员波诺马连科。他们把他押到司令部里，狠狠地拷打了他。显然，他供出了罗曼在作煽动工作，罗曼是阿尔焦姆在铁路工厂里的同事。

两个德国兵和一个盖特曼军官——车站司令部的副官，在罗曼上工的时间来抓他了。他们走到他做活的工作台前，一句话也没有说，那副官就举起马鞭抽他的脸。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邻近的钳台上工作，看见这光景，就扔下锉刀，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那副官，竭力抑制涌上心头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

“你怎敢打他，你这坏蛋？”

那副官倒退了一步，一面伸手解他的手枪套。同时一个矮矮的、短腿的德国人也从肩膀上摘下了那支插着宽刺刀的步枪，扣着扳机。

“不要动！”他大叫一声，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这个又高又大的铁路工人绝望地站在这怪模样的小兵面前，毫无办法。

两个人都给抓走了。过了一个钟头，阿尔焦姆给放回来，罗曼关在放行李的地下室里。

十分钟后，调车场的全体工人罢工了。扳道夫和材料库的工人们也参加了。所有的人都很气愤。当场就写好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请愿书。

当盖特曼军官带着一小队卫兵赶到公园的时候，群众更加激愤了。那军官挥动着手枪，高声叫道：

“马上散开，要不，我就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抓起来！有的还得枪毙！”

但是愤怒的工人们的叫喊迫得他退回车站去了。这时候满装着德国兵的大卡车已经沿着公路向车站开来了，他们是车站司令调来的。

工人们这才分头回家。他们全体罢工了，甚至连车站上值班也走开了。朱赫来的工作已发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第一次群众示威。

到夜里，逮捕开始了。阿尔焦姆也被抓了去。朱赫来那天晚上没有回家，他们没抓到他。

被捕的人全拘留在大货仓里，德军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复工，还是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了工。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到。同时，在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已经切断了铁路线并炸毁了几座铁桥。

兰军注：德国人逼着阿尔焦姆，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去开火车，开车途中，他们杀死了看守他们的德国兵，跳车而逃。


下面是一个又大又黑的湖，湖周围的松树摇着它们那高大的头。

“这些树就像活人一样。”冬妮亚心里想。她躺在花岗石岸边低洼的草地上。上面，在洼地的后面，是松林；下面，就在这悬崖的脚下，是大湖。俯临着大湖的悬崖的阴影，使湖边的水格外发暗。

这是冬妮亚最喜欢的地方。在这离车站一俄里（译者注：1俄里等于1.06公里）的地方，在旧采石场的荒芜的洼地里，有几个泉源往外喷水，现在汇成了三个活水湖。冬妮亚听到下面湖边那里有拍水的声音。她抬起头来，用手拨开树枝，探身往下看：一个晒得发黑的弯着身子的人正在用力从岸边往湖心游去。冬妮亚只能看见这个游泳者的浅黑色的脊梁和乌黑的头发。他像只海象一样用各种各样的姿势游泳：自由式、侧泳、潜水，后来他终于疲倦了，开始仰泳，由于强烈的阳光，他眯着眼睛，伸开两臂平放着，身子微微弯曲，静静地躺在水面上。

冬妮亚放开树枝，自己觉得好笑，她想：“这样太不雅观了。”于是她又开始读她的书。

她正聚精会神地读着维克多借给她的一本书，没有注意到有人正在爬上那隔开松林和洼地的岩石。当一块小石头无意地从那个人的脚下掉下来，正好落在她的书本上的时候，她才惊讶地抬起头来，看见站在她面前的保尔。这偶然的相遇，使他感到惊讶和难为情。他打算走开。

“原来刚才是他在这儿洗澡啊。”冬妮亚看了看他那潮湿的头发，心里这么猜想。

“啊，我惊动了您吗？我不知道您在这儿。我不是有意到这儿来的。”保尔说着，用手攀住岩石，他也认出她是冬妮亚。

“您并没打搅我。要是您高兴的话，咱俩还可以谈一会儿。”

保尔惊疑地望着冬妮亚。

“咱们有什么可谈的呢？”

冬妮亚微微一笑。

“我说，您为什么老站着呢？您可以坐到这儿来，”她用手指着一块石头，“请您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

“保夫卡.柯察金。”

“我叫冬妮亚。瞧，现在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

保尔很不自然地揉着他的帽子。

“您叫保夫卡？”冬妮亚打破了沉默，“为什么要叫保夫卡呢？这多不好听，还是叫保尔好。我以后就这样叫您。您时常到这里来……”她本来想说“洗澡吗？”，但是因为不愿意让保尔知道她看见了他洗澡，就改口说，“散步吗？”

“不，不常来，有空的时候才来。”

“那么，您是在什么地方做工吗？”冬妮亚追问说。

“我在发电厂里当火伕。”

“请您告诉我，您那么会打架，是在什么地方学来的？”冬妮亚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您为什么要管我打架的事呢？”保尔不满意地说。

“请您不要生气，柯察金，”冬妮亚说，她已经觉出保尔对她所提出的问题不高兴，“我对于这种事非常有兴趣。您那一下子打得真棒！就是有点太不留情了。”说着她哈哈大笑起来。

“那么，您可怜他吗？”保尔问。

“啊，哪里，一点也不可怜他，正相反，苏哈里科就是该打。上次您那一手，真叫我开心极了。听说，您常常和人打架。”

“谁说的？”保尔警觉地问。

“维克多说的。他说您是个打架行家。”

保尔脸上现出了不愉快的表情。

“啊，原来是维克多说的，这个混蛋，寄生虫。他应当谢天谢地，当时我没有连他也揍一顿。我听到了他说了我一些什么话，只是怕脏我的手，才没有跑过去揍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骂人呢？保尔，这样不好。”冬妮亚打断他的话。

保尔的眉毛竖了起来，他心里想：

“我为什么要同这个妖精闲扯呢？瞧她那副神气：一会儿是‘保夫卡’这个名字她不喜欢，一会儿又是‘不要骂人’。”

“您为什么那样恨维克多呢？”冬妮亚问。

“那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少爷崽子，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见了他，手就发痒。他仗着有钱，就觉得什么事都可以干，可是我不把他这个有钱的放在眼里。只要他敢稍微碰一碰我，我就好好收拾他一顿。对于这种人，只有用拳头去教训他。”保尔非常气愤地说。

冬妮亚很后悔提到维克多的名字。她已经看出来，这个少年和那个娇生惯养的中学生维克多显然有旧仇，于是她就转了话题：开始询问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

保尔不知不觉地、一点一点地回答那女孩子的问话，把要走的念头给忘了。

“告诉我，您为什么不多念几年书呢？”她又问。

“学校把我开除了。”

“为什么呢？”

保尔的脸红了。

“我在神父的面团上撒了烟末儿——他就把我赶了出来。那个神父凶极了，我们全都吃过他的苦头。”于是保尔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她。

她好奇地听着。保尔也不觉得局促不安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好像他们是老朋友似的。他甚至把他的哥哥阿尔焦姆没有回家的事情也告诉了她。他们两个亲切的、快活地谈着，谁也没有注意到已经坐了好几个钟头了。终于，保尔骤然想起了他还有事，立刻跳起来说：

“哎呀，已经到了我上班的时候了。哦，再见吧，小姐，我不得不马上跑步回镇上去了。”

冬妮亚也立刻站起来，穿起外衣。

“我也应当走了，咱们一道走吧。”

“哦，不，我是要快跑的，您赶不上我。”

“为什么赶不上？我们可以一道跑，比赛一下：看谁跑得快。”

保尔轻视地看了她一眼。

“赛跑？您怎么能跟我赛跑！”

“那咱们就试试吧，现在先走出这儿再说。”

保尔跳过那堵岩石，又拉住冬妮亚的手，帮她跳过去。他们走到松林里那条通到车站去的又宽又平坦的大路上。

冬妮亚站在大路中央，喊道：

“现在起跑：一，二，三。您追吧！”于是她就像一阵旋风似的跑在前面。她那双小靴子的后跟，像电光一样闪着，蓝色的外套在风中飘舞。

保尔在她的后边紧追。

“我马上就可以追上她。”保尔想，拼命追她那飘动着的外衣，但是一直到了大路的尽头，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才追上她。他猛冲过去，双手紧紧抱住她的肩膀。

“捉住了，小鸟给捉住了！”他快活地喊着说，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放手，怪疼的。”她挣扎着说。

两个人都站住了，呼哧呼哧地喘气，心全都剧烈地跳动着。冬妮亚由于疯狂奔跑，累得厉害，就仿佛是无意地稍稍靠在保尔身上，这么一来，使得他们更亲近了。虽然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情，但是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里了。

接着冬妮亚掰开保尔的双手，对他说：“从来没有人追上我。”

他们马上就分手了。临别，保尔向她摇摇帽子，就朝镇上跑去。

保尔刚打开锅炉房的门，已经在锅炉旁边忙着的老火伕达尼洛转过身来，气愤地说：

“你再晚一点来才好呢。怎么，你想叫我替你生火，是不是？”

但是保尔却愉快地拍拍达尼洛的肩膀，和气地说：

“别着急，老头子，火马上就生起来。”说着，他立刻朝柴堆走去。

到了午夜，当达尼洛躺在床上打呼噜的时候，保尔已经把发动机各处都注好了油，用棉纱团把手揩干净，从抽屉里把第六十二卷《朱泽培.加里波第》（译者注：这是一本记述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领袖朱泽培.加里波第（1807一1882）一生事迹的传记小说。）拿出来。加里波第的冒险故事马上使他入迷了。

“她用她那秀美的蓝眼睛瞟了公爵一眼……”

“是的，她也有一对蓝眼睛，”保尔回忆着，“她是特殊的，她跟别的富家女孩子不一样，”保尔想，“而且她还跑得像魔鬼一样快！”

保尔沉醉地回忆着白天会面的情景。


冬妮亚和保尔分手之后就往家里走。她想着刚才和这个黑眼睛少年相遇，并且不自觉地为了这次会面感到很快活。

“他是多么热情和倔强啊！他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粗野无礼的人。无论如何，他一点也不像那些懦弱无能的中学生……”

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出身的环境对冬妮亚是完全陌生的。

“他是可以开导的，”冬妮亚想着，“而且这将是一种挺有意思的友谊。”

快到家的时候，冬妮亚看见莉莎.苏哈里科、妮莉和维克多在花园里坐着。维克多在读书。看样子，他们是在等她。

她向他们问了好，就坐在长凳上。就在这泛泛无聊的谈话的当儿，维克多凑近冬妮亚坐下，悄声地问她：

“那本小说您读了吗？”

“啊呀，那本小说！”冬妮亚忽然想起来了，“我把它……”她几乎说出了口，她把它忘在湖边了。

“您喜欢那小说吗？”维克多注意地看着她。

冬妮亚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她一面用她的短靴的靴尖在小径旁边的沙地上慢慢地画一个奥妙的图案，一面抬起头来看了看维克多，对他说：

“不喜欢，我现在喜欢上了另外一本，它比您那本可有意思多了。”

“是吗？”维克多觉得非常无趣地拖长着声音说，“那么，作者是谁呢？”他问。

冬妮亚用闪闪发光、带着嘲弄的眼光看了看维克多，然后说：

“没有作者……”

“冬妮亚，把客人请到屋里来吧，茶已经预备好了！”她母亲站在阳台上喊。

冬妮亚挽着两个姑娘的手走进屋子。维克多跟在后面，苦思着刚才冬妮亚所说的话，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译者注：俄文“POMAH”有两个意思：一是“小说”，一是“爱情”。这儿所说的“小说”，含有双关的意思。）


一种初度的和仍然是不自觉的感情，已经偷偷进入了这个青年火伕的生活。这种感情是那样新鲜，又是那样令人难以理解地激动人心。这生性好斗的、有反抗精神的孩子被它弄得心神不宁了。

冬妮亚是林务官的女儿。在保尔看来，林务官跟律师列辛斯基是一类人物。

保尔是在贫穷和饥饿中长大的，他对每一个他认为是有钱的人，都十分仇视。因此，他对眼下这种感情怀着戒备和疑惧。他知道冬妮亚跟石匠的女儿嘉莉娜完全不同，不能把她当作自己人，当作一个普通的、他能够理解的人看待。所以他对冬妮亚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只要这个漂亮的和受过教育的姑娘对他这个火伕有一点儿嘲弄和侮蔑的举动，他就准备给以断然的反击。

保尔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看见冬妮亚了，今天他决心再到湖边去一趟。他故意从她家旁边经过，希望能够碰见她。他沿着花园的栅栏慢慢走着，已经望见花园尽头那熟悉的水手服了。他拾起栅栏旁边的一颗松子，朝着她那白色的衣服投过去。

冬妮亚连忙转过身来。一看见是保尔，她马上高兴地笑着跑到栅栏跟前，把一只手伸给他：

“您到底来了，”她高兴地说，“这些时候您到哪儿去了？我又到湖边去找过，我把书忘在那儿了。我想您是会来的。进来吧，到我们花园里来。”

保尔摇摇头说：

“我不进去。”

“为什么？”她惊讶地扬起眉毛。

“没有别的，我想您的爸爸会为这件事发脾气了。您也会为我挨骂的。他会问您，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脏孩子带进花园里来？”

“保尔，您别瞎说了，”冬妮亚生气了，“马上进来吧。我爸爸绝不会说什么的，等一下您自己就知道了。进来吧。”

她跑去开了园门，保尔踌躇地跟在她后面。

当他们两个坐在花园里的圆桌旁边的时候，她问保尔：“您喜欢看书吗？”

“非常喜欢。”保尔兴奋起来。

“在您读过的书里，您最喜欢的是什么书？”

保尔想了一下，回答说：

“《朱泽倍.加里波第》。”

“是《朱泽培.加里波第》，”冬妮亚纠正了他的错误，“您很喜欢这部书吗？”

“是的，我已经看过这部书的第六十八卷。每次领到工钱，我就买它五卷。啊，加里波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称赞地说，“他才是一个英雄！我真佩服他！他同他的敌人战斗了不知多少次，而他总是占上风。他乘船游历了世界各国！唉！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的话，我一定去投奔他。他曾经把那些手艺人组织起来，并且总是为穷人奋斗。”

“您愿意看看我们的图书室吗？”冬妮亚问他，一边拉住他的手。

“哦，不，我不到屋子去。”保尔坚决地拒绝说。

“您为什么这样固执呢？是害怕吗？”

保尔看见他那光着的两只脚实在是太脏了，就搔着后脑勺，对她说：

“您的妈妈或是爸爸不会把我赶出来吗？”

“您别再瞎说了吧，我真的要生气了。”冬妮亚发起脾气来了。

“一点也不是瞎说，列辛斯基就不许我们这样的人走进他屋里去，有话只许在厨房里说。有一次，我为了一件事到他家里去，他的女儿妮莉，死也不让我走进他屋里。她大概是怕我弄脏他们的地毯，这鬼东西。”保尔笑了一下。

“走吧，走吧！”她双手抓住他的肩膀，很友爱地推着他走上阳台去。

她领着他穿过饭厅，走进一间摆着一只很大的橡木书橱的房间。冬妮亚拉开了橱门。保尔看见，那里面有几百本书整齐地排列着。初次看见这么多的藏书，他吃了一惊。

“现在我们给您找一本有趣的书，您还要答应我，您往后经常到这里来拿书，好不好？”

保尔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说：

“我就是爱看书。”

他们在一起过了好几个钟头，彼此都十分快乐，十分满足。她还介绍他同她的母亲见了面。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保尔喜欢冬妮亚的母亲。

冬妮亚又把保尔领到她本人的房间里去，让他看看她的书和学校的课本。

小梳妆台旁边立着一面不大的镜子，冬妮亚把他拉到镜子跟前，笑着对他说：

“为什么您要把头发弄得像个野人一样呢？您从来就没有剪过和梳过吗？”

“长得太长了，我就剪短它，还能叫我怎样办呢？”保尔难为情地分辩说。

冬妮亚笑着从梳妆台上拿起一把木梳，很快地就把他那蓬乱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您瞧，现在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她瞧瞧保尔，满意地说，“头发应当剪得整整齐齐的，不能像您那样，就像个野人似的。”

接着冬妮亚又用挑剔的眼神看了看他褪了色的、发黄的衬衫和破了的裤子，可是什么也没说。

保尔已经注意到她的眼神，他为自己的服装而感到惭愧。

临别，冬妮亚反复叮咛他要常来，并且和他约定了过两天一起去钓鱼。

保尔不愿意再穿过屋里，怕再碰到冬妮亚的母亲，所以就从窗口一下子跳到花园里去了。


因为阿尔焦姆不在家，柯察金家渐渐难以支持了。保尔的工资是不够家用的。

保尔的母亲决定同她的儿子商量，看她是不是该找点活做，因为她恰巧听到列辛斯基家里正要雇一个老妈子。但是保尔不答应，他说：

“不，妈妈，还是让我找个额外的活干吧。木材厂里正要雇人搬木板。我可以到那里干半天，这样我们俩就可以过下去了。你千万不要再到外面去干活，要不，阿尔焦姆准要生我的气，骂我不想法子，反倒叫妈去受累。”

保尔的母亲竭力说明她为什么应当去做工，但是保尔坚持他的意见，因此她只好作罢。

第二天，保尔已经在木材厂里干活了，他把刚锯开的木板搬到晒木场去。保尔白天在木材厂里做工，晚上去发电厂。

到了第十个晚上，他把在木材厂挣到的工钱带回家去，交给他母亲。他交钱时，红着脸踌躇了一下，终于请求说：

“妈妈，给我买一件蓝布衬衫吧，就像我去年穿的那件一样。这用一半的工钱就够了，往后我还可以挣，你别担心，你看我这一件太旧了。”他辩解说，像在为自己的请求而道歉似的。

“啊，保尔，亲爱的，对的，对的，我今天就去给你买布，明天就缝。”她亲切地看着她的儿子说，“你说得对，你连一件新衬衫也没有。”


保尔在理发馆前面站住了，他摸摸口袋里的一个卢布，走了进去。

理发匠是一个活泼的青年，一看见有顾客进来，便习惯地点着头把他让到椅子上。

“请坐吧！”

保尔坐到一只宽大舒适的安乐椅上，从镜子里看见了他自己那副狼狈的、惊慌不安的面孔。

“去短吗？”理发匠问。

“是的。不，是这样。我要说：要剪一剪。你们管这个叫什么？”他不得已地用手指头做出了一个姿势，帮着说明。

“我明白了。”理发匠笑着说。

一刻钟后，保尔满身大汗，狼狈地走出了理发馆，但是头发总算梳剪得整整齐齐了。他那蓬乱的头发实实在在叫理发匠花了不少工夫，但是水和梳子终于把它制服了，现在头发梳得很服帖了。

走到街上，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还把帽子更往下拉了一点。


保尔没有按照约定去钓鱼，冬妮亚心里不高兴了。

“这个小火伕，真有点儿粗心大意。”她生气地这么想。但是保尔一连几天都没有去找她，她就感到烦闷了。

有一天，她正想出门去玩，她母亲把她的房门推开一道缝，说：

“冬妮亚，有个客人来找你，让他进来吗？”

在门跟前站着的就是保尔，冬妮亚开头几乎认不出他。

他今天穿了新的蓝衬衫、黑色的裤子。皮鞋也揩得发亮。他的头发——冬妮亚一开头就注意到了——也剪过了，不像早先那样蓬乱。这黝黑的小火伕完全变了样儿了。

冬妮亚几乎表示出她的惊讶，但是她及时控制住自己，因为她不愿意让这个本来就发窘的年轻人再感到难堪，她对这惊人的变动，故意装出不注意的样子，只是责备他说：

“您不觉得不好意思吗？为什么您不去钓鱼？您是这样守信用的吗？”

“这些天我到木材厂里做工去了，所以没能去。”

他不能向她说明，为了要给自己买这件衬衫和裤子，他这几天已经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

冬妮亚也猜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对保尔的气恼立刻抛到九霄云外。

“我们到池边去玩吧。”她提议说，他们两人就一道走进花园里，又从花园走到外面的路上去。

就在这时候，保尔已经把她当作一个知心朋友，把他那极大的秘密——他怎样偷了那中尉的手枪的经过，统统告诉了她，并且约好她再过几天一齐到树林的深处放枪去。

“你要当心，别把我的秘密泄露了。”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当他说的时候，已经把“您”字改作“你”了。

冬妮亚很认真地答应他说：

“我绝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第四章


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席卷了乌克兰。拿起枪的人们一天比一天多，而每次战斗都产生了新的战士。

市民们过惯的和平和安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的事情了。

像旋风一样的炮声震撼着那些古老的房屋，市民们全都紧贴着地窖的墙根，或是躲在自家挖的壕沟里面。

彼得留拉将军属下各色各样的大群匪帮布满了全省。

所有不要命的冒险家，都召集起一批亡命徒，自称是哥萨克将军，时常打着彼得留拉的黄蓝色旗子，用尽所有的力量和手段去争夺政权。

红色游击队不断地跟这些反动势力战斗，于是乌克兰大地就在无数马蹄、辎重车和炮车之下震颤起来。

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


将要虐杀犹太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这风声也传到了河畔陡坡上的肮脏的犹太居民区。这里是一些窗户歪斜的小屋子。贫穷的犹太人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挤住在这些被称为住屋的箱子里。

这时全镇到处乱杀乱抢。匪帮与匪帮之间为分赃不均不断发生野兽般的厮杀，到处有徒手的格斗，到处有军刀在挥舞。

他们从酒厂里滚出一桶桶的啤酒。

随后又挨家去抢劫。

任何人也没有反抗。他们找遍那些矮小的房子的每个阴暗的角落，然后满载而去，留下的只是一堆堆破旧的衣裳、撕裂了的枕头和靠垫的绒毛。第一天只有两个牺牲者——丽娃和她的父亲，但是那天的黑夜却带来了难以逃避的死亡。

在天黑之前，这一群野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兽性发作的彼得留拉匪徒们就在等着天黑了。

黑夜里他们的手可以不受拘束。在黑暗里他们更便于杀人。就是豺狼也喜欢黑夜，豺狼也专门伤害不能逃脱的人。

许多人永远不能忘记这可怕的三天三夜。无数的生命被杀戮和毁灭了，无数青年的头发在这血腥的日子里变白了，无数的眼泪流掉了，而那些幸存的人们，在忍受了无法洗刷的羞耻与侮辱，忍受了难以形容的心痛和失去了亲人的悲哀之后，又有谁能说他们是比死者幸福些呢？一些受尽折磨的少女的蜷缩的尸体，痉挛地向后伸着双手，毫无知觉地躺在许多小胡同里。

只有在小河旁边，当这些豺狼闯进了铁匠纳乌姆的小屋里，企图对他的年轻的妻子萨拉施行强暴的时候，才遭遇了猛烈的抵抗。这身体强健的二十四岁的铁匠，充溢着壮年的精力，用他那双钢铁般的胳膊，誓死护卫着他的妻子。

在他那小屋子里的一场凶猛而短促的格斗中，有两个匪徒的脑袋像烂西瓜一样地碎了。怒火燃烧的纳乌姆是可怕的，他狂怒地保卫着他和他妻子两个人的生命。于是，那些感到危险的戈卢勃匪徒们，都逃避到河岸的附近，在那里射击了很长时间。纳乌姆的子弹将要用完的时候，他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了他的妻子萨拉，然后端着刺刀，预备冲出去和敌人拼命。但是刚刚走下屋外的第一级石阶，他那沉重的身体就被雨点儿一样的枪弹射倒在地上了。

谢廖沙和他的父亲已经把一半的印刷厂工人（兰军注：谢廖沙在印刷厂当工人，而印刷厂的大部分工人都是犹太人。）藏在他们的暗楼上和地窖里。他经过菜园回家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沿着公路奔跑。

这是一个老犹太人，穿着一件满是补丁的长衫，没戴帽子，吓得面无人色，一边跑，一边喘息着，绝望地挥着手。他后面一个骑着灰马的彼得留拉兵士，很快就追上他，正弯着身子要砍那个老犹太人。那老人听到马蹄声已经迫近，就举起双手，仿佛这样就可以保卫自己似的。谢廖沙马上冲到路上，跳到马前，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那个老人，大声吆喝说：

“狗杂种，强盗，你敢动他！”

骑在马上的彼得留拉匪徒并不打算收住他的军刀，他俯着身子顺势在这少年的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头上削了一刀。


                              第五章


这是一个漆黑阴沉的夜。

有一个人正独自向前走着。

他走到柯察金家，小心地敲着窗框，没有人答应，他就又敲了敲，比头一次更响、更坚决。

保尔跳下床来，走到窗边，竭力想辨认出敲窗子的人是谁，但是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黑暗的轮廓。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母亲到他姐姐的家里去了——他的姐夫是糖厂的机务员。阿尔焦姆在邻近一个乡村里当铁匠，靠着抡铁锤过活。

“谁呀？”他向着黑暗问道。

窗外那个人影晃动一下，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是我，朱赫来。”

接着，朱赫来双手往窗台上一撑，他的头就升得和保尔的脸一般高了。他悄悄地说：

“我到你这里借住一宿，小弟弟，你让我进来吗？”

“当然，这还用得着问吗？”保尔十分亲切地回答，“你就从窗口爬进来吧。”

朱赫来的笨重的身子从窗口挤了进去。

“小弟弟，那些吃人的野兽现在正在追我。他们查究车站最近发生的事件。本来，要是大家能团结得更紧些，我们准可以在虐杀犹太人的时候好好和那些‘灰老鼠’干一下。但是，人们还没有战斗的决心，所以干不起来。现在他们正紧盯着我，他们已经搜捕我两次。今天我几乎遭了毒手。我正回家，自然，是打后门走的。我站在板棚旁边一瞧：园子里站着一个人，身子紧贴树干，可是刺刀叫他露了马脚。我马上转身就跑。我想在你这里抛锚，住上几天。你不反对吧？啊，那好极了。”

朱赫来的到来使保尔十分高兴。最近发电厂已经停工，保尔一个人在这冷清清的屋子里觉得很无聊。


朱赫来意外的夜访以及两个人八天来的共同生活，给了保尔极大的影响。他初次从水兵朱赫来口中听到了那样多新鲜的、重要的和令人激动的话。这儿天对这个年轻的火伕的一生有着决定的意义。

这个水兵两次遇险，现在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暂时呆在这儿。他利用这迫不得已的休息时间，把他对压迫着乌克兰的“黄蓝旗军队”的火一般的愤怒和憎恨，完全传给了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每一句话的保尔。

朱赫来用简明的话语说得非常生动易懂。一切他都清清楚楚。他对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十分明确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兰军注：布尔什维克党是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才是不屈不挠的、跟所有财主作顽强斗争的革命政党。

这波罗的海舰队的健壮水兵，这壮实、坚定、久经海洋风暴的、自一九一五年就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兰军注：列宁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后来更名为苏联共产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费奥多尔.朱赫来，对这青年火伕讲述着残酷的生活的真理。这青年火伕也用迷醉的眼睛里紧紧地盯着他。

“保尔，你满可以成为一个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战士，一切条件你都有，只是年纪还轻。现在，小弟弟，我愿意引你走上正路，因为我知道你是有出息的。那些苟且偷生的家伙我实在看不惯。现在整个世界都着了火。奴隶们造反了，他们要把旧社会推翻。但是，为了这个，需要的是一伙勇敢的弟兄，而不是娇生惯养的宝贝蛋儿；需要的是能够坚决斗争的顽强战士，而不是那种遇到打仗就像蟑螂见到阳光马上就钻缝儿的胆小鬼。”

朱赫来闲得太难受了。他很后悔留在这个小镇里。他认为再呆下去没有好处，所以毅然决定穿过战线去找红军部队。

他决定把九个党员组成一个小组留在镇上，继续进行工作。

“费奥多尔，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一次，保尔突然问他。

朱赫来站起来，双手插进口袋里。他一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想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或者是一个共产党员。”保尔小声回答说。

朱赫来哈哈大笑起来，逗笑似的拍了一下他那宽宽的紧箍着白底蓝条水手内衣的胸脯，对他说：

“小弟弟，这是明摆着的。这个事实，就像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是一回事一样地明显。”接着，他突然非常认真地说，“你既然懂得了这么多，那就要记得——除非你想叫他们杀死我，要不，这件事就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知道吗？”

“我知道。”保尔坚决地回答。

他们骤然听到外面一阵人声，还没有听见敲门，门已经开了。进来的是谢廖沙，他瘦了一点，脸色苍白，头上缠着绷带。跟着进来的是瓦莉亚（兰军注：瓦莉亚是谢廖沙的姐姐）和克利姆卡。

朱赫来认得所有这三个来找保尔的人。他时常到谢廖沙家里去。他很喜欢这些少年，虽然他们还没有在斗争的漩涡中找到他们的道路，但已经表现出自己的阶级意志。他有兴趣地倾听着这几个年轻人讲述他们每个人怎样帮助犹太人，把他们藏在自己家里，救了他们的性命。那天傍晚，他给他们讲了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话，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当前发生的事情。

保尔把这些小客人送走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

朱赫来每天总是黄昏出去，深夜才回来。在出发之前，他忙着给那些留在本镇的党员布置他们应做的工作。

有一天晚上他一去就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保尔醒来，看到的是一张空床。

兰军注：于是保尔出门去找朱赫来，没找到他，于是保尔又返回院子。

他在院子里踌躇了好几分钟，接着在一种模模糊糊的冲动驱使之下，他向板棚走去。他爬到屋顶下面藏手枪的地方，拨开蜘蛛网，把那支沉重的、用破布包着的手枪取了出来。

他离开板棚，感到袋里的手枪沉甸甸的，就朝车站走去。

他还是得不到关于朱赫来的消息。在回来的路上，走过那熟识的林务官的花园的时候，他放慢了脚步。他怀着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希望，瞧着那屋子的各个窗户。可是屋子里和花园里都没有人。走过去之后，他还回头望一望那花园里的小径，它们仍然深深地淹没在去年的枯叶下面，现出荒凉失修的景象。显然，那位关心花草的主人的手已经好久没有动过它们了。这高大的老屋的冷落无人，更使他感到分外惆怅。

他和冬妮亚最后一次闹别扭比以往哪一次都厉害。这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偶然发生的。

保尔的手深深地插进口袋里，一面慢慢地往镇上走，一面回想着他们争吵的经过。

有一天，他们两个偶然在街上见到了，冬妮亚就请他到她家去玩。她对他说：

“爸和妈都上鲍利尚斯基家参加命名礼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家。保尔，亲爱的，到我家里来吧。咱们可以一起读列奥尼德.安德烈耶夫那本非常有趣的小说《萨士卡.日古廖夫》。我已经读了一遍，但是很想同你再读一遍。咱们可以有一个很愉快的傍晚。你愿意来吗？”

她那密密的栗色头发上戴着一顶小白帽，帽子下面那对大眼睛现出期待的神情看着保尔。他回答说：

“我一定来。”

他们分手了。

他慌忙回到机器房，一想到他可以跟冬妮亚一块儿过整整一个傍晚。炉火就显得格外旺，木头也发出了更愉快的爆裂声。

那天黄昏，他敲着那宽大的正门，出来开门的是冬妮亚。她稍稍现出了狼狈的样子，对他说：

“我还来了几个客人，我没有料到他们今天晚上会来，保尔，亲爱的，但你用不着走。”

他回身就想走，但是她拉住他的袖子，说：

“来吧，保尔，让他们也认识认识你，这对他们是有好处的。”说着她就用一只胳膊挽住他，穿过饭厅走到她的房里去。

一进屋，她就笑着对那几个青年人说：

“你们见过面吗？这位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

有三个人正坐在房子中央的小桌子旁边：一个是莉莎.苏哈尔科，她是个肤色浅黑的好看的少女，长着一张调皮的小嘴，虽然她是女学生，头发却梳成很风骚的式样；一个是保尔没见过的又瘦又高的小伙子，一双灰色的眼睛，一副倦怠的表情，穿着整齐的黑上衣，头发梳得十分考究，服服帖帖地闪着生发油的亮光；坐在这两个人中间的是穿着非常时髦的中学制服的维克多.列辛斯基。冬妮亚把门推开的时候，保尔一眼就看见了他。

列辛斯基也马上认出了保尔，他惊讶地耸起他那两道像箭似的细眉毛。

保尔一声也不响地在门口站了几秒钟，用仇视的眼光瞪着列辛斯基。冬妮亚连忙打破这难堪的静默，一面请保尔进来，一面转身对莉莎说：

“给你介绍介绍吧。”

莉莎正在好奇地打量着保尔，立刻就站起身来。

保尔一个急转身，大步穿过半暗的饭厅，向门口走去。他走到台阶的时候，冬妮亚才赶上他，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激动地说：

“你为什么要走？我是有意叫他们同你认识认识呀。”

但他把她的手从肩膀上推开，很不客气地回答说：

“用不着拿我在这些讨厌的家伙面前展览，我和他们是合不来的。也许你喜欢他们，可是我恨他们。我不知道你跟他们是朋友，早知这样，我绝不到你这儿来。”

冬妮亚压住气，打断他的话头：

“你凭什么跟我这样子说话？我从来就不问你和谁交朋友，或者谁到你家里去。”

保尔走下花园的石阶，一边走一边斩钉截铁地说：

“那就叫他们上这儿来吧，我可不再来了。”说着他就向栅栏门跑去。

从那时候起。他们俩就一直没有再见面。在屠杀犹太人期间，他和在一道工作的电工忙着把避难的犹太人家属藏在发电厂里，把这次的口角完全忘掉了。但是今天他又很想和她见面。

朱赫来失踪了，他今后在家准要感到孤独，一想到这儿，他就怅惘起来。


在岔路口那座门窗破坏、一块“出售矿泉水”招牌倒挂着的小商亭旁边，维克多.列辛斯基正和莉莎告别。

他紧握住她的手，满怀情意地盯着她的眼睛说：

“您一定要来啊，您不会骗我吧？”

莉莎卖弄风情地回答说：

“我一定来，一定。请您等我好了。”

临走的时候，她又用那对懒洋洋的脉脉含情的褐色眼睛对他微微一笑。

她走了十几步，看见从路的拐角走出两个人来。前面走的是一个强壮的胸脯宽阔的工人，上衣敞开，里面穿着一件白底蓝条的紧身衬衫，黑色的帽子低低地盖在额上，一只眼睛又青又肿。

这工人穿着一双短筒黄皮靴，迈着沉重的脚步，腿稍微有点弯曲。

在他后面三步远的光景，是一个彼得留拉匪兵，穿着灰军服，两盒子弹挂在腰边，手里端着上好了刺刀的步枪，刀尖儿几乎碰到了那工人的后背。

在他那羊皮帽下面，一对眯缝着的眼睛警惕地盯着那被捕者的后脑勺。他那给香烟熏黄了的小胡子翘向两边。

莉莎稍稍放慢了脚步，走到公路的另一边去。在她后面的保尔这时已经走到大路上来了。

当他向右转弯朝家走的时候，他也看到了那两个人。

他的两只脚马上像钉在地上一样不动了：他立刻认出了前面那个人正是朱赫来。

“原来他就因为这个才没有回家啊！”

朱赫来越走越近了。保尔的心狂跳起来。各种念头一个接着一个地涌上心头，一时茫无头绪。时间太仓促，拿不定主意。可是有一点是明显的：朱赫来这下子完了。

保尔注视着走过来的朱赫来和那个士兵，心里非常乱，想不出主意。

“怎么办呢？”

在最后一分钟，他骤然想起了他衣袋里的手枪。等他们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就对准那兵士的后背打一枪，这样朱赫来就可以得救了！这刹那间的决定立刻止住了他混乱的思潮。他紧紧地咬着牙，咬得发疼。不是就在昨天朱赫来还对他说过的吗：“为了这个，需要的是一伙勇敢的弟兄……”

保尔很快地回头看一看。往镇上去的路空无一人。前面有一个穿着春季短外套的女人独自走着，她大概不会碍事。在十字路侧面的那一条路，他看不见，只有远处通到火车站的那条路上，才有几个行人。

保尔走到公路的一旁。当他们相离只有几步远的时候，朱赫来才看到他。

他用那只没受伤的眼睛看看保尔。他那浓密的眉毛颤动了一下。他一认出保尔，就愣得停住了脚步，因此他的脊背触到了刺刀尖儿。

那个押送兵用刺耳的假嗓子吆喝说：

“走呀，走呀，别叫我用枪托子揍你！”

朱赫来又迈开脚步。他本来想跟保尔说几句话，但是他没有说，只用一只手做了个打招呼的姿势。

保尔生怕引起那个黄胡子押送兵的注意，就转身走向一旁，让朱赫来走过去，好像他对这两个人一点也不注意似的。

但是，他脑袋里又闪出一个叫人不安的念头：“要是我的枪瞄得不准，子弹也许要打中朱赫来……”

但是那个彼得留拉匪兵已经走到他身旁了，这当儿，难道他还能够再想吗？

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留着棕黄色小胡子的押送兵走到保尔跟前的时候，保尔出其不意地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枪，使劲地往地下一按。

刺刀刮着石头哧哧地响着。

彼得留拉匪兵没有防备这个突然的攻击，马上吓呆了，可是立刻就拼命往回夺枪。保尔用整个身子压住枪，死也不放手。枪啪的一声响了。子弹打中石头，跳到沟里去了。

朱赫来听见枪声，往旁边一躲，回过头来，看见押送兵正在狂怒地从保尔手里夺回自己的枪。他扳着枪转了个半圈，扭绞着那少年的双手。但是保尔还是紧握住不放。这时候，那个彼得留拉匪兵气昏了，猛一推，把保尔摔在地上。可是他还是不能把枪夺回来。保尔倒在马路上，顺势也把押送兵托着跟自己一块倒下去。这时候，无论多么大的力量也不能叫保尔放开手里的枪。

朱赫来两步就跳到他们旁边，挥起他那只铁拳朝那押送兵的脸上打下去。一秒钟后，脸上挨了两下铅块一般沉重的拳击的押送兵，已经放开了躺在地上的保尔，像一条笨重的袋子似的，滚到壕沟里去了。

也就是这双强有力的手臂把保尔从地上扶起来。

维克多.列辛斯基离开岔路口已经一百多步。他用口哨低声吹着流行歌曲——《美人的心，朝三暮四》。他一直沉醉在他这次跟莉莎会晤和她答应明天到荒废的工场里跟他相会的诺言中。

莉莎在中学里那些专门追逐女性的男学生中间，一向被认为是个在恋爱问题上颇不在乎的女孩子。

“只要她来了，那我就采取坚决的行动，要知道，她是允许人家吻她的呀……”他的思想被打断了。他闪到路旁，让两个彼得留拉匪兵走过去。其中一个骑着一匹短尾巴的小马，摇着一只帆布的水斗——显然是去饮马。另一个穿着腰上带褶的外套和非常宽大的蓝裤子，一只手放在那骑马上的膝上，正在述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

维克多让他们走过去，自己正要往前走，但是公路上的枪声使他停下了。他回头一看，那个骑马的人正拉起马缰绳，朝枪响的地方跑去。另一个也握着军刀跟着跑。

维克多也跟着他们跑过去，快跑到公路的时候，他又听到了一声枪响。接着，那个骑马的人从拐角上掉过头来就向他这边跑，一面用脚踢，一面用帆布水斗打着马，一冲进兵营的第一道门，就高声对院子的人喊道：

“兄弟们，快拿枪去，他们杀死了我们一个弟兄！”

一分钟后，几个人一边咔嚓咔嚓推着枪栓，一边从院子里跑了出去。

维克多被逮捕了。

这时候公路上已经聚集了一群人。维克多和莉莎站在他们的中间，莉莎是给他们抓去作见证的。

当朱赫来和保尔从莉莎身旁跑过的时候，她大吃一惊，呆呆地站在那儿了。当她看出那个袭击彼得留拉匪兵的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冬妮亚打算介绍给她的那个人。

他们先后跳过了一家花园的围墙。就在这时候，那个骑马的人已经跑到公路上，恰好看见拿着步枪逃走的朱赫来和那个正用力从地上爬起来的押送兵，于是他就策马向围墙那边追去。

朱赫来转过身来朝他放了一枪。那个骑马的人听见枪声，连忙掉头就跑。

押送兵艰难地动着打破了的嘴唇，把他的遭遇说了一遍。

“你这木头，你怎么让犯人当着你的面逃走？这回你屁股可要吃二十五军棍了！”

押送兵恶狠狠地咕哝说：

“得了吧，只有你聪明。我让犯人当着我的面逃走！谁知道有一个小混蛋像疯了一样向我扑过来？”

莉莎也被审讯过了。她说的跟那个押送兵一样，可是故意不说出她认得那个袭击押送兵的少年。他们还是被押送到城防司令部，直到晚间城防司令才下令把他们放出来。

那司令提议亲自陪送莉莎回家，但是她拒绝了。他满嘴都是烧酒味，他的提议显然是不怀好意的。

后来维克多陪她回了家。

从司令部到车站去是很远的。当他和莉莎手挽手一路走的时候，维克多心里对这次偶然发生的事情非常满意。

“您知道那个犯人是谁放走的吗？”莉莎快到家的时候，这样问他。

“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您记得有一天晚上冬妮亚要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少年吗？”

维克多站住了。

“保尔.柯察金？”他吃惊地问。

“是的，他的姓仿佛是柯察金。您记得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是那么古怪？是的，就是他。”

维克多给这话吓住了。

“您没看错吗？”他追问莉莎。

“没有，他的脸相我记得很清楚。”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司令呢？”

莉莎愤愤地说：

“您以为我会做出这种卑鄙的勾当吗？”

“您说‘卑鄙’是什么意思？您以为把袭击押送兵的人告诉司令是卑鄙的吗？”

“哦，那么在您看来，这是高尚的了？您把他们干的那些事都忘记了？难道您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犹太人的孤儿？您还要我把保尔.柯察金的事告诉他们？谢谢您，我真没有想到您是这种人。”

维克多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回答。然而他不想跟莉莎吵嘴，所以竭力把话题岔开。

“别生气，莉莎，”他说，“我只是在跟您开玩笑。我不知道您是这样一个富于高尚情操的人。”

“嗯，您这个玩笑开得很不高明。”她冷淡地回答。

他们走到她家的门口，正要分别的时候，维克多问道：

“莉莎，您一定来吗？”

他听到的是一个不肯定的回答：

“说不定。”

在回小镇的路上，维克多心里考虑着：“哼，要是您小姐认为这是不高尚的，我可不那么想。当然，谁放走谁，对我都无所谓……”

在他这个出身波兰名门的贵族看来，两方面都是讨厌的。反正波兰军队不久就要开来，那时候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波兰贵族的政府。但是他现在可以趁这个机会来结果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他们——彼得留拉的部队——会把他的脑袋揪下来的。

维克多是一个人留在镇上的。他住在姑母家里。他的父亲西吉兹蒙德.列辛斯基早就带着母亲和妮莉到华沙去了，他的父亲在那边担任显要的职位。

他到了城防司令部，走进了敞开的大门。

过了一会儿，他便带着四个匪兵到保尔家去。

“就在这里。”他指着那个有亮光的窗子轻轻地说，随后便问那个站在他旁边的骑兵少尉，“我可以走了吗？”

“请便。谢谢您的帮忙。”

保尔在背上挨了最后一拳，伸着两只胳膊，撞在那黑暗的牢房的墙上。他摸到一张像木板床一样的东西就坐下去。他受尽了折磨，被打得浑身是伤，心情十分沮丧。

他完全没想到他会被捕，“他们怎么会知道是我呢？这是什么道理，压根儿就没有人看到我呀！现在又怎么办呢？朱赫来在哪儿？”

他是在克利姆卡家里和朱赫来分手的。朱赫来要在那里等到天黑才离开小镇。保尔随后就朝谢廖沙家走去。

“哦，好在我早就把手枪放到老鸹窝里去了，”他心里想，“要是他们找出它来，那我就什么都完了。可是他们究竟怎么会知道是我呢？”这问题使他感到苦恼和困惑。

彼得留拉匪兵从他家里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保尔怎么也忘不了他从家里到司令部去时一路上的遭遇。夜是那么黑，什么也看不见，天空裹着云层，左右和后面的拳头、脚尖，不住踢打他，他茫然地、昏昏沉沉地走着。

门外有人声传进来。守卫的兵士就在隔壁的房间里。

他在那天夜里，翻来覆去地想了许多事情。他柯察金第一次参加斗争，结果很糟糕。刚一开头，就像老鼠一样给人捉住，关在铁笼里。

从窗口透进来的光线照在地上，映出一个灰色的方块。

黑暗渐渐退却。曙光已经近了。


                              第六章


在那所古老的大房子里，只有一个挂着窗帘的窗子有灯光。锁在院子里的狗特列左尔突然汪汪叫起来。

冬妮亚从半睡中听到了母亲低低的说话声：

“不，她还没有睡。请进来吧，莉莎。”

女友轻盈的脚步声和那友爱而热烈的拥抱，把她那矇眬的睡意完全赶走了。

冬妮亚现出疲倦的笑容，对她说：

“莉莎，你来得正好：我们家里的人都很高兴——爸爸昨天已过了危险期，今天一整天都是安安静静睡着。妈妈和我好几夜都没有睡觉，今天也歇了一会儿。啊，莉莎，你讲讲吧，近来外面有些什么新闻？”冬妮亚说着就把她的朋友拉到身边，坐在沙发上。

“啊，新闻倒有许多！不过有些新闻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莉莎笑着，狡猾地看一看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夫娜。

冬妮亚的母亲是一个样子很体面的妇人，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了，她的举动还像少女一样活泼。她有一双聪明的灰眼睛和一个虽不算美丽，却叫人喜欢的、精神饱满的面庞。

“好的，再过几分钟我就走开。现在先请你讲一些我们大家都可以听的消息吧。”她开玩笑说，并把自己的椅子移近长沙发。

“第一桩事情就是我们不再上学了。校务会议已经决定发给七年级学生毕业证书。我非常高兴。”

冬妮亚的母亲跟她们坐了一会儿，就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莉莎靠近冬妮亚，双手抱着她，把她在岔路口上遇到的事情小声地从头到尾向冬妮亚叙述了一遍。

“啊，亲爱的冬妮亚，请想想，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你猜猜，那人是谁？”

听得出神的冬妮亚，只是耸了耸肩膀。

“就是保尔.柯察金！”莉莎突然说。

冬妮亚吃了一惊，痛苦地把身体缩作一团。

“是保尔.柯察金？”

莉莎对她的话产生的效果感到很满意，于是她就把她跟维克多吵嘴的情形也叙述了一遍。

她只顾说话，没有注意到冬妮亚的脸色已经变得苍白，她那拉扯着蓝色罩衫的手指头抖得多么厉害。莉莎完全不知道冬妮亚是那样揪心，也不知道她那可爱的睫毛为什么那样不住地抖动。

冬妮亚已经完全听不进莉莎讲的那个喝醉的彼得留拉军官的故事了，她只想着：“维克多.列辛斯基已经知道了是谁袭击的了。为什么莉莎要告诉他呢？”于是她不知不觉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我告诉什么？”莉莎不明白她的意思。

“你为什么要把保夫鲁沙（译者注：保夫鲁沙是保尔的爱称。冬妮亚说走了嘴，觉得不好意思，接着改称柯察金。），我是说，把柯察金的事情告诉列辛斯基呢？你要知道他一定会出卖他……”

莉莎不服气，反驳说：

“啊，不，我想他不会的！他为什么要出卖他！”

冬妮亚突然挺直身子，双手使劲地抓住膝盖，直到她觉得疼。

“莉莎，你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和柯察金本来就是死对头，何况再加上另一种原因……你把保夫鲁沙的事情告诉了维克多，已经铸成大错了。”

莉莎现在才注意到冬妮亚是那样着急，又因为听到冬妮亚无意间说出“保夫鲁沙”这个称呼，她才弄明白她一向模模糊糊地猜疑着的事情。

她不由得也认识到自己把事情办错了，就难为情地不做声了。

“啊，原来真有这么回事啊，”她心里想，“多么奇怪，冬妮亚竟会爱上一个——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工人……”她本来很想和她谈谈这件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她终于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她极力设法补救自己的过错，便握住冬妮亚的两只手说：

“冬妮亚，亲爱的，你非常着急吗？”

冬妮亚心神恍惚地回答说：

“不，也许维克多还不至于像我所想的那么坏。”

她们两个总是谈得不投机。

冬妮亚送走莉莎，独自靠着栅栏门，站了很久，遥望着那阴暗的、通到镇上去的道路。风，那永不停息的风，带着春天湿土的霉味和潮湿的冷气，朝她吹来。在远处，小镇郊外许多人家的窗户正闪着惨红的灯光。她所憎恨的那个市镇，就在那儿。在那镇上，在某一座屋顶之下，她那个不安生的朋友，还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也许他早已忘记了她。自从他们最末一次见面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天了啊！那时候，是他不对，但是她早已把那件事忘记了。明天她再看到他，那旧日的友谊，那如此可爱又如此叫人激动的友谊，就会恢复过来的。一定会恢复过来的，这是冬妮亚深信的。但愿这一夜平安无事。然而，这不祥的黑夜，好像蕴藏着灾难，准备随时对他……好冷啊！

第二天清早，家里的人还在睡觉，冬妮亚就已经醒了。她急忙起身穿好衣服，不惊动别人，悄悄走到院子里，放开那条个子大、毛又多的狗——特列左尔，带着它一起向镇上走去。到了柯察金家的前面，她犹豫不决地站了一分钟。接着她就推开栅栏门，走进院子。特列左尔摇着尾巴，走在她的前头……

这天早晨阿尔焦姆也从乡下回来了。他是跟一个铁匠师傅坐大车一道来的。他用肩膀扛着他挣来的一袋面粉走进院子，那个铁匠拿着其他的东西，跟在他后边。他走到开着的门口，把那袋面粉从肩上卸下来，喊道：

“保尔！”

但是没有人答应。

阿尔焦姆把东西放在厨房，然后走进屋里——这一下他可吓呆了，房子里一塌糊涂，破旧的衣服凌乱地抛在地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呀！”他回头向铁匠惊讶地喊道。

“嗯，实在太乱了。”那铁匠附和着说。

“这个小家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阿尔焦姆开始生气了。

铁匠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门敞开，保尔又不在。”

他听到了后面有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狗，竖着耳朵站在他面前，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姑娘正从栅栏门朝屋子走来。

那姑娘上下打量着阿尔焦姆，轻轻地对他说：

“我要见见保尔.柯察金。”

“我也要找他。鬼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是刚到，进来一看，房门敞开，他不在。您也是来看他的吗？”他问那个姑娘。

姑娘没有回答，反问他：

“您是他哥哥阿尔焦姆吗？”

“是的，有什么事吗？”

但是姑娘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惊惧地望着敞开的房门。她心里想：“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来呢？难道，难道真会那样吗？……”她心头的负担更沉重了。她问那个一直在惊奇地注视着她的阿尔焦姆：

“您来的时候房门就敞开着，保尔就不在吗？”

“请问您究竟有什么事情要找保尔？”

冬妮亚更靠近他一些，向周围看了一下，然后急促地说：

“我知道的也不十分确切，不过要是保尔不在家的话，那他一定是被捕了。”

“为什么呢？”阿尔焦姆吃了一惊。

“到屋里去谈吧。”冬妮亚说。

阿尔焦姆一句话不说地听着她。她把她所知道的统统都告诉了他之后，他感到万分的失望。

“唉，真糟糕！”他伤心地叨念说，“真想不到发生这样倒霉的事情……现在我明白屋里为什么会这样乱糟糟的了。现在，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不过，小姐，您到底是谁？”

“我是林务官杜曼诺夫的女儿。我认识保尔。”

“啊——啊——”阿尔焦姆拉长声音说，含义非常模糊，“您瞧，我还带了一袋面粉来给他吃呢，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冬妮亚和阿尔焦姆默默地互相对视着。

“我走了，说不定您会找到他。”临别，冬妮亚低声说，“晚间我再到这儿来，听您的消息。”

阿尔焦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兰军注：俄国内战中匪军头目彼得留拉在镇上检阅他的部队。他手下的切尔尼亚克上校和一个哥萨克上尉副官来到城防司令部，而司令不在。切尔尼亚克对司令部肮脏和混乱非常不满，对那里的卫兵大发雷霆。他和副官又来到牢房。

切尔尼亚克站在保尔前面，他那对黑眼睛上下打量他。

“喂，你是为什么关进来的？”

上校的问题得到了迅速的回答：

“我把旧马鞍子的一边割下来做鞋底。”

“谁的马鞍子呢？”切尔尼亚克不明白。

“有两个哥萨克兵住在我们家里，我把他们的一只旧马鞍子割一块下来做鞋底，哥萨克兵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因为满怀着可能得到释放的狂热希望，他又补充说，“要是我知道这是不许可的……”

上校不在意地看了看保尔。

“我真不明白这个城防司令官干的是什么事情，关了这么多这样的犯人！”于是他转向门口，喊道：“你回家去吧。告诉你父亲，以后要好好地管教你。唔，赶快走吧！”

保尔简直不相信他的运气，心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朝门口冲去。他穿过卫兵室，从刚走出去的切尔尼亚克后面溜进院子里，再从这里跑出边门，走上大街。

保尔翻过第七道栅栏就停下来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跑了。

在那个憋死人的牢房里饿了这些天，他一点劲儿没有了。他不能回家，要是到谢廖沙家，万一被谁知道，那谢廖沙全家定要遭殃。他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只能继续跑，跑过许多菜园和庄园的后院，直到胸脯撞到一道栅栏上，他才清醒过来。他看了一眼就愣住了：在这高高的木栅栏后面就是林务官的花园。瞧，他那两条疲乏的腿竟把他拖到什么地方来啦！难道是他打算跑到这儿来的吗？不是的。

但他为什么不到别处，偏偏到了这儿呢？

这个问题他自己也不能答复。

他最需要的是到什么地方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知道花园里有一个凉亭，在那里谁也不会发现他。

他纵身一跳，一只手抓住栅栏的上端攀上去，跳进了花园。他看了看那隐现在树林后的房子，随后就朝凉亭走去。凉亭的四面差不多都是敞着的。夏天还有野葡萄掩住它，现在却没有什么遮拦。

他正要转回栅栏那里去，但是已经晚了：他听到后面有狗叫声。一只大狗从屋子里跑出来，沿着树叶掩蔽的小道迎面向他扑过来。

保尔准备防御了。

第一次的进攻被他一脚踢回去。但那只狗又准备作第二次的猛扑。谁知道这场战斗会怎样结束呢？可是这时候有一个保尔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在喊：

“回来，特列左尔，回来！”

冬妮亚沿着小道跑过来了。她上前拉住特列左尔脖子上的皮带，对着靠栅栏站着的保尔说：

“您怎么到这里来呢？这条狗会咬伤您的。幸亏我……”

她突然愣住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不知道怎样闯到这儿来的少年，多么像保尔.柯察金呀！”

那个靠着栅栏的少年动了一下，低声说：

“你……您认得出我吗？”

冬妮亚叫了一声，疾速地朝保尔走去。

“保尔，亲爱的，是你？”

特列左尔把她的叫声当作袭击的信号，用力一跃扑上前去。

“回去！”

特列左尔被冬妮亚踢了几脚，不高兴地夹着尾巴向屋子里走去。

冬妮亚紧握住保尔的双手，问道：

“你自由了吗？”

“难道你已经知道了吗？”

冬妮亚压不住自己的激动，急促地回答说：

“我全都知道。莉莎告诉我的。但是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呢？是他们放你出来的吗？”

保尔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他们错放了我，我才跑了出来。他们现在一定又在搜查我了。我是无意间跑到这儿来的。本来打算在凉亭里歇一下。”接着，像是抱歉似地补充说：“我实在累极了。”

她凝视了他好一会儿，心里交织着惊和喜的感情，一股怜悯和温柔的浪潮席卷了她。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保夫鲁沙，我亲爱的保尔，我亲爱的，我心上的人……我爱你。……你听见了吗？……你这倔强的孩子，那天你为什么要走开呢？现在你就和我们，和我住在一起吧。我怎么也不放你走了。这儿很清静，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但是保尔摇了摇头。

“要是他们在这儿找到了我，那怎么办呢？我不能够到你家去！”

她的手更紧地握着他的手指头，她的睫毛在颤抖，眼睛在闪光。

“要是你不到我家去，你以后永远别再见我。你要知道，阿尔焦姆已经不在这儿，他已经被押去开车了。所有的铁路工人都被征调去了。你说你到哪儿去呢？”

保尔了解她的烦恼，但是他又怕连累这个心爱的姑娘。连日的折磨已经使他无法支持，他很想休息一下，又饿得难受，他终于答应了。

当他坐在冬妮亚房间里的沙发上的时候，厨房里的母女俩正在谈话：

“听我说，妈妈。我的那个同学，保尔.柯察金现在正坐在我的房间里。你还记得他吗？我一点也不想瞒你。他因为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被捕了。现在他逃了出来，没有躲藏的地方。”她的声音颤抖了，“妈妈，我请求你，让他暂时住在我们家里。”

她的眼睛在恳求着。

母亲想探出冬妮亚的心思，就说：

“好的，我不反对。不过你打算把他安顿到什么地方呢？”

冬妮亚满脸绯红，非常难为情而又激动地回答说：

“我打算把他安顿在我房里的长沙发上。不过，我们可以暂时不告诉爸爸。”

母亲盯着冬妮亚的眼睛，问她：

“哦，这就是你哭的原因吗？”

“是啊。”

“但是他还完全是一个孩子啊。”

“是的，可是，要是他不逃出来，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大人枪毙的。”

保尔在她们家里，这使冬妮亚的母亲很担心保尔的被捕和冬妮亚对他的肯定无疑的爱你，都使她不安；况且，她对保尔一点也不了解。

冬妮亚热心地张罗起来了，她对母亲说：

“妈妈，他要洗个澡才好。我马上就去预备。他实在脏得跟一个真正的火伕一样。他好久连脸都没有洗……”

她跑出去忙着收拾浴室、准备衣服和烧水去了。接着，她跑进她的房间，一句话也不说就抓住保尔的手，把他拉到洗澡间去。

“你把身上的衣服都换下来。这是一套替换的衣服。你的衣服都得洗一洗。你穿这一套吧。”她指着椅子上那叠得整整齐齐、领子带白条的蓝色水手衫和肥腿裤子。

保尔惊讶地望望四周。冬妮亚笑嘻嘻地说：

“这是我在舞会扮男装用的衣服。你穿起来一定很合适。好，你就洗吧，我走了。趁着你洗澡，我给你准备吃的东西去。”

她随手带上了门。保尔只好赶快脱下衣服，跳进澡盆。

一小时后，三个人——母亲、女儿和保尔——开始在厨房里吃午饭了。

保尔因为饥饿，不知不觉已经吃完了第三盘。开头，他在冬妮亚的母亲面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看到她对他的态度很热情，也就不再拘束了。

吃过了午饭，他们一齐到冬妮亚的房间里。保尔答应冬妮亚母亲的要求，把他所遭受的苦难原原本本地述说了一遍。

“那么，您打算以后怎么办呢？”冬妮亚的母亲问。

保尔思索了一下，回答说：

“我想见见我哥哥阿尔焦姆，然后离开这儿。”

“到哪儿去呢？”

“我想到乌曼或是基辅去。连我自己也定不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离开这儿。”

保尔简直不相信他的环境变化得这样快——早上他还在牢房里，而现在，他却与冬妮亚并肩坐着。穿着洁净的衣裳，特别是，他现在已经自由了。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莫测——一会儿是满天云雾，转眼间又现出了灿烂的太阳。要是他没有再度被捕的危险，这时候他真可以说是幸福的人了。

然而，正是现在，在这宽大而安宁的屋子里，他还有被抓走的可能。

他必须离开这儿，什么地方都行，就是不能留在这儿。

可是他又觉得，他一点也不想离开这儿，真不像话！以前读英雄加里波第传记，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啊！他是那样地羡慕他，加里波第的生活是艰苦的，敌人在全世界各处追逐他。而他，保尔，仅仅才经过了一星期的可怕的苦难，就好像是过了一年似的。

显然，他是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

“你在想什么呀？”冬妮亚俯下身子问他。他觉得她的蔚蓝的眼睛像无底的深渊一样。

“冬妮亚，要我把赫里斯季娜的事情告诉你吗？”

兰军注：在保尔关在牢房期间，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农村姑娘赫里斯季娜。她哥哥是村里贫农委员会的主席。有一次，匪军下乡抓她哥哥，没有抓到，就把这可怜的姑娘带到了镇上的城防司令部。城防司令官贪恋这个姑娘的美色，姑娘不从，于是司令官把她关进牢房，和保尔以及另外几个人关在一起。司令官威胁她说，若她不从了他，就把她交给他的手下，那些如狼似虎的哥萨克兵会更野蛮对她。一天，司令官召她，她实在没有办法，但她又不想把她的处女身给那个混蛋。于是她想先把贞洁给保尔，并热烈地吻他。保尔有些纠结，但他马上想到了心爱的冬妮亚，没有答应赫里斯季娜。赫里斯季娜只有去见司令官，把身子给了他。

“你说吧……”冬妮亚兴奋地说。

“……她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了。”他很吃力地说出了最后这句话。

屋子里的时钟有节奏地滴答滴答地响着。冬妮亚低着头，紧紧地咬着嘴唇，几乎哭了出来。

保尔看了看她，然后坚决地说：

“我今天就得离开此地。”

“不，不，今天你无论如何不能走，什么地方都不许去！”

她那温柔的纤细的手指头轻轻地伸到他那蓬乱的头发里，亲切地抚摸它……

“冬妮亚，你应该帮助我。请你到调车场去替我找找阿尔焦姆，并且送一个条子给谢廖沙。我有一只手枪藏在老鸹窝里。我不能去拿，叫谢廖沙拿下来吧。这些你能替我办吗？”

冬妮亚立刻站起来说：

“我马上去找莉莎，跟她一道到调车场去。你这就写给谢廖沙的条子吧，我送去。他住在哪儿？要是他想见见你，我可以告诉他你现在在哪儿吗？”

保尔想了一下，回答说：

“让他今天晚上把手枪送到花园里来吧。”

冬妮亚回来时，天已很晚了。保尔睡得正香。她的手一碰到他，他立刻就醒了。她快乐地微笑着说：

“阿尔焦姆马上就到这儿来。他刚刚出车回来。由莉莎的父亲担保（兰军注：莉莎的父亲是车站调车场场长），他请假出来一个钟头。机车正停在车厂里。我不能告诉他说你是在这儿。我只说，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转告他。你瞧，那不是他来了！”

冬妮亚跑向门口。阿尔焦姆正惊讶地站在那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进来以后，冬妮亚随手把门关上，这样，她的患伤寒病刚好、正躺在书房里休养的父亲，才不会听到他们的谈话。

阿尔焦姆的双臂紧抱着弟弟保尔，抱得保尔的骨节咯咯地响起来。

“亲爱的弟弟！保尔！”

最后，他们决定了：保尔明天就动身。阿尔焦姆设法让他坐在谢廖沙的爸爸开的机车上到卡扎亭去。

素来刚强的阿尔焦姆，这些天来担心弟弟的命运，为他着急，十分痛苦。现在他已情不自禁，感到实在说不出是多么舒畅。

“就这样，明天早上五点钟你到材料库那里去，当机车在装木材的时候，你就坐上去。我本来还想跟你谈一会儿，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去了，明天早上我送你走。我们已经被编成一个铁路员工大队。就跟在德军占领的时候一样，在武装卫兵监视下干活。”

他告别后就走了。

天己经黑了，这正是谢廖沙该到花园来的时候。保尔一面等他，一面在黑暗的房间里来回地踱着。冬妮亚和她母亲一块儿陪着她爸爸。

在黑暗里，他同谢廖沙见面了。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瓦莉亚也同他一起来。他们低声谈着。

“我没有把手枪带来。你们院子里尽是彼得留拉的兵，他们把马车停在那儿，还生起了火。要爬到树上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真倒霉。”谢廖沙这样解释着。

“不管它吧，”保尔安慰他说，“说不定这样反而好些。在路上，他们可能查出来，那会掉脑袋的。不过，以后你一定要把它拿走。”

瓦莉亚凑近他问：

“你什么时候动身？”

“明儿，瓦莉亚，天一亮就动身。”

“你是怎样逃出来的？你讲一讲吧。”

保尔低声地、迅速地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们。

他们互相亲切地告别。谢廖沙不开玩笑了，他心里很难过。瓦莉亚痛苦地说：

“保尔，祝你一路平安，不要忘了我们啊！”

他们走了，黑暗立刻吞没了他们。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时钟在迈着准确的、不倦的步伐继续走着。两个年轻人谁也没有心思睡觉，因为再过六个钟头他们就要分离了，而且说不定将永远不能再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们两个人心里的千言万语难道能够说得完吗？

啊，青春，无限美好的青春啊，当情欲还没有萌发，只是从急速的心跳而隐约地被感到的时候；当无意间触及爱人胸脯的手像受惊一样地颤抖和赶快移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谊阻住最后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爱人搂着脖颈的手臂，比像触电一样的热烈的亲吻更甜蜜的呢！

在他们建立友情以来，这是第二次的接吻。除了自己的母亲，谁也没有抚爱过保尔，相反，他经常挨打。冬妮亚的爱抚使他感到分外激动。

他没有想到在残酷的、受迫害的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欢愉。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这个姑娘，真是极大的幸福！

在黑暗里，他闻到了她的发香，又似乎看到了她的眼睛。他说：

“冬妮亚，我是这样爱你！我说不出多么爱你——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说。”

他的脑子很乱……她那柔软的肉体是多么惹人啊……但是青春的友情比别的一切都更高贵。他对她说：

“冬妮亚，等太平的时候，我一定要做一个电工。如果你不拒绝我，如果你对我的爱是真诚的，不是儿戏的话，那时我愿意做你的好丈夫。我永远不欺负你，要是我得罪你，就让我死。”

他们不敢拥抱着睡觉，恐怕她的母亲看见了不高兴，因此他们分开了。

他们睡着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透亮了，临睡时他们约定了谁也不许忘记谁。

早晨，冬妮亚的母亲很早就把保尔叫醒了。

他急忙起身。

当他在浴室里换上自己的衣服、鞋子的时候，冬妮亚的母亲又唤醒了冬妮亚。

他们匆忙地冒着潮湿的朝雾走到车站，又绕过车站走到木堆旁边。这时，阿尔焦姆正在一辆装满了木柴的机车附近等得十分焦急。

巨大的机车在嗤嗤响着的蒸气中慢慢地朝他们开过来。

老勃鲁扎克（兰军注：老勃鲁扎克是谢廖沙的父亲，勃鲁扎克是姓。）在机车的窗子里张望着。

他们慌忙互相告别。保尔紧握住机车的扶梯，爬了上去。他一回头，看见了站在岔道上那两个熟识的人影：高大的阿尔焦姆和苗条娇小的冬妮亚。

晨风猛卷着冬妮亚的罩衫的领襟，摇着她那栗色的鬈发。她在向他挥手。

阿尔焦姆瞟了好容易才抑住啜泣的冬妮亚一眼，心里想：

“要不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要不就是这两个年轻人有点反常。保尔，保尔，你这个不安分的毛孩子啊！”

列车转弯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对冬妮亚说：

“唔，我想我们两个可以做朋友了吧？”于是冬妮亚的小手就握在他那巨大的手掌里了。

这时候，从远方传来了正在加快速度的火车的轰隆声。


                              第七章


整整一个星期，这个给战壕和蜘蛛网一样的带刺铁丝网围绕着的小镇，总是在隆隆的炮声和尖脆的枪声里醒来或睡去。只有在夜深时候才是安静的，但是偶尔还有一阵枪声冲破深夜的沉寂：那是双方的岗哨在互相试探。天一透亮，士兵们就聚在许多大炮周围忙碌起来。大炮张开黑嘴，凶猛地、吓人地咳嗽起来。人们连忙把新的炮弹装上去。炮手把绳子一拉，大地便震颤起来。炮弹嘶嘶地飞到离小镇三俄里外被红军占领的村庄上落下来，轰隆一声炸开，把无数的泥块抛向空中。

红军的炮队设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这个修道院在村子正中的高岗上。

白军在镇上糖厂那座高烟囱上用木板搭了一个瞭望台，上面坐着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员。他们是沿着烟囱的铁梯爬上去的。

全镇的情况一目了然。他们就在这里指挥炮兵射击。今天红军方面表现得特别活跃。从蔡斯望远镜可以看到红军部队的移动。一列装甲火车慢慢地沿着铁路朝波多尔斯克车站开去，不停地开炮。后面就是步兵的散兵线。红军一连进攻了几次，想攻下这个市镇，但是白军却掩蔽在近郊的战壕里固守着。各个战壕喷出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密集的枪声。当进攻最紧张的时候，这声音就变成了不断的怒吼。在弹雨下面，红军支持不住，又撤退了，战场上留下了不动的尸体。

今天对本镇的轰击比过去更凶猛、频繁、坚决。大炮不断的轰击使得空气震颤起来。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卧在地面上，跌倒又爬起来，向前进攻。他们差不多把车站占据了。那些抱着拼命的决心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冲进了车站周围的各条马路了。红军的先头部队不让白军有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扫除了白军的后卫，占据了各条街道。

谢廖沙和他全家以及他们的近邻们一道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叫他再呆在地窖里了。他要到上面去。他不管母亲的反对，径直跑出了那阴森森的地窖。装甲汽车“萨盖达奇内”号正辘辘地从他家门口开过去，一面退却一面疯狂地扫射着。彼得留拉的败兵慌乱地跟在它后头逃跑。其中有一个闯进入谢廖沙家的院子里。他慌忙抛下钢盔、步枪和子弹袋，然后爬过篱笆，钻到菜园里去了。谢廖沙决心到街上去看看。彼得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向西南车站的大道逃窜。装甲汽车在掩护他们退却。通到镇上的大道上空无一人。忽然，一个红军战士跑到大道上来了。他迅速地卧倒，向大路的那一头射击。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一面跑一面弯着身子追击，其中有一个脸上晒得黝黑、眼睛发红的中国人，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衬衫，胸口交束着机枪的子弹带，两只手都握着手榴弹，一点也不掩蔽地猛追过来。跑在最前头的那个红军战士还很年轻，手里提着一架轻机枪。这是首先冲到镇上来的红军部队。一阵狂喜的感情支配了谢廖沙。他一直跑到大路上，尽力高声呼喊：

“万岁！同志们，万岁！”

谢廖沙迅速地跑进了院子，抓起那白军丢下来的步枪和子弹带，飞一样地跑出去追上了队伍。红军战士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大伙进了西南车站，方才发现了他。他们截住了几列白军的满载枪械与弹药的火车，把残敌赶进树林里，然后才停下来休整。这时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跑到谢廖沙面前，惊讶地问他：

“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小镇上。”谢廖沙回答，“我早就在等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把他围起来。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在我们刚冲进镇上的时候，他高声喊：‘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年轻的好朋友！”那个中国人又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称赞了几句。

谢廖沙的心快活地跳着。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把他当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和他们一道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镇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居民都爬出了地下室和地窖，忙着跑到门口去看进城的红军。谢廖沙的母亲和瓦莉亚，看到连帽子也没有戴的谢廖沙也背着枪，束着子弹带，在红军中间走着。

“谢廖沙，快回家去，马上就给我回去！我要教训教训你，你这个小流氓，你要打仗，给我回家打去！”说着谢廖沙的母亲就跑到她儿子跟前，想把他拉出来。

但是，她的谢廖沙，她揪过那么多次耳朵的小谢廖沙，却冷冷地瞪了她一眼，又羞又恼，红着脸，斩钉截铁地回答：

“吵什么，我是怎么也不离开这个队伍了！”他连停也不停，就从她身旁走了过去。

这一下可把他母亲惹火了：

“哦，你就这样对你妈说话呀！”他母亲对他喊：“好，你以后别想回家来！”

谢廖沙头也不回地回答：

“我就是不回来了！”

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应着由队伍前面传来的雄壮和谐的歌声，他们开始唱道：

同志们勇敢地齐步走路，
到战斗中去锻炼，
用我们的胸膛开条路，
通到自由的乐园……

在这合唱的歌声里可以听出谢廖沙的嘹亮的高音。他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家了。在这个新家所有的步枪里，也有一支是他谢廖沙的。


在列辛斯基的住宅里出出进进的是新人物了。“同志”这个字眼，昨天还有许多人为它牺牲了性命，现在到处可以听到了。“同志”——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啊！

第二天傍晚，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方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意外而迅速地冲进来了。它占据了谢廖沙整个的身心，把他卷到它的漩涡里去。谢廖沙把他的家完全丢在脑后了，虽然他的家离得那么近。

他，谢廖沙，现在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十次八次地从衣袋里掏出那张盖着乌克兰共产党印章的白纸片，那上面写着：谢廖沙.勃鲁扎克，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区委员会书记。他制服外面的皮带上还挂着一支“曼利赫尔”手枪，——这是他的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礼物。唉，可惜保尔不在这儿！

兰军注：在谢廖沙的劝说下，他的姐姐瓦莉亚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阿尔焦姆收到了弟弟保尔的来信。保尔告诉他自己成了一名红军骑兵。并让哥哥把这个消息告诉冬妮亚。

一个酷热的中午，谢廖沙跑到宣传列车上去，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兰军注：丽达是红军政治部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谢廖沙很爱她。）还把这个同志的事情告诉了她。临走的时候，他无意间对她说：

“我要到树林里去，下湖洗个澡。”

丽达放下她的工作，拉住他说：

“等一下，咱们一块去。”

在镜子一样的湖水旁边，两个人停下了。透明而温暖的湖水是诱人的。

“你到大路口那儿等一会儿。我要洗澡。”丽达命令似地说。

谢廖沙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脸朝着太阳。

他听到了后面溅水的声音。

透过丛林，谢廖沙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过来。丘扎宁很漂亮，穿着时髦的弗伦奇军服，束着军官武装带，登着吱吱响的软皮马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和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她就是那个替保尔给他送信的姑娘。冬妮亚也紧紧地盯着谢廖沙，显然也认出了他。当她和丘扎宁走近他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她说：

“请稍停一下，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您有关系的。”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交给她。冬妮亚从那个男人手里抽回手来，读着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里微微发颤。接着，她把信交还谢廖沙，问他：

“您还听到他的其他情况吗？”

“没有。”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从她脚下传来碎石头的响声。丘扎宁一看到她，就低声对冬妮亚说：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的轻蔑而讥讽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整天都在找你呢。”

“没有关系，他们没有我也行。”

他们两个走开以后，丽达在后面瞧着他们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狡猾的家伙清洗出去呀！”

树林在低语，高大的橡树在频频点头。小湖的水是清新诱人的。谢廖沙想洗澡了。

出水以后，他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倒下的橡树上。

丽达把手插进制服的口袋，摸出了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谢廖沙，看那棵橡树！”她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的、有深深裂痕的树干，然后就举起右手，让它和眼睛成一直线，简直不加瞄准就开了一枪。被打碎的树皮落了下来。

“看见了吗？”她非常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第二枪，树皮又落在草地上。

“你来吧，”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笑嘻嘻地说，“看你的了。”

谢廖沙打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打中。丽达微笑着说：

“我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把手枪放下，躺在草地上。从她的制服上身里，可以看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

他的身子向她那里移了一下。

“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般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抱住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纵情地在他的双唇上吻着。


两个月后，秋天又到了。

兰军注：镇上的红军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只留下一个营，谢廖沙就在这个营里。

在离那已经挂好就要开出的绿色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谢廖沙双手抱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就要失掉他无限珍爱的东西，低声说道：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会再见的，你千万别忘记我。”他怕自己马上会放声哭出来。他不得不走了。他不能再说话，只有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甚至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镇和车站显得十分荒凉。最后一列车的机车，仿佛告别似的，在车轮转动的时候嘶嘶地拉了几声汽笛。车站外面的铁道两旁，分列着留守本镇的营的警戒线。

谢廖沙穿着红军外套，束着帆布做的子弹带，跟着别的十几个红军战士，在糖厂外面的十字街口守卫，等候波兰军到来。


                              第八章


兰军注：谢廖沙所在的红军部队和波兰白军发生了战斗。

他第一次和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了刺刀。那家伙端着步枪，枪尖插着跟马刀一样长的法国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喊着，一边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扑过来。这时候谢廖沙看见了他那恶狠狠地瞪着的眼睛。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用刺刀尖挑了那个波兰兵的刺刀一下，于是那闪闪发亮的法国刺刀被拨到旁边去了。

波兰白军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打颤。他知道他以后还要杀人。他，谢廖沙，是能够那样温柔地恋爱，也能够那样珍惜友谊的人。他不是一个本性狠毒和残酷的人，然而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所欺骗、所教唆、所驱使的士兵，都是带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的亲爱的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为着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快点到来而杀人了。


保尔.柯察金坐在机枪车和炮车上，或是骑着一匹割去了一只耳朵的灰马，在祖国的大地上来往行军已经一年了。他已经长大成人，也更加强壮了。他已经在灾难和痛苦中成长起来了。

给沉重的子弹带磨得出血的皮肤已经长好，步枪的皮带磨出来的那块厚厚的硬茧子却退不掉了。

这一年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和几千个同他一样的战士们在一起，大家都衣不蔽体，但是为建立本阶级的政权而斗争的意志却像烈火一样永不熄灭。他走遍了乌克兰，只有两次离开过这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他大腿上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O年的二月染上了发高烧的伤寒。

斑疹伤寒给第十二军各师战士们的致命威胁，比波兰军的机枪还要可怕得多。这个军当时分布在非常广大的地区，几乎横跨整个北乌克兰，阻拦着波兰白军进一步的推进。保尔还没有痊愈，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一九二O年六月五日，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接触之后，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就在波兰第三军和第四军的接合点上冲垮了波军的阵线，然后一直向鲁任挺进。

保尔在一个骑兵连，正在右翼上策马前进。因为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出色的手风琴手，在集体的要求之下，他就被编进了这一连。

他们马不停蹄地在日托米尔附近展开了扇样的阵形。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中闪烁。

大地在马蹄下呻吟，战马在喘息，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脚下的大地向后飞过去，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冲过来迎接他们。红军骑兵飞也似的驰过郊区的一些花园，冲到了市中心；像死神一样叫人恐怖和胆寒的“杀呀！杀呀！”的喊声，在空中震荡着。

惊惶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丝毫的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被击溃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奔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瘦腿黑马，正是那个跳舞的骑兵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英勇的红军骑兵挥起了军刀，一下子就把一个来不及瞄枪的波兰兵砍倒了。

马蹄猛踩着石子路，发出嘚嘚的响声。突然，在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摆在路的正中央，三个穿蓝色制服戴四方军帽的波兰士兵弯腰守着它。另外还有一个军官，领上镶着蛇形的金线条，看见红军骑马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保尔和托普塔洛都勒不住马了，只好一直向死神的爪子——机枪冲过去。那军官首先对保尔打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似的在他的脸旁嗖地一声飞过去。马的胸脯把这个中尉撞倒了，他仰面朝天倒下去，他的头撞在路面的石头上。

就在这一刹那间，像患着热病的机枪开过来发出剧烈而野蛮的笑声。托普塔洛和他那匹黑马，就像给数十只大黄蜂螯着似的一起倒下了。

保尔的马吃惊地扬起前蹄，站着嘶叫起来。但是它立刻又带着保尔，跳过死者的尸体，向机枪旁边的人冲过去。于是，军刀在空中画了个闪光的弧形，向一个蓝色四方帽劈下去。

保尔的军刀又举起来，刚要砍另一个人的脑袋，但是疯狂的马却蹦到路旁去了。

这时骑兵连的人马已经像一股奔腾的山洪，向十字路口直冲过来，几十把军刀在空中呼呼地响着。


保尔打开了波兰军队控制的牢门，释放了被波兰白军关在石洞里、只等着枪毙和绞杀的五千零七十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二千个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这比别的什么战利品，比什么胜利都可贵。对这七千多个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骤然变成了炎热的、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被释放的囚犯里有一个脸黄得像柠檬的人，欢欢喜喜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谢佩托夫卡的排字工人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萨穆伊尔是在讲他们故乡谢佩托夫卡的流血的悲剧。他的每一个字，都像灼热的铁水一样，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头。

“在一个深夜里，我们全体一下子全给抓起来了，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保尔，牺牲的人们有许多是你认识的：瓦莉亚（兰军注：共青团员瓦莉亚是谢廖沙的姐姐。），县城里的罗莎，她简直还是个小孩呢，刚十七岁，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一对信任人的眼睛。他们像野兽般地残害我们。瓦莉亚和罗莎在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些野兽，谁高兴怎样干，就怎样干。她们被拖回牢里来的时候，都已经半死不活了。罗莎回来以后就不住嘴地说胡话，又过了几天，她就完全疯了。”

“那些野兽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认为她在装疯，因此每逢审问就拷打她。她被枪毙的时候，样子真可怕。她的脸给打成黑色的了，两眼发呆，样子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直到最后一分钟始终表现得很好。他们死得全都像真正的战士。瓦莉亚参加的是最危险的工作——她跟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务员保持联系，还被派到乡村里去做情报工作。他们搜查她家的时候，又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支毛瑟枪和两颗手榴弹。拿手榴弹给她的，就是那个出卖我们的叛徒。一切都是事先布置好来陷害她的——说是她企图炸毁波军的司令部。”

“军事法庭判决了：把瓦莉亚和别的两个人绞死，其余全都枪毙。”

“判决之后，我们都被关在一起。行刑之前他们把我们投进了监牢。夜间，他们在监狱对面，就是医院的旁边，竖起了绞架；同时，又选定了稍远一点，在大路旁边陡坡上靠近树林的地方，作为枪决的刑场。在那里，他们给我们掘了一个大坑。

“判决的告示张贴出来，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又决定在白天，当着居民的面行刑，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从那天早上起，他们就开始把镇上的人赶到绞架这边来。有些人出于好奇，虽然觉得可怕，还是来了。绞架周围挤满了人。我们默默地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有几个人偶尔说一两句话。该说的话前一天都说了，并且也互相诀别了。只有罗莎躲在牢里的一角，自言自语地说些听不明白的话。瓦莉亚因为挨打和被强奸，已经折磨得走不动了，一直躺在那儿。两个由乡下捉来的女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互相紧紧拥抱着，无法抑制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候，斯捷潘诺夫——他在被捕时曾打伤了两个宪兵——就坚决地对她们说：‘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面可别哭了。咱们绝不叫那些吸血的恶鬼们开心。不管怎样，咱们是死定了。所以咱们应该从从容容地死。咱们谁也不能跪下。同志们，别忘记，要死得光荣！’

“接着，他们来押解我们了。在前面走的是侦探局长什瓦尔科夫斯基，他是一个色情狂的刽子手，一只疯狗。要是自己不强奸，他就叫宪兵们动手，自己站在旁边取乐。在由监狱到绞架的路上，由两排宪兵排成一条走廊，都抽出刀来，站在两旁。

他们用枪把子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每四人一排，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大街上。他们叫我们一齐站在绞架跟前，让我们先亲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怎样被绞死，然后再轮到我们自己。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把瓦莉亚和其他两个被判处绞刑的同志从牢狱里拖出来了。他们三个人胳膊挽着胳膊，瓦莉亚站在中间——她实在衰弱得走不动了，所以那两个同志搀着她，同时，她也竭力抬起腿来。她记着斯捷潘诺夫的话——‘我们要死得光荣。’她没穿外套，只穿一件绒线衫。

“疯狗什瓦尔科夫斯基显然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就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说了一句什么话，立刻一个骑马的宪兵扬起鞭子使劲朝她脸上猛抽了一鞭。

“这时候，人群里有一个妇人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她呼天抢地，拼死挣扎，竭力要挤过人群，冲到三个人跟前。但是她被抓住，并且被拉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妇人一定是瓦莉亚的母亲。他们走近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就唱起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有那样的激情歌唱。她唱着《华沙革命歌》，那两个同志也和着她唱。宪兵抽打他们，像疯子一样抽打我们的同志，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感到疼痛。于是宪兵就打倒他们，拽着他们的脚，像拖袋子一样把他们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地念完判决书，就把绳圈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子推开，这样他们三个就吊在绳套上了……

“就在我们九个人站在墙根等着枪毙的时候，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把死刑改为二十年苦役。其余的十七个全给枪毙了。”

萨穆伊尔不说了，目光呆呆地盯着遥远的什么地方。保尔没有注意到他的话已经讲完了。

在大街上，波兰俘虏正在走过去，骑兵在西边押送他们。团政委发布命令，不许虐待俘虏。

保尔跨上马，转过头来对萨穆伊尔说：

“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我们的同志，而我们却要好好地把他们送到他们自己人那边去，而且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注视着他。保尔听到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出这坚决而严肃的话来：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受枪决处分的。我们不是白军！”

当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想起了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命令，这命令曾向全团的士兵宣读过，其中最后几句这样说：

“工农的国家爱护它的红军，以它的红军为荣耀，并要求不要在它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的嘴唇微微地动着说。


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每天都在狂热的激战里。保尔.柯察金已经溶化在集体里面了；他，像每个战士一样，已经把“我”字给忘了，只知道“我们”——他们说：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附近，保尔所在师的师长牺牲了。

保尔吓了一跳，他的师长，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列图诺夫同志就这样死了！疯狂的愤怒支配了他。他用刀背狂抽着他的坐骑——它已经疲乏了，马辔子上染着点点的鲜血——直向厮杀着的人群冲去。

“砍死这些野兽！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小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他狂怒地、不顾一切地向一个穿绿制服的人劈去。由于他们师长的死，全连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把波军的一个排都杀光了。

他们一齐向旷野驰去，追逐溃逃的敌军，可是这时波兰炮队对准他们发炮了；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向四面散布着死亡。

一片绿火像镁光似的从保尔眼前闪过，霹雳声震着他的耳朵，一块烧红的铁片钻进了他的脑袋。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开始缓缓地向一旁倒下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打下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第九章


他听见好像有什么人在远远的地方说话：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另一个人的声音比较轻柔，像是女人的声音，回答说：

“脉搏一百三十八次。体温三十九点五度。始终昏迷。”

保尔觉得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正按着他手腕上的脉。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张不开。为什么这样热呢？啊，一定是母亲生了火炉。又有人在说话了：

“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次。”

他竭力想睁开眼睛，但是他体内有一团火，他喘不过气来。

想喝水，他多么想喝水啊。他巴不得立刻跳起来大喝一顿。但是为什么起不来呢？他刚想动一动，立刻觉得那不是他自己的身体，而是别人的，它不听他使唤。大概母亲马上会拿水来吧。他想对她说：“我渴死了。”在他旁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动着。

他听见远处有轻轻的声音说：

“佛罗霞，你拿点水来！”

“这个叫佛罗霞的人究竟是谁？”保尔使劲回想，但是他一使劲，就又掉到无边的黑暗里去了。当他从黑暗中冒出来的时候，他又想起，“我渴死了。”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我想，他又清醒了。”

接着那和蔼的声音更近更清晰了：

“病号同志，您要喝水吗？”

“他叫我‘病号同志’，难道我害病了吗？要不，就是他们在同别的人说话？”他对自己说，“是的，我害了伤寒。”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他的眼睛，这回终于睁开了。从那睁开的眼睛的小缝里，他最初看到的是一个红色的圆球，但是有一个什么乌黑的东西挡住它。那乌黑的东西正在他上面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就触着一个玻璃杯的硬边，并且感到了润湿，那甘露般的液体。他身体里的火已经多少熄掉一些了。

他非常满足，低声说：

“现在可真舒服。”

“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声音是那俯在他头上的暗黑的东西发出来的，但是他随后就又昏睡了，不过他还来得及回答：

“我不看见，只能够听见……”

“谁会想到他会活过来？可是，您瞧，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真是顶结实的体格，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您护理得好啊。”

女人的声音非常兴奋地回答说：

“啊，我真是高兴极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才恢复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体力也慢慢地恢复了。这是他的新生，什么东西好像都是新奇的、不平常的。只有他的头还昏昏沉沉的，在石膏箱里不能动弹。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甚至连他的手指头也都能屈能伸了。


兰军注：保尔在这次战斗中受了重伤，他能够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了。一块弹片穿透了颅骨，造成了他右眼失明。他年少时在车站食堂打工时那个洗家什的姑娘佛罗霞在红军陆军医院当护士。而冬妮亚多次来看保尔。保尔在说梦话时常常喊着冬妮亚的名字。保尔还是想着回前线，但是因为他的重伤已不可能。

保尔出院之后，开头是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想吸引冬妮亚参加他们的工作。他邀请她参加城市共青团的全体大会。她答应了，但是当她换了衣服从她房里走出来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嘴唇。她打扮得那么漂亮，故意穿得很讲究，弄得他简直不想带她到自己的同志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的冲突。他问她为什么要打扮得那样漂亮，她生气地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的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留在家里。”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的衣服在那些褪色而褴褛的服装里是那样特殊，弄得保尔十分为难。同志们都把她看作外人。她也觉出来了，所以就用挑衅的、轻蔑的眼光看着他们。

货运码头上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的、穿着粗帆布衬衫的码头工人，把保尔叫到一边。他不客气地看了保尔一眼，又瞟了冬妮亚一眼，说：

“这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粗声回答说。

“唔！——”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完全不像我们人，很像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她到这儿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断地跳动。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带到这儿来，明白吗？她并不敌视我们，只是在服装的问题上，的确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单凭服装来判定一个人。我也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故意挑我的毛病，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说出一些更激烈的话，但他克制了，因为他明白潘克拉托夫的话是代表大家的意见的。他就把气转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告诉她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是他们俩的友谊破裂的开始。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逐渐地破裂了。

又过了几天，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卑鄙的个人主义渐渐使保尔难以容忍了。

这样，他们两个都知道感情的破裂是不能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去作最后一次的谈话。他们站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的灰暗的水在栏杆下面闪烁；一只拖着两个驳船的小轮船，正逆着水从桥孔里钻出来，用它的轮翼疲倦地拍着水面，缓缓地向前行驶。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把各家窗户上的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照，十分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一样完了吗？”

他的眼睛盯着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早都谈过了。自然，你知道我曾经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的，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你从前认得的那个保尔了。同样，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就不会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

冬妮亚悲伤地望着碧蓝的河水，两眼饱含着泪水。

保尔注视着她的脸庞的轮廓和她那栗色的头发，禁不住对他曾经那样疼爱又那样亲近过的姑娘产生了怜悯心。

他温存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对她说：

“你摆脱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让咱们一道为摧毁统治阶级而奋斗。我们这儿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和我们一道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和我们一道忍受着饥寒困苦。她们也许不像你那样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来污辱你，但是丘扎宁是一个堕落的坏蛋，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都敌视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像参加资产阶级的跳舞会似的穿得那么漂亮呢？骄傲把你害了。你不愿意跟那些穿着脏制服的人们一个样子。你既然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我也愿意你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不再说了。

兰军注：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有着肃反委员会主席签名的布告，那个签名的人正是费奥多尔.朱赫来。于是他去找朱赫来。朱赫来已经给炮弹炸去了一只胳膊。保尔就在他那帮助肃清反革命的工作。

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已经打到华沙城下的红军，因为消耗了过多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又远离了自己的大后方，没能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就撤退了。这样一来，地主的白色波兰又可以存在一些时候，而成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希望也暂时不能实现了。

流血过多的国家，需要暂时的休息。

肃反委员会繁忙的工作损害了保尔的神经。他的头时常疼得像针扎的一样。可是还得跑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谢廖沙坐在一个堆满弹药箱的敞车上。谢廖沙一下就跳下来，差一点没有把他撞倒，紧紧地抱住他说：

“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两个朋友简直不知道互相问些什么，互相说些什么才好。因为他们分别之后的事情太多了！他们相互提出一大串问题，可没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汽笛的响声，直到车轮开始缓缓地转动了，他们互相搂着的胳膊方才松开。

一个星期后，第一次投入战斗，谢廖沙就倒在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了。

由远处飞来的一颗流弹击中了他。

中了弹，他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迈了一步，胸口像钉上一根烧红的钉子一样疼。他没有喊叫，左右摇晃了一下，双臂像抱什么东西那样紧紧地抱起来，捂住胸口，随后就像要跳跃似的，弯着身子，他那僵硬的身体一下就摔倒在了大地上了。那对没有表情的蓝色眼睛，凝视着无边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严重影响了保尔还没有恢复的健康。伤口常常疼。终于，他在两宵没有睡觉之后，失去了知觉。

兰军注：保尔向朱赫来提出调换工作。朱赫来答应了。于是保尔到苏维埃俄国乌克兰地区的首府基辅铁路总厂去担任共青团书记，不脱产。


                               第二部


                               第一章


兰军注：保尔和丽达（也就是曾经和保尔的好友谢廖沙恋爱过的红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那个姑娘。）在基辅一起工作。丽达同时还是保尔的政治指导员，教他党史。他们坐火车去参加省代表大会。

火车上很拥挤。丽达非常疲乏，枕着旅行袋打起盹来。保尔坐在座位的边儿上，垂着两腿抽烟。他也非常疲倦，但是没有地方躺下。夜晚的凉风从窗口吹进来。车身的震动把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了保尔抽的烟卷的红光。“他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的；显然他不愿意太挨近我，怕我难为情。”丽达心里这样想，因此她开玩笑地对保尔说：

“柯察金同志，请您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礼貌丢掉吧，来，您也躺一会儿。”

保尔就和她并排躺了下去，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他浮肿的双腿。

“我们明天的工作是忙不完的。睡吧，你这爱打架的家伙。”她的胳膊亲热地搂住他，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正贴着他的脸。

在保尔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是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他的政治指导员。但是她究竟还是一个女人。这一点，是他今天在天桥上才第一次意识到的，所以她的拥抱才使他这么冲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已经跟他的十分靠近。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然而他终于用顽强的意志把那愿望克服了。

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所以她在暗中微笑了。她早已经历过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人的痛苦。她曾经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而这两个人都先后被白卫军的子弹从她手中夺去了。一个是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的旅长，一个是长着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兰军注：指谢廖沙）。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使保尔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清早他才被汽笛吵醒了。


一天中午，工厂里有人叫保尔去接电话。那是丽达打来的，她说她晚上有空，要他到她那里去谈谈上次没谈完的那个题目：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兰军注：巴黎公社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巴黎工人和进步市民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武装反对当时法国腐朽严酷的资产阶级政府，后遭到梯也尔为首的法国凡尔赛政府的血腥镇压，很快巴黎公社就失败了。）

晚上，他走到大学环路那座房子的门口，抬头一看，丽达的窗子里有灯光。他跟平常一样地奔上楼梯，用拳头在门上敲敲，还没有等到应声，就推门进去了。

在床上，在男同志们谁也没有资格在上面坐一会儿的那张床上，正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行军袋和带星徽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旁边，双臂紧紧地抱着他。他们正高兴地谈着话……丽达把容光焕发的脸转向保尔。

那军官移开丽达搂着他的双手，站了起来。

“让我来介绍吧，”丽达握着保尔的手说，“这位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那位穿军装的人一面紧握保尔的手，一面随便地说。

“想不到，像一阵风吹来的。”丽达笑着说。

保尔跟他的握手是很冷淡的。一种怨妒的心情，像打火石的火星一样在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他看见了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袖子上那正方形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但是保尔拦住她说：

“我只是跑来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要赶到码头上卸木材，你用不着等……恰巧现在你又来了客人。那么，我走了，伙伴们正在下面等着呢。”

正如突然出现一样，他又突然消失了。他的脚步声疾速地沿着楼梯响下去。下面的大门砰地响了一声。一切又都静下来。

“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丽达冲着达维德那惊疑的目光，这样含糊地说。

……在下面，在天桥的下面，一辆机车正呼哧呼哧地响着。它那强大的肺管喷出了一阵阵金色的火星；它们疯狂地飘舞着，盘旋上升，接着就消失在黑暗里。

保尔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岔道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眯缝着眼睛对自己说：

“柯察金同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您一发觉丽达有个丈夫，就那么难过呢？难道她曾经告诉过您，她没有丈夫吗？即使她这样说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件事突然叫您这样难过呢？何况，我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把这种关系只看做是精神上的伴侣吗？……您为什么要那样莽撞呢？”他讥笑地反问着自己，“假如他不是她的丈夫呢？比方说，万一是她的兄弟或叔叔呢？……要是那样，你就是做了一件蠢事——无缘无故地使一个人难堪。显然，你真是一个地道的粗人，一点礼貌也没有。是不是她的兄弟，这可以打听出来。假如他真是她的兄弟或叔叔，那你还怎么有脸向她当面解释呢？得了，以后你再也别到她那儿去啦！”

汽笛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潮。

“天已经不早，该回家了。别再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啦。”


兰军注：保尔在开会时，丽达给保尔打来了电话。告诉他那个男人是她已经有两年没有见面的兄弟。

啊，果然是兄弟！

保尔没有再听她说的话。他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以及他随后在天桥上所做的决定。是的，今天晚上应该去看她，把他们之间的桥梁烧断。爱情给人带来许多不安的痛苦。难道现在是谈爱情的时候吗？


他盯着她的眼睛，紧紧地抓住那橡木桌子的边沿说：

“我想，以后我大概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立刻看见她那浓密的睫毛耸了一下。她手里那支正在纸上画着的铅笔不动了，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簿上面。

“为什么呢？”

“时间越来越不够支配了。你自己也知道，我们现在过的是多么困难的日子。可惜，我不得不把我的学习推到将来再说了……”

他倾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最后几句话不够坚决。

“为什么又吞吞吐吐呢？你还是没有勇气把心里的话直截了当地都说出来！”

想到这里，他又坚决地说下去：

“此外，我还有一桩事情老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我不大明白。我的头脑不清楚。你最好还是另外找一个脑袋中用一点的学生吧。”

他避开她注视的目光。

为了堵死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

“所以，用不着再浪费你我的时间了。”

他站起来，用一只脚小心地把椅子向后挪动一下，然后从上往下看了看她那低垂的头和在灯光下显得苍白的脸。他把帽子戴上，说道：

“好吧，丽达同志，再会了！这些天我没有对你说清楚，十分抱歉。这些话，我早就应该对你说。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这样冷淡，使她很吃惊，她勉强对他说：

“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能合你的意，没能够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得到这个结果，只能怪我自己。”

他的两只脚像铅一样沉重。他悄悄地推开门。走到门口，他站住了——现在还可以再回去，对她倾诉……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从她那儿得到轻蔑的回答，丢了脸以后再离开这儿吗？不！


铁路支线上堆积的烂车厢和不冒烟的机车越来越多。风卷着木屑在空旷的木材场上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山猫一般，在城的四周，在茂密的丛林与幽深的峡谷里，到处活动着。白天，他们藏匿在附近的村庄或是森林里的大养蜂场上。夜里他们就爬到铁路线上，伸出他们的爪子破坏路线，然后再爬回自己的老窝去。

列车时常出轨。车辆摔得粉碎，把睡梦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宝贵的食粮和泥土、血液混在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时常突袭平静的村镇。鸡给吓得咯咯地叫着满街乱跑。时时是零乱的几声枪响。接着双方就在镇苏维埃白色房子外面对射一阵，枪声又尖又脆，就像踩断干枯的树枝一样。匪徒们随后骑着壮马在村庄里到处奔驰，砍杀所有抓到的人。他们把军刀挥得呼呼响，砍起人来就像劈木柴似的。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他们神出鬼没地窜来窜去。这个匪帮到处有自己的耳目。奸细们从神父的房子里和各处的富农考究的庄院里监视着镇苏维埃的白色小房子。无形的线索就从这些住宅一直通到森林深处。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但是好几次想围捕他们。都没有成功。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全部抓住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装成和气的庄稼人，一边神气地吸着烟管，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着从他们面前经过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城市的生活跟平时一样。五个市场全都是人声鼎沸，喧嚷嘈杂。这里有两种愿望支配着：一种是——漫天讨价，另一种是——就地还钱。各式各样的骗子都在这里大显身手。许许多多眼疾手快的人们像跳蚤一样不停地活动着。他们的眼睛表现了一切，唯独没有良心。这里，就像一个垃圾堆似的，聚集着整个城市的垃圾，但他们的目的是共同的——“骗土包子”。班次极少的火车，从自己的肚子里排泄出一堆堆扛着口袋的人。这些人，一下了车就向市场走去。

到了晚上，市场没有人了，于是那些白天做生意的一排排黑洞洞的货架子和那些小胡同，也都变得阴森可怕了。

在每一个小商亭后面都隐藏着危险。夜里，就是大胆的人也不敢深入这个死气沉沉的区域。这儿夜里，手枪时常像锤子敲洋铁板似的响了一声，就把人打死了。等到附近站岗的民警聚在一起赶到出事地点（因为一个人不敢出动），那边除了一具扭曲的尸体之外，已经什么人也找不到了。杀人的匪徒已经离开现场，逃得无影无踪，而市场区所有睡梦中的居民，都被闹得鸡犬不宁。

被红军赶进白色波兰境内的彼得留拉残余匪帮，现在正跟华沙的外国使节们互相勾结，准备组织一次暴动。

彼得留拉匪帮的残部秘密地组织了一支突击队。

他们决定在暴动那天的夜里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释放所有的囚犯，可能的话，还要夺取车站。


兰军注：朱赫来和另外四个城里的布尔什维克高级别的干部知道这些情况，于是在敌人暴动前夜，迅速组织人员粉碎了这次阴谋，暴动被及时制止了。

风暴平息了。

但是，新的敌人在威胁着全城——铁路运输眼看着要瘫痪了，饥饿和寒冷就会接踵而来。

一切都由木柴与粮食的供应来决定。


                              第二章


兰军注：为了解决基辅城内冬季供暖问题，朱赫来决定，在三个月之内，从博雅尔卡火车站筑一条窄轨铁路通到伐木场去。全长七俄里，要在一个半月以内就修到伐木场的边上。这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


秋雨打着人的脸。一堆堆深灰色的雨云，在低空缓缓移动。秋深了，森林里一望无际的林木已经光秃秃的，老榆树阴郁地站着，让褐色的苔掩住树皮上的皱纹。无情的秋天剥下了它们美丽的服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它有一个装卸货物的石头月台。一条新修的路基一直从这里通到森林。人们像蚁群一样地在新修的路基周围忙碌着。

沾泥真讨厌，在靴子下面不住叭唧叭唧地响。人们在路基旁边疯狂地掘着泥土，铁器沉重地咚咚响着，铁锹碰着石头，发出了卡喳卡喳的声音。

像筛子筛过一般的细雨不停地下着，寒冷的雨点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粥一样从路基上淌下来。

衣服都淋湿了，又重又冷。但是他们每天一直干到很晚才收工。

新筑的窄长的路基一天比一天长，不断地伸进森林。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座石头房子的骨架。里面一切可以搬动或拆卸的东西，都被匪帮抢走了，炉灶的铁门变成了大黑窟窿，门窗变成了张口的大洞。从破屋顶的窟窿里看得见椽子。

唯一残留的东西就是四间房子里的水泥地面。每夜，那四百个人就穿着给雨淋透了的和沾满了泥浆的衣服。躺在这块地上睡觉。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泥水从衣服上流了下来。大家都使劲地咒骂着这坏天气和泥泞。他们铺着薄薄一层麦秸的水泥地上紧紧地挤着，竭力想用体温来相互取暖。衣服冒热气了，但是它从来也没焐干过。水渗过遮着窗子的麻袋，流到地上。雨点像敲鼓似的打着屋顶上残存的铁皮，冷风不断地从破门外面吹进来。

厨房是在一间东倒西歪的板棚里。早上大家在这里喝了茶，就到路基上去干活。午饭每天都是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一样黑的面包。天天都是这样，真是单调得要命。

但是城里只能供给这么多东西。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保尔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的一只脚从泥里拔出来。他觉得脚底下冷得刺骨，这下才明白，是他的一只靴子的烂底子已经完全掉下来了。自从来到这里以后，他就为了这双烂皮靴吃了很多苦。靴子始终是湿的，一直往里灌泥，而现在，有一只靴底子完全掉了，他的一只赤脚就浸在冷得刺骨的泥浆里，这就使他没法干活了。他从泥里捡出那片靴底，失望地看着它，打破了他不再骂人的誓言。他拿着靴底跑到厨房里去，坐在行军灶旁边，打开沾满泥浆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麻木的脚伸到炉子旁边。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这儿当厨子的助手。她正在厨房里忙着切甜菜。造物主对待这养路工还一点也不老的妻子特别宽厚：她的肩膀跟男人一样宽，胸脯隆起，大腿又粗又结实。她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桌子上切好的甜菜便堆成了小山。

她轻蔑地看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等着吃饭吗？还太早点。小伙子，谁都可以看出你是开小差。你把脚伸到哪儿去了？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呀！”她教训保尔说。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子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完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他为什么到厨房里来。

厨子看了看那只破得不成样子的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然后对保尔说：

“她的男人会一点鞋匠手艺，他会替你缝起来。没有靴子可真要命！”

奥达尔卡听到这话，同情地看一看保尔，开始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我还把您当作一条懒虫哩。”她道歉说。

保尔宽恕地笑了笑。她用内行的神气看了看他那只靴子，接着说：

“我丈夫不会补它的——已经不能补了。为了不叫你的脚冻坏，我给你拿一只旧套鞋吧。像那样的旧套鞋，我家阁楼上有一只。嗨，有谁吃过这样的苦呀！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上冻了，再这样，你就完了啊。”奥达尔卡现在非常同情他，说着就放下刀子走了出去。

一会儿工夫，她拿了一只长统的套鞋和一块厚布来。当他把烤热了的脚包在厚布里，穿起那只套鞋的时候，他默默地带着感谢的神情，看了看养路工的女人。


兰军注：恶劣的条件让很多筑路的人恶言相向。筑路的负责人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必须留下来。于是有人将自己的共青团员证扔到桌子上，“这是我的团证，请收回吧，我不愿意为了这一小块硬纸牺牲我的健康！”说完他愤怒地走了出去。同时附近的匪帮还经常袭击筑路工地。


离天亮还很早，保尔就悄悄地起了床，不惊醒任何人，勉强移动着他那在凉地上冻麻了的脚，独自走到厨房里去。他用锅把沏茶的水烧开之后，才回去叫醒同队的伙伴。


暴风雪突然袭来了。低飞的灰色的阴云蒙住天空。大雪下得很密。晚上，大风在烟囱边怒吼，在树林里追逐旋卷的雪花，发出凄厉的呼号，使得整个森林不得安宁。

暴风雪猖狂了一夜。虽然整宿生着火炉，大家依然浑身上下都冻透了。车站上这所破房子是存不住热气的。

第二天清早，上工的人双脚都陷在很深的雪里，耀眼的太阳挂在树梢上，天空没有半点云彩。

保尔的一队打扫了他们地段上的积雪。只有现在，保尔才体验到寒冷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那件旧上衣并不能使他暖和（兰军注：很多筑路工人因条件艰苦当了逃兵，有人走的时候还顺手偷走了保尔的外套。于是工友奥库涅夫把自己的旧上衣送给保尔御寒。），而那只套鞋也灌进了雪。它好几次掉在深雪里。另一只皮靴也快掉底了。而且，因为他睡在水泥地上，脖子上已经长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作围巾。

瘦削憔悴、两眼通红的保尔，疯狂地用一把大木锹铲雪。

这时候有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好容易才把列车拖到这里。它的煤水车里没有半根木柴，炉火也眼看就要熄灭了。

开车的对站长喊道：

“给我们木柴，我们就开，如果没有木柴，你们就趁它还能动弹的时候给停到侧线上去。”

列车停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这情形告诉了那些沮丧的乘客。满车子的人都同声叹息和咒骂。

“你们去和月台上走着的那个老头子商量商家吧，”站长对乘务员们说，“他是这里筑路的负责人。要是他答应，就可以用雪橇给火车头运一些木头来。那些木头都是他们预备作枕木用的。”

乘务员们跑去问托卡列夫。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我可以给你们木柴，可是不能白给。这是我们的筑路材料。我们的工地上积了很多雪。你们车厢里有六七百个客人。妇女和小孩们可以留在车里，其他的人都拿锹去铲雪，一直做到晚上。如果他们答应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木柴。要是拒绝，就让他们在那儿等到新年再说吧。”


“瞧，弟兄们，一大群人来了！看呀，还有女人呢！”保尔听见他身后有人惊奇地喊着。

保尔回过头去。

“这里有一百人交给你，”托卡列夫走到保尔跟前，对他说，“你分配他们干活，要注意，别让他们偷懒。”

保尔把活计分派给这些新来的人。有一个高身材、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一顶暖和的羔皮帽的人，非常愤怒地转动着手上的铁锹。他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个戴着海狗皮帽子、帽顶带一个小绒球的青年女子说：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没有权利强迫我干这个。我是一个铁路工程师，要是请我领导工作，我倒可以答应。但是铲雪的事情，绝不是你我分内的事，这在章程里没有规定。这老头子违法行事，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长？”

保尔走上前去：“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男子用轻蔑的眼光，把保尔全身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番，反问道：“你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么，我和您没有什么话说。叫工长来，或是你们的……”

保尔翻眼看了看他，说道：

“要是您不肯干，您就别干。只是车票没有我们的签记，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地主任的命令。”说完保尔又问那女子，“女公民，您也拒绝吗？”可是，他马上愣住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杜曼诺娃！

她好容易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就是保尔，保尔穿着又破又旧的短褂，一只脚穿着破靴，另一只脚穿着一只古怪的套鞋，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都没有洗过。只有他那双眼睛，那双永远炯炯发光的眼睛还跟从前一样。这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叫化子的衣衫褴褛的人，不久之前还是她所热爱的人！世事变幻，多么惊人啊！

冬妮亚不久之前结了婚，这回正和她的丈夫到一个大城市里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她想不到会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她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和他握手。瓦西里会怎样想呢？保尔现在竟潦倒到如此地步，真叫人难过啊！显然，这青年火伕除了掘土之外不会有更大的出息了。

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脸烧得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已经给这衣衫褴褛的人气昏了，因为他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在他看来，这实在太放肆了。他扔掉铁锹，走到冬妮亚跟前，说：

“冬妮亚，咱们走吧。要是我再看这拉查隆尼（译者注：意大利的拿坡里一带把叫化子或是偶尔打零工的穷人叫做拉查隆尼。）一眼，我就会忍不住的。”

保尔是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的，他知道拉查隆尼是什么人。

“假使我是‘拉查隆尼’，你就是还没肃清的资产阶级。”他粗声地回答说。接着，他又看着冬妮亚，板着脸，清清楚楚地对她说：“杜曼诺娃同志，拿起锹来，站到队伍里去。别学那个胖水牛的样子。请原谅我说这话，我不知道他同你是什么关系。”

接着，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皮套靴，又冷笑了一下，补充说：

“我劝你最好不要留在这儿。几天前，匪徒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身向自己的工作队走去，他那套鞋在走路的时候啪啦啪啦地直响。

他最后这几句话显然对那个工程师产生了影响。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她的丈夫去参加铲雪。

傍晚收工的时候，人们都回到车站去。冬妮亚的丈夫匆忙走在前头，打算在车上占个好位子。冬妮亚在旁边站着，让所有的人走过。走在最后一个是保尔，他已经疲倦得要命，一边走一边拄着铁锹。

“保夫鲁沙，你好！”冬妮亚跟他并排走着，说：“老实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现在的政府里找到一个比挖土好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了委员或是有了什么同样的职位了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样惨啊……”

保尔站住了，惊奇地看了她一眼，说，

“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他想了一想，才找到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红到了耳朵根。

“你还是那么粗鲁！”

保尔把锹扛到肩上，迈着大步走开了。走了好几步才回答说：

“不，杜曼诺娃同志，说实在的，我的粗鲁比你的所谓礼貌要好得多。你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倒是过得满好的。只是你的生活已经变得比我所想的还要坏。两年以前，你还好一些；那时候你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现在你浑身已经发出卫生球的味道了。说句老实话，现在我和你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兰军注：丽达托人给筑路的保尔带来一件瑞典制的漂亮的黄面皮里短大衣。

保尔惊异地捧着这珍贵的礼物，然后踌躇地把它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皮毛立刻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日夜盼望着的木材已经近在咫尺了。但筑路进度很慢，因为伤寒病每天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像喝醉酒似的，两腿发软，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从发烧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但是今天他觉得热度要比往常高得多。

那吮吸着筑路队的血液的伤寒病，现在又向保尔本人进攻了。但是他的健壮的身体仍在抵抗它，一连五天他都挣扎着从那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爬了起来，跟别人一道去出工。但是不管是那件暖和的皮短大衣也好，或是朱赫来送给他的那双现在已经套在生了冻疮的脚上的毡靴也好，都救不了他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着他的胸口，他的上下牙碰得直响，两眼发黑，他觉得树木就像旋转着的木马似的。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他再走几步，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他只觉得头一晕，就栽倒在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热的脸，他觉得挺舒服。

几个钟头以后大家才发现他，把他送到板棚里。柯察金的呼吸很困难，他已经不认得周围的人了。从列车上请来了医师，诊断的结果是：“格鲁布性肺炎兼肠伤寒。体温四十一度五。至于关节炎和脖子上那两个痈疮，——倒是小意思了。光是上面那两种主要病症，就已经足够把他送到另一世界去了。”

兰军注：组织上尽全力抢救保尔后，委托他同乡乘火车把他送回家乡谢佩托夫卡去。结果半路上误传说保尔死了，事实上是另一个无名青年死了。保尔的死讯传到基辅，丽达大哭了一场。


                             第三章


青春终于胜利了。保尔没有死于伤寒。这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够勉强用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站起来，摸着墙壁，在房间里走动了。

到了盛春时节，保尔开始想回到城里去。现在他已经恢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他体内还潜伏着别的弄不清的病症。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步，脊椎上的一阵剧痛骤然间使他摔倒在地上。他自己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挨到房间里。第二天医生给他作了一次详细的诊查，发觉在他的脊骨上有一个深窝。医生惊讶地问他：

“这是怎样得来的？”

“大夫，这是公路上的石头崩的。在罗夫纳的战斗中，一颗三寸口径的大炮炮弹在背后的公路上开了花……”

“那么，后来你怎么能走路呢？一向不碍事吗？”

“不碍事。当时我躺了两个钟头，随后又继续骑马。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发作。”

那医生皱着眉头，仔细看了看那个深窝。

“亲爱的，这可不是小毛病啊。脊骨是不喜欢这样震动的。希望它将来不要发作。”

大夫怀着同情和不禁流露出来的担心，看着他的病人。


保尔不知不觉来到了松林跟前。他在岔路口站了一会儿。在他的右面是阴森森的老监狱，它用高高的尖头木栅栏和松林隔开，而它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房子。

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就是在这地方，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的绞架下被绞死的。他在原来竖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随后就走下陡坡，到了埋葬烈士们的公墓那里。

就在这地方，他的同志们英勇就义，为了使那些生于贫贱的、那些一出生就当奴隶的人们能有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兰军注：保尔从家乡返回基辅，并去找朱赫来和丽达，朱赫来两个月前调到塔什干去了，而丽达从哈尔科夫去了莫斯科。保尔在铁路工厂的共青团委员会担任政治教育部长。


一天晚上，铁路工厂的工作人员安娜邀情保尔和她一起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保尔答应了。大会直到深夜才散。

保尔和安娜很快地走过了市中心的街道。他们穿过林荫大道，走出了通向旷场的黑暗无人的小街。再往左一转，就走到和路局总仓库平行的公路上了。这个仓库是一排高大的水泥建筑，阴森而可怕。安娜不由得有点不安起来。她拉着保尔的手，肩膀紧靠着他的肩膀，这样她的心神才安定下来。

“我不过是二十三岁的人，神经竟衰弱得像一个老太婆一样。你也许会把我看作一个胆小鬼。那可就错了。可是今天我的心情特别紧张。现在，我觉得有你在身旁，我就一点也不害怕了，这样提心吊胆，我真有点难为情。”

黑夜、荒凉的旷地、以及在大会上听到的昨天在波多尔地方发生的可怕的暗杀事件，曾经引起了她的恐怖，但是保尔的镇定、他的烟卷的火光、在一刹那间被火光所照亮的脸和刚毅的眉毛——这一切，把所有的恐怖都驱散了。

仓库已经在身后了，他们走过河上的小桥，沿着通向车站的公路向拱道走去，这拱道在铁路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区连结的地方。

在拱道的进口上面，一盏路灯挂在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上，风吹得它轻轻地来回摇晃。它那黄澄澄的暗淡灯光，一会儿照着拱道这边的墙，一会儿照着拱道那边的墙。

离拱道进口大约十来步光景，紧靠马路旁边，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以前，小房子上面落过一个炮弹，内部全被炸坏了，正面成了一片废墟，现在它还像一个张着大口的乞丐，坐在路旁现出一副穷相。这时可以看见拱道上面有一列火车开过去。

“我们差不多算是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说。

保尔打算悄悄抽回他的手，他一边朝拱道走着，一边不由得想快把被女伴抓着的那只手空出来。

但是安娜却不肯松开。

他们走过那座小破房子。

这时，背后突然像有什么东西跑出来，传来一阵杂沓急促的脚步声。

保尔想赶快把手抽出来，但是安娜因为惊骇，仍使劲拉着它不放。等到他用力把手抽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保尔的脖子已经被铁钳似的手指头掐住了。接着那个人又使劲一扭，保尔的脸就扭过来了，对着那个袭击他的人。匪徒一只手紧紧抓住保尔上衣的领口，掐住了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掏出了手枪，慢慢地划了个孤形，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脸。

保尔那双像是着了魔的蓝灰色的眼睛极度紧张地注视着这个枪口。现在死神从枪口里迫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不敢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是百分之一秒的时间。他等着开枪。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保尔那睁大的眼睛就看清了那匪徒的面孔：一个大脑袋，方下巴，满脸黑胡子，眼睛在便帽的宽帽檐下面，看不清楚。

保尔用眼角一扫，看见了安娜惨白的脸。就在这一刹那，她被另一个匪徒拖到那个倒塌的小房子里面去了。那个匪徒扭着她的双手，把她摔倒在地。这时候保尔从映在拱道墙壁上的一条黑影，看见又有一个人跑到那边来了。在后面，在倒塌的房子里，正在进行搏斗。安娜正在拼命抵抗，匪徒用帽子堵住了她的嘴，她被掐住脖颈，喊叫声中止了。掐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的匪徒，显然不愿意只作这种兽行的旁观者，也恨不得马上把猎物弄到手。不用说，他是土匪头子，他对于眼前这种“分工”不满意，他又觉得在他手里的这个少年太年轻了，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消用枪对着他的脑门儿敲几下，再指一指往旷场去的道路——他就会头也不回地拼命向城里逃跑的。”匪徒想到这里，就放了手，对保尔说：

“赶快给我滚……从哪儿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同时把枪口朝下，表示不预备冲保尔的背后开枪。

保尔连忙往后退，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眼睛还不住地盯着大脑袋匪徒。

匪徒明白了“这个少年还是怕吃枪弹”，于是他便转身往小房子走去。

保尔马上把手伸进口袋。他一个急转身，连忙平举左臂，对准匪徒，啪地就是一枪。

匪徒懊悔已经迟了。没等到他举起手来，一颗子弹已经打进了他的腰部。

他挨了这一枪，身子向拱道的墙壁一晃荡，就慢慢地倒在地上了。这时候，一个影子从倒塌的房子里向下面沟里跑了。保尔朝着他又放了一枪。接着第二个影子也弯着腰连跑带跳地向拱道的黑暗处逃去。保尔又放了一枪，但是都没有命中，只把拱道墙上的水泥打得乱飞，而影子朝旁边一躲，就在黑暗中消逝了。保尔的勃朗宁手枪又朝影子的后面接连打了三下，引起了深夜人们的不安。倒在拱道墙边的那个大脑袋匪徒，正在那儿像一条蛆似的作着垂死挣扎。

安娜在惊慌失措中被保尔拉起来，她看着正躺在地上抽搐的匪徒，还不相信她已经得救。

保尔用力扶着安娜，把她拉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去，然后转身向城里走，向车站奔去。这时候在拱道旁边，在路基上，已经有了灯光，铁路线上砰地响起报警的枪声。


他们终于跑到安娜住所的时候，巴蒂耶瓦山岗子上的鸡已经叫了。安娜躺在床上。保尔靠着桌子坐着。刚才那个匪徒是他一生里杀死的第四个人。

“你在想什么，保尔？”安娜问他。

“我必须到城防司令部去。这件事应该马上报告。”

他竭力克服疲劳，勉强站起来。

安娜握住保尔的手，没有马上放开——她不愿一个人留在家里。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这个现在对于她是这样亲密和可贵的保尔在黑暗中走了很远的时候，她才把门关上。

死尸马上被认出来：这是刑事调查局老早就在注意的一个著名强盗和杀人惯犯，名叫大脑袋菲姆卡。

快入冬的时候，很多顺着河水放下来的木筏雍塞在河里。秋天泛滥的河水冲散木筏，许多宝贵的木材顺着河水漂走。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团员去捞木材。

保尔不愿意落后，竭力不让同志们知道他正患重感冒。但在这一星期后，当河岸上的木材已经堆积成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寒冷的秋风又唤醒了睡在他血液里的敌人——保尔又发烧了。他得的是急性风湿病，在医院住了两星期，他从医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他的工作台上勉强干活，车间的工长看见了，愁得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保尔已经失去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他愤愤地拒绝了这项权利。

保尔非常伤心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

又过了一星期，他就到了满地是雪的小镇别列兹多夫，作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

兰军注：保尔在那工作了一整年，并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


                              第五章


兰军注：保尔又回到城里工作，并和党内一些不良分子坚决斗争。


                              第六章


兰军注：在全俄代表大会期间，丽达意外地遇见了她以为去世了的保尔。

她连忙转过身去。只见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人正站在她的面前，他穿着草绿色的军便服、蓝色的马裤，腰里束着一条高加索式的窄皮带。

她睁大眼睛瞪着他，当他两手亲热地搂着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一声“丽达”的时候，她明白，这真是保尔。

“你还活着？”

这简单的问话已经告诉了他一切。她始终不知道关于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的。

当他们沿着宽大的台阶往街上走的时候，她又从头到脚把保尔打量了一番。现在他已经高过她半个头了。他还是老样子，只是更加英俊，更加沉着了。她对他说：

“你瞧，我还没有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是团的州委书记。做‘机关老爷’了。”保尔笑着说。

“我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丽达说，“虽然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我想你会回答的：为什么当时你中断了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知道的。这是三年前的事情，现在，我只有埋怨当时的保尔了。保尔.柯察金一生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一桩就是你刚才说的。”

丽达微笑了。

“一个很好的开场白，”她说，“但是我所要求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

“这件事不仅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该负责。（兰军注：《牛虻》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写的一部小说。小说主人公亚瑟，他把自己称作牛虻。他本是一个天真少年，因为被心爱的姑娘琼玛误解打了他一个耳光，而去美洲，在那里被当地黑恶势力毒打，骨头都被打断了，脸上还留下一道可怕的刀疤。被当地一个外科医生用钢钉把骨头接上。从此他落下病根，经常性的身体剧烈疼痛。他后来重返意大利，成了一名革命者，领导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军队的占领。而他夕日的女友琼玛也是一名革命者。琼玛开始因为亚瑟丑陋的外貌没能认出这是她一直深爱的亚瑟。她因为曾经错扇了亚瑟那个耳光而一直很愧疚。亚瑟也一直不肯原谅她。后来亚瑟被捕。他锯断了几根牢房窗户上的铁栏杆，眼看只剩最后一根时，他的疼痛剧烈发作，最后亚瑟被枪决了。临死前，他给爱人琼玛写了一首小诗：‘我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他的内心原谅了琼玛。当琼玛收到爱人的诗，泪如泉涌。）那些生动地描写坚毅勇敢的、彻底献身于我们事业的革命者的书，给了我难忘的印象，使我产生了做这种人的愿望。所以，我用‘牛虻’的方式处理了我对你的感情。现在我感到，这不仅是荒唐，而且尤其令人遗憾。”

“那么说，你已经改变了对‘牛虻’的看法？”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只是抛弃了那种用苦行来考验自己意志的毫无必要的悲剧成分。但是在基本方面我是赞成牛虻的。我赞成他的忠诚、他那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我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

“保尔，现在只有遗憾了，因为这些话在它该谈的时候没谈，过了三年之后才谈。”丽达说。她笑了笑，好像正在想着什么事情似的。

“丽达，你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比同志更亲近的人而觉得遗憾呢？”

“不，保尔，你过去本来可能成为比同志更亲近的人。”

“那么，现在还来得及补救。”

“已经迟一点了，牛虻同志。”

丽达对她自己开的玩笑微微一笑，并且解释说：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孩了。她有一个父亲，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她用手指碰了碰他的手。这是表示对他关切的一种动作，但她立刻看出这是没有用处的。这三年来，他不光是体格方面长大了。她知道他这时很难过——他的眼睛告诉了她，但是他没有丝毫做作地真诚地对她说：

“不管怎样，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方才失去的要多得没法比。”

兰军注：第二天，保尔收到丽达写给他的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我本想偿还我们青春的宿债，但是，我还是把我最初的愿望打消了。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愉快。不过，保尔，你对你自己不应该那样苛刻。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光有斗争，而且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

……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那封信撕成碎片，把手伸到窗外，让风把那些碎片从手里吹走。


                               第七章


兰军注：保尔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他除了住疗养院就是住医院，并做了腿部手术。在疗养院期间，保尔意外地收到一封他母亲寄来的信。信里说，她有一位老朋友——阿莉比娜.丘查姆，住在离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上，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她很盼望保尔能去看看阿莉比娜。这封意外的信，在保尔的一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保尔去了丘查姆家。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个人：母亲阿莉比娜.丘查姆是一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妇人，有一对大而抑郁的黑眼睛，衰老的脸上残留着过去美貌的痕迹；她的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还有廖莉亚的小男孩，和那个讨厌的、肥胖得像只骗猪的老头子丘查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做些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之前和她丈夫——一个流氓和醉鬼——离了婚，现在失业。她成天在家，忙着照顾她的小男孩，并帮着母亲料理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阿莉比娜老太太还有一个名叫乔治的儿子，不过他现在在列宁格勒（兰军注：列宁格勒就是沙俄时代的新都彼得堡。）。

丘查姆家的人都亲切地欢迎保尔，只有那老头儿用防范的、甚至可说是恶意的眼色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廖莉亚已经二十二岁了，她是个心地单纯的女子，宽脸庞，很开朗，留着褐色的短发。她立刻成了保尔的好朋友，并且很乐意地把家里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他。保尔从她嘴里知道了老头子专横，暴虐，压制全家，扼杀任何主动精神，剥夺所有自由。他气量小，心地狭窄，好吹毛求疵。由于他压制整个家庭，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他的妻子也非常厌恶他，二十五年来她一直都在反对他的暴虐行为。女儿们永远站在母亲方面。家庭里不断吵闹，生活很不愉快。他们每天都在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而生气。

乔治是她家里的第二个魔王。从廖莉亚的话里知道，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个只知道吃好菜、喝好酒和穿漂亮衣裳的自负而傲慢的家伙。他念完了中学之后，因为是母亲的宠儿，就立刻向母亲要钱到首都去。他说：

“我要进大学。叫廖莉亚卖掉她的戒指，你卖掉你的东西，我要钱。至于你们怎样弄到钱，那我不管。”

他没有考上大学，却舒舒服服地住在舅舅家里，用一封封的电报逼着他母亲寄钱。

直到晚上，保尔才见到达雅。她和保尔见面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把手伸过去，在这位不认识的年轻男人面前羞得脸红到耳朵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强壮的起茧的手。

达雅已满十八周岁，虽然不算漂亮，但是那一对淡褐色的大眼睛、有点像蒙古画上那样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丰满的嘴唇，使得她很动人；她那件带条纹的工人短衫紧紧地绷着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兰军注：保尔去哈尔科夫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工作，然而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躺在床上了。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收到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又额外给他一笔钱，同时给了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的证件。

丘查姆家邀请他到她们家去。生活的绳扣越拉越紧。她们正盼望着他的帮助。


                             第八章


兰军注：保尔去了丘查姆家，租住在她们家里，帮助女人们共同对付那个可恶的丘查姆老头。

兰军注：面对自己越来越糟糕的身体，保尔想用手枪自杀，但他终于没有这样做。“把手枪藏起来，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过这种念头。即使生活到了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达雅还没有睡。她很着急，因为保尔出去了那么久没回来。他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到哪儿去了？她今天看出来在保尔眼里有一种往常所没有的冷酷的表情。他很少说到他自己，但是她感觉到他正在遭受着什么不幸。

达雅看见保尔回来了，十分高兴，等他一走进门廊，就低声对他说：

“我正在为你着急呢。”

“你应当离开这儿，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去，尽可能离这个窝远一点儿，开始过新的生活。你我两人的个人生活现在都没乐趣。我已经决心给它放一把火。你愿意作我的伴侣，我的妻子吗？”

达雅一直非常激动地听着他的话，听到最后这一句，因为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她吓了一跳。他接着又说：

“我不是要你今天答复我。也许我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完全的废人。那时候，我绝不拖累你。”

他停了一下，然后又用一种温和而亲切的声音说：

“现在，我把我的友谊和爱情献给你。”

他始终握着她的手指头，而且是那样的镇定，就像她已经同意了似的。

“你永远不会遗弃我吗？”

“达雅，口说不足为凭。你只相信一点好了——相信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背叛朋友的……但愿别人也不背叛我。”他痛苦地结束了他的话。

“我今天什么也不能对你说，”她说，“这一切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他站起来说：

“睡吧，达雅，天就快亮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头一挨枕头，立刻就睡熟了。


老头子在半夜的时候再也看不见房角窗户里的灯光了，同时母亲却开始看出达雅眼睛里隐秘的快乐。她那双被爱情的火烧得发亮的眼睛下面有着两块黑晕——这是睡眠不足的结果。这座小院里经常可以听到吉他声和达雅的歌声了。

成了妇人以后，她有一件事常常觉得苦恼，那就是，他们的爱情好像是偷来的。只要一听到沙沙的声音她就吓得哆嗦，总觉得是母亲的脚步声。还有一点也很使她不安：要是有人问她，为什么现在夜里要把房门扣上，她该怎么回答呢？保尔看出了她的心理，便温柔地安慰她说：

“你怕什么呢？仔细分析起来，你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安心地睡吧，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共同生活。”

她把脸紧靠着他的胸脯，双手抱着她的爱人，安心地睡熟了。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静听着她的呼吸，生怕惊醒她的美梦；他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少女，怀着无限的柔情。


兰军注：过了一段时间，保尔和达雅搬到离得很远的一个滨海小城去了。


生活还是照旧。达雅做她的工。保尔读你的书。但是他刚刚要开始小组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悄悄地向他袭来——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现在能听他使唤的只有右手了。经过长期和完全无效的努力之后，他知道他实在是再也不能走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盖着她的失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引起的苦痛。可是保尔却像抱歉似的微笑着说：

“达雅，亲爱的，咱们俩只得离婚了。咱们在约定的时候并没有说可以这样过下去呀。亲爱的，今天我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她不让他再说下去。她难以抑制地痛哭起来。她的头紧贴着他的胸脯，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保尔不顾一切继续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着第一个胜利的消息回到家里——她被选为市苏维埃的委员了。接受她作候补党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正十分兴奋地准备着。可是，就在这时候，新的不幸又来了。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右眼火烧火燎地疼起来，连左眼也疼起来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作失明——周围的一切都像蒙上了一层黑纱。

就在这痛苦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达雅怀着无比的快乐和兴奋跑回家来，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现在是候补党员了！”


保尔和达雅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她工作越是积极，闲暇的晚上就越少，这让保尔想起了他的一个同志说的话：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是个党内的同志，他们相互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有两点好处：既不会互相腻烦，又没有时间吵嘴。”过去，曾经有一个时候，达雅曾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对他有更多的温存和照顾。可是那时候她只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却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明白，她政治上越成熟，她能照顾他的时间就越少。他坦然地接受了这必然的结果。


                               第九章


兰军注：保尔和妻子达雅到了莫斯科。保尔住进了一个专科医院。并在那里做了割去一侧甲状腺的手术。

当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时，他冷淡而坚决地回答说：

“不要了。已经够了。我已经把我的一部分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自己做点别的事吧。”

当天保尔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请求帮助他在莫斯科找个住处，因为他的妻子正在当地工作，而且他本人再继续流浪也没有好处。他向党请求帮助，这是第一次。莫斯科苏维埃拨给他一间房子。他怀着一个永远不再回来的希望离开了医院。

达雅现在已经是正式党员了。她工作很努力，不管她个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悲剧，她并没有落在其他女突击手的后头，工人们对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信任：推选她当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保尔现在因为他的妻子变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苦痛。


兰军注：保尔开始写中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他写好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一些老同志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得到了称赞的回答，但是原稿竟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遗失了！六个月来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只有重新写。他口述，一个十八岁的邻居加莉亚抄写，终于完成了。并且即将出版。


他的心又怦怦跳起来了。他日夜盼望的梦想已经实现了！铁环已经被砸碎，现在他拿起新的武器，回到战斗的队伍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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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