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空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场域，既是物质实践的基础容器，也是文化意义的生成载体。因此，“空间”与“地方”的关联在于，地方是人类活动或表意的特定空间：“空间是一个‘被实践的地方’，一个被行动、活动、叙述和符号激活的地点”。文学地理学聚焦的是主体情感介入与审美观照的“地方”，将其作为传承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相对而言，“诗性地理”作为文学书写所生成的产物，尤其聚焦诗性色彩浓郁的抒情性文体——诗歌在地理景观审美建构中的作用。在《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一书中，笔者曾经阐发这一范畴，在考察新诗传播的议题过程中，“诗性地理”被当作“沟通诗歌艺术与视觉媒介的一个枢纽”。不过，“诗性地理”的基本内涵仍旧可以沿袭彼时的界说：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诗性地理”就是“笼罩着诗性想象的地理景观”。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诗性地理”建构过程中话语权争夺与符号资本角逐的问题，为文学经典的建构以及文学共同体的塑造提供一种阐释。

一、诗性竞争：“诗性地理”建构的开放性

有了诗性情怀的灌注，蛮荒之地就升华为承载人类精神寄托的审美符号。经过诗意层层叠叠的晕染，地理景观成为话语竞争的场域，其人文意涵愈加丰厚庞杂。题写名胜，既是文人墨客的风雅之举，也构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角逐。诗性地理的建构，遵循“发现-命名-经典化-重构”的运作机制。对于那些未被诗意描摹的地理景观，捷足先登的诗人如果能够一鸣惊人，写出冠绝古今的诗篇，就几乎可以垄断地景的诗意读解，让自身的文本占据经典地位，经由文学传播形成民族的集体记忆。仰望着黄鹤楼，李白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慨叹。在“前文本”声势浩大的影响力之下，一代诗仙也只能抱怨生不逢时。当然，李白拥有卓越的才情和雄厚的符号资本，终究能够在黄鹤楼的诗意摹写中争得一席之地。如此一来，一方面在重构黄鹤楼诗意的进程中展现了自身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得这一人文地标成为诗意繁复的精神对话场域。在题写名胜的熙熙攘攘的行列中，每一个写作者都能够感受到这种“影响的焦虑”。这种文学才华的比拼，激发出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意，让地理景观的书写成为面向未来无限开放的竞赛。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作为“停顿”的地理景观，黄鹤楼似乎具备了某种“永恒”的特性，但是地理空间的社会建构是一个未完成的话语实践过程，当中充满了角力与争斗。对于地理空间建构的这种开放性，诸多学者都在反复申说。基于这些研究，蒂姆·克雷斯维尔（Tim Cresswell）总结道：“地方为实践提供了模板（template），那是个不稳定的操演舞台。将地方设想成是被操演和实践出来的，有助于我们以彻底开放而非本质化的方式来思考地方，人群不断透过实践来争斗和重新想象地方。地方是认同的创造性生产原料，而不是先验的认同标签。地方替创造性社会实践提供了可能性的条件。就在这个意义下，地方变成了一种事件，而不是根植于真实性观念的稳固存有论事物。作为事件的地方，特征是开放和改变，而不是界限和永恒。”“地方”是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舞台，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身份建构、族群认同想象等因素，“地方”处于不断的解构和重构当中。这种社会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卷入的力量和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从历史轴线的维度来看，“地方”建构的开放性体现在立足现代人的情感结构对地理空间的文化表征进行调适与重构。在此过程中，既存的诗性地理面临持续不断的解构和颠覆的命运。这赋予现代诗人重大的文化使命。在现代性语境下，诗人以现代人的情感结构重新打量地理空间，为其植入时代新质，以此与古典诗意加以区隔。从这一维度来看，诗人对地理景观的感知与书写，具有古典与现代的显著区分。“风景言说方式的每一次改变或者发展，都表现为一种历史的转变——从古代到现代，从古典到浪漫，从基督教的到世俗的，无论这种转变是突变的，还是渐进的。”尤为关键的是，现代诗人要具备抒写现代性情感的自觉意识。对于那些携带着前人繁复诗意的地理景观，诗人要加以现代性重构，就得在激烈的“诗性竞争”中胜出，在诗歌文本中容纳更多异质性的现代诗情。积极投入地理诗歌写作的诗人安琪，2023年出版了诗集《暴雨和绵羊》，在其中拓展了“诗性地理”的表现领域，从自然山川到都市空间，都成为诗人笔下描摹的对象。尤为关键的是，“面对形态多样的地理景观，诗人总以一个现代抒情主体的面目出现，书写现代人的情感经验。”在《暴雨和绵羊》的后记里，安琪指出：“我的地理诗不是对某一地自然山川的描绘，而更多的是发生在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的串接、联想和自我意识的反射。我不主张单纯的描摩状物，也反对传统的借景抒情。我希望在一个地理中融入无限多的东西”。这就凸显出一个现代抒情主体的自由意志，其中传达出的人地关系完全具备现代性的特质。

在诗性地理建构与重构过程中，现代诗人拒绝陷入泥古守旧的格套，为自由抒发个体情感进行自我赋权，同时也使得地方获得文化话语权，提升地方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在诗集《暴雨和绵羊》的内容简介中，安琪这样交待自己的创作动机：“幻想着能用一首诗让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地方闪闪发光”。具有符号资本的现代诗人，在诗性竞争的进程中愈来愈占据有利地位。尤其是对于那些尚未被诗意浸染的地理景观，现代诗人天然地拥有发现、命名和经典化的机会。事实上，中国新诗已经开创性地建构了德令哈、哈尔盖等诗性地理景观。西川就曾自豪地对记者表示：“听说，有人知道德令哈是因为读了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有人知道哈尔盖是因为我写了《在哈尔盖仰望星空》。”当然，与文脉绵长、历史厚重的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歌的经典性、影响力和竞争力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年轻的中国新诗依然艰难地行进在探索的道路上，其建构与重塑的景观诗意尚有待于历史的淘洗和读者的认可。”在诗性竞争的历史进程中，现代诗人由于迫近当下的现实生活，因此更容易把握读者的情感结构与文化心理，其创作的诗歌文本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这正是现代诗人的优势所在。可以预期的是，现代诗人在诗性竞争中的地位和处境终究会逐步好转。

二、文学共同体：基于“诗性地理”的地方文化认同

当数字技术正在消解传统地理边界，文学创作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地域自觉。为了应对文化身份和边界日趋模糊的危机，地方和区域文化的价值不断得到强调。保存地方传统，探寻地方个性，复兴地方文化，成为民族国家保持独特文化身份的有效策略和途径。地方的历史传统、文化记忆和个性气质，共同建构出一种被称为“地方感”的东西，成为凝聚族群认同的重要根基。这种“地方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一种意义的灌注，往往由地方所承载的各种审美想象与叙述所塑造。对于尚未被文学经典加以审美观照的地理景观来说，典范性的文学意象和文化记忆付之阙如，地方文化生长和延续的根基并不稳固，难以形成稳定又具有底蕴的地方个性。在营造“地方感”的过程中，本土诗人的乡愁叙事以及地域文化书写发挥重要作用，也成为诗性地理建构的重要来源。

晚近以来，“地域文学”研究成为学界热点议题。透过地方和区域的视角考察文学，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空间意识”加以探究，能够为地方文学及文化秩序的建构与重构提供新的路径。地域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作家群体地域意识的萌发和地域文化书写的勃兴。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直接影响其创作素材的选择、美学风格的形成。作家总要置身于特定的地方文化环境中，基于共享的文化传统与集体记忆而在文学书写中展现出“共同性”，这就为建构地域性的“文学共同体”创造了条件。在内容表现方面，地域文学作品一方面可以浓墨重彩地描摹地方风土，将地域景观作为抒情意象加以刻画，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地方风景作为展开故事叙述的环境和背景，建构具有地域特质的文学空间。在作家笔下，地方景观成为富含审美意蕴的文化符号，成为意义繁复的历史“重写本”。经由文学艺术审美观照的地理景观，也就转化为一种“诗性风景”。这既是凝练地方精神的典型意象，也是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资产。

以福建漳州为例，近年来，漳州市文联、作家协会和闽南文化研究会等机构积极推动地域文学流派的凝练和建设，旗帜鲜明地提出促进“九龙江文学流派”的建构，彰显出推动地域文学建设的自觉意识。2022年6月，“漳州作家群创作特色”座谈会召开，与会人士提出，“漳州作家群已经形成比较典型的九龙江文学流派风格的共识。九龙江文学流派根植于闽南历史文化厚壤，发展脉络清晰，区域特色显著，乡音乡情浓郁，群体融洽亲和，自成文学风范。”2023年10月，漳州作家地域创作特色交流会召开，本土作家与文艺评论家对“九龙江文学流派”的内涵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提炼，促进区域文学特色乃至创作流派的建构。主导和推进这项文化工程的漳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陈子铭指出：“在一个比较开放的视野下，探索进一步让客观存在的区域文化特征，成为文学作品中能打动人的情感意象和精神符号……一种区域性文学特色的养成，是一个持之以恒的酝酿过程，作者、作品、研究、传播、激励机制等诸多要素作用，这是一个凝心聚力的过程。”蜿蜒如龙的九龙江在城市和乡村绵延流淌，被漳州人视为承载乡愁记忆的精神图腾。出生于漳州平和坂仔的林语堂，泛舟九龙江，抵达一个涵括中西的文学世界。陈子铭的《漳州传：从九龙江到太平洋》就选择九龙江“作为整理历史信息的轴线”，致力于呈现漳州“从九龙江到太平洋”的华丽转身，由此“探索一个群体的精神流变史”。从漳州走向全国的当代著名诗人安琪，曾经写过一首诗歌《鸦群飞过九龙江》,诗歌意象令人印象深刻：“当我置身鸦群阵中/飞过，飞过九龙江。故乡，你一定认不出/黑面孔的我/凄厉叫声的我”。在诗人笔下，九龙江显得熟悉又陌生，诗人与故乡的关系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由此创设了极具情感张力的诗歌意象，为九龙江的诗性地理建构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论作家如何界定其与故乡的关系，地方风土都是滋养作家精神和人格的源泉。漳州本土作家群以“九龙江”为文化地标，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一方面打捞典范性的文化意象，延伸城市文脉，另一方面又以现代性视角重构地方文化个性，促进地方性文学共同体的建构，生成了具有地域特质的诗性地理，把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抵御文化同质化的柔性力量。

把作家群体凝聚成地域性的文化社群，需要激发作家的地域共同体意识，强化其集体认同，促进这种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从自发转化为自觉状态。文学共同体为地域性的作家群体抱团发展创造条件。通过作家协会等的有效组织，作家群体可以集结在地域性文学流派的旗帜下，依靠团队力量持续推出彰显地方文化个性的精品力作，提升地域文学在国家文学版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作家群体通过密切的文化交往结成文学圈子和文化网络，从社群中获取符号资本和创作资源，透过地域文学的空间视域审视自身的创作，自觉调整自己的创作规划，从而融入到地域文学的阵营当中。通过地方文化的书写、诗性地理的建构，作家能够彰显自身的创作个性，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身份标识，为进入更广阔的文学版图奠定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福建宁德霞浦籍诗人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和刘伟雄为代表的“闽东诗群”在诗坛崛起，他们聚焦本土风景，抒写海洋地景的澎湃诗意，使得霞浦名扬天下，成为孕育海洋诗篇的摇篮，并被冠以“中国诗歌之乡”的封号。“闽东诗群”的文学实践，成为诗性地理与地域性文学共同体建构的又一典范。

地域性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一方面指向本土作家群体的凝聚，另一方面也指向文学阅读社群的塑造。在文学接受者这一端，同样可以建立一种基于文学阅读与审美体验的“想象共同体”。地方报刊、乡土教材、社交媒体以及公共图书馆等平台，都可以作为地域文学传播与推广的有效媒介，以此培植和壮大地域文学的阅读社群，塑造地域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良好生态。依托诗性地理，地方性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系更容易达成。地方文化社群对于本土诗性地理的感知，具有天然的亲近性。诗人和作家用诗性的笔触为城市画像，让城市更加感性、更加立体，也更有温度。这种具有乡愁情怀的诗意书写，更容易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风景成为认同形成的场所，依据人们如何阅读、游览、体验、实地观景或欣赏印刷画册、谈论及绘画风景而形成认同。”在文学审美的基础上，读者对于诗性风景的游览和体验，为文化认同增添了更加多元的路径。

作家书写的诗性风景，增加了地域文化的厚度，为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资源。在此基础上，也拓展了地域文学的跨界传播路径。为促进地域文学的发展，提升地方文化品位，可以积极探索“地域文学+文旅”的产业发展模式，打造地域文学IP，大力拓展文旅产业链，提升文旅产业的文化含量，让地域文学深度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场景，提升地域文学的能见度，实现文学事业与文旅产业的双赢。在此过程中，诗歌在地方形象建构、文化经济发展中的潜能更大。陈仲义指出：“在所有文类中，诗歌与政治、文化、经济的直接接触点，拥有最大的横截面。直率地说，诗歌可利用率和被利用率是最高的”。从文学场域运作的视野来看，诗歌场更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诗意抒情具备政治经济学的考察维度。对于诗性地理的建构来说，权力和商业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诗歌由此进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场域当中。尽管诗意面临被消解的命运，但与此同时也扩大了诗歌艺术的影响力，让游客在对诗性地理的浪漫凝视中感知文化的价值。“建构和重塑与新诗相关的‘诗意景观’，是扩大新诗视觉传播的重要方面，同时有助于推进新诗经典性的生成，并提升新诗在旅游观光中的文化价值。”如此一来，也能够为新诗赢得更多的读者，拓展基于诗性地理的文学共同体的领地。

三、认同的重量：“诗性地理”建构的进步性考量

“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是地理学研究的两大重要主题。区别于传统地理学的客观实证路向，晚近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不再聚焦作为科学描述对象的“空间”，而是转而探究带有人文意涵和主观色彩的“地方”。“地方”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人，关乎人的经验、价值、归属与主体性。它不像传统的空间研究那样仅仅指向冷冰冰的山川水文和地质地形，因而与空间科学研究的旨趣大不相同：“空间却被赋予发展有如科学法则般概括的角色。为了让它奏效，必须将人从场景中移除。空间不是具体的，而是空无一物。”在普遍、匀质和绝对的“空间”中，人的存在被遮蔽和忽视了。而将“地方”视为一种主体实践的场域，则彰显出人与地方的密切关联。这种联结是一种情感的依附感，段义孚（Yi-Fu Tuan）将之命名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

作为人与空间环境互动的产物，“地方”的独特性体现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纵横交错。段义孚在《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一书中聚焦“空间”和“地方”这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地方”是特殊的“空间”，“空间”是“开放”的，“地方”则是“停顿”的，二者的时间维度大相径庭。“停顿”的“地方”提供可回溯的叙述和层叠的诗意，并由此凝结稳定的认同意象。“停顿”意味着一个不断回返过去的怀旧抒情框架，填充其中的是个体或社群关于特定“地方”的情感与记忆。在段义孚看来，儿童和成人的一个重要差异就在于他们心理指向的时间维度不同：“成年人经过长期感受而对地方产生深刻的意义，每一块似乎有神秘意象的旧家具，甚至墙上的污渍，都可说成故事。”年长的个体总是乐于回首过往，怀旧成为建构自身历史和身份的一种情感结构。某种程度上，儿童与成人时空观念的比较，可以类比于不同地方之间的差异。地方之间诗性积淀的差异，彰显出文化自信的巨大落差。诗意蕴藏的丰厚或贫瘠，赋予公众以不同的姿态来建构诗性地理意象。对于那些文化遗产匮乏的地方，现代性的诗意摹写具有更大的自由空间，陌生化的诗意想象赋予地理景观以崭新的命名。而对于一个拥有悠久传统的地方来说，丰富的文学遗产构成地方子民共享的集体记忆，是确证地方独特身份的重要依据，是扩大地方声名的有效文化资本。在古典意境的阴影下，现代性的诗意书写难以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对于新诗艺术来说，泥古守旧的文化土壤显然难以开辟现代性诗意的表达领地。要冲击尊崇古典的文化风尚，需要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后现代诗人出场。以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为例，诗人平静地铺陈了凡俗小民登临大雁塔的日常观感，状写了庸常世界中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剥离了加诸大雁塔之上神圣的文化想象，对历史胜迹的风雅叙述加以冷静而惊心的解构。这一文本的后现代气质浓郁，已然成为当代新诗史上的名篇。且不论诗歌艺术本身的成就，如果从拓展传统诗性地理意象、建构现代性抒情主体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先锋书写显然具有重要的进步价值。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关于“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人们得到的一种全新时空体验。便捷的交通运输、快捷的资讯传播使得曾经相互隔绝的世界被压缩成了一个“地球村”，人与地方的联结变得松动了。有论者认为全球化促进了人员、信息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克服了人们交流的时空障碍，加强了不同族群与文明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因而是一种进步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对那种以保护“地方”为名的排外性实践不以为然，认为那属于一种“反动”的地方认同论述。基于地方感的“想象共同体”如何避免落入排外性论述陷阱？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建构一种“进步地方感”：“我们必须以一种适当的进步地方感（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来思考，这能够契合当前全球-在地的时代，以及其中引发的感觉和关系，而且，这种地方感概念也能够在我们终究无可避免的、以地方为基础的政治斗争上，发挥效用。”要获得这种进步的地方感，首先要弄清楚所谓“反动的”地方观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此，多琳·马西的概括是：“‘反动的’地方观在几个不同方面引起了争议。其中之一是地方具有单一且本质性认同的观念。另一个是地方的认同——地方感——乃是从一种内省的、朝内看的历史建构而来，这种历史奠基于挖掘过去，以探寻内在化的起源，……那种环绕着一个地区的界线，却准确地区别了内外。它还很容易变成另一种建构‘我们’和‘他们’之间对抗位置的方式。” “反动”地方观的这几个方面存在内在联系，“本质性认同”必然会坚持地方的“永恒性”，从而不断从定型的历史中探寻成因。为保持“地方”的纯洁性，必然提出排外性的主张。坚持地方的本质性认同，容易把地方视为僵化停滞的静态空间。回返过去的“黄金时代”成为盛行的关于“地方”的浪漫叙述。怀旧的田园主义叙述更容易受到青睐。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in the Modern Novel）一书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细致分析了英国社会和文学中存在的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批判了那种美化乡村与田园的浪漫想象。在他看来，这种回避和掩盖现实问题的幻想，实在是对历史的扭曲和误读，对于城市问题的解决无济于事。这种怀旧叙述实在是一种激进的情感态度：“对新的金钱秩序之粗鄙和狭隘进行回顾时，常有一种激进态度。这种态度被用来充当对我们自己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承载人道主义情感，但是通常又将这些情感附着于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因此是无法挽回的世界。”在现实中，乡土田园这样的亲近性空间往往被当作承载传统文化情怀的意象。认同的重负，让失落的田园牧歌和古典意境依旧散发出迷人的余晖。基于此展开的文化论辩可以置换为关于空间等级秩序的叙事。从诗性地理的维度考察，展现古典意境的风景占据更高的美学位置，而消解古典意境、彰显现代性的地理意象则不够醒目。

如果不是刻意回避现实生活，困守封闭自足的审美世界，那么现代诗人就需要直面生存环境的巨大变革，致力于书写现代人的情感体验。叶维廉指出：“我们所拥有的‘自然’面貌已经逐渐变化到可以纳入焦虑、动荡、残暴、非理性和混乱。”这也就是施蛰存所谓“纯然是现代的诗”所反映出的“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在诗性地理建构以及重构的过程中，诗人应当始终抱持进步价值，为建设一个开放和进步的“文学共同体”而努力。

结语

当代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tha Nussbaum）将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联结在一起，提出了“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的命题，充分肯定文学与情感的“诗性裁判”功能，在与理性的对照中赋予情感更加重要的价值，试图建构一种包容情感的公共理性。文学社会学将视野从文学文本内部转移到广阔的社会世界，赋予作家重要的社会责任，展现出文学阅读在历史变革中的情感动员力量。在“地方”的文化表征与身份认同中，诗性地理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它将文学公众凝聚成情感共同体，在审美体验和文化消费中获得关于地方的深度体认。虽然围绕诗性地理的考察，可以分辨出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保守与进步等对立价值，但是其中的断层线并非泾渭分明。正如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结，诗性地理的建构与感知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价值的混杂交融，其内在驱动力就在于民族文化基因和审美惯习的深层积淀。温迪·J.达比指出：“当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相联系，这个词也就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这种效力是由于‘一个民族文化的本质或性格与其栖居地区的本质或性格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更恒久的维系’。”这是在强调“诗性地理”现代性价值的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作者简介：王强，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普通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