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作为一种美学经验的传达，无不建立在自我经验之上，以生命为媒介的自我经验又不局限于生活经验，常通过向内审视或沉思默想扩展意识的界限。自我经验，一场面向内心的态度，它使诗歌既纳入现实，又在价值尺度上背离现实，从而成为现实生活的“他者”。每一位诗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现现实、时代，无论这方式是正面、反面或侧面……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罗蒂提出了“无边的现实主义”。诗人对时代经验的回应最终又落定在对自身的一场诗学考验——“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董林的诗歌在经验与修辞之间，又建立起了一种什么样的关联？他诗歌的力量又体现在何处？

董林诗歌非常有力量，这力量首先来自于词语构造上，文字的硬度、张力给人一种瘦硬奇崛之感。尤其是一个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在董林笔下常有出其不意的调配使用，或因与主语间的偏离常态的内在张力，或因于宾语间的巨大语义撑拒，导致它们的力量奇异性地增长。如《血液执鞭》一诗，诗歌的力量全然来自于诗题“血液执鞭”这一词语组合。血液不是奔流、泼洒、震荡……，而是执鞭，这奇异的组合一下子给诗篇贯注了惊人的炸裂感，血液——这最内在的生命之河——竟然挣脱血管的束缚凌空成鞭，昭示着某种原始洪荒之力的巨大觉醒。生命原力具象为一条呼啸的血色长鞭，在冬春之交的旷野上鞭打出令人战栗的宇宙创生仪式。这让我们想起古典诗歌中的炼字，大多在动词上“炼”，因为动词在语感上份量较重。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贾岛的“僧敲月下门”、杜甫的“牵衣顿足拦道哭”，均在动词上“炼”，有效增加诗的动力感和现场感。董林无疑谙熟这一切。但一切在相似中似乎又有极大不同。如果说王安石、贾岛、杜甫的话语表述是一种完整感受性的描述，“圆”的完整形态与整体外在视像正是这类语言措辞的象征和隐喻指向。那么董林的话语组合则体现为现代辩证性的分析，一种情感和思绪处于分裂状态的心智活动。“血液执鞭”，每一记响鞭都裹挟着创痛与重生的双重风暴，逼迫我们直视生命内核中那股既毁灭又创造、既疼痛又喜悦的原始伟力。

炼字，在董林诗歌艺术创造中，准确说是“锻造”，我们有时能听到铁砧的闷响在纸背发颤震荡。《海洋的停尸房》一诗锻造出一系列动词有力投射出个体感觉经验的力量。“一颗∕沿重力线下坠的水滴∕落入掌心∕握至滚烫∕至猩红的钢水∕摊开∕推入海洋的停尸房∕上帝的墙上∕一枚∕蔚蓝色的图钉。” 在“下坠”“落入”“握至”“摊开”“推入”一系列动词展开的陈述中，一滴水实现了从自然物到人造物的炼狱式转化，生命原质在人类意志的熔铸中，异化为猩红的钢水，被迫浇注工业文明的灼热能量。但人类文明对自然的改造与侵入，最终将生命的摇篮扭曲为死亡的陈列馆。所以，海洋那本应是生命之源的浩瀚水域竟变成了停尸房。在一系列动词如惊雷般向前滚动着的是我们人类创造世界的热情还是毁灭世界的烈焰？这首诗以一滴水的旅程勾勒出自然在现代性中的悲剧路径，与悲怆性主题相应和的是：抒写主体的激情炽烈，语言促急，节奏铿锵，语气利落干脆，语势有一股断金碎玉的刚猛劲，“仄起者其声峭急”，无不透射出一种力之道。

在我看来，董林诗歌真正的力量不独在于词语措辞的独特实践，而在于诗歌中遍布着的差异、矛盾、悖反、对抗，在差异、矛盾、悖反、对抗性关系中产生力量，这会让我们遥想起赫拉克利特的那声感喟：冲突使世界充满生气。是的，董林诗歌中的冲突使其内部蓄满了力量。俄国的洛特曼告知我们：一首诗不仅是符号组成的体系，也是诸体系（语音、语义、意象、节奏、象征、内容、形式……）的体系。诗文本是多元体系的总和。诸体系间相互作用，包括冲突和分歧的相互作用。所以这些体系都非自主性，而是半自主。诗歌内部的任何一个因素，如一个词语、节奏、意象，会在不同体系内均占有一个位置，从来都不只是拥有一个语境，而是以语境联合的方式存在，一个作品的整体审美效果都导源于所有这些半自主的体系间的冲突和摩擦。一种悖反性思维结构贯穿在董林诗歌的各个体系、不同语境间，表现在句子的组织上，也表现在诗思运行所包含的一切思维中。现代性的自我冲突、以及各种矛盾的精神语境四处散射，维系着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性。

在意象的建造层面，悖论性结构是董林诗歌一显著特色。在《疤痕》中，枣树树身的疤痕和小腿上的疤痕经过诗人情感转化链和思想炼金术，不再是暴力的痕迹，而成为救赎的甘露。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愈合不是抹去伤痕，而是将疤痕转化为孕育希望的子宫、生命的泉眼。更多的时候，董林把文学与人类生存的矛盾图景结合为杂锦似的意象，寄寓着各种复杂的意念。《子弹与花朵》以意象的嫁接术把子弹的杀戮轨迹与花朵的绽放形态交融在一起。《猛虎与蔷薇》的诗思起意显然来自于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但又出离于原句的平衡哲思，以更锋利的方式将冲突推向极致。猛虎与蔷薇是不对等权力结构的象征，意味强权对美好事物的觊觎与最终毁灭。在《指尖上的海》一诗中，指尖，方寸之间、微屑之地与大海的浩大辽远构置成一种奇妙的诗意。诗人的诗思既在微观层面上承受虚拟的洪灾，又在宏观层面上经历真实的干旱。“你的颧骨像草原一样延展”，将地理地貌特征与民族身体特征熔铸为不可分割的文化-地理图腾，和城市洞穴里精神萎缩的“中产阶级”形成凛冽的对比（《听降央卓玛》）。“饥馑的老鼠”“淌下灰烬的口水”，灰烬指向焚毁的文明，口水则沦为灰烬的载体，口水与灰烬的混合构成对文学最悲怆的祭奠，或创作行为本身的荒诞性（《饥馑的老鼠》）。关于“大理石铸造而成的玫瑰”，时间性上凝固的永恒与凋谢的瞬间表征着不朽与速朽的对抗；物质性上矿物的冰冷与有机体的温热喻示着死物与生命的不可调和；文明基因上希腊雕塑的理性与东方诗学的氤氲又彰显出逻各斯与气韵的撕裂（《大理石铸造而成的玫瑰》）。

在董林诗中，意象既包含某一话语意义，同时又提供了拆毁、否定这一意义的可能性，本身体现了意义自我解构的规则。意象包含着自我否定因素这一事实使它的内部充满了一种对抗性。这种对抗性带来两种美学趋势，一是形成意象特征的运动规模；二是蓄存接受美学的爆破力量。前者使董林诗歌的意象呈现意义的动态化，它的意义不是现成的、已成的，而是一直处于生成中。后者从接受美学上看，意象中的对抗性达到临界点就会引爆该首诗，也即是说，作为诗歌引爆装置的意象，其内质凝聚的矛盾差异密度越高，其爆炸的力量越大，带给读者的情感冲击力和思想穿透力就越强。

对抗性诗学在董林诗歌的空间建构上也发挥着它强劲的效果。董林的诗歌空间很少是浑然圆融的，像《太极》这样沉缓澹然的作品在他的创作中居于少数。在太极的圆融之境中，一片残叶的飘零推展开一个形而上的秋天，牵动整个宇宙的阴阳流转、动静相生的脉动和节律。诚然这里流淌着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但其形态是和缓绵柔的。董林诗歌的空间中，更多翻搅起的力量是冷峻急迫的，不同矢向的力纠缠交织在一起，互相把解决自身困境的线头埋伏在对方身体里，又试图借之冲破这种缠结。正是这种种缠结、对抗、摩擦、矛盾的聚合脉冲，形成诗性空间中的刺点。如《舞台》一诗：

白云

布满天空

却不再奔走——不再呼号

仿佛世界只是一座舞台

突然停止了转动——

陷入昏迷不醒

炊烟醒着

在山下——

成熟为一缕愤怒的白发

诗人首先构建了一座病态凝固的宇宙剧场，“白云布满天空/却不再奔走—不再呼号”形成双重消解——云的本质是流变，诗人却将其钉死在天空的标本板上。这种精神窒息在“世界只是一座舞台/突然停止了转动”的隐喻中达到顶峰：“陷入昏迷不醒”的既有世界的机械性瘫痪又有人类的集体性癔症。当天空沦为死寂的幕布，诗人将镜头转向大地：“炊烟醒着/在山下”。随着这缕垂直升腾的炊烟，那个被规训世界的固化和沉滞被刺穿、被戳破。诗歌最精妙处在于收束之笔：炊烟“成熟为一缕愤怒的白发”的意象转喻——炊烟袅袅本是乡村古典情韵的化身，此刻却转喻为岁月砥砺出的“白发”，经此，农耕文明的温厚转化为积郁的锋芒。“愤怒”二字如闪电劈开表象：当白云驯服地扮演布景角色时，这缕来自民间的烟火正将生活苦难蒸馏成向天空射去的白色箭矢。而炊烟作为唯一清醒的“愤怒白发”，正是诗人埋进舞台裂缝的引信。它宣告着被遮蔽的生存痛感永不妥协——当整个世界假装死亡，总有一缕炊烟代替所有失语者发出不屈的呐喊。这缕白发般的炊烟，最终成为刺穿固化僵硬的社会结构的觉醒之剑。

吊诡性的、二律背反的戏剧性叙事是董林营造诗歌力量的又一手法。《鱼缸》被诗人设计为一座玻璃牢狱中的人鱼互窥剧场。当金鱼与人类隔着透明屏障相互凝视时，看与被看的关系在每一道目光中重构重组。鱼缸在此成为终极悖论的载体。它既是被观赏的牢笼，又是观察世界的舷窗；既是保护生命的容器，又是窒息生命的界墙。当人窥视着鱼，他看到了什么？所有对“他者”的窥探，最终都指向自我灵魂的幽暗深渊。街上人群“拼命地打量坚固的玻璃”的姿态，他们凝视的岂是游鱼？分明是鱼缸玻璃上自身变形的倒影。当那尾游鱼窥视人，又看到了什么？“窥见了你腋下的阴影”。腋下——这身体最幽暗的褶皱，隐喻着被文明华服遮盖的生命原态，正是人类用一生藏匿的，试图埋葬的羞耻、恐惧与欲望。在《恐怖分子》中，“心脏”作为生命核心，竟主动质问象征暴力的“匕首”——“你为什么在发抖？！”这一角色倒置瞬间颠覆日常逻辑。匕首的回答更是石破天惊：“你太美了！/你是我的恐怖分子！”匕首自承脆弱，反将心脏指认为暴力的源头。美与恐怖、施暴者与受害者的界限在此轰然崩塌，暴露出情感关系中权力流动的吊诡：极致的迷恋本身便是一种精神恐怖主义。当爱欲的程度突破临界点，便异化为一种情感的暴力和灵魂的专制，使人丧失主体性。董林用吊诡的超现实主义的戏剧化手法刺入情感权力结构的核心。

现代思辨下的分析性语言技术，质实又弥散着强烈悖反性震荡的意象，二律背反的思维运行、分裂和差异搭建起的空间形态，突破日常逻辑进入诗性逻辑的戏剧性叙事，这一切均维持着一种巧妙的、充满活力的张力状态。持续的张力本身构成了诗歌的能量场，给诗歌带来一种凌厉、迅猛的思辨性力量，让读者在矛盾的漩涡中感受到存在的重量和思想的激荡。同时又让诗歌在充满悖论的世界，依然保有追求生命意义的锋利和光芒，从而试图抵达当代诗歌最高的诗性境界“悖论性凝聚”：即在深刻的矛盾中揭示存在的真相，在语言的极限处言说着不可言说之物。对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的这种质询和探索成为了董林诗歌的艺术之重——沉思者的抒情主体、铿锵有力的节奏顿挫、凌厉的语势、否定辩证法的诗性思维。

对于董林来说，“悖论性”绝非简单的修辞技巧，而是其应对世界复杂性、语言困境以及追求深度审美与思想表达的必然选择。在当下，诗歌写作必须要有力量，否则，你的诗歌根本无法立足站稳于这个价值失序时代，失序时代中的狂风暴雨会把一棵棵小草弱苗摧折在地，只有苍松古柏类根脉坚实、树冠庞大者才能有力量挺住。挺住，在观念失序和价值坍塌中才是一切。说及失序，第一个显在层面是指世界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欧美，极左、民粹和自由主义陷入观念的混战，“黑命贵”运动将族群的撕裂越发厉害。2020年肇始的新冠瘟疫肆虐全球，给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以极大的挑战并予以重创性改变。2020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仍在残酷地进行着……世界每一角落发生的瘟疫、战争、血腥、杀戮、纷争，在高度信息化、大众媒体化的时代，会瞬间把痛苦、愤恨、悲伤、绝望传递到整个宇宙空间。环球同此悲喜，在此意义上，“地球村”的判断命名是绝对成立的。失序的隐在层面的原因是指当下后现代社会人文主义精神的丧乱萎缩。20世纪初尼采的一声“上帝死了”，雷鸣般嘶吼出了人类强大的主体性，20世纪中后期，随着福轲“人之死”判词的一声喝断，主体性和人文精神逐渐萎缩，而今，DEEPSEEK、AI人工技术已有淹灭取代人之主体性的强大趋向，这种情况下人类内心的惶恐、惊惧、担忧可见一斑，精神的迷乱成为一种共同的时代情绪和社会语境。此时此刻，诗人何为？不同诗人有不同的因应之道。诗人董林，是以诗歌之重来应对当下时代精神对艺术的现实召唤和历史期许，这也是其诗歌当代性的体现之一。

存在之重与艺术之重的关系，在董林这里是以钝响回应钝响，以重负称量重负。存在意义被诗人焊接在坚硬质实的语言结构中，生存的沉重思辨给每一个字都涂敷上了一层沉郁的青铜色。但我在想，在艺术技巧方面，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把存在之重转化为语言之轻的技巧。诗歌有重力，但它还有轻的秘诀，那就是举重若轻。用羽毛的笔尖轻轻划过，让沉重在细语中渐渐浮现，“重”通过“轻”来发挥其“重”的力量。优秀的诗歌总是轻重之辩的合理布局和巧妙安排。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