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的广州，商业消费社会的潮声已拍到城市中心。那不仅是多了一些商场、广告牌、霓虹灯，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断裂：以农耕文明为底色、以节气与乡土经验为元素写作传统，突然遭遇了“物的洪流”。当商品成为新的空间，人被重新塑形为消费者、打工者、诗歌的经验随之改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我写了组诗《在商品中散步》，并发表于 1993 年第一期《人民文学》。而后，2000 年冬天在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元件市场的发轫之地，视野再次被推向另一条更陡峭的时间斜坡，谛听的是高科技新工业与虚拟时代的轰鸣。由此我写了《云端交响曲》组诗，贴微信朋友圈，《诗刊》编者看到发表于2021年第一期，我为刊物补写了“未来已来”的创作手记，从“商品诗学”到“新工业诗学”的跃迁， 我们写出的不是“高科技”，而是“人在高科技中如何重新成为人”。从广州的商品潮，到华强北的芯片星河，再到云端、量子、脑机接口与大国重器，汉语诗歌不仅能承接古典山河，也能承接未来的电流与暗物质。

如果说杜甫必须写安史之乱，波德莱尔必须写恶之花与现代都市，胡适必须写新文化白话诗，那么今天的诗人也必须面对新工业文明的加速度，把中国新诗的写作边界向前推一步。不是把“科技”当作主题加入诗歌，而是把“科技文明”当作现代人的一种整体经验，成为新的伦理张力。

面对大时代的更替，一些诗人会本能退回到熟悉的抒情——月亮、落叶、乡愁、个人哀乐。我个人的选择更像一次换肺：把新物、新词、新机制当作可以呼吸的空气，当作日月水火山石田土这些最基本的物体。当人的感知系统被电子支付、云计算、无人机、5G、算法推荐不断刷新时，诗歌若仍只沿用旧的比兴，便与现场脱节，新事物不是“题材”，而是时代的肌肉与神经，直接让它进入诗歌的血液。

这里有一个关键判断：它是新的存在方式。旧工业写作关注的是蒸汽、齿轮、流水线、石油和人的异化（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那是可见的、喧嚣的、物理的。当下的新工业往往是不可见的、静音的、弥散的。工业不再仅仅意味着烟囱，而是意味着算法、生物基因编辑、脑机接口、大数据流。这种工业不仅生产“物”，更生产“意识”。大时代首先改变的是“人如何在世界中存在”。而诗歌，恰恰要去触摸这种存在方式的变化——速度、复制、同一性、虚拟身份、跨时空连接、信息过载、身体与机器的互嵌、情感被接口重写的可能……这些，构成了“新工业高科技写作”的核心。

中国语境提供了特殊张力：时间折叠，文明互嵌。在西方，工业化用了几百年；在中国，短短四十年间，前现代的农耕文明、现代的工业文明、消费社会的商业文明，后现代的数字文明同时在场。现实和诗里可能出现这样的场景： 一个外卖骑手骑行在唐朝遗留的古城墙下；一个老农用5G手机直播插秧。我写过一首百万网红《小黑妮》的诗，河南农民收养的巴基斯坦女婴，公主面孔，在抖音直播收麦子、吃面条。这种巨大的反差与混搭，不是简单的拼贴，而是中国独有的生存魔幻现实。新工业写作在中国还有一个优势，我们背后有几千年的文明词库——山河、礼制、器物、神话、典章、方言、民间。若只是“古今混搭”，会流于修辞，但若能让技术经验与文明纵深发生真正的照面，就会出现一种更厚的回声：硅基与碳基并置，算法与命理对视，量子的不确定性与古典的“玄”互相照亮。

这种写作把古典作为理解新文明的一套深层意蕴，我们如何安顿速度？如何理解复制？如何面对同一性与差异？如何在虚拟身份里保全“人格”？如何在强大的系统面前仍保存微小而真实的仁慈？这些问题，古典并不落后，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新工业写作的难题是词汇的阻滞。传统美学认为，芯片、引力波、核反应堆等词汇过于坚硬，缺乏诗意。但美国诗人几十年前就提出：诗歌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胃”，去消化煤、铀、月亮与橡皮。中国古代诗人可以写出“春风得意马蹄疾”，美国现代诗人庞德在地铁这一新事物出现仅仅四年，可以写出名作《在地铁车站》，艾略特写打字机，都是把抽象变成可感意境的范例。

将“硬科技”与“软情感”嫁接。 不把技术当成孤立的新潮，而总让它与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深井相互照面，视为文明纵深的回声。这样，它同时也就有了绵延数千年的草木稻麦的柔软。在硅基与碳基的博弈中，为汉语诗歌开辟出通向未来的宽带。

未来已来。写作要做的，是把它从口号变成经验，从经验变成伦理，从伦理变成能够照亮人的语言。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