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不是广场的广场面前。
月光，给晒谷场敷上一层安静的盐。
老旗在小学旗杆上，飘着二十年前的疲倦。
我数着我们的名字，像数散落的棋：
永涛的抑郁，是水泥厂灰白的外套；
建设的徒劳，是他父亲那把再也磨不快的刨刀；
素娟的围城，是孩子的哭、猪的哼、和账本；
开元的裂痕，在喊爹“老板”和爹喊他“领导”之间；
国强的酒，泡着枸杞，度数一年比一年低。

我们将要去的地方，
在电话里，地图上，工资单的抬头处——
被称作“未来的故乡”。
可它的模样，越来越像我们拼命修改的简历，
清晰，标准，且有些陌生。

从惊蛰一路走到霜降，
我们的“年”过完今天，又开始预订车票。
计划着，用三百多天的磨损，
兑换这几日的团圆。然后说：下次重逢。

除夕的鞭炮并没有复燃。
安静很好。只有长辈的咳嗽，在守着岁。
逊母口的红绿灯一样重复，
在镇子东头，指挥着稀疏的车流。
它红，它绿，它黄着提醒。
像极了我们这代人——
走再远，也还在等一个
从小就看熟了的颜色。

我们终将学会，把远方过成日子，
把日子，过成一声
只有这片土地才能听懂的
长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