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是新中国扫盲班的首批学生
铅笔头攥得发亮
作业本上的字
和她纳的鞋底一样周正
只读了三四年
便谨遵父命
嫁给我忠厚的父亲
生养出我们兄妹五个

父亲赶巧
父亲也是扫盲班的同学
婚后没几日
就揣着一本皱巴巴的算术簿
徒步五百多里
去外地学做会计
从此 鸿雁便驮着月光
往返在故乡与远方之间

直到排行老五我的上了学
开了蒙
才发现父亲字写得很好
他惯用蘸笔和毛笔
字如其人
线条分明 纤细刚劲
而母亲拆信的情景
最令我记忆犹新

母亲曾经和我说教
拆信时要先把自封口的一端朝上
看看封口是否完好
再用双手抓起两角
把原封口的一端在桌面上磕几下
让信纸充分掉到底部
然后拿起剪刀
用她那双裁缝了多年的巧手
慢慢且均匀地
沿着边沿二三毫米的距离剪开
以免因鲁莽把信纸剪坏掉

之后再张开信封
取出信纸
用双手捧起
逐字逐句轻读起来
一读就是五十年
直到进二十世纪的某一天
电话线像条贪吃蛇
吞掉了信封上的邮票
却没吞掉母亲拆信时
眼角的光
她和父亲停止了通信
也收起了纸笔

而今信纸泛黄成了墙皮的颜色
电话的铃声落满灰尘
父母亲的脚步声
也轻得听不见
可母亲拆信的影子
却在我的眼前
挥之不去
像阳光照耀在我家后门边上
那只老物件石碾的影子
实实在在  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