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民间歌谣与民族史诗是很多诗人写作的重要素材，也是其得天独厚的美学资源。正是在那些带有独特风情与神秘感的歌谣与故事中，诗人通过不同于常态生活的经验转换，拓展当下地理诗歌写作的新空间。在新诗集《江水谣与贮贝器》中，诗人爱松呈现了两种诗歌范式，它们虽然题材不同，但构成了某种“互为镜像”的联动性。

独龙族文面老人用听不懂的独龙语唱出了古老的民间歌谣。受其影响，爱松写出了他观看和理解的独龙江及其自然生态景观；同时，他又以考古出土的古滇国青铜贮贝器为书写对象，在多声部叙事中延展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由此创造出了一部交响史诗。《江水谣》和《贮贝器》，一首是抒情歌谣，一首是叙事长诗，皆为云南自然与历史传统实现创造性转化之作，既带有民族特性，又富有神秘感。这两首诗并置于一本诗集中，有着彼此参照的互文性。

2019年，爱松深入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县独龙江乡做田野调查，由此创作了诗歌《江水谣》。作品由不同主题短章构成，直面现代性对古老乡村文明的冲击，体现出诗人神秘主义的自然生态观。在弥漫着神秘气息的独龙族聚居地，巫术为这片秘境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诗意。这些诗题仅有一字或两字，每首诗七行，形式匀称整齐。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鲜明的实验意识。正因如此，爱松的每一首诗，都仿佛刻印着他用脚步丈量独龙乡土地的痕迹。不管是观看、倾听，还是体验、想象，他都能在独龙乡的自然万物中找到对应的词语。诗人立足于“词与物”的辩证法建构了独特的诗性空间。“我不知道，山上有多少植物/如果每一种说出一句话/江水会淹到哪里？/我不知道，山上还有多少动物/如果每一种离开这里/江水会退回雪顶？/但我知道人类，从不肯善罢甘休”（《风物》）。这样的追问基于假设的诸多可能，而诗意既源于想象，也投射于现实的生态考量，诗人于低声吟唱间，亦蕴含着对自然山水和风土人情的思考。

在长诗《贮贝器》之前，爱松发表过一篇同名小说，以故事形式讲述了青铜贮贝器上古滇王国及其部族的前世今生。长诗中，爱松以青铜贮贝器上的雕饰图案召唤出了一段被湮没的历史。在考古与想象中，他对晋虚城进行了生动的再造。诗人作为“自我救赎”的主人公，写下的正是自己苦苦找寻的“记忆与幻境”。长诗在结构上呈现为多声部叙事。全诗由十个乐章组成，每一乐章分一首导诗和一首主题诗。导诗借鉴了古典音乐中的交响曲，主题诗是作为亡灵的“我”与至爱亲人的对话，这样的结构类似古典乐章，具有庄严感和仪式性。面对历史书写，诗人既要了解史实，又要切入当事人的内心，还原历史现场的原貌。

在贮贝器上，铭刻着古滇国最为隐秘的历史。诗人在青铜贮贝器上发现了晋虚城幽远的历史之光，反复吟诵以唤醒沉睡的记忆。“大乐队演奏的统一性里，/并没有分别给予启示。/在时间世界永恒的流动下，/一个家族的命运，和一个王国的命运，/几乎是等同的。晋虚城，/不过只是两者之间，/被大乐队演奏的一座墓碑之石。/它久远的消亡，并未超过它/短暂的存在。”诗人试图记录与保存的，正是古滇国作为王国存在的永恒性。在爱松笔下，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呈现出史诗的恢宏气势，又折射出了家族的曲折历程。整首诗以各种交响曲作为导诗，体现了诗人以乐章形式结构全诗的“野心”。他以古典交响乐重构了古滇王国的家族史，既有悲怆的节奏感，又不乏宏大人生的历史感。

《江水谣》和《贮贝器》作为主题性组诗和结构性长诗，虽然容量不尽相同，但都指向对自然、天地、历史与现实的悲悯情怀。谣曲之轻和青铜之重，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对比，这些细部的声音组合建构出独属于爱松文学创作中神秘而又灵动的诗学秩序。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