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9月14日至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在陕西西安、商洛和北京举行。来自阿根廷、巴西、巴拿马、秘鲁、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墨西哥、委内瑞拉、乌拉圭、智利等拉美15个国家的40位青年诗人与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37位中国诗人齐聚一堂，以诗为媒，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笔者很荣幸，作为37位中国诗人之一，参加此次诗会。

诗会起初的一两天，因为彼此不认识，加上语言阻隔，笔者更多地是和国内诗人往来交流，有些老朋友许久不见，有些新朋友初次结识，虽然此前大都通过文字程度不同地有所了解。

慢慢地，随着诗会活动的深入，与国外诗人交往多起来。

为了对拉美15个国家的诗人及其诗作有所了解，整个诗会期间，我随身带着印有与会诗人基本信息的特刊，随时翻阅，力图将人和诗对上号。

也多次翻阅地图册，弥补自己在地理知识上的匮乏。比如，通过地图，我才确切地了解到，此次拉美作家所出自的15个国家中，位于北半球的有墨西哥、古巴、巴拿马、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8个国家。其中，哥伦比亚南部有部分领土越过赤道，延伸到了南半球；厄瓜多尔则相反，只有北部一点点地方越过赤道延伸到北半球，其余绝大多数领土都在南半球。巴西大部分领土都在南半球，但越过北半球的领土也不少。简言之，赤道在拉美，从西往东，是从厄瓜多尔北部、哥伦比亚南部、巴西北部穿过的。

参加此次诗会的其他国家诗人，如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则在南半球。其中，玻利维亚是上述国家里唯一的内陆国。

从国家规模来看，人口过亿的有巴西（约2亿）、墨西哥（约1.2亿）两个国家；人口上千万的有哥伦比亚（约5000万）、阿根廷（约4400万）、委内瑞拉（约3000万）、秘鲁（约3000万）、厄瓜多尔（约1700万）、智利（约1700万）、古巴（约1100万）、多米尼加（约1000万）、玻利维亚（约1100万）九个国家；人口一千万以下的有洪都拉斯（900多万）、萨尔瓦多（600多万）、巴拿马（约400万）、乌拉圭（约350万）四个国家。就此来说，这次参会的外国诗人，是来自有着近六亿人口的大西语区。

从诗人的年龄结构来看，除了来自圣萨尔瓦多的诺拉·门德斯（生于1969年），其他诗人均出生于1970至1990年代。其中，1970年代出生的诗人有16位（1975年以前出生的7位，1975年以后出生的9位），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有14位，1990年代出生的诗人有9位。也就是说，45岁以下的诗人有23位，占此次与会拉美诗人的57.5%。

从性别来看，与会的拉美诗人，男性26位，女性14位，各占65%和35%。

美洲地图

一、阅读

读这四十位拉美诗人的诗作，感觉有几个特点很突出。

一是，他们诗作有着高度的思辨性，或实验性。如智利诗人哈维尔·贝洛（Javier Bello，1972- ）的《自然简史》和维多利亚·曼西莉亚（Victoria Mansilla，1991- ）的《花粉理论》、古巴诗人安东尼奥·赫拉达·希戈达（Antonio Herrada Hidalgo，1992- ）的《（非）坐标》《树的挣扎》、洪都拉斯诗人卡洛斯·奥多涅斯（Carlos Ordonez，1982- ）带有实验性质的散文诗《行者的记忆》，都是如此。哥伦比亚诗人赫尔曼·帕尔多（Hellman Pardo，1978- ）更是将很不常见的化学元素写进了他的诗中，甚至在诗中用上等号（“=”）这样的数理符号。从他们的发言中，也能感受到他们思考的深度、广度和高度思辨性。

二是，他们诗作的叙事性和自白特征，甚至可以说，部分诗作有着比较明显的后自白派特征。比如智利诗人塔米姆·毛林（Tamym Maulen，1985- ）的《双手》、哥伦比亚诗人法迪尔·德尔加多（Fadir Delgado，1983- ）的《桥》、古巴诗人吉赛尔·露西亚·那瓦罗（Giselle Lucia Navarro，1995- ）的《内心深处》、厄瓜多尔诗人阿古斯廷·瓜姆博（Agustin Guambo，1985- ）的《搏击俱乐部》、萨尔瓦多的女诗人劳里·加西亚·杜埃尼阿斯（Lauri Garcia Duenas, 1980- ）的《痛》、巴拿马诗人哈维尔·阿尔瓦拉多（Javier Alvarado，1982- ）的《做风筝的人》、玻利维亚诗人杰西卡·弗罗伊登塔尔（Jessica Freudenthal，1978- ）的《2024年9月22日》、秘鲁诗人米拉·哈拉的无题诗和诗人卡鲁拉克米·普里里奈（Karuraqmi Puririnay，1991- ）的《瓦米》（克丘亚语言中的“女人”）、乌拉圭诗人奥拉西奥·卡瓦洛（Horacio Cavallo，1977- ）的《迈达斯》（选一）等。有些是写他人的事与经历，如毛林、卡瓦洛等人的诗，有些是写自身的“自白”，如吉赛尔、阿古斯廷、米拉、卡鲁拉克米等人的诗。

三是，部分诗人的诗注重书写本土经验，尤其是与安第斯山脉原住民文化相关的本土经验，如上面提到的《双手》《痛》《瓦米》，以及玻利维亚诗人本哈明·查韦斯（Benjamin Chavez，1971- ）的《亚蒂里》，都是如此。

四是，部分女诗人的书写，尤其具有女性写作的特征——这种女性写作与当下中国的强调个体经验的书写不同，特别具有在地性，并且会有意识地将族群记忆纳入其中，如上面提到的《痛》《瓦米》等便是如此，另一些诗，如上面提到的《桥》《内心深处》，在具有“自白”特性的同时，也直白地传达了女性“内心深处”的声音。此外，像米拉·哈拉（Myra Jara，1987- ）的无题诗，书写自身（包括自己家人）的身体经历与独特内心经验，与上述地域性经验不同，更具现代社会的经验与普遍性。

笔者抄录的秘鲁诗人米拉·哈拉的诗

五是，由于和西班牙乃至整个欧美的关系密切，拉美诗人的书写中，也很自然地带有源自希腊神话和西方哲学的元素。如上面提到的《花粉理论》《2024年9月22日》，以及玻利维亚诗人露西亚·卡瓦略（Lucia Carvalho，1993- ）的《忒瑞西阿斯已读不回》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这些元素，既作为典故，也作为思想的资源。

从与会诗人的简历可知，这些拉美诗人来自各行各业，从教师、编辑、记者到行为艺术家，不少人都同时从事小说创作。与会的中国诗人也来自各行各业，但似乎不如他们丰富，也没有像他们那样，许多人都同时从事小说创作。这一点，后文还会提到。

二、交流

如前所述，在与拉美诗人接触的最初几天里，总体还是比较少的——至少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此。除了与会说中文的李戈以及他熟悉的几个朋友聊得比较多，与其他诗人的交往，基本在诗会的后半段。

在从西安去北京的高铁上，我身边坐着玻利维亚诗人露西亚·卡瓦略和圣萨尔瓦多诗人诺拉·门德斯（Noral Mendez，1969- ）。当时我没有戴会议嘉宾证，在彼此点头微笑之后，露西亚·卡瓦略通过手机翻译软件问我，“你是诗人吗？”我稍停顿了一下，点点头。之所以停顿，是因为此前没有被人这样问过，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之后，我们聊起来，通过翻译软件，也通过比划。我们通过诗会特刊，看到彼此的简介和诗，有了初步了解后，我问她能不能说英语，她说可以，然后我们用英语交流。我告诉她，我对她的诗很感兴趣，可惜我不懂西班牙语，然后说起她的诗集的英译，她表示要加我的微信，并传给我一个文件，是她的诗集的英译。我打开文件，集中看了一下各诗的题目，很有孩童的特点，如《T恤说》《水浴》《公园与广场》等，很有意思，然后告诉她，我也写一些儿童诗，并且翻译过美国作家西莉亚·约翰逊的《怪作家》，她马上用手机搜索到了西莉亚的FACEBOOK账户，点了关注。见她如此便捷地操作，我是很羡慕的。因为网络的阻隔，我自己都没有和西莉亚建立联系，没有机会告诉她，我将她的书翻译成了中文。

在高铁上，智利诗人哈维尔·贝洛坐在我后面一排的座位上。我对这位看起来像挪威剧作家易卜生、身体庞大的大胡子诗人很感兴趣，一直想和他聊一聊。他也是智利大学哲学与人文学院文学系的教授。在高铁上，他一直拿着笔记本写写停停，见我看他，也抬起头来用带着顽皮得近于狡黠的眼睛看看我，做出好玩的表情——从与会的好几位诗人身上，我都看到这种有些孩子气的顽黠表情，这是我们中国诗人比较缺乏的。贝洛跟我讲，说他头疼，有点难受，他的胖硕的身体也让他说话、走路常常喘气，但他还是写个不停。

智利诗人、教授贝洛耐着头疼，在高铁上写个不停

到达北京的当晚，在酒店吃晚餐，饭后，我和诗人子非商量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赠书的事，工作人员提醒，如果书已带来，当晚就可以签名后交给相关负责人。于是我们拿出书——我带了四本书，两本诗集、一本随笔集、一本诗论集，坐在餐桌前开始签名。这时，一旁的两位秘鲁诗人米拉·哈拉和卡鲁拉克米·普里里奈（Karuraqmi Puririnay）看到了，说我们的书很好看，卡鲁拉克米指着我去年出版的《到林间云上去：七人令选》问，她能否看一看？我说当然可以。她翻了翻，看着书中大都是三四行的小诗，问：“Haiku?（俳句）”我反应过来，高诉她，“yes, Haiku, Chinese Haiku（汉俳）.”之前就有人问，我们所谓的“令”与俳句有什么关系？我说，只是看起来像，都是三行；其实日本的俳句原本是一行三句，三句的音节分别是五、七、五（个）。但是在这样的场合下，我没法解释，只能简单说是“汉俳”。

可惜卡鲁拉克米不会说英语，于是我们的谈话只能通过她的同胞米拉·哈拉从中翻译（后来仔细看米拉的简历，她1987年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曾在秘鲁和德国的多所大学学习文学，2006年时，19岁的她还在纽约旅居一年），我跟米拉说英语，米拉再用西班牙语说给她，然后将她的话转成英语说给我。因为之前读过她们二位的诗，并且都有不错的印象，我告诉二位，我很喜欢她们的诗。她们听了很是欣喜。米拉拉着子非和我的手，跟我们讲，她非常喜欢中国，这里非常漂亮，非常友好。我们也表示，非常欢迎她们来中国。也是在这时，我意识到，作为中国诗人，我们想跟拉美诗人交流，其实他们也很希望和我们交流。他们向我们表达对中国的情感，包括对中国邀请的感激，我们也在此分享了由这份感谢所带来的交流的愿望。

临别时，因为我随身带了几本朋友之道的诗集《咖啡园》的西班牙语版，所以我提出，想将朋友的诗集给送两位诗人——此前，因为秘鲁诗人尼尔顿·圣地亚哥（Nilton Santiago，1979- ）曾送我一本他的自印诗集，我也将同样的礼物送给了他（有意思的是，尼尔顿诗集的中译者龚若晴博士，也是《咖啡园》西语版的译者）。她们听了更是惊喜。这时，卡鲁拉克米拿出她的一本诗集作为回赠，是一本64开、只有60余页，很薄、但很精致的诗集。

秘鲁诗人尼尔顿·圣地亚哥送给笔者的自印诗集

秘鲁诗人卡鲁拉克米·普里里奈送给笔者的诗集

回到房间后，我翻阅卡鲁拉克米的这本诗集，它的名字就叫Karuraqmi Puririnay，而她的本名叫艾米莉亚·查韦斯·桑托斯（Emilia Chavez Stantos），这后一个名字显然更西化。从她的诗，我猜想，卡鲁拉克米·普里里奈这个名字，要么是她在其族群中的名字，要么是她以自己的族群文化为基础，为自己所起的具有方言性质或安第斯山脉原住民文化性质的名字。由此，我想到（包括部分的猜想）她和米拉的不同。虽然她们都来自秘鲁，但米拉出生在秘鲁首都，她的经历是国际化的、西化的，一如她的肤色是白色的、长相是欧式的；卡鲁拉克米则不同，她没有出生在首都，也没有国外生活和学习的经历，她的棕色皮肤也表明她更代表秘鲁或说安第斯山脉原住民的血统与文化，她的诗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

两天后，在北海公园诗会时，要求每个中国诗人从抽票箱里抽一个外国诗人的诗，很巧，我又抽到了卡鲁拉克米的诗（我写的那张，则被她的同胞、另一位秘鲁诗人尼尔顿抽到），她的这首诗在她送我的诗集中就有。因为此前通过翻译软件阅读过，所以也还算熟悉。诗会结束后，午餐时遇到，我告诉她，我抽到了她的诗。通过此前认识的玻利维亚诗人露西亚·卡瓦略居间翻译，我得到确认，艾米莉亚是她的真名。同时，也向她表示，我认识她背的红色帆布包上的诗人，那是秘鲁著名的诗人巴列霍。遗憾的是，由于语言不通，我没法问更多的问题，没法更多交流，只能合影留念。我从心里认定，卡鲁拉克米的诗应该是很不错的，要是能译成中文就太好了。

与玻利维亚诗人露西亚和秘鲁诗人卡鲁拉克米的合影，卡鲁拉克米胸前的包上印着巴列霍的头像

笔者抄录的卡鲁拉克米的诗

在周六晚上的闭幕晚宴上，我去找贝洛合影。帮我们拍照的，是乌拉圭诗人丽格娜·拉莫斯（Regina Ramos，1992- ）。在和贝洛合影留念后，我觉得不和帮我们拍照的丽格娜也拍一张，似乎不太礼貌，于是我问丽格娜，能否和她也拍一张。丽格娜爽快地点头。于是我们也拍了一张。这时，我才注意到丽格娜的漂亮，遗憾的是过去几天里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位靓丽的诗人，她的诗，那首《面包屑》，我和子非还聊过，“我们捡拾往事的碎渣 / 味觉在舌尖凝结……所有残渣都是未竟的尝试 / 散作星河或碎瓷”，她的诗句仿佛直升飞机，不需要助跑，通过通感将意象凝缩，对具象（“面包屑”“残渣”）进行凝练，实现诗意表达的压缩与跃升（“往事的碎渣”“未竟的尝试”）。

笔者抄录的乌拉圭诗人丽格娜·拉莫斯的诗

三、思考

为期一周的诗会，与拉美诗人为期一周的近距离接触与交流，总的感觉是，他们真诚、热情，他们的思考更具深度与广度，他们的表达更为思辨和深邃。虽然看起来他们大多来自小国家，但是在他们身后，却是有着近六亿人口的大西语区，他们共享着许多文化资源，也有着比较接近的生活经验；更不用说，他们身后还有近十位获得诺奖的拉美诗人、作家，以及同样数量可观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奖作家。

作为普通读者，我们——至少我——对拉美文学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基本上停留在拉美文学的爆炸期，或说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

拉美的现代主义文学，在相当意义上，由尼加拉瓜诗人、作家鲁文·达里奥（1867-1916）开启，他也是西班牙语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旗手。我能想起的同一时期的西班牙作家则是乌纳穆诺（1864-1936），后者也是西班牙著名的思想家。

晚一些出生的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可说是拉美作家“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代表，前者也是拉美作家中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945年获奖）。再稍晚一些的阿根廷诗人、作家博尔赫斯（1899-1986），以及获得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地马拉作家、记者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可说是跨世纪的一代，与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1898-1936）、塞尔努达（1902-1963）等“27一代”是同代人，与中国的徐志摩（1896-1931）、老舍（1899-1966）、冰心（1900-2000）、废名（1901-1967）等也是同龄人。

如果我们将巴列霍与博尔赫斯看作是拉美文学的“九零后”，或者笼统地将后者与1971年获得诺奖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看作是“零零后”的话，那么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1914-1984）和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以及胡安·鲁尔福（1917-1986），就是“一零后”的代表，也是拉美“文学爆炸”的早期代表，或说“拉美新小说的先驱”，后二者与卡洛斯·福恩特斯（1928-2012）一起，被称为墨西哥文学20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

同样作为这一文学代表的，还有智利的何塞·多诺索（1924-1996）、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1927-2014），与前些年引进的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1920-1977）和鲁本·丰塞卡（Rubem Fonseca，1925-2020）一样，他们都是“二零后”，与张爱玲（1920-1995）、汪曾祺（1920-1997）等中国作家是同代人。

199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画家德里克·沃尔科特（1930-2017）与20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2025），以及比他们稍大一些的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1930-2014）等人则是“三零后”，与中国作家白先勇、西西等基本同岁（后两位都出生于1937年，比略萨小一岁）。

《拉丁美洲：切开的血管》的作者，乌拉圭记者、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2015）是“四零后”。《2666》的作者，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1953-2003）是“五零后”。波拉尼奥，也几乎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年轻一批的拉美作家。此次国际青春诗会所邀请的拉美诗人，从年龄结构上看，正好是六零后到九零后，就此来说，对他们的了解，极大地拓展了我们——至少是笔者——对拉美文学的了解。

除了上述拉美的西语作家（巴西的两位葡语作家除外），西班牙本土也有一批作家，同样是拉美西语写作者的精神资源。包括前曾提到的洛尔加、塞尔努达，也包括没有提到的阿索林（1874-1967）、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等“九八年一代”，也包括稍晚的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881-1958）等人。其中，阿索林的文字由戴望舒译成中文，影响过汪曾祺的写作，希梅内斯则与鲁迅同岁，是加西亚·洛尔迦等“九零后”诗人的前辈。

简单小结一下，上述拉美作家中，仅就诺奖获得者来说，就有米斯特拉尔（1945年获奖）、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获奖）、马尔克斯（1982年获奖）、帕斯（1990年获奖）、沃尔科特（1992年获奖）和略萨（2010年获奖）等六位。而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布的一百多二十多年中，西班牙本土——这个至今只有不到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获得过该奖项的诗人、作家，还有何塞·埃切加赖（1904年获奖）、哈新特·马丁内斯（1922年获奖）、希梅内斯（1956年获奖）、阿莱克桑德雷·梅洛（1977年获奖）、卡米洛·塞拉（1989年获奖）等五位。更不用说没有获得诺奖，但同样对拉美作家来说特别重要的诗人、作家如聂鲁达、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

因为此次国际青春诗会中有以葡萄牙语作为口语和书写语的巴西作家（据悉，巴西人口占葡语人口的70%），所以也不得不考虑到一些重要的葡语作家的存在，其中既有巴西作家，如前几年引进的十九世纪诗人、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也包括二十世纪的几位代表作家，如在中文世界堪称传奇的《河的第三条岸》的作者若昂·罗萨（1908-1967），以及若昂·亚马多（1912-2001）、若昂·卡布拉尔·德·梅罗·内托（1920-1999），以及写作《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的保罗·科埃略（1947- ）等，也包括前文提到的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和鲁本·丰塞卡。其中，罗萨、内托和李斯佩克朵也被称作巴西现代文学第三代的“金三角”。

在葡萄牙（葡萄牙人口有一千余万，占说葡萄牙语超过2.5亿总人口的约3.6%），则有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德·安德拉德（1923-2005），以及获得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萨拉马戈（1922-2010）等诗人和作家。

可以说，这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诗人、作家，都是站在此次国际青春诗会的拉美与会诗人们身后的写作者，是他们写作的基础，也是他们面向世界的底气。而与会的中国诗人，看似是在与40位拉美诗人交流，实则也是在与他们身后强大而丰厚的文学资源对话。可以想象，未来几十年，拉美诗人、作家获得如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国际文学奖项，大概率也会出自与会的拉美诗人的同龄人，甚至有可能出自这四十位中的某一个。

如果考虑到他们在地理上与北美的接近，因此对英美文学的熟悉，进而对欧美文学的熟悉，其程度远胜于我们。实际上，与会的拉美是人中，不少人都有在欧美留学或生活的经历。

上述文学前辈，既是拉美诗人、作家的写作资源、精神财富，也可能会成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但是他们向我们表现出的，却不是在大山的阴影下，而是依然显示出自身巨大的活力。

除了上述文学上的财富，我们还需考虑到他们所生活的那片土地对他们的滋养，那里诞生过玛雅文明，也至今拥有加勒比海文明、海洋文明和安第斯山脉原住民文化。这些都是他们写作的丰厚养分。

以上之所以将诗人与作家并举，而没有特别地区分，一方面是因为相当的诗人同时也是剧作家或小说家，而有些作家也同是诗人，参加此次国际青春诗会的拉美诗人中，就有好些也从事小说创作，甚至出版过小说作品——更不用说还有不少从事教育、编辑、出版、记者、翻译、艺术（包括行为艺术）等工作。所以，可以想象的，作家作品不分文体或跨文体地对他们产生着影响。如前所说，中国诗人在工作行业和写作类型的跨度上，似乎都还不够宽广。

尾声

总的来说，参加这次国际青春诗会让我收获颇丰。首先，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与四十位拉美作家中的多数人都有所交流，虽然还很浅表，但读其诗想见其为人，还是在近距离的接触中做到了。同时，也感受到了诗所带给我们的美好。

此外，也增加了与国外诗人交流的兴趣和动力。可惜时间太短，相互稍微熟悉了，却也到了分别的时候。期待以后有机会，能够走出国门，与国外诗人有更多的交流，通过诗的声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诗让我们彼此走近，成为知心的朋友。

写到这里，想起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见到洪都拉斯诗人卡洛斯·奥多涅斯等几位，向他们告别，祝他们归途愉快。卡洛斯——这位在我看来最智慧、最具思辨品性的与会诗人之一——迎上前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而且要我用身体的左边和他身体的左边拥抱，说这样才会让两颗星紧紧地贴在一起。真没想到，在他那看似高度理性、高度思辨的头脑下，竟还有如此感性的一面，真让我有些动容，一如现在想起参加此次国际青春诗会期间的种种，还会有的激动与感念。

与巴西诗人雷南·奈尔伯格愉快交流

作者简介：宋宁刚，1983年生，陕西宝鸡人。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百优”作家，南京大学哲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出版有诗集、诗论集、随笔集、译著等十余部。荣获第四届陕西青年诗人奖、第四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评论奖，入围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