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渐近，京城的风还硬，
一条红围巾却烧暖了屏幕——
一千二百个甘肃礼县女人，
从陇南的山褶里起身，
乘专车，转专列，
点对点，抵达朝阳。

那红色，我认得。
四十年前，它曾是一个十三岁女孩的
包袱皮。她辍学那日，
也是这般正月，
也是这般，离乡。

从帆布包到定制行李箱，
从一个人到一千二百人，
从“小保姆”到“礼贤妹”——
四十年，够西汉水改道三次，
够黄土坡上的杏花，
开了又谢，谢了又粉。

她们走进别人的家门，
把礼县的方言
熬进北京的炸酱面里。
有人从妙龄干到花甲，
把一辈子，种在异乡的厨房和婴儿床旁。
那些被她们带大的孩子，
如今该会喊“阿姨”了，
用一口地道的京腔。

当年，我自己和许多人
也是这般，搭西去的闷罐车，
四五万人，散落天山南北。
棉花田里，我们弯下的腰，
比戈壁的胡杨还低。
有人在那儿扎了根，
有人，就永远睡在了那儿。

甘肃的人均收入，
至今还在三万元下徘徊。
可礼县的女人，
硬是用四十年，
把一条劳务的路，
走成了回家的路。

她们挣的钱，
百分之六十流回礼县——
流进孩子的学费，
老人的药罐，
节日的肉案，
和县城新建的楼板。
那些钱在故乡转一圈，
又从另一个人的手里，
变成另一份生计。

若我那同学还在干，
也该是金牌月嫂了。
她会在北京的某间厨房里，
想起四十年前那个正月，
想起她背走的那个包袱皮，
和包袱里那两个，
早已风干的馍。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可再不容易，
也走出了一个人，一千个人；
也走出了一个品牌，一县人的生计。
那些披着大红围巾的身影，
是礼县开往春天的，
第一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