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新诗百年的时候，一窝蜂地出现了不少各种打着“百年”噱头的 选本和“诗史”，有些选本和“诗史”不禁使人读后哑然失笑。2018年，我在韩国首尔的一个会议上做主题讲演《诗可以群》时，讲到中国纪念新诗百年的乱象。我说，有些人在纪念百年，但是连新诗究竟是哪一年诞生的都不甚了解。我还 说到一些小圈子弄的所谓各种选本，各种“史”。我说，编者往往是在“放大”一 些人，“缩小”一些人，“消灭”一些人：狭隘，粗糙，混乱，荒唐。有些“史”最多也 就是圈子史，圈子以外无诗歌，圈子以外无诗人，除了小圈子“无人赏，自鼓掌” 一阵，既难以取信读者，更经不住历史的淘洗。有一次，我遇到诗人梁上泉。我说，你过去在新诗发展史上从来是有位置的，甚至巴黎第七大学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也列有你的专章。2004年我主编的《20 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中，你在第十章。我跟他开玩笑说，在现在的一些“诗史”里你就是被消灭的。他无奈地笑笑说：消灭就消灭嘛。

最近，久麟寄来《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书稿。久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传记文学作家和传记史研究家 ，他的《罗世文传》《袁隆平传》《雁翼传》《梁上泉评传》《柯岩传》《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尤其获得好评；他也是一位资深诗人和诗评家。久麟这部《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是分体文学史。

如果说，林传甲在京 师学堂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文学史的滥觞之作，那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最早的分体文学史。在中国，“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历来是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我个 人更倾向“据事直书”：不隐瞒，不夸大，如实记载，我认为，这是评价史书价值高 低文野的主要标准。我想起晋代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的那句话：“尽而 1中国新诗百年通史 不污，直书其事。”我也想起《东周列国志》第六十五回讲的那个故事：齐庄公好淫，以至于连大夫崔杼之妻棠姜都不放过。崔杼衔恨在心，把齐庄公杀了。为 掩盖罪名，崔杼命太史伯以“庄公死于疟疾”记入史书。太史伯拒绝，直书“崔杼 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伯。后又逼太史伯三个弟弟仲、叔、季按他的说法 书写。仲、叔不从，连连被杀。“（崔）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 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 死！’”崔杼最后没办法，只好允许季如实记载。

“据事直书”的确需要勇气。我在本世纪初主编《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 时就遇到过麻烦。这本国内第一本地方新诗发展史，一共两卷，57万字。第一 卷《重庆新诗的过程描述》共五章，没有异议。第二卷《重庆诗人与诗评家》十五 章，分章介绍重庆诗人和诗群。为一人列出专章的诗人有六人：方敬、杨吉甫、 沙鸥、梁上泉、傅天琳和李钢，并设《附录》，将没有在重庆生活的两位诗人何其芳和邓均吾列出专章放入。编书的消息传出后，有几位重庆诗人急切地多次给我寄来大包大包的关于自己的资料，反复来电话，要求列专章。这些诗人都是 老朋友了，但是，友情归友情，我只能“据事直书”。有的人不仅没有列专章，就 连综述也未能进入。由此，他们和我结怨，后来做了好些不靠谱的事。

久麟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最大特点正在于“据事直书”，我点赞久麟的学术忠诚。

比如新时期诗歌。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时期是中国新诗的一个黄金期。 有三个合唱群落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繁富：归来者，朦胧诗人，新来者。

在绮丽的春天里，一大批饱经风霜的诗人从社会底层，从被“奇异的风”卷 去的地方归来。1978年，当人们在《文汇报》上发现了久已消失的艾青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春天气息扑面而来。胡风和其他“胡风案”的诗人绿原、曾卓、牛汉、 鲁藜、罗洛、冀汸、彭燕郊、鲁煤、卢甸归来了。穆旦、唐湜、唐祁及其他被禁声的 九叶诗人归来了。军歌作者公木，资深诗人吕剑、苏金伞、黎焕颐、胡昭归来了。 当年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公刘、白桦、沙鸥、晓雪、邵燕祥、孔孚、高平、昌耀、梁南、 林希、周良沛、孙静轩重新在读者面前露面。《星星》全体编辑流沙河、白航、白 峡、石天河也重拾诗笔。归来者是一批相当成熟的诗人。他们本来就是家国命 运的关注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苦难使他们深化了对现实的 认知，加强了和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和他们精神相通，“诗穷而后工”，他们迎 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春天。一般来讲，他们第二春的成就都超过了第一春。 在历尽折磨之后，他们加强了自己诗篇的批判精神。“归来者”仍然坚守着自己 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信念，像“归来者”高平唱的那样：“冬天对不起我，我要对得 起春天。”

朦胧诗派和 20 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九叶”派以及西方现代派在艺术上存 在着呼应关系。当新诗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向对自身的反思的时候，朦胧诗人以 过去人们不熟悉的一些新奇表达方式赢得了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活跃的年轻 一代的喝彩。其实，“朦胧诗”的称谓只是一场诗坛大争论的产物，并不准确。 可以说，“朦胧”并不是这个诗群的基本特征。他们的许多代表性诗人及其代表 作并不“朦胧”。所谓“朦胧诗人”基本上是“知青诗人群”，这是一个特殊时代造 就的诗群。比起“归来者”，他们很少受过“归来者”在受难前经历过的新中国成 立以后知识分子的那种思想改造和再造，他们的内在视野更自由和开阔，知青 生涯使他们对于“正统”的舆论持怀疑和解构的态度。他们年轻的心经历了从 相信甚至狂热到“不相信”的过程。这是一个深刻的过程。就像食指在《这是四 点零八分的北京》中所唱的那样“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的移动”。“移动” 向何方？年轻诗人们并不清楚，这就出现了迷茫。他们在寻找，在追求，在争 论。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执着地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 舒婷在1977年写的《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时说：“一切的 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家国为上，忧患意识，这正是“朦胧诗人”和“归来 者”相通的地方，也是和中国传统诗学相通的地方。在艺术上，如果说，“归来 者”多数都是现实主义诗人，“朦胧诗人”却更具现代色彩。在长期封闭之后， “朦胧诗人”使年轻读者颇感新鲜，冲击力很强，效仿者众。

在新时期诗坛上还有一个“第三者”：新来者诗群。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 三个合唱群落中“新来者”的实绩其实不小，艺术生命其实非常持久。“新来者” 到了新世纪已经属于老诗人，但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还在歌唱，他们对中国诗 坛仍然保持着影响。新来者属于新时期。他们的歌唱既有生存关怀，也有生命 关怀。化古为今，化外为中，这是新来者共同的审美向度。新来者的艺术胸怀 广，艺术道路宽，读者群不小。这里所谓的“新来者”，是指两类诗人。一类是新 时期不属于朦胧诗群的年轻诗人，他们走的诗歌之路和朦胧诗人显然有别。另 一类是起步也比较早，却是在新时期成名的诗人，有如“新来者”杨牧的《我是青 年》所说，他们是“迟到”的新来者。新来者诗群留下了为数不少的优秀篇章。 新来者是时代的守望者，因循守旧，拒绝探索，或者躲避崇高，全盘西化，都不是 他们的美学追求。他们也许承认，“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这句古话，可 以作为好诗的标准。他们为同时代人打造诗意的家园，努力对时代做出“诗意 的裁判”。

当全国许多读者为叶延滨的《干妈》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流泪的时候， 当傅天琳的“果园诗”和“儿童诗”令人赞叹的时候，当叶文福的尖锐诗行激起广 泛回应的时候，当李钢的“蓝水兵”、李小雨的“红纱巾”和李琦的“冰雕”进入人 们梦境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了“新来者”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新来者”和“归 来者”、朦胧诗人以及李瑛等不属于这些诗群的资深诗人们一起打造了中国新 诗的新时期。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努力地对新时期几个诗歌方面军走过的光荣道路进 行多方位、客观、公正的“直书”，而不是只承认某一个诗群，这就具有了“信史” 的学术价值。

又如，关于新诗的诗体探索与发展，这是一个重要话题。当下一般的“史” 都只谈自由体新诗，有的论者甚至宣称：新诗就是自由诗。《中国新诗百年通史》 也做到了“据事直书”。久麟这部新诗史不仅描述了自由体新诗的百年历史，也描述了格律体新诗的百年历史。自由体是新诗的主体，也是新诗的光荣，这不容置疑。但是从新诗诞生到现在，格律体新诗的探索也一直在路上，陆志韦、林 庚、闻一多、徐志摩、余光中、何其芳、杨吉甫、郭小川、贺敬之、冯至、卞之琳、沙 鸥、屠岸、邹绛都是人们熟悉的名字。纵观世界，各国的诗歌也都是自由体与格 律体的双轨发展，双峰对峙，双美对照，找不出一个只有自由体诗歌的国家。久 麟的这一书写体现了他作为诗评家的智慧和客观立场。而且，本书还将这一百 年的新古体诗纳入，这就把眼光放得更为开阔。今人写的古体，的确应该纳入 现代文学范畴。除了一些在马背上写诗的政治家以外，柳亚子、鲁迅、郭沫若、 郁达夫、俞平伯、陈寅恪、赵朴初、吴宓、臧克家、聂钳弩留下了多少名篇佳制啊， 现代人写的流传后世的古体诗的确“汗牛充栋”！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近 60 万字，题名点姓论述的诗人就多达 200 多人。 这样宏大的著作按照现在的通行做法，由一两位知名学者担任课题主持人，组 成多位年轻人参加的课题组，然后分头去写。这样操作出来的成果往往质量不高：各章节的水平参差不齐，文字风格也相去甚远。这样的集体成果我称为“有体无魂”。所以，我读到的新诗史著作，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都不是一 群人合作的。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5月）、沈用大的《中国新诗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陆耀东的三卷本《中国新诗史（1916—1949）》（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年 6月，2009年 8月，2015年 8月）都是作者自己执笔的扛鼎之作。《中国新诗 百年通史》是久麟的个人专著，这是这部书的又一个具有个性的亮点。年近八旬的久麟，不辞辛苦，搜集占有了大量的诗史材料，从史海中打捞出许多闪闪发 光的诗歌珍珠。他不是置身于诗歌作品之上，也不是置身于诗歌作品之外，而 是进入诗歌，进入诗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经过梳理和研究，才织成了这部 充实、厚重、大气的诗歌史。

久麟和我相熟。他对我说，他之所以在76岁的高龄还要来写这个大部头，啃这个硬骨头，是为了实现他的初心，为了完成他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立 下的“写一部中国新诗史”的心愿。他还说，触发他完成这个大工程的，是我主 编的《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8月）。 这几年，他废寝忘食、椎心泣血地投入了这部诗史的写作，经常同我交流写作中 的思索、困惑、体验，也经常给我讲述写作中的感受和欢乐。应该说，我是很了 解他这部诗史的写作过程的。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 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冰心）。久麟的这部诗史亦是如此！希望读者 能够珍惜它，喜爱它，更希望它作为一部 1917—2017 新诗百年的信史能够流 传下去。

是为序。

2022年2月27-28日于重庆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