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君：在您的诗集《盲人摸象》与《本地口音》中，“局部性”与“整体性”之间构成了一种持续的诗意传递。您是否认为诗歌本质上是对“真”和“美”的触摸？

答：在《盲人摸象》与《本地口音》中，“局部”与“整体”的对话确实构成了某种认知的寓言。诗歌并非直接触摸“真”与“美”，而是在触摸的动作本身中显现真与美的形态——就像盲人的手掌在象身游移时，触觉的局限反而催生了最鲜活的想象。

我的书写始终在确认：诗歌不是真理的容器，而是感知真理的姿态。当方言在《本地口音》里挣脱标准语的框架，当触摸在《盲人摸象》里取代凝视的权威，那些碎片化的、地方性的、触觉的经验，反而比完整的宣言更接近存在的质地。

或许可以这样比喻：诗是黑暗中伸向世界的手，它不占有对象，却在每一次局部的接触中，让整体以震颤的方式被感知。这是触觉的哲学，也是诗的伦理——我们永远在片段中寻找完整，在不确定中确认存在，而真理与美，就藏在这个永恒的动态过程里。

梵君：您曾长期从事医疗、记者、文秘等职业，这些经验如何在您的诗歌创作中有所体现？在“抒情性”与“纪实性”之间，您如何理解两种表现方式上的差异性？

答：在手术台上，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层叠的筋膜、搏动的血管、神经的网状分支。这种视角让我在书写痛苦、记忆或情感时，习惯剥离表层隐喻，直抵结构的颤动。例如《盲人摸象》中“局部”的反复触摸，暗合了诊断中的触、叩听诊——真理藏在组织的深处，需要切口与耐心。

新闻要求从混沌事件中提取关键帧，但诗歌更进一步：它不仅要提取，还要让细节重新埋入语言的土壤，生长出超越事实的根系。在《本地口音》中，街头巷尾的方言碎片、被主流叙事忽略的颤音，正是记者式田野调查与诗性重构的交织。

公文写作是隐藏主体的艺术，而诗歌恰恰要在这类体制化语言的缝隙中，找回被压抑的个体声音。这种经验让我对“官方话语”与“私人低语”的张力异常敏感，诗中常出现档案体、报告体与血肉经验的撕扯。

许多人将抒情视为“向内涌动”，纪实视为“向外拓印”，但我的实践里，它们是同一认知动作的两种时态：纪实处理的是“已凝固的经验”，但它必须调用诗性直觉，从事实的琥珀中析出光的路径；而抒情看似奔涌无拘，实则需要具体的锚点——一片地理、一声口音、一道疤痕——否则会飘散为虚空的自恋。在《本地口音》中，方言发音的肌肉记忆（纪实）与乡愁的阵痛（抒情）实为一体。

纪实性的诗，追求证据的体温：它让细节自己言说，如法医呈现物证，语言是透明的玻璃容器。抒情性的诗，追求经验的电动势：它用隐喻将事实充电至发光状态，语言本身成为导电体。但二者都源于对“真实”的饥渴——只不过前者相信真实存在于事物内部，后者相信真实诞生于事物与心灵的相遇电场。

不同的职业让我明白：诗歌的伦理先于美学。抒情不是逃避，纪实也不是堆砌，二者共同的任务是——在语言中重建我们与世界的真切关联。当想象脱离具体经验的基础，它会沦为修辞游戏；当纪实失去诗性的提升，它会沦为枯燥清单。真正的好诗，永远是精确的乡愁与灼热的档案的合谋。

梵君：从您的早期写作到近期作品，您的诗歌在句法上逐渐呈现出一种“断裂的连贯”。这种句法策略是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

答：这并非单纯的句法实验，而是一场关于感知与表达如何对应的本体论探索。我们这一代诗人面临的根本困境是：世界与自我的连续性已然瓦解，经验本身已成为碎片。古典诗歌的“意象并置”基于一个完整、有机的宇宙观（天人合一），其“断裂”是美学留白，背后是确信的沉默。而现代人的“断裂”却是本体性的——我们失去了那个不言自明的整体。

我的句法断裂，首先是经验的断裂在语言上的诚实投影。它不是技巧，而是一种认知的必然。当连续的线性叙述成为谎言，断裂便成为真诚。至于西方现代主义，它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并非提供了某种“断裂”的范本，而是提供了一个确证与参照。当我自身的汉语探索走到某个幽暗的峡谷时，忽然发现艾略特或策兰的灯光曾在远处相似的崖壁上闪烁过。这种相遇不是师承，而是同路人隔着山峦的呼啸回应。它让我确信：在各自的语言牢笼与历史创伤中，人类对“不可言说之言说”的追求，竟有着相似的轨迹。

我始终在与汉语的深层语法进行对话。汉语的意合、块状、空间性，本身就对逻辑连接词抱有天然的疏离。我做的，或许是将这种古典的天性，嫁接到现代分裂的神经末梢上。于是，断裂处，古典的“无言”与现代的“失语”交织；连贯处，古典的“气韵”与现代的“意识流”共振。我追求的连贯，不再是逻辑的、叙事的连贯，而是一种“气”的连贯，一种“场”的连贯——就像将打碎的瓷片重新拼合，裂纹本身成为新的图案，一种历经破碎而后重组的、更坚韧的整体感。这种句法是一种负伤的语言，它的每一处断裂都是一道疤痕，同时也是一道新的感知接口。它不试图弥合裂缝，而是让光与沉默从裂缝中涌入，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完成对“完整”的重新定义。这或许就是我所理解的“断裂的连贯”：它承认碎片是存在的真相，但依然相信，在碎片的相互映照与引力之中，存在着一种更高秩序的、悲悯的完整。

梵君：您的诗论集《看法》《对质》显示出强烈的思辨性。在创作中，您如何平衡古典诗学中的“感兴”传统与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批判”？是否有一种“智性抒情”的自觉？

答：确实，《看法》《对质》这些书名本身，就已暗示了某种诗学立场的校准——在“观物取象”与“审视分析”之间，在“感而遂通”与“质疑辨难”之间。

您提到的“智性抒情”，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概括。我的自觉在于：不让感性沦为感伤，也不让理性陷入说教。 古典诗学的“感兴”，是物我猝然相遇时的电光石火，是“悠然见南山”那一瞥中蕴含的无限。但它往往停留在“呈现”与“顿悟”的层面。而现代经验是复杂的、缠绕的、充满裂隙的，需要一种思的勘探与质的辨认。

我的方法是，将“感兴”作为诗的起点和燃料，而将“理性批判”作为其内在的骨骼与航道。 让“兴”所引发的震颤，在智性的透镜下析出更复杂的光谱。好比说，古典的“见月思乡”是一种完整的感兴，而现代诗人或许会同时看见月亮这个天体、乡愁这个文化建构，以及自己观看的行为本身。这种多层次的、甚至自我拆解的“观看”，本身就包含了感性与理性的撕扯与共生。

具体到创作中，我常常进行一种 “感兴的再处理”。当一种强烈的情绪或意象袭来（这是“兴”），我不会让它直接倾泻成诗，而是将它悬置，用思辨的力场去包裹它、审视它，甚至逼迫它。让情感在思想的坩埚中结晶，而非蒸发。这样产生的抒情，是淬炼过的抒情，它保留了感性的温度与锋芒，却获得了理性的密度与结构。

梵君：您的作品常涉及日常生活。在生活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诗歌如何承担起一种“惊醒”的使命？

答：碎片化的本质是时间的崩溃。现代性将时间切割为均质、可交换的功能性单元，导致“深度时间”的消失。真正的“惊醒”，是诗歌对这种崩溃的抵抗与重建。

瞬时：是被动承受的时间碎片，是手机通知、信息流，是“刷过”的体验。时刻：是诗歌主动截留、灌注意义并赋予形式的时间晶体。它通过“意象的凝聚”来实现。比如：在“对着北方的辽阔，喊故乡/喊一次，故乡就颤一下”中，“喊”这个瞬时动作，被诗句悬停、放大并赋予往复的节奏，转化为一个充满张力的“时刻”，承载了全部的乡愁重量。这是对流动时间的“惊醒式截获”。

诗歌通过“意象并置”和“细节的深度凝视”，对抗经验的平面化。并置创造张力：如将“墓碑”与“时代隐痛”、“悬空的童年”与“时代的边缘”并置，迫使读者在看似不相关的事物间建立意义联结，这种思维的跳跃本身即是惊醒。凝视恢复肌理：当工业流程使我们忽略物的本质，诗歌则通过“蘸泪作墨”般将情感物质化，或对石头、农舍等物进行深度描绘，恢复世界被忽略的质地与温度，使我们重新“看见”。

诗人简介：格式，本名王太勇，1965年生于山东阳谷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文学批评与理论委员会委员，曾任德城区文联主席。1985年开始写作，职业经历包括医生、记者、文秘等。著有诗集《不虚此行》《盲人摸象》《本地口音》，诗论集《看法》《对质》等。诗歌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等刊物，部分被译介至以色列、捷克等国。曾先后获得第十三届柔刚诗歌奖；第三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第三届张坚诗歌奖“年度诗人奖"。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