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叶玉琳出生于闽东霞浦，长居宁德。作为大海的女儿，叶玉琳几乎夜夜都可以听见大海的心跳声，正如她自己所说，“除了海，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叶玉琳的新诗集《入海的长笛》（长江文艺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虽凸显了诗人的在地性特征，但她在以海洋为中心的在地性写作中保持着高度的自觉与审慎。一个诗人如何避免地方性癖好的囿限是相当棘手的诗学难题，况且熟悉的空间很容易使得一个诗人变得倦怠而又熟视无睹。叶玉琳对此有着自己的思考，她在《未完成的蓝》中写道，“犹如潮水退去/析出洁白的盐”。这本质上是诗人对自我的剖析、对时间的回应以及对命运的阐释。正如巴里·史密斯在《岛屿：孤独之地的梦幻之旅》中指出的，“岛屿本身并不存在快乐和悲伤，只有经过人类的想象，岛屿才能带来快乐、悲伤或者悲喜交加”。对于叶玉琳而言，“唯有大海不可临摹”，这印证了自然变幻的无定，犹如精神渊薮，可以一次次接近却很难抵达核心要旨，大海也随之拉开了世界的另一面墙。

陆地之外，海洋被认为是人类生存的第二空间，而海洋文化明显区别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对于一些诗人而言，大海近乎天然和本性地代表着乌托邦和理想之地。然而大海带给叶玉琳最初的人生启蒙和人性认知，是那些渔民黧黑的脸、变形的腿以及粗黑的脚趾，这给她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记，也塑造了一个诗人极其朴素的世界观，“除了一枚发光的贝壳/我对世界别无所求”（《未完成的蓝》）。

叶玉琳的诗集《入海的长笛》同时携带了大海透彻的蔚蓝与幽深的恐惧。一直以来，大海都是人类认知的命运共同体，它既是摇篮又是墓场，这印证了空间、环境与诗人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时间、空间以及经验、存在、想象深度参与的结果，诗人必须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确立个人的位置。诗歌既是个人之物、地方之物，又最终成为语言之物和普遍之物，尤其是关于大海的诗歌，具有不可言说的力量，具有不容辩白的精神牵引力。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空间构造、深度意象以及终极性场景的诞生，一定是长期凝视与精神盘诘的产物。大海最能代表自然世界未知而又酷烈的一面，而叶玉琳的“大海抒写”“海洋诗歌”正是她一遍遍淘洗大海蔚蓝色渊薮的过程。因此，大海成为叶玉琳探寻自我、故乡、他者以及整个世界的入口；更确切地说，她通过大海建立了自己的诗歌标识和领地。这是一项有效、重要而又不无冒险的工作。

长期的在地性写作很容易耗尽一个人的才能与认知，相应地，文本也会出现风格化、定型化的趋势。为了避免成为一个滥情易感的“地方主义诗人”，叶玉琳一直在地方性与超地方性之间寻求平衡，尝试“转换视角/去见证永恒的歌者”（《海上日出》）。一个富有写作效力和精神膂力的诗人一定是反风景化的，会在表层经验和面具之下探寻万事万物的内在机制和驱动力，而不是浅尝辄止地充任一个肤浅的抒情诗人。大海是日常与奇崛、现实与魔幻的结合体，是漩涡的阴影与时间光斑的共置。在叶玉琳的精神世界中，大海是多层次的，由此带来的则是诗歌的复杂、真实以及诗性正义。“在我的诗篇中，唯独没有写到灯塔/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朝灯塔去”（《虎屿岛》），但“我写不出更好的/流水的漩涡越来越大/我有越来越渺小的羞愧”（《大海：土生土长的女儿》）。从声音和调性来看，叶玉琳的诗作是平静、深情、激越、滚烫、内敛、勘问所汇聚成的复合调性，正如她站在海岬上所吹响的长笛。从诗歌的质地来看，叶玉琳的这些海洋诗近乎是透明的蓝色调，“海天之间，万千事物留有缝隙/请允许我用第三只耳朵/倾听它们的声音/对白色甲板俯下蓝色身子”（《两个我》）。总体来看，这些诗纯净而不简单，其中的杂质、颗粒、毛刺儿、梗阻，恰好避免了“纯诗”的光滑、圆润、廉价以及矫饰。

大海的永恒、奇诡、躁动、惊惧以及未知的一面，总会刺激诗人的神经并塑造其想象力，而世界观、生死观以及家族真实不虚的命运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换言之，大海与叶玉琳之间建立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词与物”的关系，更不是架空的抽象之物与地方符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真实、生存境遇与命运根底，是“充满温度的生活现场”（叶玉琳《用诗显影生命与海洋的共振波——关于海洋诗歌创作的一些感想》）。如长诗《大海带我回家》，既是家族的档案，也是个人的成长寓言；既是一个深情而又忧伤的讲述者，也是充满幻想的航海者、梦想家，叶玉琳试图将大海的所有面目都展现出来。基于此，海边的老屋、工人、轮船、船厂、码头、灯塔、风车、海底电缆、养殖场、渔排、渔村、艺术工坊、民宿、乡村美术馆以及诸多的动物、植物，都成为她蓝色大海之梦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构件——“每一根都有恰当的位置”（《没有屋顶的乡村美术馆》）。这些意象在重建自我、现实、梦境、记忆以及时空秩序，最终汇聚成的，正是技艺纯熟而又质地如盐粒般蹦跳的清朗谣曲。“有时想到这些/我会羞愧地低下头去/祖母、姑母、叔父、父亲……/那么多至亲常年劳作在海上/晕眩，痛风，骨骼变形/而大海没有枯水期/我窥见它的躁动不安”（《寄大海》）。诗人的语言和命运是与大海共生在一起的，它们形成的是共振波。更具情感冲击力的诗，我认为是《父亲与海》，“病床上昏睡的父亲/突然扯下/身上插着的管子/说要下海去//这个从小在海里活命的男人/至死都在惦记，海需要他/哪怕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窗前一只灰鹭/一头撞向夜色中的大海/所有人都听见/玻璃碎裂的声音”。诗中的父亲与灰鹭、大海之间建立了终极的叩访与诘问关系，不是泛哲理或泛抒情、泛风景化、泛元素化的，而是个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家族的、家园的脐带式的精神事件与记忆根系之所在。

在脐带和命运的关联之下，现实感、命运感使得叶玉琳的大海抒写可靠而扎实，时刻散发着生活的温度、生态的呼吸与生命的意志。比如“深深的海港很久没有这样平静/五个搬运工像五只水鸟/在半透明的水面低语，静听/他们原是这海湾的另一排浪/现在只等着海潮交汇/拉开世界的另一面墙”（《码头搬运工》）。冲涌、躁动、退潮、捶打、腐蚀、滋养、容纳、吞噬，表面看，这是大海永恒的动力与法则，实则大海的世界是每天重复而又时刻都在发生变化的。在此意义上，叶玉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赶海的女人”，戴着宽檐草帽，并将裤管扎进齐腰的塑料雨靴，“容纳一切的海水/在家门前起伏/像我十三岁的害羞和窘迫/无限深阔的海/源源不断地向我抛来/红藻、绿藻、海带、龙须菜/以及鱼、虾、蟹、贝”（《风吹动大堤》）。大海动荡的波浪与安静的诗页之间形成了无所不在的张力，也涵盖了诗歌观念与表达方式。

大海是永不枯竭、等待抒写的蓝色大书，诗人只能像赶海人、巡海人、晒盐人一样，马不停蹄地去完成词语的使命。在叶玉琳看来，大海是液态的山峰，是迷宫的王国，“礁盘上的贝类托举着/柔软之躯与时间共舞/红脚鲣鸟在风暴中迷途知返/而我们需要忏悔/在这不著一字的海面/万物静默如谜/我们不配与它们同悲同喜/更不配把它们一一带走”（《全富岛》）。这首诗的材料和构成明显区别于陆地世界，有着奇幻寓言般的迷人色彩，比如“鱼骨做成摇椅”“曙光中的蓝马在海里散步”“海鸥展开梦幻的双足”“寂静的鱼钩在深水下”“在海边的园子里栽种玫瑰”“蓝马分开的洋流回响细小的鲸歌”等等。由此，叶玉琳成了一个织梦者，“我想把手枕在海水的凹槽里做梦”（《我有幸生活在这里》）。大海是通向陆地、天空以及自我的多元孔道，而叶玉琳所面对的大海更像是多棱镜，折射出不同的物象、心象以及幻象，最终沉淀、结晶成谜一样的事物。“那海水分明从天上来/裹挟着草堂和梅影/天马、麒麟、神鹿和紫象/以另一种姿态加入航线/冲破海洋的襟喉”（《虚拟的航海者》）。对叶玉琳而言，海洋世界并不是外挂式的风情景观和伦理化的生态诗学，而是灵魂和命运意义上的精神脐带与时间景深，是一个人记忆的生发地与精神的策源力，是一个人悲欣交集的生活以及别样的世界观，而一个个词语的诞生无异于一个人在重生。因为，“伟大的海近在眼前/神秘的诗篇蓝色翻滚/最终要回到母语的心脏”（《蓝色翻滚》）。

显然，叶玉琳把大海视为情感、智性不断生长的场域，以及一个万能的精神装置，是自我、自然、历史、文化与心理结构的终极对应物。海洋像是巨大的镜像或磁场，叶玉琳把自己的经验、情感、想象与认知全部投入其中，并予以重新淘洗、融合、淬炼和提取。大海是永恒的牵引，作为灵魂的启幕者拉开了另一面墙，叶玉琳在诗集《入海的长笛》中，也不断打开世界深藏的另一面。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传记作家，曾任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现任《诗刊》社副主编、编审。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九叶传》等，译注《笠翁对韵》、评注《唐诗三百首》，编选《夜雨修书：陈超和他的朋友们往来书简》《天天诗历》等。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