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197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曾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新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等。著有诗集《安静的先生》,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中篇小说集《越鸟南枝》,散文集《一万种修辞》等十余部。
好运气
离家最近的公园,有新鲜的湖水。
我最喜欢的是树干上偶尔出现的蜥蜴,
灰褐色的身体,长长的尾巴,
灵巧的舌头像是在测量空气的温度。
新修的寺庙据说建在古寺的原址,
朴实的灰砖和碎裂的瓷器,
证明这一切真实不虚,竹子也是新的。
僧人遵守传统的剃度仪式,
南方的桂花树,鸟叫噪得惊人,
难以想象它们居然有那么大的力气。
我在这里,在黄昏时回忆过去,
无论在情感还是别的方面,
比如财产和名声,我没有想象中富有,
也算不上贫穷。青蛙跳到水中,
激起的水花溅到了我的身上,
我是个幸运的人,没有一棵树嫌弃我,
也没有一寸土地不愿承受我的重量。
我不辞而别
偶尔想起年轻时的离别,
像月光回到树梢,像认识很久的人
突然忘记了她的名字;像把钥匙
放在茶桌上,转身,它在哪儿?
如今,我习惯了离别,
没有惆怅可言,也不伤感,
人总要独自回去以辨认来路。
甜香的气味,柔软的手指,
记忆在修改过去的同时也创造未来,
遗忘仿佛好听的钟磬声,
要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慢慢欣赏。
多好的火,北方小城在下雪,
我想过有一天不辞而别,不买回程票,
也不预定下一站,我的小玫瑰,
就放在座位旁的玻璃车窗上。
砍伐树木
——致太阿
突然的降温,带来不一样的气息。
我坐在沙发上卷着小毛毯,乌云浅显,
据说深圳湾的海边刮起了大风。
诗人在写诗,他看到了一篇博士论文
研究他年轻时的作品。伟大的诗人
终生都在写作,寻找一个词;语言的漏洞
足以摧毁他精心建立的整个意象帝国。
幸运的是他可以被一棵树拯救,在海边,
榕树和灌木远比高大的柠檬桉容易生存,
海滨的山林之中有更多的桉树,细瘦地
扎在拥挤的草木之间,它在眺望大海的同时,
也被诗人眺望。深蓝色的海水变得浑浊,
山巅之上的白云渲染树木墨绿的背景,
没有人愿意召唤他们,日落时分,
天气将变得更加寒冷。诗人默念道:
没有任何原则需要拿命去遵守,
没有一首诗一定要写完。真是遗憾,
我手里没有斧头,还无法砍伐树木。
一枚古钱
懂的太少了,以为有资格讨论前世,
或者美如何产生又如何表达。
再小的石子也藏着不可知的奥妙,
一粒质子让全世界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困惑,
完美的结构,不可思议的力,
像漫不经心的儿童造出了奇异的玩具,
他的创造力从哪里来?怎么解释?
我坚信人不可能透彻地解析大自然,
用公式或巧妙的理论,盲人摸象的自信,
达尔文的傲慢,到底是谁分解了死去的野兔?
我更愿意信任一枚古钱,经历了火、
错综复杂的未解知识的锤炼,
把朴素的美,送到我蒙昩初开的眼前。
铁箭头
缓慢而结实的乌云,擦过远处的山顶
向我涌来。我一点儿也不惊慌,
反而有一种难得的笃定与热切的渴望,
这和童年时绝然不同。我渴望
雨下得凶猛,暴烈的雷电撕碎天空。
我坐在结婚前买的房子里,静观这一切,
房子不会漏雨,也不允许风粗鲁傲慢地拜访,
我在这里安全地生儿育女进入中年。
这样的时刻,我不接受任何人对我的批评,
也不相信有一个人比我更高尚,
和自私的幸福比起来,公共的同情过于廉价。
只有一种情形可以例外,(有的人
从未承受恐惧,也没有体验过幸福。)
我原谅它们,荒芜的石头,被锤打的铁箭头。
“头条诗人”总第1224期,《诗歌月刊》2026年第4期
马拉
我热衷于宣传我的一个观点:诗歌是对古老情感的重新翻译。为此我写过两篇文章来谈论这个话题,在和朋友们的交谈中也多次予以解释。事情慢慢发生了有趣的变化,这句话被理解成诗歌中“形式”是唯一的“内容”,这显然偏离了原始的含义。内容是前置的,形式是方法的,强调形式并不意味着对内容的漠视。如此看来,很有必要就这个观点再进行一下说明。然而,不断重复解释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多么无聊而且让人惆怅的事情,它甚至透露出一丝愚蠢的气息。幸运的是世界发生了变化,AI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进入我们的生活。我参加过多次AI话题的讨论,也参与了一点百度文心的校正工作。为什么不让AI来分担我的忧愁?它比我更有耐心,更为雄辩。我邀请它到我对面坐下,告诉它我面临的困惑。我说,请帮我狡辩一下。它说,好的。它说得那么好,简直比我还要理解我的想法,在它的阐释之下,理论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诗歌是对古老情感的重新翻译”这个命题依赖一个前提:人类存在着某些足够稳定的情感,使得“古老”与“当下”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这不是一个浪漫的假设,而是一个朴素的发现。我们读《诗经》里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并不需要成为西周戍卒才能体会离别的重量;我们听莫扎特的《安魂曲》,也不必是十八世纪的奥地利信徒。爱、恨、孤独、恐惧、眷恋,这些情感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保持着惊人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让情感的翻译成为可能。离别在车马慢的时代与在即时通信的时代,体验的形式截然不同。变化的只是触发的场景、表达的方式、缓解的途径,而非情感本身。一个人站在易水边送别荆轲,与一个人在高铁站送别爱人,他们感受到的那种伤感,在神经生理层面、在心理体验层面都有可通约的部分。这个可通约的部分,就是情感得以跨越时间而被后人理解的根本原因。
对古老情感的重新翻译依赖诗人来完成,而在读者阅读时得到验证。当代读者读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未必了解初唐的政治地理,未必熟悉五言律诗的格律规范,但他理解“只要心意相通,距离便不是阻隔”这个古老的经验。他把自己的经验注入了王勃的句子。这种注入,就是翻译的最后一环。诗人把古老情感翻译成自我的语言,读者又把诗人的语言翻译成能够感同身受的意境。没有这个最终的接收端,诗歌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这就是诗歌的双重翻译:诗人翻译传统,读者翻译诗人。维系这两次翻译得以发生的,正是人类情感那个相对稳定的内核。意象变了,语言变了,情感的表达方式变了,但我们仍然能辨认出,它们谈论的是同一种人类经验。
“重新翻译”正是诗人在这个可通约基础上所做的工作。翻译不是复制,没有哪个诗人会愚蠢到试图复制《离骚》或《神曲》。诗人要做的是另一件工作:把古老的情感,用此刻的语言再说一遍,用新的形式再次表现出来。这意味着诗人必须尊重两个原则:一是充分理解古老情感的内核,不能把离别译成重逢,把绝望译成狂喜;二是必须让这个内核进入此刻的语境,用当代读者能够感知的意象、节奏和语法来实现它。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里面的“悠然”是汉魏以来隐逸主题的延续,但他用的是东晋日常生活的语言,是篱笆、菊花、抬眼可见的山。他没有把隐士写成仙,也没有把田园写成抽象的道德寓言。他只是把那个古老的、对尘嚣的厌倦和对自然的向往,重新翻译成了他那个时代能懂的独特体验。这就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每一代诗人都走在前人走过的路上。他们在路上看见的风景是全新的,他们用新工具处理旧经验。
再来看看诗歌的文体形式变迁,也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内在的逻辑。律诗是人类为语言建构的最精密的美学系统。平仄、对仗、黏对,四十个字或五十六个字,像一座微缩的宫殿。杜甫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十四个字平仄交替如江涛起伏,“萧萧”对“滚滚”,声音模仿着它描绘的事物。律诗最成熟的时候,形式不再是外在于内容的规矩,内容直接在形式里生长出来,像骨骼决定了身体站立的姿态。然而,任何形式都会走到末路。晚唐以后,律诗还在被写,但已经写不出盛唐那种饱满。格律还在,呼吸却停了。于是有了词,词是对律诗的逃亡。这不是背叛,这是形式在为情感开路。其后是曲,再其后是数百年的萧条,最后等到二十世纪初白话诗登场。形式从来不是外衣。形式是诗歌的代谢系统,是它在汉语里存活的唯一途径。新形式诞生了,不是因为古人不够好,是因为今人有今人的叹息要译成音节。
说到这里似乎快要结束了,遗憾的是还没有。“诗歌是对古老情感的重新翻译”这个自我发明的观点影响了我的写作,我知道找到一个合适的意象、合适的节奏、合适的文体形式对一首诗多么重要。这不意味着我是一个绝对的形式主义者,实际上在锤炼头脑的过程中,我经历了更为漫长的痛苦。在我的诗歌中,异常清晰地呈现了东西方的诗歌经验,部分的博物学知识、历史学和哲学对我的写作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所有的知识、观念以及个人的体验只有在完美的工具形式下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诗歌是一件如此精密的器具,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如果依然有粗糙的部分,责任在我。这不是我想看到的,但它可能顽固地存在。作为一个语言的金匠,我渴望在我的一生中能打出几件完美的饰品,这意味着幸福。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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