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的“传统”观

　　《镜中》写于1984年10月，是张枣的成名作。据他的好友诗人柏桦的回忆，张枣最初对这首诗的价值并无确信，不像他同一时期另一首诗《何人斯》那样令他满意而富于信心。[1]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首诗很快受到读者的喜爱，最终成了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而且也成为当代最有名的诗篇之一。和张枣后来的一些精心之作如《卡夫卡致菲丽丝》《和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等相比，《镜中》并不能代表他诗艺上的最高成就。然而，这首诗仍然包含了张枣通过他全部的写作所建立起的诗歌形象中的一些基本的特质。在这首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魅力，现在读来仍然未曾有所消减。这些特质，和其中魅力，究竟是什么？批评家们已经做出了多种阐释[2]，在这些阐释中，一个共识是认为这首诗中有着某种来自于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气味，或者进一步说，这首诗使当代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成功地建立起某种关联。这种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仅如此仍不足以解答这一问题，应该看到，与以往新诗史上同样建立起这种关联的诗作相比，它也显示出某些新的因素，而这些新的因素，才是它独创性的核心部分，也是它令人迷醉而难忘的根本原因。辨识出这些新的因素的具体内容，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
　　新诗最初是通过对古典诗歌的反叛而发生和成长起来的，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对新诗而言并不总是意味着一种成就或价值，在新诗史上，受到古典诗歌的浸润和影响而化为新诗，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例子。当把古典诗歌体式及发展历程视为新诗的范型，或者将古典诗歌积淀已久的某些表意程式过度地带入写作中，往往就造成所作新诗之现代性的不足，而能够成功转化这种影响，既需要对二者之间关系有自觉的思考，更需要在创作中提供创造性的实践。 
　　在新时期以来的当代诗人中，张枣是较早思考这方面问题的，他在给柏桦的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作序时曾提到他20世纪80年代初的写作意识：“我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的诗歌方法，在我家乡湖南，那弥漫着浓郁的楚文化日常微妙的地方，却完全得不到同代人的半点回应。”[3]这表明，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或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同一时期很多作家、诗人明显不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如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同学韩少功参与发起的“寻根文学”潮流，基本是将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沉重的、需要反思的对象来对待)，而是视为一个启示之源。“唯美”“微妙”，正是他的诗歌所追求和显示的美学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的一则诗观中，张枣更为明确地讲述了他对于传统的认识：

　　历来就没有不属于某种传统的人，没有传统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他至少会因寂寞和百无聊赖而死去。的确，我们也见过没有传统的人，比如那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不过他们最多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到后来却什么都没有干。 
　　而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分。不过，要知道，传统上经常会有一些“文化强人”，他们把本来好端端的传统领入歧途。比如密尔顿，就耽迟了英语诗歌二百多年。 
　　传统从来就不会流传到某人手中。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总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4]

　　在这段文字中，不难见出来自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及《密尔顿》等著名文章中所表述观念的影响。英文系出身而沉醉于写诗的张枣，显然从中获得了启发和鼓励。不过，他在这则诗论中使用“传统”一词时，并未给它更具体的限定，结合他在《左边》序中的那段话，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它并非艾略特所讨论的“文学传统”，而是某种含义更宽泛的“古典精神”，它仍寄身于当代日常生活里“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之中，而等待着被重新命名。了解这一点，对于进入这首诗的分析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