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起当代中文诗歌，大多数人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朦胧诗”，而当年所谓的朦胧诗人现在大部分都已罕有新作或停止写作，而杨炼作为当年叱咤诗坛的朦胧诗群的一员老将，始终没有中断自己的诗歌写作。

从1980年代的长诗《诺日朗》引起的轰动和麻烦，到1990年代的海外漂泊，再到如今回国关注农民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担任汕头大学驻校作家暨讲座教授，杨炼还在肩负着作为一名诗人的使命和职责。多年的海外漂泊经历，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于诗歌的坚守，当同代人纷纷停笔或退隐江湖，他却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共九卷）就是杨炼从开始写作至今的作品回顾性呈现。目前，其中的前四卷已经率先发布，随后的五卷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趁此机会，澎湃新闻记者对诗人杨炼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从“文革”结束后直到今天的写作历程。

澎湃新闻：1978年，北岛、芒克等创办了著名的《今天》杂志。你的诗歌写作是否也是从《今天》开始的？

杨炼：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我最早认识顾城，那还是在西单民主墙之前。1978年下旬，北京已经开始有了不少小圈子，比如我那时候就和顾城、朱伟（后来成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编，当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等人在一块玩。

早于或与《今天》同时，我和顾城就在北京西城区文化馆办的一个报纸《蒲公英》上发表作品，顾城的那些短诗，比如《生命幻想曲》等，都是最先发表在《蒲公英》上，这才是顾城作为一个朦胧诗人的最早显现。那报纸是铅印的，这在当时是很豪华的一件事。它虽然印数不大，但因为发表很开放的作品，已经引起了很多人注意。

我当时算是个社会批判抒情诗人。那时候，谁都受某种宣传话语的影响，民主墙也不例外，我写了一首长诗叫做《我是剑，我是火焰——唱给特权的葬歌》，因为当时正是“反特权”。这首诗登在《蒲公英》的第一版，结果报纸上午出版，下午就被有关部门查封了。不过，因为那天早上报纸印出，已经被卖报的人提走了好多，还在民主墙那儿卖，然后人们当场朗诵。结果，当晚《今天》正好聚会，我走进聚会的房子，忽然受到了一种英雄般的欢迎，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蒲公英》就因为我这首太稚嫩的诗被封了。

我们知道《今天》杂志一共正式出了9期，1980年杂志面临停刊的威胁,我们就想玩个花招，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那时我还很年轻，属于较晚的参加者，居然也被大家选为7个理事之一。我做的大事，就是编辑了最后一期的《今天文学研究资料》，而这最后一期上最后一首诗就是我的《乌篷船》，这期杂志，又成为了《今天》的“墓志铭”。我想，我该算是个“乌鸦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