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还记得当年和《今天》成员在一起的情景吗？

杨炼：我记得1978年底《今天》刚刚出来，我和顾城对上面的诗歌感到非常震撼，然后看到杂志末尾歪歪斜斜印着一行编辑部地址——“东四十二条76号”，就是刘念春的家。于是有天晚上，我和顾城决定探访这个神秘的编辑部，我记得那天夜色漆黑，下着小雨，北京老胡同里路灯昏黄，灰色的墙，一座砖门楼，一推门是开的，房间里空空荡荡，就一台印刷机摆在屋子中央，一开始没人，进去叫两声后出来了一个人，就是芒克。

芒克当时也是一小伙子，但感觉像是一位大师。我是纯粹探访，没带任何东西，顾城还真带了一卷他的诗，立刻恭恭敬敬呈给芒克指教，芒克就指点了一下，比如这个句子怎么怎么样，如何写更好，颇有大师风范，直到大家说的都饿了。芒克就让他当时的女朋友毛毛煮了一大锅面条，大家都开始呼噜呼噜吃面，然后就成了朋友。

我们第一次去探访《今天》时，它出到第2期，之后我们就开始投稿，到第3期应该就刊登我的诗了，那时我还给自己取了个笔名“飞沙”，这是我唯一用过的笔名。到第7期，我就已经恢复用本名杨炼了。

现在想起来，那种美妙，在于一个诗意的时代恰恰吻合了诗意的年龄，人的状态每隔几个星期都不一样。

澎湃新闻：1983年，你的长诗《诺日朗》发表，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当时面临着怎样一种局面？

杨炼：写《诺日朗》的契机应该是我第二次去成都，那时已经认识了欧阳江河、翟永明，还有一帮搞摄影的人，然后大家决定出去玩。我们中一位摄影家叫吕玲珑，他的小兄弟有一辆军队放电影用的北京吉普，后开门的，里边有两排座，本来准备开这辆车到九寨沟，结果开到江油车就坏了。

当天晚上我和欧阳江河打电话给翟永明，邀请她带着录音机到江油来加入我们，还真把她说动了，于是我们一路一边放着录音机音乐，一边不停迷路修车，从成都到九寨沟居然千辛万苦开了5天。因此，当车开进九寨沟，大家都欢呼起来。那时的九寨沟既美艳又荒凉，我们这次旅游的经历，悄悄潜入了《诺日朗》的内在意象。

当年对于《诺日朗》主要的批评意见，第一是性，说这首诗宣扬色情；第二是对历史彻底绝望，说这首诗里的历史根本没什么进步，死亡的意象过于强烈；第三个说它表现了人民的无力感，在那个死亡世界里，毫无反抗能力。实际上我今天回头看《诺日朗》，只觉得太浪漫了，到第五部分“铃兰花吹奏”，简直积极向上得可笑。批判的最后一点，说诗写得这么复杂，是刻意不要人民看懂，它比朦胧诗还糟糕，就是明摆着与人民、读者为敌。

《诺日朗》被批判后我记得去见一位特别受我们尊敬的老作家严文井（我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里，有一首历史哀歌献给他），他看着我的眼睛，几乎就像看一个死人。而发表这首诗的《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也被立刻被撤职，在运动的状态下人人都噤若寒蝉，接下来的1984-1985这两年，我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

澎湃新闻：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人诗选》，收入杨炼、顾城、舒婷、江河、北岛这五位的作品，后来这本书也被认为是朦胧诗派的代表作。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如何评价这五位诗人？

杨炼：《五人诗选》是1985年开始准备，次年出版，经历了之前“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个低谷和沉默后，它的出现，成了一个新的标志，这本诗集里的5个人，暗示出一个出现、蛰伏、再出现的不屈历程。

我有一种说法就是“当先锋易，作后锋难”。你看现在这5个人，谁还在真正意义上从事创作？顾城就不用说了。江河到纽约之后就封笔了，人也还在那，时不时听到一点消息，他原来在中国时是很积极的，也很有社会性，写了《纪念碑》、《祖国啊，祖国》等非常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他在1989年之后就一下子沉寂了。北岛当然始终在写，但在创造力上实际也面临一种瓶颈吧。还有亲爱的舒婷，1981年《会唱歌的鸢尾花》之后，诗歌创作很少。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是怎么可以不把起点变终点？不重复自己，而用一部部新作深化自己？很有挑战性。

所以现在回顾《五人诗选》，可以当作一个比较有效的参照系，看我们在什么地方开始？又走了多远？明年就是这本书出版30年了，当年我们年轻气盛、野心勃勃，觉得到了60岁还写诗，不仅可笑而且恶心，可现在我都已经6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