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汉诗的谱系中，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记游诗的地位相当尴尬；不仅如此，记游诗的文学形象也很暧昧。弄不好，它便会被归档于因循旧例的山水诗，很少会被认真看待。事实上，对记游诗的轻慢态度，体现了一种渊源久远的基于诗歌政治的审美偏见。无论它写得多么出色，它都难脱风花雪月的干系，因而不免沾有逃避现实之嫌。五四时期，陈独秀那一代知识分子曾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山水诗及其文学图式，做出过相当严厉的判决：山林文学已落后于时代的需要。它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堕落的人性趣味，它在文学道德上最大的污点是，它津津有味于对人生的真相的忽视。不难想象，在这样的严苛的审视下，山水诗及其各种变体（诸如自然诗，记游诗，等等），乃至其自然诗学的指向，都等于被判了文学死刑。这种判决甚至在文学潜意识里，也波及当代诗歌对古典文学的想象。比如，某种程度上，海子对古典诗歌的反感和厌恶，也可以看作是五四文学对古典诗歌的诊断的一个回声。在海子的观念中，古代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并未将生命之境升华到一种原始的崇高，而是不断滑向一种趣味化。

由此可见，自新诗发生，在相当长的文学时间里，诗歌和现实的关系，不论怎么跌宕起伏，它都会在文学的主题上获得一种先天的政治正确。而诗歌和自然风物的关系，仿佛从一开始，就输给了现代文学的道德偏见。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展现了文学之重，以及人们对这种文学之重的莫名的想象。比如，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曾经被指定为诗人的责任感的唯一的对象。诗歌的题材重大与否，只能从诗人和现实的关联中来辨认。而诗歌和自然山水的关联，展现的仿佛只能是文学之轻。有抱负的诗人绝不会把他们的诗歌重心专注于对自然山水的细察。他们虽然偶尔也会抒写一番对山水的感叹，但真正能让他们施展文学拳脚的领域，似乎注定是他们对诗和现实的关系的洞察。

假如上面的简述可以作为一种批评线索的话，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诗人茱萸的近作《东游诗草》，或许会惊喜于这组诗在文本上所做的颠覆性的贡献。我不太确定茱萸本人是否对它的颠覆性足够在意。因为从总体风格上说，《东游诗草》并不属于极端的文本，它也不属意于高亢的申辩，或者急切的训诫。就句法的使用而言，它的写作显得文脉沉稳，格局宏大，推进有序。那么，它在文本上的颠覆性来自哪里呢？在我看来，《东游诗草》以一种经典的方式解决了诗歌和自然风物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动机方面可以达到怎样的严肃性的问题。长久以来，在新诗的观念中，诗和自然山水的关联，虽然在文学类型上可以自成一脉，但在文学的评判尺度上，却从来没有认真承认过它的自主性地位。说白了，就是在现代诗歌的观念中，人们很少愿意承认诗歌和自然的关系可以是主导性的：即诗歌和自然的关系，也像诗歌和现实的关系一样，足以承担诗歌对人生的重大关怀。长久以来，我们已习惯于诗歌和自然的关系，在文学体例的各个方面，都只能从属于诗歌和现实的关系。诗人写山水题材的诗歌，往往被视为一种间歇现象。也就是说，以山水诗为题材的诗歌，不过是以现实为题材的诗歌的一种写作写作节奏上的自我调剂。前者是附属的，后者才是基石。从前者，顶多能多看出一点诗人的兴趣范围的宽窄，而对诗人的成就的最终评估，须以后者为准绳。最令人痛心的是，不仅我们的诗歌批评在观念上对此种积习已麻木不觉，而诗人自身也在写作意识上对此种偏见照单全收。

《东游诗草》的可贵之处在于，茱萸通过对每一首诗的精心打磨，从句法的编织，到意图的谋划，全然刷新了我们对现代记游诗的审美观感。在茱萸手上，记游诗不再是一种轻体诗，它的分量开始接近于时事诗。它的文学能力也更具包容性，它在文体的机理上容纳了记叙，杂感，格言，小品文，心灵笔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组诗重新让我们领略到诗歌和自然风物的关联，足以构成一种现代汉诗的人文视野。凭这一诗歌视野的自觉的建构，一个优秀的诗人足以处理我们在现代的人生遭际中面临的重大主题。或者说，《东游诗草》向我们显示了一种诗歌史的可能：诗的严肃性不能简单以题材的重大而论。看似细小的物象，经过诗人的想象和洞察，也足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本意。在我看来，茱萸令人钦佩之处，在于他在这组诗的写作中示范了一种文学能力：就诗歌动机而言，诗歌和自然风物的关联，在本质上体现的是生命和存在的关系。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无论如何显得重大，都不足以取代诗歌和自然风物之间更珍贵的内在关联。

在风格的细节处理方面，《东游诗草》显示的写作技艺也令人赞叹。以往的记游诗的写作，在文学图式上偏于情感的抒发。这固然没什么大错，但时间一长，其文类姿态和修辞格调也容易僵硬于固定的套路。这也对诗歌的阅读反应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以至于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只要能从记游诗中读出诗人展示的某种寄情自然的感怀，也就参与完成它的文类使命。但茱萸在《东游诗草》中，将记游诗的文学想象力从单纯的抒发情怀，扩展为一种更深邃的生命情境的自我洞察。《东游诗草》不乏情怀的抒写，但是这种抒写的文类功能，已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生命和风物之间的内部关联的省察。这种省察，偶然会借助现代的反讽，但更主要的，它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复活了一种古典的同情心。这种古典的同情心，虽然被新诗史上几代诗人判了死刑，但在茱萸这里，却意外获得了它们的重生。换句话说，在这种古典的同情心看来，生命的意味从根本上讲是建立在人和自然风物之间的自我洞察之上的。《城堡：犬山行》中有这样的诗句：“诗见证我们相逢”。人和自然风物的相逢，在很多人眼中根本就不配使用“见证”一词。在他们看来，诗的“见证”仿佛只能用于人和现实之间的重大事件。但茱萸不这么看，他决然将诗的见证用于人和世界的相逢。人生的意义固然重要，但生命的意味也同样不可忽略。在我看来，归属在《东游诗草》中的十数首，分别从不同侧面勾画了一个总体的诗歌意图，即人活着，最根本的生命技艺，就是学会如何在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交付出无限的信任”。对照而言，诗的批判性，不过是一种文学的调料。

（转载自《诗歌风尚》2015年第一卷。《东游诗草》组诗，系以《炉端谐律》第二辑“东游稿”的内容为基础调整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