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代诗人似乎普遍面临着来自现实的压力——不是不现实，而是现实得不够。所谓“现实得不够”未必是作者的自觉，更是外界的判断，这与诗歌的被冷落存在着因果关系。就此而言，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紧张的，但我并不倾向于让作者一味迎合读者，毕竟写作首要的是独立性。对作者来说，为自己写总比为他人写更有说服力。

事实上，当代诗对现实的反映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集中，流于表象了，而是以分散深入的形式融入字里行间。这种写作技术的进步不免让某些守旧的读者陷入失察的窘境，以至于以为当代诗不现实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现实持一种狭隘的理解以至不能深入捕捉诗中的现实感，这才是导致他们认为当代诗不现实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现实感是沟通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如果说创作是诗人从现实中获得现实感并把它转换成词语的过程，那么阅读就是读者通过词语把握诗人的现实感，从而认识诗中现实的过程。严格地说，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在词语中看到现实，但他可以觉察其中的现实感，即诗人对特定现实的具体感受、复杂态度以及观念迁移，并因此形成赞美、讽刺、批判等不同的风格。

显而易见，现实感与现实的不同之处在于现实是客观的，现实感则是诗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现实感固然有其主观性，但它是由客观事物引发的。不同的事物自然会引发不同的现实感，就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诗人中间也会引发不同的现实感，甚至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刻也会引发同一个诗人不同的现实感。就此而言，现实感并非单纯的主观之物，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如果说现实世界丰富多彩，那就可以说诗人的现实感变化无穷，因为有限的现实可以触发诗人无限的现实感。这正是诗多于物的一个原因。比如柳在不同的时刻触发了李商隐不同的现实感，他就可以写出以柳为题材的不同诗歌。

完全客观的诗并不存在，完全主观的诗尽管存在，但其中只有感，而不是现实感。大体而言，诗中的现实感可以分成三类：对自身的现实感、对他人的现实感、对物的现实感。诗是有“我”的艺术。无论什么事物，只要不和“我”建立有效的关系，就不能进入诗，更不能成其为诗。因此大多诗呈现的是“我”对自身的现实感，而那些局部细致入微、整体宏阔多变的诗可以提升为存在感，甚至囊括身世感等丰富的元素。值得提醒的是，写自身现实感的这类诗一般被称为抒情诗，而不是现实诗，其潜在逻辑是“我”太主观，因而认为此类诗不现实。本文有意扩展或纠正这种传统的认识，把抒情诗看成现实诗的一种，因为抒情诗是书写“我”对自身现实感的诗。对“我”来说，自身的现实就是身体，以及由身体完成的行动。尽管认识自身很难，特别是认识自己的心很难，但每个人对自身以及自身的行动都难免有所感有所思。这就构成了“我”对自身的现实感，并成为许多诗的主体部分。

在我看来，写自身现实感的当代诗存在的问题是“我”的膨胀化和抽象化。既然无“我”不成诗，但太“我”也不成诗，至多是狭隘的诗。在这类狭隘的诗中，“我”常常是孤立的，孤立于他人，孤立于尘世，任由“我”在诗的肌体里膨胀，不但不注重表达与他人心灵的叠合，而且有时刻意回避与他人的相通之处，追求一种仅为我有、他人皆无的独特性。而且这种独特性往往是抽象的，大多属于潜意识层面。写自身的现实感，却不能唤起读者的现实感，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就此而言，任何一首写自身现实感的成功之作都潜在地包含着“他/她”，包含着“他/她”对自身的现实感。当然，更多的时候，“我”生活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与他人的交往可以促成“我”的成长与变化，促成“我”对自身的认识和发现。因此，许多当代诗书写的是“我”与“他/她”的关系，属于关系诗，如亲情诗、爱情诗、友情诗，以及“我”与陌生人的关系诗等。“我”与陌生人的关系诗是个临时性的说法，我觉得它在当代诗中意义重大，因为它不局限在家庭范围内，也不是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而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对应着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代社会交往频繁，既有直接的商品关系、服务关系，也有临时性的共处，乘车就餐观剧，如此等等。和亲情诗爱情诗友情诗相比，“我”与陌生人的关系诗似乎更能揭示当代的社会状况与时代精神。游手好闲者波德莱尔在街头看到一个穿白衣的陌生女子，便在《致一位过路的女子》中写下了对她的情欲。由于彼此是陌生人，关系随生随灭，不能持久深入，要写好这类诗，全靠诗人对现实的认真观察和深入提炼，并把它熔铸为整体的现实感。本文不具体分析“你”，因为“你”其实是亲密的“他/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当代诗中的“你”并非另一个人，而是“我”或另一个“我”，这时的“你”出自“我”对自身的旁观。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写作实质上是诗人对自我的审视。

相对来说，写对他人的现实感分明具有题材的优势，似乎这是更响应现实主义呼声的举动。毫不夸张地说，传统意义上的现实诗就是写他人的诗，似乎只有写他人才配得上称为现实诗。近期，尤其是从汶川地震以来，国内涌现了许多应时之作，但好诗很少。其中的问题值得深思。如果写他人不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驱动，而是迎合式的表白，或试图成为集体大合唱中的一员，那就很可疑。值得注意的是，写他人这类诗之所以倍受青睐，往往因为所写对象是社会热点，可以构成写作的重大题材。事实上，大诗人更注重写自身日常的现实生活，对身边的现实进行细腻的呈现和深入的挖掘，并因此成就了他们的伟大。拉金、希尼、沃尔科特无不如此。

单从写作对象来说，写他人易，写好却难。因为他人毕竟是不同于“我”的另一个人，写好“他”比写好“我”更难。这就导致不少写他人的当代诗写出的都是对他人之感，而不是他人的现实感，是一厢情愿地代他人立言。在我看来，写好他人的关键是转化，向“我”转化，和“我”建立联系。其基本要求是亲历、见证和沉浸。亲历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保证现实感，使感直接源于现实，最大限度地消弭现实与感之间的空隙。从电视或电脑上看到的相关画面尽管也能使人感慨，甚至震动，但那种现实毕竟是间接的、破碎的、瞬间的。很显然，这类现实诗的作者大多是凭想象力完成的，但在现实感的生成方面，想象力只能催生感，却很难生成现实，更不能保证现实的细节、丰满与立体效果。由此可见，对于写他人的诗来说，亲历往往不可或缺。即使不能亲历，至少也应做个见证者，保证自身的在场，以及对现场的整体感知和长期沉浸，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把握现实，写好现实，保证使感受从现实中出。沉浸的意义在于，它能为“我”理解他人以及他人的现实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只有经历一定的时间，才能促成“我”与他人的身体接触与精神融合。就此而言，如果写他人，应把亲历或见证作为基本的写作伦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他人写好。

由前所述，写好他人贵在转化，把“他”转化为“我”。至于转化的方法，此前的大诗人已树立了范例。从即事名篇“三吏”“三别”来看，杜甫成功的秘密在于和他人建立了有效的联系，或以观察者和对话者的身份介入其中，或设身处地深入对方的内心世界，化身为他人，使“他”成为另一个“我”。正如张枣说的，“一个表达别人，如同是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或相对客观地描述对方，尽管这样，诗中仍会渗透“我”对他的现实感。因此，诗人写出的他人往往是和自己重叠的一面，至少是认同的一面。一切诗歌都是诗人的精神自传，是诗人“为自己绘制的肖像”（布罗茨基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从杜甫写的曹霸里不难看出杜甫本人的精神气质。与此相似的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面具理论也是用“他”写“我”。但面具写作的驱动力并非对他人的同情，而是掩饰自我的一种手段，甚至可以说体现出自我分裂的倾向。总体而言，写他人也得有“我”，无“我”不成诗，这对写他人现实感的作品同样成立。

写物的现实诗似乎已经成了当代诗的一个次要门类，其实这可能是一种假相。且不说人也是物的一种，人离了他人无法生存，离了物同样无法生存。诗人都是敏感的，敏感于人，也敏感于物。咏物诗的传统固然已经削弱，但物仍然是当代诗人的一种现实，而不是纯粹的象征体。对诗人来说，即使有象征性的物，首先也是一种现实。物给人的不只是精神的启示，更是客观的存在，这是物与人之间两种基本的现实关系。人生在世，就是和人与物建立持续的联系。所以物和人一样，也是一种现实，存在于时间中的现实，有地域特征的现实，千差万别的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和人发生关系的物并不太多：食物、衣物、房屋、器物、景物，如此等等。在特定情况下，气候风物也会成为人的一种现实，处于伤风、听雨、沐日、赏月等不同现实中的诗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现实感。

物有自明的一面，但也有神秘的一面。事实上，物的未知部分对诗人更有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的复杂奇妙在于人与物时常相处却对物不明就里。这会给诗人带来一种亲密的陌生感。这种亲密的陌生感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可以说他人身体的神秘简直不可穷尽。更奇妙的是，人对自身也有神秘感，对自身的生老病死往往混沌莫辨，难以掌控。神秘感显然也是一种现实感，它是由未知物或物的未知部分引发的感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把诗分成“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所谓“境”其实就是物的汇合。所谓“无我之境”并非诗中无“我”，而是“我”隐匿于众物之中，充当物的旁观者。王维的《辋川》组诗可为代表。诗中众多的自然物对诗人来说都是不无神秘性的现实，它们被诗人呈现出来，但其生灭流变却不易解释。也就是说，王维诗中的自然物表面上清晰可见，实质上却神秘莫测，而这正是他对自然物的现实感。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人造物也越来越多，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已几乎看不到自然物的影子。我无意说人造物不好，它们的确给当代人带来了许多便利和快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代诗中，并改变了诗的传统，以自然物为主体的美丽意境已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造物穿梭于当代诗中。既然人造物驱逐自然物已成为现实，它们也就更多地促成了当代诗人的现实感。在我看来，人造物进入当代诗增强了诗的真实性，却抑制了诗的审美效果。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人造物是发明之物，可以拆解组合，有机关却无秘密，更主要的是，它可以无限复制。人造物的这些特点对当代诗带来了不利影响，它倾向于使当代诗也变得没有秘密，可以随便发明，无限复制。

事实上，当代诗中的现实感并非可以区分得如此清楚。在许多当代诗中，“我”、“他/她”、物都是并存的，它们之间会形成诸多复杂的关系。最基本的是“我”与“他（们”）的关系，“我”与物的关系，“他”与物的关系（处于“我”的隐身式旁观中），以及“我”与“他”与“物”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