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新诗的空间初步敞开

如上所说，基督教本与文学有着亲缘关系。（注9）圣经本身的文学性就很强，叙事、抒情、比喻皆妙。从内容到形式，中世以降，西方诗人莫不从基督教获益。“诗人之王”但丁以当时的基督教世界观，以完美的形式写出了《神曲》。近代以来的弥尔顿、歌德等大诗人，虽对圣经内容多少有所改编和偏离，但都是从基督教母体上生长出来的枝叶。现代诗人如荷尔德林、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等，亦都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虽然在程度上各有不同。看不到西方现代诗与基督教精神的密切关系，尤其西方人文主义在思维模式上与基督教的相似性（尽管其具体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很容易造成我们在了解西方现代诗时只注重一些皮毛，而对其历史的和宗教的深度有所忽略。

基督教诗歌在汉语中历史不长，尚难说有典范可学。这跟儒释道在历史中已树立各自的典范诗人不同。儒家诗人杜甫（注10）、佛教诗人王维、道家诗人陶渊明（注11）、道教诗人李白（注12），以及可谓“三教合一”的白居易、苏东坡等，就旧体诗来说，已达到巅峰，不可超越了。至于儒释道在新诗中的发展可能性，由于现代以来三教的历史遭遇，一直处于式微之中，除个别的诗人如废名以禅入新诗外，尚难见到标志性的人物。（有趣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些美国诗人如加耐德写起了禅诗。这跟中美双方的现代文化语境有关。）

也正因为基督教新诗在汉语中是一个新的信仰和语言现象，带着全新的因素，因此尚有着宽阔的发展空间，正可成为诗人们施展才能的绝好场域。

基督徒诗人的一般主题

正如维特根斯坦用“鸭兔图”表明的，虽然不同文化和宗教语境中的人们面对着同一个“世界”，他们却把它“看作”（see as）了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感受。在世界“观”各异的诗人们那里，他们“感受”出来的“世界”也有鲜明的不同。比如陶渊明之任真自然，与王维之讲求空妙的佛教意味终究不同，但丁之严谨的审判与苏非派诗人之神秘体证又有所不同。

与别的宗教诗人相比，基督徒诗人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和观看方式，跟“罪”、“赎”、“爱”脱不了关系，正如佛教诗人跟“苦”、“无明”、“空”、“慈悲”脱不了关系一样。具体点，如下概念对基督教诗歌是关键词：原罪、恶、自由意志、堕落、赎罪、拯救、公义、圣灵、爱（邻人和上帝）、喜乐、恩典……

在现当代中国，由于世界观生态的巨大变迁，尤其四九年后经由教育的一致化而导致的世界观的趋同，使能体现出宗教世界观的诗歌呈现出萎缩状态。新时期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文化观念上的宽容，宗教性的诗歌逐步重新出现，在其中，基督教诗歌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现象。不仅海子这样的诗人采纳了一些基督教元素（一些人认为海子诗不乏圣灵的感动，另一些人则说他有旧约式的暴烈），一些诗人干脆归入基督教，并写出了相当优秀的基督教诗歌。这些基督徒诗人的基督教诗歌涉及基督教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我认为有下面几点。

有限事物不可倚靠

基督教因为是排他的一神论，只有上帝才能作为终极关切的对象，而世间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虽然美好，但是均有其时空上的限度，其价值也是有限的，不能当作偶像来倚靠。人终有一死，年岁有限，智者和愚人，在死亡面前也没有什么不同，则人生的意义何在？对此圣经论述很多，典型的是《传道书》所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日头之下的喜乐福祉是虚空，房舍田园是虚空，智慧是虚空，劳碌所得是虚空，多子多寿亦是虚空。只有敬畏上帝才能使人得安慰，认识到是上帝赋予人一切才算真智慧。（注13）正如孔子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叹，但仍坚持“朝闻道，昔死可矣”。

当代基督教诗歌，对于事物的短暂性和虚空性，多有揭发。而短暂性在基督教里正好是与永恒对立的，揭示短暂性，也就突出了永恒性：

这些看得见的，不能承受那看不见的。

房屋，树，城池，虽然经过了千年，又换了新样式，

却是终有一天要朽坏。

现在我吃的食物，我喝的液汁，

连同我这身体，它又吃又喝，

这些都属于看得见的，所以终有一天要朽坏。

——鲁西西《这些看得见的》

对于诗人来说，他（她）们最喜欢的三样东西也并不象他（她）们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

我最爱吃青春，爱情，和诗歌。

我就是靠吃这些东西长大的。

我每天吃，不管身边有没有陪伴。

我每天吃，但还是老了，孤独，味口败坏了。

但是今天，当我把这一切都挪开，

把吃进内里的全部淘出来，

这些我极度喜爱的东西，

我看我从此不吃，能不能活下去。

我活过来了，居然活得很好。

我活得很好就像我从来没有吃过它们。

——鲁西西《失而复得》

在这点上，诗人异曲同工地达到了陶渊明的境界：诗只是得道之心的一个自然流露和副产品，不值得当作终极依靠。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也同理：

花开的时候是这样，花枯的时候是那样。

它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

在风中的荣耀，却是一生之久。

花开的时候并不作声，是喜爱它的人们在旁边自己说。

该谢的时候就谢了，不惧怕，也不挽留。

——鲁西西《死亡也是一件小事情》

这里的意象及思想可能来自《马太福音》6章耶稣关于飞鸟和花朵的比喻。耶稣说：“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6：28-34）

这种对枯荣、生死坦然对待而泯灭焦虑的态度，跟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他们是否真能克服死亡焦虑，仍是成问题的。起码在陶诗里，仍有焦虑的流露，要不然他不会写那么多饮酒诗了。）但其思想基础是不同的。一个是道家哲学的委任顺化观，一个是基督教神学的一切在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