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问题

与任何信仰写作一样，作为一种载基督之道、缘基督之情的诗歌，基督教诗歌的写作也有它应当注意的地方。

表达自然化的问题。一个是，如果一个基督教诗人在生活上尚没有“基督化”，尚没有将教理和恩典内化，而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从而自然而然地在写作上表现出来，那么就容易出现“主题先行”的问题，是一种“硬写”，既不能打动人，也不能打动自己。我们看陶渊明和杜甫，诗如其人，他们的生活本就是任真自然，或有醇儒之心，下起笔来“道”便自然流露，不假强求。我相信在这点上基督教也有它自身的传统，从旧约先知以来就有的一个传统，那就是恩典和圣灵的力量，这也是一种内化。（注17）我想对于接受了恩典的诗人，他们所写的就是他们的存在和生活，因此确实不存在主题先行的问题。

诗歌形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吸收魏晋南北朝时“玄言诗”和佛教偈子式的诗歌的教训。这些诗一般缺乏诗味，而更重教理，因此读起来时干巴巴的。写这类诗的人一般是玄学家和佛学家，这也情有可原，他们只是用这种语言形式来传达其教理而已，但也有不少诗人卷入其中，那就使得其诗歌面目可憎了。陶渊明摆脱了玄学诗的干涩，在于他以其活泼真实的生命入诗，有着丰富的感性，这样更能达道。在我读到的一些基督教诗作中，有些诗人可能太着急于阐述教理，而走上了玄言诗的老路，让人觉得是在以分行的形式、牵强的意象来宣示教理，令人感到可惜。如果不能被人承认为“诗”，未达到诗的水准，那么也就谈不上基督教诗歌了。

现代化的问题。西方基督教诗歌由于其心智的现代化转型，不再完全拘束于两千多年前的圣经意象，而实现了意境和技巧的现代化，这在由约翰•唐恩、霍普金斯、艾略特组成的一个长长的名单里可以看出。在同样以《旧经》作为诗歌来源之一的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哈依那里，也能鲜明地看到。阿米哈依将旧约意象与中东现代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值得中国基督徒诗人借鉴。

中国基督教新诗由于处于发轫期，大多尚处于学习《圣经》语式的阶段，因此其作品常给人“古雅”的感觉不足为奇。但他们终究是二十一世纪处于急速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基督教诗人，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利用鲜活的语言传达鲜活的体验，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挑战。（如米沃什改写神学和神话如俄尔甫斯故事的作法便值得借鉴。）

创造性的问题。基督教的原理大致已被给定，诗人们还能否创新，有所作为？基督教诗歌是否是一种没有探险和发现的“安全写作”？我想基督教只是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看世界的态度、方式和角度，它不能代替个人在具体时空中的具体遭遇和感悟，因此，诗人的创作由于其独特遭遇而能丰富和发展基督教本身，而其背后的基督教精神则给予了其诗作一种深度，而对于诗歌本身有所丰富，是一种双重的丰富。比如对于佛教之义理，王维、白居易、李商隐、苏东坡都能根据自己的生活而有所悟，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从而对于佛教和诗歌两者都有所创造，而且他们的面目并不因为都采用了佛教的观世界法而趋于雷同，而是各有特色。基督教诗歌也是同理。尤其现代文化毕竟已不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也在不断的调整变化之中，吸收现代文化的一些精华，有益于基督教诗歌的创造。反而一味重视“实验”、“探索”、“创造”的说法，是一种现代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没有根的现代现象（古人如果要创造，一定会回溯到本源而反对时代潮流，返本而开新），没有价值依托、只着重形式和词语革命，也不能走得多远。超现实主义的布勒东之流又写出了什么呢？而且所谓“安全性”，是站在现代主义的怀疑论立场上，它本身已是一种潮流和“安全”（无需经过挣扎和斗争而获得怀疑的权利），最后往往失去其怀疑的初衷，而走向为怀疑而怀疑，把怀疑当作信仰。

新诗本身的历史不长，还不够一百年，无论在类型、主题、技法，还是所载之道的选择上，还有非常大的广阔的“开疆拓土”的空间。一个有才华的诗人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不随波逐流，把自己的个性自然流露出来，把自己的修养写出来，就能够自成一格。对于基督教诗人来说，他肩负着“道”与“言”的双重使命，也可以作出双重的贡献。

佛教自东汉入华，用了几百年才逐渐占据了中国文人心灵的一角，（注18）在王维、白居易、苏东坡这些诗人那里成为他们“治心”（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指南。基督教入华虽然早在唐朝，但跟现代诗人真正关系密切的大致应从200年前新教入华算起（因为新教从欧美的近代经验出发，以各民族的日常语言翻译圣经），即使考虑到全球化加速和信息革命，基督教世界观要在中国人心灵中“内化”，象佛教世界观那样成为中国人心灵的“习性”（habit），恐怕也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因此当代刚刚兴起来的基督教诗创作，也许还只是一个开端，尽管一些诗人作品的成熟放在两百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来看，也是很惊人的一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