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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写作过时了？

尽管没有在诗学上提出疑问，但在私下里，在内心中，有许多时刻我和那些已经不读诗的人一样怀着一种不道德的疑虑：诗歌是否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文体形式了？如果每一个时期人类社会、人类的思想情感都会有一种主要的表达媒介和文体形式，那么诗歌文体显然已经过了与人类情感表达关系之间的蜜月了。在这个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话语在整个社会传媒和交流语言中所占的分额与比重已经十分微少，而诗歌话语在文学话语中又是一个精致的、曲高和寡的少数话语。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诗？写诗是一个传统的惯性的暂时延续，对古老的话语的魔法形式的迷恋与模仿？还是因为诗歌在现代社会文化建制或文化资本的配置中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一个人在下班的路上买一份报纸，是想了解当日的一些新闻或一些信息，或者是想知道一些闲言碎语，以便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一首诗和一部诗集中没有新闻、没有信息，也没有小道消息，一个人为什么要读诗？ 当然，一个人的一生中或一个孩子要读一点唐诗，因为它是文化配制（语文课）的一部分，还因为它是国粹。人人都会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可并不因此会改变当代诗歌写作的命运。

经书之后，报纸成为最普及的读物

自从印刷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们的阅读对象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此之前，人们经常和主要地阅读（聆听的）是经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和经典。经书通常是由民族的先知或贤哲写成，更经常地被认为是在传达一种神谕、一种启示。简单一点说，经书只描绘一个地方：天堂和地狱。现世只是一个走向它的中途的时刻。因此可以说经书关心的是永恒的道德选择或人的命运。报纸和各种大众传媒则只描述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而且是空间和时间上这一刻的世界。此刻此时具有了自足的意义。它是现世中的现世。正像报纸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书。是极为普及而短命的书：只活一天的书，朝生暮死或暮生夜死的书。有如安德森所说，报纸是一种不能过夜的商品。它是现代极端消费社会的象征：它是经久耐用的过时，是持久劳动的过时，是永恒观念的过时。阅读报纸和收看晚间新闻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集体仪式。这是现代虚无主义的一个集体仪式。人类走向虚无主义的第一步是视野中未来幻觉的消失，第二步就是历史和过去的虚无化。有效的时间、有意义的时间越来越短暂。的确，一个变化得太快的世界，使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虚无缥缈的影子，使任何坚固之物都变成了过眼云烟。

当报纸的新闻报导形式成为我们时代里的社会经验的主要传达形式时（还有我对之所知甚少的网络），当信息和新闻报导成为基本的话语形式或文体形式，它就在迫使一切其他文体形式向它靠拢，使其他写作形式变得更像新闻记事。只关心所谓“事实”，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今日的文学写作也正在力图增加纪实性，以取悦于读者。甚至诗歌写作也企图增加更多的叙述性。不具有这一变更能力的写作就会被完全边缘化，或被遗忘。

信息的统治

大众传媒的语言是直接性的语言，是“事实本身”。语言只是一个透明的媒介。没有人需要对表达信息的语言多加关心，也没有人在乎是什么人在说话。在新闻或信息式的大众交流中，语言形式和话语主体是被隐去的。人们需要每天都用新闻取代旧闻，而不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的阐释。大众传媒摈弃一切不能直接理解、直接交流的语言与经验。这是大众的口味和现代社会的时间观。与之相反，诗歌需要阐释，并且，诗歌本身的话语形式比它实际上说了什么更值得关注，以及诗歌中的说话人，也同样吸引我们，这个说话人无论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一个符号性质的存在，都是诗歌阅读中不能忽略的。

报纸不仅仅是大量复制和传播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消除了知识的秘密：它所传播的一切都是可以直接理解的。只有你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你知道的秘密。没有秘密，没有不可言说之物。再说我们知道报纸上一切人类故事——它在最近的重复发生被称做新闻——的谜底是权力和财富，也许还可以加上作为花边新闻的性。这是报纸新闻以及一些类似于报纸的其他读物所讲述的一切。因此，尤其重要的是，大众传媒的语言是透明的语言，是高度交流性的语言，是没有典故、没有隐喻和象征的直接性的语言。它没有要求读者具有语言方面的知识。不要求读者对交流领域之外的世界有任何感知力。人类经验被广泛地传播，然而并没有被深入过。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变成了一种闲言碎语，而不是转化为一种有意义的经验。

诗歌，经文，秘传知识

在传播信息和新闻的意义上，诗歌的叙述性只是一种徒劳的竞争。诗歌的写作和阅读都与这种同时性的消费不同，但诗歌的命运早已处在从经书转向报纸的时代。诗歌的命运有一点像经书的命运。经书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它是稀少罕见，和秘密传承的知识。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宣读它也仍然保留着其秘传知识的性质。经文知识的秘传性质，不仅是因为经书的稀少或手抄形式，而是因为一切经文都使用语言的隐喻或象征方式说话。经书上所说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可见性，或直接的可交流性。它用隐喻的语言说话。经文的阅读习惯自然能够耐心地理解诗歌，后者同样是用隐喻，并且也同样不具有直接可理解性，或交流的直接性。一切真正的经典都需要阐释，正像经书产生了阐释学。

在这种现代传播中，诗歌类似于手抄本的经书，且不说自印的诗集，正式印刷品的数量也使得它具有一种刻本或手抄本的性质。与没有秘密的大众传播相比，诗歌在当代重新成为一种秘传知识。诗歌为什么要用一种非交流性的语言说话？如果诗歌在当代世界的存在不是某个人的怪癖的话——在人们争相传播信息和观点意见或许还有某些真理时，诗歌似乎正在放弃大众交流和广泛传播的权利，它甚至对当代学界的论争和当代社会状况保持着沉默——诗歌在说什么？或者说：诗歌对什么保持着沉默？

经文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它在传达一种秘密，或一种神谕。在启蒙话语成为大众传媒的主流话语之后，经文的秘密和神谕一起消失了。坚实的真理消失了，只剩下神秘的寓言化的形式。诗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了神谕的寓言，没有了秘密、当然也没有谜底的谜语，一种过时的文明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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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语言与货币

在货币经济时代或一个交换价值占主导的社会，语言像货币的流通一样，只在流通领域具有意义，语言的可交流性才使得其拥有价值。没有直接的可交流性的语言如同过时的、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在这个货币经济时代，具有直接的可交流性的语言、大众交际语言就是这个市场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语言观来说，语言是交流（交换）的工具，而且被交流的东西是明确的，一切都应该是可以说清楚的。这意味着一种技术理性主义的、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它所理解的语言就只不过是陈词滥调：它的意识形态和语言都是一种陈词滥调。

概念化与模态

写诗的人体验到交换世界的交流语言的专制。因为这种交流语言认为，在它的界限之外，不存在别的意义空间。诗歌文本反对陈词滥调对人的意识的统治，它与直接可交流性语言相反，因而具有批评性：它与可能采取思想控制形式的概念化原则互不相容；它拒绝商品化交流社会的关于交流的潜在设定，倾向于摆脱市场规律和交换价值的中介作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已经说明，从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其大部分形式都是统治的工具。它是一种为了能够把现实关闭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而追求技术效率并进行分类、计算和衡量的思想。交流性语言帮助组成了一个围绕着效率和技术功利转动的世界。

阿多尔诺表达过这一思想：只要重视诗学经验和诗歌语言的批判和模态方面的意义，便能够赋予我们的理论以一种新的倾向：它意味着诗歌由于其模态的、非概念的本质而对现实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概念思想的态度，一种非统治的、非系统的、非分类话语的态度。分类、系统和统治日益成为具有统一功能的工具。阿多尔诺的结论是：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拒绝为意识形态和统治服务的思想，应该从诗歌和文学经验中吸取非概念的、模拟的时刻。他本人的随笔式的、以模态来进行思想的企图，以及对充分解释和多义性的关注，对语言的概念功能和参照体系的减弱，从而把自己的思想排除于一种由市场规律支配的交流体系之外。他的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功能，对社会伦理和知识伦理的关切，使他在写作上更接近和理解我们时代的最晦涩的诗歌。使他更接近写作本身的伦理。他的哲学最基本的功能也许正在于对资产阶级的建制的否定，当然首先是对其思想和学术建制的否定。当代最具批判力的思想告诉我们的是一句老话：“不学诗，无以言”。

真实的思想过程如同一个诗学实践：它是我们放弃固定观念、放弃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及其逻辑，进入思想感觉化的微观过程、进入对经验进行个人的修辞学转换程序，和最终把固有含义的事物与经验变成一种隐喻的过程。诗歌写作和理论上的诗学实践，是对分类话语的怀疑，和对经验世界进行不确定的、未完成的模态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