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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的模态

诗歌语言并不只是对这种狭隘的交流以及话语的分类体系的反抗，在诗歌文本内部，存在着非概念化的、模态的或模拟的成分，它们的存在削弱了文本的直接性的交流功能。多义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瓦解了表层的固有的概念性语义。与通常的交流语言相反，诗歌语言不承认直接可交流性的权威，不承认概念在艺术表达中的优先地位，而是充分强调感知经验中的非概念的、非交流的和“模态的”时刻。或者说，一个诗歌文本向我们“报道”一件事情或一个时刻，不是把它变成一件自明的、概念性的和已知的事件，而是模拟这个时刻，显现一个未命名的事物。它用细节性的感知力消除了概念对事物的分类与厘定，用感知力深入事物的细节，或在不同层次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直到这个事物和事件看起来成了一个想象，一个隐喻，以及一种转义形式。在诗歌对事件或某个时刻进行模态、显现的过程中，即使使用了大概念，这些概念也在模态的过程中被分解成细小的意念的微粒，和感觉的元素。概念从它们原有的话语分类系统中脱出，融入诗歌对现实进行模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隐喻的使用，而是隐喻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时刻、一个事件、一种经验变成一个隐喻的过程。

一首诗是瞬间世界的一个形象，是一种经验、一个时刻的模态，或是一种经验变成一个隐喻的时刻。通过对被称作现实的事物或时刻的模态过程，一首诗几乎揭示了一个意义的形成。诗歌在这里被理解为看待现实的一种方法。大众传媒和交流性语言，可以看作是看待现实的集体倾向，和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固有观念。在大众传媒和大众交流的时代，诗歌的写作与阅读使个人的世界观成为可能：但是只能在微观的、模态的、细微的、充满诧异的隐喻话语中，在个人的、瞬间的和微观经验的、以及概念被感觉所分解的层面上。

个人的修辞学

在对集体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信念消失之后，对意义的探索领域仍然存在于诗歌写作之中。意义甚至只是以诗学的形态存在着，是仍然充满可能性的空间。这是诗歌写作在当代大众传媒社会里存在的必要性之一。诗歌写作承认和承接了虚无思想，也以转换的隐喻形式承接了对意义的确认传统。尽管是在世俗的意义上。是世俗的，仍然是意义的启迪。诗歌写作、即使看来是充满虚无思想的诗歌写作，也避免使意义领域成为真空。所不同的是，诗歌写作把意义领域从传统的、固有观念的所指领域转向一种不确定的能指领域。从公共空间转向个人的空间，从实在的事物的领域转向必须把事物转变为包含着神秘性的个人修辞学领域。从经验具有交流直接性和理解的直接性转向把经验必须变成隐喻才能产生的过程之中。意义的显现已经无法离开把经验变成一个隐喻、也许有点神秘的个人的修辞学程序。

对于诗歌写作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意义领域，意义领域可能延伸到日常生活空间，和日常的事物之中。但却不是自足的。当代诗歌写作不仅仅像浪漫主义那样从远方和古老的事物中寻找含义。由于远方和古代的事物本身存在着的文化的象征性，这些事物容易被确认为一种意义的标记，易于变为一种象征形式和隐喻。但善于对事物进行模态的、叙述性的当代诗歌写作，在对日常事物和日常时刻进行模态性的叙述时，就具有能够把身边的事情变成隐喻的能力，把经验变成一种意义模式来加以验证的希望。

使诗歌对世界形成模态成为可能的，是支配个人生活的意义感，它远远不是那些不能抵达感觉层次的固有概念，而是在人的感觉中飘忽不定的意义，是过多的、难以企及的，又是不充分的、匮乏的。人们在每日的生活中与它频频相遇，又是那么易于被忽略的、无形的相遇。由于它的非功利性，人们终不能认识到它。在没有神谕的世界里，这些启迪被日益遗弃了。但同样的事实是，在日常的、没有神启的世界，也有许多“此中有真意”的启迪，和“欲辨已忘言”的时刻。当代最好的诗歌写作所作的，不是就此沉默，而是深入一种微观的语义学和个人的修辞学领域。在这里，支配大众交流和传媒的二元论的语义学被解析到用微观的语言对世界进行模态的过程中。

在逻辑上可说的意义，毕竟与可体验的意义是不同的。前者可以用来对社会生活进行操纵。也许可说的意义领域已经消失殆尽，但可体验的意义领域毕竟仍然存在着，这正是诗歌写作和人的希望。正如人类历史的这个虚无的时刻，变成集体的生存模式的那种意义已经消失，个人的体验成了瞬间性意义生成的幸存之地。但是顽固的向意义和思想领域要求更多的逻辑论证，更多的技术思维和计算，使我们可能毁灭了这个领域。超越了分类话语体系的诗歌修辞学，既不认为存在着一个独立自足的意义空间，也不是认为意义来自于语言，而是这里一再重复表达的：只是在经验世界被模态的过程中，经验渐渐地在个人的修辞学中变为一种隐喻的时刻，意义领域才会被敞开。只是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它才能被经验。意义领域的存在，依赖于诗歌话语的存在。

启示的困难

但与大众传媒的语言比起来，与交流性语言中的意义的确定性相比，诗歌话语似乎是表达意义缺席状态的话语。这里所说的诗歌话语，尤其不是指已经在散文世界中流行的抒情语言，不是流行歌曲和广告中的“诗歌话语”，或者说，不是各种各样的抒情形式的公共语言。对于各种各样的公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大众传媒话语、广告宣传话语、或公共的抒情话语的终端，所显现的是确定的意义与所指，是话语终端的意义的充分存在。但在诗歌话语的终端，是所指的不确定，是意义的漂浮现象。诗歌话语不是确信的话语体系，也不是虚无主义的话语，诗歌话语是温和怀疑主义的话语。诗歌话语企图传达一种意义，或一种启示，但对诗歌来说，启示的显现是那么困难和暧昧。意义又是那么匮乏。在对所描述的事物世界使用隐喻和转义程序上，诗歌犹如经文，但诗歌话语的终端却没有保证意义和启示的确定性的超验之物，与各种经书和圣书中的诗歌不同，现代诗歌已变成伪经。当下性的诗歌写作不能不面对人类经验与事物所处的这个历史时刻所具有的虚无性，又不能不忠实于诗歌祖传的天职：把这种经验和事物转换为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启示。当代诗歌写作如此地忠实于人的历史命运：意义的缺席和启示的困难。但诗歌话语仍然力图用不及物的语言方式涉及到意义和启示的领域。因此诗歌话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修辞学途径，保持在即使不及物的状况下，对人们所说的瞬间现实进行模态化表达。

诗歌话语始终是个人的修辞学现象。它是脆弱、微妙的现象。正像启示本身那样脆弱，如同意义那样微妙。意义和启示，既是被企图传达的，又是一个无法传达的秘密——因为它的深刻、深广或相反：它的暧昧与匮乏——因而力图显现秘密的语言符号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秘密。对诗歌来说，意义领域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对经验进行隐喻或修辞学的转义处理，对经验进行个人化和一次性的修辞学表达的现象。诗歌是个人的修辞学的一个秘密。诗歌是世界在个人的修辞中的一次符号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