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写作中除了应展示想象力、责任感与生命通灵能力之外，通常还会自觉的追求思想性。换句话说，一个诗人能否取得大成就，获得重要的文学史地位，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要考量该诗人是否具有思想能力。因而，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与杰出的诗人同时还兼具哲人或思想者的身份。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智性写作与哲思性写作向度从不稀缺。2015年度，不少诗人在此写作向度上有着良好的表现。

智性写作是指诗人在写作中对表现对象进行有意识的观察与思考，从中提炼出某种人生感悟与思想智慧。 智性写作以思想发现为最终目标，但通常建立在作者日常观察与感性体验的基础上。一些诗人对生死问题有着敏锐的感悟。例如，沙克的《守衡》从人死后生命形式发生转化这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中，诗人顿然了悟到生与死的同一性问题。商震的《距离》从一次诗人自身出差下榻的宾馆与附近墓地的规定性距离中，忽然感悟到生者与死者的实际距离，可谓突发奇想，令人称赏。大卫的《济源：黄河三峡乘船有感》从诗人一次三峡出游见闻中，感悟到人的生命如同河上的飞鸟一样，很快就会悄然消失。刘春的《在时间的河流里》在立意上与大卫的诗作非常相似，表达了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渺小与短暂之感。而雷人的《雪的颠覆》是通过大雪消融一切的景象描写，表现了诗人对于生命如雪易于消融的思想顿悟。一些诗人则对命运问题有着充分的自觉。例如，简明的《卡夫卡自传》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对20世纪西方一代天才作家卡夫卡的悲剧性命运进行了自我的确认，诗人深切的同情藏而不露。庄晓明的《太极》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领悟中，表达了诗人对命运的无奈认同，充满一种东方式的智慧。冰峰的《北戴河的雨》从诗人旅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中，感受到自我命运的不确定性，乐冰的《一辈子生活在冬天的人》则将对命运关注的目光投向周围的人群，诗人对命运的不公正现象的发现，给人以思考与启发。还有一些诗人则对人性问题有着思考或反思的兴趣。例如，陈太胜的《羽衣甘蓝》从人们对可食植物外形之美的真诚欣赏，以及最终无情把它切成碎片的矛盾行为的描叙中，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残酷性。李皓的《到朝阳看梨花》以赏花为由头，对男性的欲望本身进行了坦诚的自我反省。林雪的《邂逅》以男女的情场邂逅为观察点，努力挖掘人性的善恶元素，并以此透视与感悟爱的本质。而吕约的《烧香》以其一贯的敏锐思维与解构手法，通过一个国人常见的拜神场景描写，对人性的蒙昧现象予以了委婉而有力的揭露。雨田的《在王朗想到或看见》也对人们盲目崇拜神灵的现象进行反思，诗人对于人性的蒙昧表明了反对的态度，闪现出理性之光。

此外，臧棣的《母亲的金字塔入门》以母亲的心愿为叙述对象，而在母亲与诗人的生命传承关系的敏悟中，作品迸发出了智慧的火花。唐毅的《茶馆》从喝茶场面的静心观察中，诗人瞬间洞悉了江湖人生的真相。宋晓杰的《胆子越来越小》从自己中年心态的自我坦陈与剖析入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中年智慧。马非的《暴雨将至》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场景，诗人对生活荒诞本质的发现令人解颐。玉珍的《在乌拉河畔》从女性立场出发反思了女性的生命史，泉子在《东方是什么》中直接思考宏大的文化命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而陈先发在《群树婆娑》中以诗人的身份与心态提出了写作的耻辱命运这一古老而常新的命题，如此种种，构成了诗人与读者进行思想对话与交流的阅读空间。

在智性写作的基础上，一些诗人还进行着哲思性写作。智性写作与哲思性写作属于同一向度，本身区别不大，只是相对智性写作而言，哲思性写作更具一些形而上色彩（或思辨色彩）。例如，皇泯的散文诗《路的哲学》直接以“哲学”作为标题的关键词，作品的形而上诉求非常显明。王桂林的《我》对自我进行了冷静的旁观式的描述与分析，诗人力图回答“我是谁”这一哲学的根本性命题。灵焚的散文诗《失约者》犹如一则哲学随笔，诗人对于生命期待中的约会者在进行戈多式的等候，最终的发现出人意料，极具荒诞哲学的意味与内涵。与此相似，童蔚 的《“未来”》所展开的是诗人对未来的形而上思考，戏剧性元素的融入使得文本更具哲思性质。马志刚的《不在水里游的鱼》着重揭示事物之间环环相扣、互相依存的复杂关系，其哲思意味，令人不觉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而师力斌的《接住那枚飘零的树叶》从一片落叶身上萌发了生命存在之思，令读者有意识的激发自身的理性思辨潜能。

简言之，智性写作与哲思性写作凸显了思想性在诗歌写作中极为重要的地位，极大地维护了诗歌写作的艺术尊严。在这一写作向度上，冯晏、 阿信 、施施然 、潘洗尘、代薇 、谢长安、李宏伟 、谭畅、龙泉、宁明 、陆子、毛惠云、宓月、王妃、庞清明、徐庶、怡霖、 午夜月、张佳惠、 盛华厚等诗人在2015年度均有可圈可点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