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唐人崔护所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诗。因了孟棨《本事诗》的记载，我们得知“姿质甚美”的崔护在游园时邂逅一位“妖姿媚态”的美人，两情相悦，情不自胜。越明年，崔护重游南庄，寻之不遇，遂写下此诗。

　　想来崔护必是多情而又洒脱之人，重游南庄，也应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不必非觅得“独倚小桃斜柯伫立”的妖冶女子不可。倒是孟棨有些败兴，煞有介事杜撰女子伤情而死、死而复活，才子佳人终成眷属的团圆故事，这就落入了才子佳人必成伉俪的俗套，也损伤了崔诗“长相思，摧心肝”的痛感。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说崔诗妙在“前半忆昔，后半感今，今昔相形，怅惘无尽”，可谓一语中的。该诗好就好在由感而发、清丽自然，昔时“人面”虽美，却未眩惑、沉溺其中；今日佳人难再得，也不至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是怅惘，可谓“哀而不伤”。兴起兴尽、抚今追昔之间，隐含了中国诗学中一个颇为精妙的传统——感兴。

　　“感”，“动人心也”（《说文解字》）；“兴”是“起情”，“有感之辞”（挚虞《文章流别论》）、“托事于物”（郑玄注《周礼》引郑众语）。这里的“事”是情感、兴会、感悟，“物”则是物象、事物、人物。但凡人对自然、社会、人生、历史等有所感触，情动于中，诉诸文辞，皆是“感兴”。如《文心雕龙·物色》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诗品·序》也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感兴”的道理并不艰深古奥。说它精妙，是因为感兴的诗学是对生活中点滴兴会、感动的记录，并不期待对历史、人生和社会作出多么宏大、深刻的诠释，没有多么丰沛深厚的历史底蕴、宽广沉重的悲悯情怀、费解难懂的哲理玄思，也不追求文辞的雕缛和用典等形式技巧，但它却具有某种天然、素朴的情感力量和艺术魅力，引人反复咀嚼、悉心品味。就像这句“桃花依旧笑春风”，惹得千载而下的读者为之怦然心动。“兴”虽起而有节、“情”虽动而无伤大雅，所以不忍释卷，只能陪他一起怅然若失。说到底，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过于执着，未免心为物役、堕入悲苦；看得太透，则又会寡淡枯寂、了无生趣。真正的趣味，只在于洞明世态、练达人情，在痴迷其中与冷眼旁观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度”。面对这个“度”，语言虽常有力不从心的无奈，没有办法也不可能直接描述它的刻度，却可借由一个个场景、情态的呈现，一次次兴会、感悟的传达，让人灵犀一动，心领神会。因而，在感性的诗学、感性的作品里，题材只是题材、抓手，通常不具备“主题”的宏大意味和“思想”的完整性、一贯性，如果非得给它冠以一个明确的主题，恐怕只能用“生活”这样一个意义繁复丰饶的概念了。

　　就古代而言，感兴的诗学传统蔚为大观，甚至有人将其称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杨载《诗法家数·诗学正源》）。于近现代而言，因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激烈动荡，加之西方诗学理论、文学观念的融入，凡此种种宏大历史命题统摄下的诗学主流，莫不汲汲于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等宏大主题的反思与重塑，其间人性、审美等超越庸常日用的抽象观念也成为权衡文学、艺术的重要尺度。感兴的诗学传统虽不绝如缕，却也无从伸张。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具有“现代”品质的国家、社会和个体生活局面初具规模，生活与历史间的紧张、矛盾得以消解。一种“生活现代性”崛起的历史形态中，感兴的诗学才重见天日，于是我们看到了“前生代”作家创作的转变，也感受到“新生代”“晚生代”创作不同以往、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明确呈现出一种拥抱生活、体味生活、吟咏生活的创作动向。这些作品有赞美、有质疑、有拥抱，也有反抗，但都在“我始终跑不出自己的生活”之大前提下，或是在商品的包围中“灵魂再度受洗”，或是感喟“缓慢的打工生活”。

　　或许新世纪诗歌所根植的现代性生活形态较之传统而言已然翻天覆地，但其在生活中感兴，借诗遣怀，试图以审美的方式理解和诠释生活本身的诗学意图，却是一以贯之的。甚至可以说，新世纪的中国诗学，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称之为“感兴的诗学”之复兴。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