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诗歌月刊》2017年第10期，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

2016年10月，第二届“当代中国诗歌论坛”在常熟虞山当代美术馆举办。会上，“江南七子”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2017年6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张维主编的《江南七子诗选》，这是首本对“江南七子”概念作出正式回应的诗集。至此，生活在江南地区的七位诗人：陈先发、胡弦、潘维、庞培、杨键、叶辉、张维，又多了一重群体意义上的诗歌形象。

早在“江南七子”提出之前，这七位诗人便已是江南地区新诗写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有各自擅长的耕耘方式，在各自的土地上，培植出了不尽相同的果实。“江南七子”这一提法，在聚合闪闪群星的同时，也暗含某种诱导的动机，它从字面上散发出来的意味，似乎在催促着人们将七位诗人放在一个整体的背景下来进行想象与解读；而这种“整体性”，或许仅仅是一种建构之物。如果说，我们对“江南七子”的理解会出现一些偏差的话，那么首先要被“问责”的，就有可能是被建构出来的“江南”一词。“江南”不只是一片特定地理区域的指称，在时间的长河中，它就像一坛老酒，酿造的同时，特定的文化内涵也在里面发酵。在整个中华文明里，江南文化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不过，若要将“江南七子”的“江南”与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划上等号，是行不通的。大众所期待的“江南性”，在七位诗人的作品中深浅不一，或浓或淡，甚至完全缺席。因此，在这一命名上，地域性与命名之间所存在的巨大裂缝，及诗学命名可能存在的局限与危险，都可见一斑。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对《江南七子诗选》进行了细读。七位诗人，果真是七种色彩、七种风味。在他们的文字中穿行，仿若移步换景，又似经历了漫长岁月。合上书后，万千气象仍翻涌不止，一个缤纷的世界从他们的诗歌里走出，大步迈进了我的心象。

批评家何言宏将“江南七子”放在诗歌的转型过程中来看待他们的共性：“他们的写作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的历史性转型。”而在我印象里，七位诗人的写作也在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与传统的关系。在他们身上，我能看到不同形象的“往者”。我所界定的“传统”，包括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传统，也包括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新诗探索出的百年经验。所以，本文所探讨的“传统”，是七位诗人、也是当下所有汉语新诗写作者在我们这一时代共同拥有的古典/现代文化经验与文学资源。在写作中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显示出七位诗人不同的诗学认识和审美追求。而他们每个人的实践，又为汉语新诗的七条道路带来了新的活力。

陈先发，安徽桐城人。读陈诗时，我常有一种身在国画里的穿越感。他的诗句就像国画里的一座座山脉，层层叠叠；又似一条条流水，弯弯绕绕。山水和山水之间，安排着错综复杂的层次；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缝隙，蕴藏着丰富的意义。这幅国画看似很难画，但陈先发能做到只用一支笔来把控纸张，他气息稳定、下笔精到，词连词、句接句，分毫不乱。

自信的掌控力，与古典资源的强力支撑关系重大。当一首首诗懒懒地散发出若即若离、似远似近的古意时，陈先发的追求完成了一半：如何让一个个被时光所孤立、埋藏的汉字重焕光彩，如何将沉睡在遥远文化里的意境用现代的方式轻柔唤醒，如何让古典资源与汉语新诗相撞相爱并创造出“下一代”，陈先发已在这条路上走了很久。

古典的光晕向汉语新诗“扫射”时，当然没忘了打在陈先发这些诗歌的命名上：《伤别赋》、《鱼篓令》、《菠菜帖》、《箜篌颂》、《悼亡辞》、《黄河史》、《病中吟》……对诗名冠以赋、令、帖等古典文学体裁之称，说明陈先发在动笔之前，就具备自觉的新诗文体意识；他对新诗发展路径的设想，也有清晰的看法和果断的行动力。赋、令、贴等“标签”，强化了新诗的仪式感，也暗示了诗作大致的情感流、操作方向和身份特征。命名，像是一首诗的机关；陈先发设置这样的机关，那么他诗歌的打开方式也必然与此有关。

从题材的涉猎范围来看，陈先发也常常使用、化用古典元素。如《丹青见》里“丹青”的寓意，《养鹤问题》里“鹤”的象征性，《前世》里“梁祝”的背景，《隐身术之歌》里对“隐身术”的回应。《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里，古代佛学成为他思考的新生长点；《中年读王维》，则通过唐诗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再次强调：陈先发对古典的回溯并非为了单纯的怀古，他是要在古典中找到能与现代性对接的因素，打通二者的往来，使传统与现代都被囊括在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下。这样的“野心”，非一朝一夕、也非两代三代诗人就能完成，而陈先发的诗歌是对这条道路贡献出了极有分量的经验的。

从语言来看，很多人都注意到陈先发诗歌语言古典的一面，却忽略了他正是诗歌现代性的拥戴者。语言，在现代诗歌里居于核心地位，陈先发对语言本体的重视，说明他的诗歌观念在本质上也是基于现代的。在他诗里，常常出现语言主体性的身影，“我知道把一个个语言与意志的/破裂连接起来舞动/乃是我终生的工作”（《泡沫简史》）。但同时他又对现代性的不可靠深怀忧思，在看似丰富、立体的现代性背后，踞坐的是将一切简单化、平面化的危险，没有谁拥有绝对的地位，谁都可以被替代，而语言和新诗所面临的危机也正发生于此：“这结句里的‘鹤’完全可以被代替”（《养鹤问题》）、“像我们这样破釜沉舟想把语言/立起来的人，将比任何人更快/消失于一张纸上”（《终归平面之诗》）。因此，陈先发对古典的选择，不如说是为了缓解语言不可避免的危险，填充语言不可克服的盲区。为此，他在建立一套亦古亦新的诗歌语言系统。我看到，陈诗语言枯中有湿，平缓中有幽愤，有时它仅仅切开一个细小窄口，就能敞开巨大空阔：“状如枪膛的高铁在/隧洞里随我扑入一个接/一个明灭多变的时空/时速六百里足以让蝴蝶的孤独/退回一只茧的孤独”（《在永失中》）。

当然，对诗人来说，以上分析的所有要素都是诗歌这个有机体里的部分，最终都是要为诗歌服务；一旦与诗相剥离，它们也就溢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总而言之，通过对古典的凝视、对语言的自觉革新，陈先发在创造一种新的新诗传统，他的努力是有目共睹，也是值得继续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