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杨克的诗《人民》
文/戴逢春

诗是一种意义的美，是高雅的艺术，是文学艺术中最高美学。诗人是传播美的使者。是文学的灵魂工程师，台湾著名作家痖弦说："诗学是文学的贵族，诗常常体现一些非常高贵的情操，诗人的人格是一贯的。诗不是一种技术，诗是一种思想，诗是一种人格，诗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最高显现，诗是非常高贵的"
所以说，诗歌除了欣赏美感外，还具有传承文化精神脉络，维系民族情感的功用，比如《诗经》“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种君子人格，至今仍是推动民族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时代在变迁，诗歌的形式也在改变，同样诗人的身份也有所改变。
从去年老诗人食指批评余秀华的背后，就可见一斑，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体现了两代诗人观念的格格不入。不同的时代背景熔炼出不同时代诗人的底色。
过去那一代诗人写诗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类诗人看中诗歌的社会属性，风格往往是形而上、宏大叙事。而余秀华这一代诗人，从“为社会写诗”转变为“为自我写诗”，他们更强调的是自我的主体性，刻意淡化集体的痕迹，甚至自觉与贵族式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

但现实却非常残酷，诗人成为被同情、怜悯的符号，诗人甚至被污名化。以“梨花体”、“乌青体”为代表，白话诗成为公众怀疑甚至嘲笑的对象。尤其是在当前自媒体发达，追求精神自由的时代，诗坛出现了很多的眼花缭乱，甚至是让人嗤之以鼻的现象，无病呻吟，愤青下体诗，无其不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多的自由滋生了膨胀的内心，导至自以为是的轻狂，这些恰好是诗人应该唾弃的。
当一种东西或一种思维泛滥时，就需要反省和警惕了。追溯初心，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所写的诗想表达什么呢？无非是感性与理性两个方面的触动和认识

我看到太多的人，在时光中变得面目全非。一个没有真性情和人格的人是写不好作品的。我觉得诗人就要有诗人的气质，起码是个真诚的人，有时又是个矛盾的人，这种矛盾的性格能产生非常好的特质，好的作家都是雌雄同体，好的诗人他的感知有时是错位悖逆的，诗其实是断续的碎片，它们只是用语言连缀起来的格言，根本不能保证逻辑的一致性和观点的绝对自洽性，而总是处于不断分裂的状态。
所以太过中庸太理性，是写不出好诗的。诗就是诗人的个性，诗人的气质，诗人的人品。

　　诗人施世游曾说：“一个诗歌写作者身上至少必带这么几种气中的两种：豪气、霸气、才气、匪气、邪气、孩子气。六气择二而不同，风格也各样。”

像杨克就是这样的诗人，他写的《人民》就藏有这样的原素，是一首非常好的现代诗，具有划时代性：

那些讨薪的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
148双残损的手掌。
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
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
沾着口水数钱的长舌妇。
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
跟城管打游击战的小贩。
需要桑拿的
小老板。

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
无所事事的溜达者。
那些酒吧里的浪荡子。边喝茶
边逗鸟的老翁。
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
那臭烘烘的酒鬼、赌徒、挑夫
推销员、庄稼汉、教师、士兵
公子哥儿、乞丐、医生、秘书（以及小蜜）
单位里头的丑角或
配角。

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
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
只看见无数卑微地说话的身体
每天坐在公共汽车上
互相取暖。
就像肮脏的零钱
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杨克他是体制内的诗人，按道理他的诗歌应该是政治涂抹粉底液的工具，他却反道而行，将"小蜜，酒鬼，赌徒，发廊妹，性工作者，给人一头雾水的学者"，统统写进了"人民"，给予了人民新的定义，并大言不惭地说/从长安街到广州大道/这个冬天我从未遇到过“人民”，更为狡诈大胆的把人民比作肮脏的零钱。/就像肮脏的零钱/使用的人，皱着眉头，把他们递给了，社会"。
就是这种所谓"反动"的写法把人民写活了，把卑微弱小的民众变成了伟大的人民，有谁敢这么写，六十年代这些人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改革开放国家敞开了怀抱，包容释放出积极向上的能量，包容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短短的四十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诗人杨克难能可贵和高超之处。介乎形而上形而下之间。
好的作家一定会把个人故事从小处着手兼顾国家故事背景，让平衡度完美结合。
　不管怎么说，当代作家有责任书写当代人物，只要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坚持写实敢于解剖自己，从而揭示这个社会最低层的一些现状，他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更多的会被人欣赏。作家尤其是诗人应先具备与众不同的认知装置，要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