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韩琦的“善下爱民”    (散文组)
河南省国有西华林场武装部长李树民

古人云：“善下则自大，有容则自容”。这是我看了北宋名将魏国公韩琦的一则故事而引发。说起韩琦这个人，他是北宋名将，在统帅、指挥千军万马中，一次已是夜间时分，仍伏案思考军务大事，可谓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目不转晴，而为他持烛照明的侍卫一时走了神，一不小心，手持的蜡烛烧了韩琦的鬓角头发。当时，韩琦不怒、不吵、不骂，而是用衣袖蹭了蹭鬓角又继续认真伏案办公。事过后，他发现侍卫换了。这时韩琦担心侍卫长惩罚那位侍卫，就招来侍卫长说：“不要替换他，因为他已经知道怎样持蜡烛了”。这件事被部属的官兵闻之，都为良将韩琦的“善下”行为而感动，显出他威望之高，管兵有方，令人敬之。结果，全体官兵服从纪律，听从指挥，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一次次战胜顽敌，屡立战功，这支部队被称之为“铁军”。
     “善下”是一种政德品质。古人曰：“为政在乎得人，得其人则善政行”。从侍卫的“持烛燃鬓”看韩琦的“善下”胸襟，得出韩琦对属下“袍泽之谊、宽容之心、情为兵系、关心备至、爱护有加”。官德、实为政德，对为官者来讲，位不在高，有德则名；权不在大，爱民则灵。行德则兴，背德则崩。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善下”，是一种官德，它来源于一个人的知识、修养及综合素质，体现着人格、品位、道德。在我们党内，有一首写罗荣桓的诗：“老帅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卧车多。”“单车”者，自行车也。罗帅家串门的人不少，而罗帅接待的客人中又大多是骑自行车来的普通干部和群众。此事看似普通，却难能可贵，生动地说明，罗帅居高不自恃、不自傲，始终不脱离群众，始终和群众在一起。1947年，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时，有个警卫战士患了严重的传染病，毛泽东亲自到窑洞看望。当他得知医生舍不得给这位战士注射当时奇缺的盘尼西林，说是要留给中央首长用时，毛泽东气得火冒三丈，要求立即抢救病人。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这个警卫战士终于脱离危险。挖掘“善下”的内涵，指官员从政放下架子，把自己看低，永葆劳动人民普通本色，与属下形成感情共融和思想共鸣。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背离了“善下”，他们把自己看得很高，自认为做官就高人一等，信奉“做官就要有官样儿”，惯于打官腔、摆官架、耍官威、抖威风，对下属颐指气使，对群众冷漠麻木，党员干部有无威望，不在摆官架子上，而在德上、品格上。有古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楹联的点睛之笔，在于“自己也是百姓”。许多人从百姓走向当官岗位后，往往忘了“自己也是百姓”这个初心。当官的官德说到底，就是执政为民的品德、政德。当官，能否以百姓之心为心，取决于对政德的建树，有此，就会坚定地把自我摆在“自己也是百姓”的位置上，做到始终“善下”爱民，一个心眼为老百姓服务。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后。要充分认识到有些人之所以缺官德、长官气，耍傲气、多霸气，使自己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水乳关系变成猫鼠关系，舟水关系变成水火关系，直到身陷灭顶之灾，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由人民的公仆成为人民的罪人。当今，与韩琦“善下”品德相比，一些领导干部身在“官位”长“官味”，增“臭味”，其表现是“傲”，当官脾气长，官气十足，盛气凌人；“横”，横行霸道，蛮横不讲理，用官话训人，大话吓人，搞下马威；“浮”，思想浮名，作风浮漂，政绩浮华；“奢”，吃讲高档宴请，住讲高级宾馆，坐讲豪华轿车，穿讲时尚名牌，一切脱离群众。这种官风、官气、官霸，与群众割断了思想联系之线、加大了与群众的距离，群众就不买账，成为孤家寡人，必将寸步难行。
     “善下”，是人格魅力。“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古人曰：“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官之要自爱、别人更爱；当官之敬，别人更敬。这充分体现了儒家“修己以达人”思想的精义，也是官员“善下”的人格魅力。做人不讲格调，缺少“善下”之品位，让人服从于已，不仅达不到自爱自敬之目的，还会自取其辱留下骂名。人，依权力让凡见于屈服或满足于屈服的领导者，要真正明白这不是民主之下的屈服，而是权力压制下的屈服，不是发自内心的情愿，而是把内心的不愿藏于心底，是面对权力的压抑出现的变态心理、逆反心绪，是表面服从内心的不满，与起良性作用下的把屈服变信服格格不入。有的人当上了官，为让属下服从于他，搞颐指气使的抖威风、发号令，认为在这“一亩三分地”老子天下第一，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随意压制群众的不同意见，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乱施淫威等。殊不知凡大施“官威”者，到头来必被“官威”所伤、所害，也必被人民所唾弃。党员干部真正让人信服，关键在于为官者有一颗平民心，把“官位”当做工作的平台，把权力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属下讲感情、讲道义、讲公平、讲人格、讲公正、讲正气，细致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以情感人，热情助人，以德昭人，关心体恤下属、尊重理解部属，最大限度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此推进事业建设发展的强大合力。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信服。历史上的一些清天大人，他们为官，凡善下者都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赤子心；“勾践栖山中，因人能致死”的决胜心；“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的爱民心；“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的敬业心；“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的务实心；当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之心。唐代官员何易于为益昌令时，刺史崔朴尝带众多宾客乘春自上游至此，想索民挽舟，易于以百姓耕蚕为重，隙不可夺，即自腰笏，引舟上下，甘当充役；北宋张忠定处理完政事退出议事厅后，发现一随从思想“开小差”，问而得知其母久病，其兄未归，便派一人前去照应；明初礼部尚书薛瑄推崇“视民如伤”，“每欲责人，尝念此意而不敢忽”。这些嘉言懿行，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是一个个泛起人性的阵阵涟漪，被人学习，让人追随吗？党员干部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事业放在心上；领导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使命高高举过头顶。深接地气，才能汇聚人心；打成一片，干出成绩。凡对领导干部完全信任、信服的都是 “持烛燃鬓”的“善下”者，就能让属下信服有加。


 “善下”要把老百姓的“畏”变成心中之“愧”。管理人、教育人，影响人、团结人、带动人，是让人畏、还是让人愧？这里有两种手段、两种策略，也就是使人心存畏惧，由怕字而从之；再者是使下属产生愧感之心，自觉改过、改错，克服自身不足。从管理教育学的正能量看效果，使下属畏不如让下属愧。使人畏，心存畏惧之心，这是权力的使然。如果下属与领导之间生成愧意、愧心，羞耻于过错，必然呈现出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完善。侍卫“持烛燃鬓”韩琦不批评、不指责、不骂人、不惩处，于无声处听惊雷，此处无声胜有声，这无声比批评、惩训都起作用，因为它使侍卫从畏惧之心转化愧疚之心，去掉了怕字，增加了改错的动力，特别是韩琦又不让换下，这进一步激起侍卫为愧疚之心的脸红、心跳、出汗，使愧心更强烈、更激烈，让人愧而去畏、这愧心会生志，生敬，生辉。“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愧心是由感悟体验到的冬日暖阳、春温，唤发出的是一种促力、推力、迫力、压力。属下出了问题，领导干部对他们的态度不同、方法不一样、手段各异，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古人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改过，有了愧心，才能做到这一点，正所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缺愧心者，就难以知错改错。属下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不嫌弃、不远离、不冷漠、不发脾气，以“善下”之行教育、开导、帮助、劝解、感化，这是一种良性启发、启迪、教化。《唐语林》一书有这样一段记载，唐高祖执政之时，有个武功人，名叫严甘罗，他因行窃，被官府抓住。当高祖问他：“汝何为作贼？”他回答：“饥寒交迫，所以为盗”。高祖从政德上看自我，产生愧心，深悟“吾为汝君，使汝窃之，吾之罪也”。对老百姓的愧心应作为一面镜子，才能照出美与丑；作为一个标尺，才能量出长与短；作为一座山峰，才能比出高与低。老百姓生愧心，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和人生的一笔财富，经常进行人生反思、反省、反悟，让老百姓愧心长存，知错就改，知错必改，才无愧于人民的人民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