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自去年提出以来，使我们广大民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多新的文艺实践得到了有力地概括与命名。新大众文艺这一汹涌澎湃、充满活力的浪潮，也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与研究。但我以为，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新大众文艺中，新大众诗歌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独特的类型与存在。它不仅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有较多分量，还有突出的标志性意义与影响力。比如《延河》杂志在首先提出“新大众文艺”的文章《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中，作为具体例证的几种新大众文艺实践，全部都与诗歌有关——“外卖小哥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打工小哥开起‘诗歌商店’；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汇成新时代的‘新工人文学小组’”，诗歌在新大众文艺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而就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而言，像余秀华的诗歌创作及其所引发的“余秀华现象”，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外卖诗人”王计兵亮相“春晚”为王菲报幕，更是把新大众诗歌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推到了高潮，家喻户晓；如果我们像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者们一样秉持开放性的文学观念，将鲍勃·迪伦视为诗人，那我们也可以将刀郎作为一位新大众诗人，他的很多作品如《罗刹海市》和《花妖》等，其实都是很优秀的诗歌，《罗刹海市》的全球播放量目前已达几百亿次，足见其影响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大众诗歌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潮流与现象。

一、个体形象的大众人设

我对新大众诗歌的讨论，首先想做的，还是从我所倡导的“作为方法的文学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其所创生的文学/诗歌文化。新大众诗歌与其他类型的新大众文艺一样，都是中国社会深刻转型和广大民众文化自觉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个体和集体经验的诗性表达，也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精神回应，正是在这种表征与回应中，新大众诗歌创造与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诗歌文化。在谈到文学文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时，理查德•罗蒂曾经指出其与宗教文化和哲学文化的不同在于，它“能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正是在文学文化中，我们可以“通过熟悉更多人生来扩展自己”，我们“考虑的人生越多种，你就变得更像一个人”——很显然，罗蒂在根底上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新大众诗歌以及整个的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广大民众的多样人生，这也是新大众诗歌和新大众文艺重要和独特的人文价值，构成了其文学/诗歌文化大众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

新大众诗歌大众人文主义诗歌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便是其中所表现的诗人们的个体人生。在新大众诗人的诗歌观念中，他们非常注重表现自我。比如余秀华就曾说过：“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我选择了诗歌”，“我感谢诗歌能来到我的生命，呈现我，也隐匿我”，对于她的诗歌只是“个人抒情”的质疑，她甚至做出这样的反问：“诗歌通向灵魂。灵魂只能被自己了解，诗歌不写自己能写谁？”张二棍也说过：“我们写诗，无非是试图在纸上树立起一个立体的自己。”而王计兵，他在谈到自己的诗歌创作时，同样也指出：“这些文字里，藏着一个完整的我：路上奔波的我，凝神思考的我，对生活一往情深，痴心不改的我……”正是本着这样的诗歌观念，一个又一个寂寂无闻的新大众诗人从全国各地和社会的各个角落涌现出来，以诗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精神与生存，从而也凸显出他们各自独特的个体形象。余秀华、张二棍、陈年喜、王计兵、老井、邬霞、吉克阿优、铁骨、许立志、榆木、范雨素、小海、李若、绳子、温雄珍、曾为民、景淑贞、韩仕梅……他们普通、平凡但却又更多艰辛甚至不无悲情的“其他方式的人生”，因此也为我们知晓。他们的个体形象，也越来越知名。

新大众诗人的成名，取决于一个很重要的机制，那就是他们大众人设的确立与建构。这一机制在本质上，当然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包含着相当丰富的社会文化因素。新大众诗歌的潮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几乎每一个新大众诗人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标签”，一个引人注目的独特人设，比如“脑瘫诗人”余秀华、“外卖诗人”王计兵、“矿工诗人”陈年喜、“烧烤诗人”温雄珍、“石材诗人”曾为民、“农妇诗人”韩仕梅等，最为著名的，应该就是余秀华的“脑瘫诗人”和王计兵的“外卖诗人”人设。我们从王计兵的人设建构中，很能看出新大众诗人们的人设建构所共同具有的基本特点，这就是他们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和算法时代新媒介的加持与赋能。

王计兵的成功，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的人生历程，并且从中获得启悟。一方面，我们钦佩他从青年时代便已开始的对于文学的热爱与追求；另一方面，他为谋生所先后做过的农民、建筑工、捞沙工、搬运工、地摊主和拾荒人等，更让我们感佩不已。他在从事外卖的同时，还开有一家名为“金雁商店”的小卖部，兼有“外卖员”和“小店主”的双重身份。但是实际上，诗人为我们所熟知的形象与人设，只是他的“外卖员”身份。“外卖员+诗人”的形象定位与人设，显然更具大众性。据王计兵破圈出名的最早“推手”陈朝华介绍，他是在一个读书群里读到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觉得不错，便随手截图转发到自己的微博：“只写了很随意的附言：‘偶然读到一位外卖骑手写的诗，推荐。’没料到这条微博迅速引发轰动，不到两个小时，那条微博转评赞过万，阅读量更是飙升到千万”，“第二天，我那条微博转评赞超6万，阅读量破2000万”，并“很快引发专业的诗歌网站如中国诗歌网和多家传媒机构的关注，各种采访接踵而至，并开始聚焦到王计兵‘外卖骑手’的身份”。在他看来：“正是外卖员卑微的社会底层身份与《赶时间的人》一诗撼动人心的穿透力所形成的反差与冲突，所激发的‘弱传播’效应，击中了算法的靶心，从而把王计兵推到了前台，成了流量时代的宠儿”，“是算法成就了王计兵”。

当然确实如陈朝华所言，王计兵“外卖诗人”的人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击中了算法的靶心”，算法成了诗人大众人设成功建构的关键因素。但我以为在另一方面，以上种种，其实也同时“击中了”大众的“靶心”、社会的“靶心”。我们这个时代，“外卖”（“快递”）与我们息息相关，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反差于两极的“外卖员”与“诗人”身份的叠加，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好奇，而按照一位法国学者的研究，大众的“好奇心”，正是名人诞生的关键和名人文化的显著特征，王计兵的成名显然应验了这一法则。而且在同时，我还以为，王计兵当时的破圈出名，除了上述因素，诗作本身的因素也不能忽略。他的诗作《赶时间的人》，除了书写和表达了我们都很关注的外卖员们的精神与生存，也很准确地道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焦虑，“击中了”我们的“人心”。试问在如今这样的内卷时代，我们有谁不是“赶时间的人”？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当时陈朝华在微信群里读到的不是这首《赶时间的人》，而是王计兵的其他诗作，是否会有后续种种？是否会“击中”包括算法在内的诸多“靶心”？王计兵的成名过程，王计兵“外卖诗人”人设的成功建构，在算法的背后，世道人心的作用显然也很重要。我们从王计兵的人设建构可以看出，他的以人生史为基础的个体形象和多重身份经过与世道人心深度融合的算法的筛选和传播，绕过和超越以往专业性的精英文学生产机制，以技术与人文高度协同、强悍有力的算法人文将其“外卖诗人”的人设非常成功地推向了大众。新大众诗人们各自成功的人设建构，庶几如此，自然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新大众诗人的个体文化形象和新大众诗歌所创生的诗歌文化。

二、“诗歌文化共同体”

新大众诗歌所形成的诗歌文化，还表现于其所创生的共同体文化——其所构建与形成的种种“诗歌文化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以诗为趣缘和基础，主要有“线上”“线下”和“线下+线上”等三种类型。新媒介时代，新大众诗人们也与很多人一样，建构了各自的以“博客”“微博”“抖音”“微信朋友圈”“公众号”和“小红书”等自媒体为基础的线上共同体，也参与着形形色色的“微信群”等虚拟空间。这些共同体所形成的媒介文化，有的人气很高，极有影响。比如到目前为止，余秀华的抖音账号就有85.3万粉丝，获赞731万，并且设有226人的“余秀华的爱粉群”；王计兵以“外卖诗人王计兵”为名开设的抖音账号计有粉丝3.9万，获赞41万，设有124人参加的公开群“外卖诗人王计兵的粉丝群”；陈年喜的粉丝1.2万，获赞5.7万；韩仕梅的粉丝2.5万，获赞33.3万……我们这样的时代，抽象与孤岛般的个体已不可能，个体与他者的联结更多便当、更加必然。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马费索利所认为的，以往精英主义“短视”“狭隘”的“个体及其理论基础——个体主义已经不再适用”，“个体主义是一个过时的掩体”，所以他在“反对那种对‘大众’持有轻蔑态度的精英主义”，宣告“一个由‘个体至上’组织起来的世界的结束”的同时，竭力主张“复数的个人”，指出“复数的个人在共同体中找到归属，在有机团结中蓬勃发展”，“这难道不就是完整的人文主义？”

诚如马费索利所言，个体的复数化及其对共同体的建构与归属，确实就是“完整的人文主义”，具体对新大众诗人而言，当然就是一种健全、完整的“大众人文主义”。在上述种种“线上”共同体外，新大众诗人所形成的“线下”共同体特别应该关注。在这些“线下”共同体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本文起初所引《延河》杂志文中提及的北京皮村的“新工人文学小组”。据多年担任皮村文学小组主讲老师、小组诗集《大口呼吸春天》的“序言”作者张慧瑜介绍：“皮村文学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21日，是文化志愿者与喜欢文学的新工人共同创造的文学交流空间，已经坚持了十年之久，涌现出一大批基层作家……他们都是从事不同行业的普通劳动者，如陈年喜是爆破工、范雨素是家政工……小海是流水线工人等。这些‘会写诗的工人’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创作，成为物质劳动和文学写作的双重生产者。”我们能从张慧瑜更具体的长篇记述《以文学之名：新工人文学小组十年记》、作家袁凌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皮村文学小组的微信公众号“工友文学小组”、小组共已三十九期的电子文学刊物《新工人文学》、小组成员和志愿者们的诸多记述以及陈年喜和小海等很多皮村诗人的作品中，突出感受到皮村文学小组纯粹、美好的氛围和皮村诗人对于他们共同体的强烈认同。

新大众诗人往往都会有对“大众共同体”的自觉认同，比如王计兵，他在指出自己的诗中“藏着一个完整的我”时还特别强调：“这个‘我’是个体的我，也是‘我们’的‘我’，是作为普通大众一员的‘我’。”张二棍也曾指出：“我的写作，其实是更多地把自己放在集体当中……我希望我的诗歌，是某些失语者、哑默者的语言”，那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不幸或者微渺的生命，他们生活在我们不曾抵达的地方，过着我们不曾经历的生活。他们的一生，是与你我天壤之别的一生。我们应该记录一下他们”。他还以诗的语言说过：“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河流与旋涡，都有局限着自己的两岸，都有自己想要流经的疆域，想要滋润的人群，想要汇入的海洋”，所以他才特别强调一种共同体情怀：“比如爱，比如关心，比如分担，比如同情，比如共同体。”具体在皮村诗人这里，这种认同同样很突出。范雨素就说过：“文学小组开办到今天，有好几百人参加。北京这样的地方，免费的文学讲座多极了，但有时候我们这些人是不好意思进的。你说考上‘985’‘211’的农村学生都有天然的自卑感，何况我们。我们文学小组在皮村工友之家，不是那么冠冕堂皇的地方，甚至看起来破破烂烂，谁都能推门就进”，“大家觉得，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

“大家觉得，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其中所表达的皮村诗人们对于“看起来破破烂烂”的皮村文学小组这一共同体的认同直接而明确，也令人动容。对于这一认同，我们不仅能在前述很多关于皮村的记述（如袁凌《我的皮村兄妹》）中读到，像陈年喜的组诗《在皮村》《皮村记》、李若的《浮萍》、小海的《皮村献诗》和郭福来的《轮船，港湾》《我在温榆河边看到了清澈》等诗作，更是以诗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皮村的深情。皮村的诗人们，恰都如李若《浮萍》所写的：“我是漂泊的浮萍/但我没有孤单悲伤地独自前行/白天有一朵朵倒映在水中的白云与我相伴/夜晚有星星月亮看到我的向往/我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我们能够想象，当像李若一样自比为浮萍和“北漂”在北京的皮村诗人们怀着对文学的梦想（“我的向往”）并“汇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幅怎样温暖、美好的“赏心悦目的风景”？对此情景，作家袁凌曾经有很生动的描述：“每个人都似乎在一团理想的光影里浮动，脱离了寒冷坚硬的日常生活地面。这一刻大约就是文学小组存在的意义。”他在为皮村拟写的一则“皮村小传”中也曾写道：“文学小组里自由而友好的氛围，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沉重。对于他们来说，这里像是‘家’。”

很明显，作为一位对皮村深为了解的作家，袁凌特别强调皮村文学小组的精神氛围，非常类似于马费索利对“集体情感”与“共同体氛围”的强调。在我们这个个体至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极化与分裂损毁团结的世界，共同体的建构异常必要却又问题重重。在回答“文学能为共同体做什么？”的问题时，法国学者赛琳•吉约曾经问道：“面对大声叫嚷共同体终结的话语，诗歌能做些什么？面对某种空洞的超验性，诗歌又能做些什么？”无疑地，她是将希望寄托于诗歌，认为“诗歌带给我们对现时的清晰意识，在人与人之间创造联结的欲望，这一联结将会在其作者、在其他所有人消失之后继续存在”。诗歌在共同体建构方面的潜能，它对个体之间的共情与联结，不仅体现在现时，还会超越时空地实现于未来。在皮村文学小组这一诗歌文化共同体中，个体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个体间的团结与集体情感、“家”一般的共同体氛围，使其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也体现了新大众诗歌在共同体建构方面的重要意义，极其可贵。

三、“诗歌+”的文化实践

新大众诗歌的诗歌文化实践除了大众人设和诗歌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还有很多其他方面，其中可以概括为“诗歌+”的跨界实践特别值得重视。由于独特的文体特点，诗歌很容易和书法、绘画、摄影、朗诵、歌曲、戏剧、电影和短视频等其他艺术门类结合，这些方面，新大众诗歌都曾有着丰富实践，如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连续数年举办“打工春晚”中的诗歌朗诵、他们“劳动者的诗与歌”联欢会上的诗剧表演、歌曲与朗诵，很有影响力。很多新大众诗人或者通过自媒体，或者经由他人而将自己的诗歌朗诵、改编，衍生出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诗歌+”作品。像王计兵，我们仅从百度、抖音和B站上，就能检索到其《赶时间的人》等诗作被他和很多人朗诵，他的诗作《去宜兴》还被“潜溪文学·诗电影”制作成微电影，深受好评。另外像浙江摄影出版社在诗集《补梦的人：打工人的诗》中，还以“诗歌+摄影”的方式特意让诗人提供摄影作品随诗配图，出版了一本被称为是打工诗人“精神图鉴”的“影像诗集”……但在新大众诗歌“诗歌+”的文化实践中，迄今为止影响最大，成就也最高的，还是电影纪录片《我的诗篇》。《我的诗篇》由吴飞跃、秦晓宇执导，由具有爆破工、矿工、叉车工和制衣女工等身份的陈年喜、乌鸟鸟、邬霞、老井、吉克阿优、许立志等六位打工诗人主演，反映了他们的异乡漂泊和打工生涯，艰辛人生与诗歌写作紧相交融，令人感佩。《我的诗篇》先后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片”“最佳音效纪录片”、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纪录电影”和中国影视学院奖“年度最佳纪录电影”，并曾入围荷兰IDFA主竞赛单元，颇多殊荣，也取得过远超预料的市场业绩。

《我的诗篇》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大众人文主义的精神立场。观看这部电影，我们都会被几位诗人的生存所打动，他们的困苦、艰难、离乡之痛和他们在劳动中面临的生命风险，常让我们揪心；他们的正直、朴实、善良和他们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爱与亲情，又让我们无比尊敬，并为他们祝福。《我的诗篇》以诗贯穿，几位诗人的诗句常以吟诵、旁白和字幕等片段的形式出现于影片，完整出现的诗作主要有陈年喜的《炸裂志》《儿子》、邬霞的《吊带裙》、许立志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我知道会有那么一天》和老井《地心的蛙鸣》《矿难遗址》等，他们的悲欢、他们的爱、他们的见证与愤怒，均显其中，非常真实地书写和表达了他们的精神与生存。像陈年喜在《炸裂志》中，他写“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它坚硬玄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就会流血//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诗中的爱与痛与炸裂，读之令人百感交集。《炸裂志》不仅是陈年喜，也是新大众诗歌的代表作。我们从记者的一次采访中知道，它的创作，源自他听到母亲患癌后的痛心与“炸裂”：“那天，陈年喜在矿洞下工作了整整8小时，刚抓着绳索一步步爬出洞口，累得气都喘不过来，就接到弟弟电话，说母亲得了食道癌，是晚期。‘真的是晴天霹雳……回去就写了那首诗。”这就是诗人的真实人生，是他们诗歌写作真正的景况。

在我的有限阅读中，陈年喜是新大众诗歌中在精神、美学与技艺上最为优秀的诗人之一，超越了许多徒有虚名的所谓专业诗人。《我的诗篇》导演之一和总撰稿秦晓宇也认为，陈年喜是“《我的诗篇》的第一主人公”，他说陈年喜这样的农民工诗人，“他们一方面通过生产劳动，现实性地应对这个世界，同时又用文艺的方式象征性地做出应对”，“陈年喜的写作回到了文学艺术最原始最珍贵的意义”。所以他说：“所谓工人诗歌，就是像年喜这样没有灰色收入的劳动者，不受制于权力和资本的纯粹表达。”在我看来，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新大众诗歌也应该作这样的定义。《我的诗篇》中其他几位诗人的写作，实际上也都与陈年喜一样，是劳动者极为纯粹的精神表达。他们虽然风格迥异，但也恰如秦晓宇所说的，他们“个性鲜明的‘我的诗篇’，合而观之，就是一部交响乐”，正是在这部电影中，他们“充满个人性的抒情诗，汇聚为一个阶层的史诗”。以此观之，新大众诗人们“个性鲜明”和“充满个人性的抒情诗”不也同样如此？毫无疑问，他们通过各自的诗歌写作对个体和对现实的表征与回应，已经“汇聚”为他们波澜壮阔和汹涌澎湃的大众“史诗”。

作为一项文化实践，《我的诗篇》的成功还因为其开放性。它是一个开放性的项目。一方面，它仍然秉持大众人文主义的精神立场与情怀继续围绕着“我的诗篇”这一核心，开放衍生出由陈年喜《炸裂志》、邬霞《吊带裙》、老井《坐井观天》等六位诗人的诗集所组成的“我的诗篇系列诗集”、秦晓宇选编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新的一天：许立志诗集》、美国出版的英文诗集《铁月亮：这个农民工诗选》等出版物，还设立“桂冠工人诗人奖”，举办“我的诗篇：草根诗会”“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和“一五一诗”互联网读诗行动；另一方面，它更是向“大众”充分开放，以“众筹”的方式在资金筹措、电影推介等方面勇敢探索，以其诗歌史和电影史上的罕见创举，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据导演吴飞跃介绍，他们曾“通过‘京东众筹’发起电影《我的诗篇》的互联网众筹，最终有1300人参与，筹得21.6万元的创作资金，此次众筹活动被认为是中国纪录片界众筹成功的经典案例”。而当他们在电影放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同样是“大众”支持了他们。他们发起的“百城众筹观影行动”和“24小时诗歌生存挑战”两项众筹，后者作为“一个独特的诗歌文化活动”，邀请到吴小莉、梁文道等文化名人，利用爱奇艺等很多网络平台现场直播推介影片，获取很多流量，而前者则“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为我们在全国205座城市找到了1439名众筹观影发起人，并完成了1000场《我的诗篇》的众筹点映。这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事件，它直接推动了《我的诗篇》进入院线公映”。

——确实如吴飞跃所云：“这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事件！”来自大众的诗的激情和积极参与，不仅能够促成一个又一个独特的诗歌文化活动，成就一个又一个堪称划时代的文化事件，更将参与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当代中国的新大众诗歌打破了西方学者“底层人不能说话”的断言，展现出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新大众诗人从之前的沉默和相对于专业写作的弱势处境中冲决而出的动人图景，一方面让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人生，并与他们共鸣与共情，唤起和表达大众人文主义的精神与情怀；另一方面，又以他们开放性的理念与实践，由独特个体到大众人设，再到形式多样的诗歌文化共同体和“诗歌+”的文化实践，创造出他们独特的诗歌文化。新大众诗歌和新大众文艺上承古典时代的“乐府”与“国风”，续脉现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并将在与专业性文艺实践的充分对话中取长补短，在深刻改变和优化我们文学艺术生态的同时，一定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创生出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新的大众性的、生机勃勃和充满活力的新的文化——新大众文化。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