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建：

您如何理解诗词创作中的“求真务实”？是为了求“生活的真”还是“情感的真”？

陈永峰：

创作诗词应该求生活的真，生活的真包含了情感的真。人生中的一点一滴都和生活相关，一草一木皆含情，创作诗词的大多数人都是有心人。有时候花开、草绿、日落等寻常事情，或别人的一句话，往往会让他们思考许久，感悟很多，创作出耳目一新的佳作。有一年春天，在外地上班的我写下一首小绝《旅思》：“谁差燕子来？细把九春裁。墙角枝丫绿，王孙捋瘦腮。”借此抒发思乡之情。2018年，塔里木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我写下五律《塔大六十华诞有赋》。

邢建建：

您被评价为“贴近时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精神特质是什么？您的诗是如何回应这一特质的？

陈永峰：

这个时代最大的精神特质应该是改革创新。近几年我创作诗词有时比较注重新事物和由此产生的一些新想法，作品中经常出现一些属于这个时代的词语，比如在七绝《梦回梓里》中用过“铃声”，在七绝《用安琪酵母发面》中用过“矿泉水”，在一些诗的题目中用过“QQ说说”“安琪酵母”“铁牛拖拉机”“高铁站”“视频”“武汉解封”等。同时，诗的意境也追求出新，算是与时俱进吧。

邢建建：

您的作品不尚虚浮，有生活底蕴。您认为支撑您创作的“生活”具体指什么？是职业、家庭，还是更广义的社会实践？

陈永峰：

支撑我创作的“生活”，更多时候是一种对工作的热爱以及家人对我的支持。广义上来说，应该是社会实践，我总是喜欢把自己看到的事物和想到的内容变成文字，可能是对文字比较敏感吧。很多时候，耳闻目睹的内容和思考过的问题，写出来后自然就成了诗词。之所以选择诗词这种文体，主要是诗词短小精悍，概括性强，写起来比较方便。

邢建建：

为了贴近时代和真实生活，您会大胆引入当下的口语或俗语吗？您如何平衡这种“泥土气”与诗词传统的“书卷气”？顺便谈一谈你眼中当代诗词应该具有怎么的特质？

陈永峰：

当创作确实需要使用当下的口语或俗语时，也会使用，这主要取决于所创作的作品的整体语言风格。我曾在五律《塞上暇思》中写道：“忆将花底事，抛予耳边风。”此处的“耳边风”便是俗语。当代诗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当代性，题材有时代感，用词也要有时代感。几年前，一次上完夜班回家后，我写下七绝《子时过长兴街》：“介事年来愈苦辛，又缘润改夜回身。冷街灯火明夺昼，怜照夕归晚点人。”

邢建建：

在诗词创作中，风花雪月是永恒的主题。但您选择了更务实的道路。您是否会觉得那些纯粹的、无用的“风月”很美？您会偶尔为之吗？

陈永峰：

“风月”确实也很美，我偶尔会写到，很多时候是借此描写环境、景物等，烘托一种氛围，渲染主题。我在《西京归来》中写道：“朝辞渭水流风起，晚望崆峒云压城。与子相呼新雨后，轻听故国落花声。”

邢建建：

您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时代和生活的“记录者”，还是一个思考者？哪个身份在前？

陈永峰：

首先是一个记录者，人从生下来之后，就一直在记录生活，吃过的饭，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写过的文字等等，无一不是。当然，也是一个思考者，毕竟随着年龄增长，对吃什么饭，走什么路，看什么风景，写怎样的文字，都会有所选择，选定说明已经完成思考，并有了确切答案。

邢建建：

您为了积累生活的底蕴，是否有意识地去体验生活、深入基层？有没有哪次经历，让您觉得比读万卷书还管用？

陈永峰：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必须要去某个地方一趟，或者深入了解某方面的一些事情时，便会身体力行。绝大多数时候都是顺其自然，只是在出差或者旅游的时候会多看、多问、多思，尽可能取得更多收获，为创作积累素材等。2024年，我去过一趟秭归，了解了秭归人过端午节的习俗之后感慨甚多。如果不到秭归，我绝对不会知道当地端午节是“一节三过闹一月”，如此隆重。2025年，我去了句容，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附近的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下，工作人员放鞭炮时，空中会响起军号声，甚是奇怪。假如不到此处，我只能从别人的诗文和视频中了解这一现象。

邢建建：

在您的作品中，是否着力刻画过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典型人物”或“典型场景”？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陈永峰：

典型人物和典型场景都刻画过。典型场景，我写过七绝《用安琪酵母发面》：“温热他山矿泉水，轻将酵母化无痕。和匀新夏高筋面，一任乡心胀满盆。”典型人物，我写过五绝《腊月见乡间老妇》：“杖拄村头久，暝来雪裹身。携箱喊娘者，可是望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