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建建：

在您看来，当下的“红尘”中，最值得诗人用“醒眼”去捕捉的景观是什么？

宋华峰：

我特别喜欢“红尘”这个词，因为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时代的一粒尘埃。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特别关注身边人和事，把更多的笔触放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上，让作品带有人的体温。比如，我们这边早餐喜欢吃侗族油茶，在我家附近有家油茶店，味道很不错，我已经是熟客了，平时路过老板都会打招呼，可某天早上，我再去吃油茶时却看到大门上面贴着转让单，内心百感交集，就写了首七绝《小店》：“小店油茶味道殊，主人心热总招呼。今来不见相迎笑，大字门前贴转租。”

邢建建：

“师古”是基础，“不泥”是突破。在您的创作实践中，您觉得最难“化开”的古人是哪一位？您是如何处理“古法”与“今情”的矛盾的？

宋华峰：

其实每位古代大诗人，都很难真正“化开”。要真能把一位大家“化开”，差不多能开宗立派了。李商隐、黄庭坚、陆游他们都学老杜，能化开，所以他们风格不同，自成一派。不是某一位诗人特别难化，而是我们和古人在时代、心境、知识结构甚至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差异，化开所需的条件太复杂了，所以今人学古常得皮毛功夫。我自己目前不自信能去化开某位古人的十之一二。当然，我也不气馁，既然当下化不了，不妨先放一放，人生漫长，以后有了相似经历和心境，或许就化开了。至于“古法”和“今情”，在我看来，它们并不矛盾，人类的情感有永恒的部分，古人写过，今人依旧可以写，只是视角和意象可能不同罢了。

邢建建：

您的创作贴近时代，关注现实。在处理一些尖锐的或沉重的现实题材时，古诗词的格律和典雅是否构成了某种束缚？您如何打破它？

宋华峰：

诗词其实并不是万能的，有一些题材，确实不太适合用诗词去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选择用新诗或者小随笔去表达。但更多题材诗词是可以胜任的，我平时喜欢用绝句去写一些时事，我的绝句追求一种漫画感，用简约的语言去勾勒出一些极具画面冲击的东西。我有一首咏物诗《寒蝉》：“凄凄怀抱孰堪闻，欲向西风切切陈。独上危枝君莫斥，嘶声直似讨薪人。”我试图将一些尖锐的问题藏于寻常事物里；当然，有时也会直抒胸臆，比如我写《重阳晚会》：“悬知表演无非是，低保围观退休金”。至于格律和典雅，我没感觉到有什么束缚。格律稍加训练，骂人都能蹦出合律的句子。您说的“典雅”可能是诗词特有的那种醇正的古味吧？这个其实只要词汇、语法到位，很容易保持住的。只是我不太在意这个，甚至有时还刻意破坏整首诗的浑融，让人感觉到别扭。

邢建建：

您作为一个“观察者”，通常选择站在哪个位置来看？是高高在上的俯瞰，是平视，还是钻入人群中的内视？

宋华峰：

我是窥视。我总感觉自己是“偷电者”，很多灵感其实都是源于身边人的言行，我相当于把自己的插头插入别人的生活里窃取灵感的电流。我最近在整理旧作给自己的自媒体平台除除草，翻出2018年3月份的一首七绝《故园鸡》：“年后擒其携入城，今朝欲割却生情。他乡唯有君和我，同是阿娘饭养成。”这首诗其实是我一个哥们儿给的灵感，刚过完年不久去他家吃饭，他要宰鸡，一边操刀一边嘟囔，从老家带来的，和自己一样是老娘一手带大的，心有不舍，我听着内心一震，回来就把他的原话摁到格律里，成了这一首七绝。

邢建建：

诗人究竟是世界的旁观者，还是介入者？您认为在“看红尘”的同时，诗歌本身是否应该对红尘有所“作为”？

宋华峰：

诗人活着，就是介入世界。写诗如养儿，自然希望长大之后对社会有所作用，但又不希望他身上背负太多。学诗之初，我受“文以载道”影响挺大，总想着表达点什么，影响点什么，到后来才慢慢意识到，有些事，做即是影响，不一定要立即改变。

邢建建：

看得太清醒往往伴随着痛苦。您的诗是否承担了消化这种“清醒的痛苦”的功能？还是说，您找到了与这种清醒和解的方式？

宋华峰：

如果一个诗人因为自己的清醒，就把看到的世间苦痛无限放大，那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的诗人。我一开始创作时也这样，只是把自己所谓看透的东西写出来，结果就是把自己的苦恼传递给更多人。如早期我写“不知蝙蝠群归处，正是何人月所供”（《荒楼》）、“自笑离家千万里，居高仍是底层人”（《居高》）。除了渲染困境，没有其它的情绪价值。后来我才明白，这份苦，到我这里就该止住。于是我给自己的作品开一扇窗，加一道过滤网，把看透之后的个人情绪过滤掉，只在作品里留下一道温情的光影——这道光影，才是读者和世界需要的。同样是写当下年轻人的生存困境，我后期的五律《风雨桥》不再渲染荒芜与繁华，而是隐去强烈的个人情绪，呈现一种客观的静谧。

邢建建：

在您的作品中，是否偶尔会运用幽默或讽喻的手法？您认为这是观察红尘的一种有效方式吗？

宋华峰：

我之前的作品，常用戏题的写法，追求幽默、荒诞，正如前面所说，写出来像一幅夸张的漫画。比如《红烧肉戏题》、《洒扫戏题》，还有许多甚至成了一个系列。也正因为过度的怪诞、黑色幽默，诗词容易变成个人情绪的宣泄。我慢慢学会内敛，更多用简约的语言，甚至白描的手法去陈述事实，不夹带个人观点，比如前面提到的《小店》。

邢建建：

您认为当代诗词区别于唐诗宋词最核心的“时代性”应该体现在哪里？是题材、语言，还是思想情感？你眼中具有“时代性”的诗词作品是怎样的，能否推荐几首？

宋华峰：

我不觉得写点新事物、用点新词汇就是“时代性”的体现，题材、语言这些都是外在的，“时代性”更应该体现在精神内核上。比如，就爱国而言，古人可能是狭隘的“忠君”，今人“爱国”则更应该扩大到对这片土地、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以及他们产生的文化的热爱，这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时代的新旧，不在于外在物质的丰盈或匮乏，更多在于精神层面的进步与否。诗歌也如此，是否具有时代性，更该看作品内在的精神是不是在古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是不是体现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精神特质。当代诗词，新题材、新词汇入诗者居多，新思想入诗的不多见，如果非要推荐的话，金鱼的部分作品有朝这方面努力的趋势，我读过他的《地球仪》，有想法。

邢建建：

除了古代诗人，有没有现当代的作家或诗人（不一定是写旧体诗的）对您“醒眼看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

宋华峰：

我最早接触的其实是新诗，读了不少诗人的作品。在语言上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韩东，他“诗到语言为止”的主张我比较赞同，他的语言看似口语化、极简约，却是刚柔并济；另外是娜夜，她的短诗我很喜欢，带有一层悲悯的底色，冷峻的语言却包含热心肠，给我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