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四川大学由中国诗歌研究院与成都杜甫草堂联合成立了中华诗歌研究院，这是四川省社科联指导下，由四川大学、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共建的学术文化机构。刘福春新诗文献馆作为研究院重要的标志性专藏机构正式亮相，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关注。成都市文联参与共建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诗歌研究院现任院长为李怡教授，自成立以来，已经承担完成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现代诗歌期刊的抢救性整理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诗潮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融会与冲突”等多项重要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100多篇，组织出版大型史料文献《中国现代新诗期刊集成》《民国珍稀文献集成（新诗旧集）》4辑上百种。

以下介绍诗歌研究院代表学者：李怡、梁平、刘福春。

李怡，1966 年生于重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诗歌、鲁迅及中国现代文艺思潮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大西南文化与新时期诗歌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中国现代诗歌期刊的抢救性整理与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与民族性相互关系研究” 等。著有《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七月派作家评传》《四川现代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等，成果多次获教育部、省级社科优秀成果奖。

新诗的‘现代性’不应是西方诗歌的模仿复制，而应是立足中国文化土壤的精神突围。当徐志摩用‘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延续古典诗词的空灵意境，当艾青以‘土地的忧郁’承接杜甫‘沉郁顿挫’的家国情怀，当穆旦将西方现代派的思辨与中国传统的生命感悟相融，我们看到的正是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未来的新诗创作，需要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既要以开放的姿态吸纳西方诗歌的艺术技巧与思想资源，更要深入挖掘古典诗歌的文化基因与审美密码，在‘传统激活’与‘现代突围’的张力中，构建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诗歌文化身份。同时，新诗研究也应突破‘史料堆砌’与‘概念空谈’的困境，既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诗歌的生成机制，也要关注诗歌与时代精神、民众生活的深层关联，让新诗研究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大众的桥梁。”

—— 出自《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P189-192）

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一部兼具扎实史料与创新视角的新文学研究力作，其对新诗发生学的阐释尤为突破性。这部著作跳出传统 “西方影响论” 的单一框架，以 “日本体验” 为核心中介，系统揭示了留日作家的异域生存感知如何转化为新诗的观念革新与形式创造，为理解新诗的现代性提供了全新路径。

书中对郭沫若、周氏兄弟等诗人在日文化体验的细致剖析，不仅还原了新诗生成的跨文化语境，更突破了 “传统 / 现代” 的二元对立思维，凸显了新诗发展的文化主体性。李怡的研究始终坚持 “史料实证与理论阐释并重”，既通过大量一手文献考证夯实立论基础，又以独特的 “体验 — 转化” 理论框架实现对史料的深度激活，避免了纯史料堆砌或空泛理论推演的弊端。

这种研究方法不仅让该书成为新诗跨文化研究的典范之作，更推动了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从 “外部影响梳理” 向 “内部体验挖掘” 的转向。作为长期共事的学界同仁，我深知李怡在治学中始终保持着对学术前沿的敏锐感知与对研究本体的敬畏之心，其成果既填补了学术空白，又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在现代文学与新诗研究领域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

——陈思广《扎实而具有突破与创新意义的新文学研究力作 —— 评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 年第 7 期

李怡是当代新诗研究与教育领域的核心引领者，其学术贡献不仅体现在丰硕的研究成果中，更彰显于对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深耕实践。作为川大文新学院院长，他打破专业壁垒，牵头创建 “新诗与人生：生命的韵味” 通识核心课程，汇集一众中青年学者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让非中文专业学生也能感受新诗的审美魅力与生命力量，这种 “普及与提升并重” 的教育理念，为新诗教育的推广提供了成功范式。

在学术研究层面，李怡始终坚守 “回到中国历史本身” 的立场，其《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等著作，打破了 “新诗反传统” 的片面认知，系统论证了新诗与古典诗学的深层共生关系，为新诗研究确立了本土话语根基。他提出的 “民国机制”“大文学史观” 等命题，更将新诗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拓展了学科的研究边界。

尤为可贵的是，李怡兼具学术深度与育人温度，既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引领学界风向，又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扶持青年学者与后学，通过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丛刊、组织学术论坛等方式，为新诗研究搭建了多元交流平台。他的学术实践与教育理念，不仅推动了新诗研究的深化发展，更让新诗这一现代文体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彰显了学者的学术担当与文化情怀。

—— 王学东《成都当代新诗教育家研究：围绕课堂、研究和创作的圆桌讨论》（《大西南文学论坛》2025 年春季号・总第九辑）

梁平，1955 年生于重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文学创作一级。专业研究方向为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诗歌文化传播。

主编《草堂》《青年作家》《星星》等核心刊物，牵头 “中国新诗高峰论坛”“金沙诗歌奖” 等品牌学术活动。著有诗集《梁平诗选》《巴与蜀：两个二重奏》《家谱》《嘴唇开花》（中英文双语版），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曰》，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长篇小说《朝天门》等，作品被译介至美、英、法、日等十余国，获第二届中华图书特别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等重要奖项。

我心中的理想新诗，应该是‘接地气、有筋骨、传得开’的诗歌。‘接地气’就是要立足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用鲜活的语言捕捉时代的细节与人间的烟火气；‘有筋骨’就是要有思想深度与精神力量，既要敢于直面社会现实，也要善于挖掘人性的光辉，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传得开’就是要兼顾艺术性与可读性，既要在艺术形式上不断创新，也要让普通读者能够读懂、喜欢、记住。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创作、研究与传播的良性互动。作为《星星》《草堂》诗刊的主编，我一直努力搭建平台，既要推出有实力的青年诗人，也要鼓励诗人关注现实、深入生活；既要倡导艺术创新，也要坚守诗歌的审美底线。我相信，只要新诗创作者能够扎根时代土壤，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关注民众精神需求，就一定能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让新诗摆脱小众化的困境，重新成为影响社会、滋养心灵的重要文化力量。”

—— 《诗歌的担当与突围 —— 梁平文学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2020 年第 4 期，P135-139）

“梁平的诗集《一蓑烟雨》兼具东坡的豁达与老杜的忧思，其对巴蜀地域的书写超越了单纯的地理叙事，达到了‘思接千载、直击当下’的境界，这种将个人生命体验与历史文化深度融合的创作，为当代诗歌提供了重要范本。”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张清华

作为与梁平相交三十年的文坛同道，我对他的评价可以凝练为 “有文化、有思想、有感情、有深度” 这四个核心特质。梁平首先是一位有担当的写作者，这种担当不仅体现在他的为人品格上，更贯穿于四十余年的诗歌创作生涯。很多评论者往往纠结于他长诗的技术细节，却忽视了其作品中对民族生死存亡、时代重大命题的深刻解读 —— 这正是一位优秀诗人的核心价值所在。

他的长诗《汶川故事》堪称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为了这部作品，他深入地震现场观察思考，耗费三年时间打磨，最终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答卷。这部作品不仅记录了灾难中的人间百态，更挖掘出人性深处的坚韧与光辉，展现了诗歌直面现实、抚慰心灵的力量。此外，梁平的短诗如同 “匕首”，以精炼的语言直击问题本质，既有着鲜明的批判意识，又饱含着对苍生万物的悲悯情怀。

难能可贵的是，梁平始终在创作中保持突破与革新，即便功成名就、高产不断，每部诗集仍能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种对艺术的执着与敬畏，在当代诗坛尤为难得。他以创作实践践行着 “拒绝肤浅和妖艳，把诗写进骨子里” 的追求，成为连接现实与诗歌、大众与文坛的重要桥梁。

——叶延滨

刘福春，1956 年生于吉林前郭，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国际知名新诗文献学家，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核心专家、教授。

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史料收集、整理与新诗史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子项目、文学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图文史》等。著有《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诗歌卷》《新诗名家手稿》，选编《中国现代诗论》《西方现代诗论》等，携 7.9 吨、十万余件珍稀新诗文献加盟川大，主持建立 “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被誉为 “中国新诗文献收藏第一人”。

我理解的新诗史料研究，不仅是简单的文献整理与汇编，更是对新诗精神血脉的守护与传承。每一部诗集的版本变迁、每一首诗歌的发表历程、每一位诗人的创作轨迹，都承载着新诗发展的真实印记。现在有些研究者急于构建理论体系，却忽视了对基础史料的考证，导致很多观点缺乏事实依据，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这种研究态度是不可取的。新诗史的书写必须以史料为根本，坚持‘无征不信’的学术原则，只有把每一个细节考证清楚，把每一份文献梳理到位，才能还原新诗发展的真实面貌。

未来的新诗研究，需要更多人投入到史料工作中，既要重视公开出版的诗集、诗刊，也要关注私人收藏的手稿、书信；既要整理现代时期的经典文献，也要收集当代新诗的创作资料。唯有如此，才能为新诗史的持续书写提供坚实基础，让新诗的发展脉络更加清晰，让后人能够准确把握新诗的精神内核与艺术成就。”

—— 《中国新诗编年史・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年版，P7-11）

刘福春是当代新诗史料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三十余年如一日，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新诗史料的系统搜集与《中国新诗编年史》的撰写，堪称 “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他对史料的痴迷近乎 “洁癖”，容不得半点差错与误判，每一条记录都有明确文献支撑，真正践行了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的治学准则。在当下学术评价趋于量化的环境中，他选择坐冷板凳，放弃热门研究，深耕史料整理这一 “费力不讨好” 的领域，这种热爱、坚忍与专一，尤为难能可贵。

《中国新诗编年史》以编年体形式，将 1918 至 2000 年新诗运动、社团流派、诗人行迹、诗集出版、理论批评等悉数纳入，全景呈现新诗百年演变脉络，填补了新诗史研究中史料详实性与系统性的空白。以往新诗史常将内地、港台分开书写，而他打破地域壁垒，按时间顺序整合三地史料，还原了新诗发展的真实生态。吴思敬评价其资料丰富度 “至今无出其右”，邵燕祥则称这部著作是 “纪念碑式的厚重出版物”，昭示着新诗史料研究的新高度。刘福春不仅是新诗文献的收藏者，更是新诗历史的守护者，他的工作让那些被遗忘的诗作、稀见诗刊、诗人书信重见天日，为新诗史研究奠定了不可替代的文献基础，正如我对他的概括：“长期的博闻强识，养成了他在史实辨识中的严谨与执着，他是新诗史料研究的真正奠基者。”

——谢冕（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

刘福春的新诗史料研究，本质上是为中国新诗修 “史”、立 “谱”。他花费二十余年，将零散的新诗文献梳理成一条清晰的历史河道，哪段水清、哪段水浑、哪段断流、哪段静流深，都通过编年与目录呈现得一目了然，读来常有惊心动魄之感。长期以来，新诗研究过度聚焦少数经典诗人，约 85% 的非经典诗集被边缘化，而刘福春打破这种 “经典中心主义”，将正式出版、民间自印、港台海外的各类新诗文献一网打尽，让新诗发展的全貌得以显现。

他的研究不是主观评论，而是 “客观叙述，让资料说话，让时间作证”，每一条记录都是对新诗历史的真实还原。无论是地下诗歌、民间诗刊，还是诗人手稿、书信，他都悉心搜集、严谨整理，为后人提供了一部 “精确到日” 的新诗历史档案。作为新诗史料的 “活字典”，他不仅自己深耕，还带动更多学者关注史料工作，让新诗史研究回归实证、回归本源。我曾读其《新诗纪事》，深感其工作的价值 ——“没有扎实的史料，就没有可靠的新诗史”，刘福春用数十年的坚持，证明了史料研究的学术分量与时代意义，他是新诗发展的 “司库”，更是新诗精神的守护者。——沈奇（诗人、诗歌评论家）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