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
上海是云影里的光，是小仙女——
母亲说：
“路不沾泥，饭不剩碗。”
我叠梦进蓝布包袱，
怕它发霉，怕它变轻。

长大后，
它不再应答“仙女”的呼唤，
只让黄浦江的风，
把汗，吹成盐，
一粒一粒，嵌进我缝补的衣襟。

二〇一七年，
烫金的offer叩响石库门——
这扇门，曾关过张爱玲笔下未寄出的信，
也锁过1998年下岗潮里母亲藏起的工牌。
我穿着新买的西装，
在地铁口数着余额：
还剩237块，够吃三天了。
电梯升到32层，
窗外是灯火，
窗内是空荡的床，
和简陋的桌椅…

然而血糖如潮，
月光下，我缝补的不是梦，
是药盒里排列的日期，
是扬州窗台，
那罐没吃完的红糖——
母亲说：“甜，要留着，等你回来。”
却不知糖已和我无缘。

我烧了地铁卡，
没烧那张凌晨三点的截图：
数字跳着，
像心跳，像呼吸，
像你没说出口的“回来”。

如今，外滩灯火如初，
你没等我，
也没赶我。

弄堂口，豆浆摊，
苏北口音夹在收音机的杂音里说：
“糖，多加一勺——”
电车叮当掠过梧桐，
输液瓶滴答，应和着
对岸外滩的钟声——
我望向对岸，
“母亲说，苦日子过久了，
甜，得省着吃。”
可她没说：
省下的甜，
还在罐里。

电车叮当，
走过第三十七个春天。

糖仍在罐里，
没人来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