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一份第三人称的读书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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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在访谈中曾经对歌德的自传表示惊异，他说：“如果有人要我写一部有关我最初二十六年的自传，我不认为我可以拉长到六十页。而歌德他竟然写满了整整八百页。”某种程度上他的心态和奥登相似，对自己过往岁月的兴趣，远远比不上对此时此刻和接下来二十四小时的兴趣。

但以读书为名义的回顾又稍有不同，那些沉积在书本里的时间似乎都不成其为岁月，它们无关乎这具肉身乏善可陈的经历，甚至影响和束缚了他在尘世中的冒险，但正是这些被书籍吞噬的时间参与塑造了他，又不像恋情和履历一般可以列举，谈论它们就好像捕风，这风又不停地将他吹向未来，吹向在他的世界尽头所伫立等候的那一本书。

人们并不能凭这些企图谈论书的文字来认识那些书，但是否能够就此认识他呢，这位言说者其实也并没有蒙田般的自信。充其量，他所能够呈现的，只是某种似是而非的相遇，在书与人之间，在过去的岁月和即将到来的日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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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女儿今年五岁。从她一岁的时候开始，他就给她读书，每天睡前，当然是图画书，这个时代有无数的图画书。她最初能听得懂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书本了，是他母亲告诉他的，他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没有电脑，没有网络，连电视也没有，那些印刷在粗糙纸张上的识字卡片和儿童画报，是他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当然，也是他母亲和他一起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至于读什么，他从自己和给女儿读书的经验上来揣测，大概在最初的时刻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由此养成了一种习惯，觉得书籍是可以亲近之物，在寂寞的时候。

比如，无论他给女儿读多少鼎鼎有名的绘本，她最终在五岁这个年纪上毫不犹豫最喜欢的，是一本盗版的芭比公主故事书，虽然那绘画和文字都拙劣，且充满了浓浓的廉价言情小说味道。她喜欢芭比，因为她们好看，是更成熟和更美丽的女孩子，仅此而已。她会忘掉它们的内容，就像他如今也完全记不得四五岁时看过的任何读物。有一个午后，她要求他像她一样，也挑一本最喜欢的书，然后各自看。于是他顺手在书架上取了一本许久没有打开过的《庄子发微》，她拿的当然是芭比书，并且问了问他手上这本书的书名，然后他们就坐在房间里各自看书。有时他会取出手机看看微信，而她就会立刻提醒他，不要玩手机，快看你的《庄子发微》，说完，继续很严肃地，或者装作很严肃地，低头读她的芭比历险记。

在庄子和芭比之间隔了多远的距离呢，他不知道。在某一刻，它们只是同样都有力量让人低下头去，让空间变得沉静安宁。或许正是想象力慢慢变得不好的大人，才越来越挑剔手上的书籍，就像想象力不好的成年人才满世界旅行一样，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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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记事起，他就被视为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但几十年后，他完全记不起青少年阶段曾经看过的任何书的内容，也无法说明到底是什么书对自己产生了影响。他很羡慕那种被一本本确定无疑的好书影响和指引的人生，像拥有清晰可辨路标的国道，但他不是这样。充其量他能够记得的，也只是每次父母去县城都会给他从新华书店买些书回来。它们有些是成套的，诸如《东周列国志》这样的小人书；有些就是粗浅的儿童故事。有一本月刊叫作《儿童时代》，三十二开的白色封面，没有什么图，很纯粹的文字故事，父母给他订了好久。或者他能想起来的，是一幅幅低头读书的画面，在奶奶家老祖屋的天井里，在爸妈厂区平房卧室临窗的方桌前，在自己小房间的床上，在街边租书摊的板凳上，在下午公园的长椅上……而这些地理学意义上的存在如今也早已物是人非，和他少年时候读过的那些良莠不齐的书籍一样，混作一团类似于燃料用尽之后的火箭推进器一般的残骸，在他身后脱落，离他越来越远，剩下他依旧在向着某个不知名的宇宙深处迈进。

直到大学时代，他依旧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胡乱读书的人。萨特讲过一个关于读书的悲惨故事，说一个人试图按照图书馆书目首字母顺序从A读到Z……他想，这未必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最终只取决于身处的是何等规模的图书馆，比如他就读的那个工科大学图书馆乏善可陈的文史哲图书陈列架，以及后来毕业到电厂工作后在宿舍区的那个只有两排书架的小图书馆。有时候，他想，匮乏导致的盲目和丰盛导致的盲目是相似的，或许前者比后者对人的损害还要轻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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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尝试碰触到一点点读书的门径，是去复旦读研之后。他的导师许道明先生是治现代文学批评的专家，注重史料和理论，一入门就扔给他一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教他由此着手爬梳新文学的脉络。十余年后，有一位经受过系统学院训练的年轻小说家对他讲，没有见过比他更爱看文论书的人。他有些讶然，随即就想起了那些在复旦文科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翻检西方和民国文论著作的日子。在复旦三年，他的变化，大概就是由一个从外部窥探文学的文学青年，慢慢转变成一个从内部理解文学的略有挑剔的半专业读者。而所谓的从内部理解文学，主要的途径，就是尝试借助另一些“魔眼”来理解文学。这种借助的过程，也就是提升自身眼光的过程，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人只能读到他有能力看见的东西。哈罗德·布鲁姆有一本书叫作《如何读，为什么读》（How to Read and Why），特里·伊格尔顿对之颇不满意，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文学阅读指南》（How to Read Literature），抛开具体的美学冲突，“how to read”，的确是摆在每一个年轻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他觉得，很多时候人们看似在读书，其实不过是被那些书读过一遍罢了，这种情况下，读好书和读坏书是没有差别的，可能后者还更不易增添读书人莫须有的骄横。

他所说的文论书，并非诸如《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或《西方文论选》这样的旨在用于教学和应付考试的概论或选编，而是具体的一本本原典。早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套《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著译俱佳，却经常作为出版社库存积压书出没在复旦周围的打折书店里，他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大概诸如艾略特、瓦莱里、弗莱、巴赫金等人的文论，都是那时候开始接触的。而雷纳·韦勒克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那时候也正在由杨岂深、杨自伍父子一本本地翻译着，刚翻译出版到第五卷，而前几卷也都成了打折书店里被他和同伴觊觎的珍宝。至于他导师推崇的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他也都一本本找来看过。他从这些杰出的文论著作中接触到一种智性与修辞的双重愉悦，一种堪与这些著作所谈论的伟大文学作品相媲美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