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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学院里听课、读书、写投给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可是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特殊之处却在于，它们本身未必是严格的学问，虽然时常可以成为一切学问的作用之地、聚散之地。前两年他和一位非常投契的同龄诗人聊天，对方意外地提到巴赫金，并将这位俄国文论家的六卷本文集视为近十年来对其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他听了颇有会心。他觉得文学批评的有趣之处仅仅在于，那是密度更大的文学，就像诸多现代文学作品本身也是更为宽泛的文学批评一样。现代学术机制的确损害了文论的声誉，使之在很多普通读者眼中成为某种或望而生畏或令人憎厌或功利可用之物，然而，对于文学的深思和评判，本是远远早于现代学术机制就已然存在的事情，它存在于一个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词语当中，那就是“诗学”。

但亚里士多德本身是哲人，而非文学教授，这是一个基本认知。在亚里士多德与埃米尔·施塔格尔之间的鸿沟，并不比横陈在后者与孜孜于论文生产的学院众生之间的鸿沟要小，这是一个严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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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写完硕士毕业论文卷铺盖离开复旦北区宿舍之后，他有好几年再度陷入一种茫然无所凭依的读书状态。那几年他辗转于出版社、民营图书公司、杂志社之间，做的都是相似的工作——文字编辑。读书，重新成为一种似乎可有可无的业余爱好，和写作一样。作为一种练习，他有时也会给报纸写一些书评、影评或时评，这些写作需要他去读一些书，但毕竟都还是散乱无旨归的。年逾三十，他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无论是生活、职业的未来，还是作为一个阅读者或写作者的未来。

他试图振作一下，所以决心重新阅读古典诗，并重新在每周五下午去听张文江老师设在家里的课。那些讲课几乎都是针对一些最为卓越的古典文本的细读，后来张老师以这些讲课录音为基础出版了《古典学术讲要》一书，他逢人就会推荐，而他正是从这本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作为这本书前身的那些讲课现场中，理解到何谓有意义的学术，也理解到一种更切身的读书方式。

他从张老师这里懂得，每一种学问都有其自身的谱系，而理解一种学问，其最初和最终，都是理解这种学问的谱系。诸如张之洞《书目答问》和《汉书·艺文志》一类图书的重要性也在于此。但今日之学问又不同于晚清之学问，而先秦和古希腊之学又不同于今日之学。最好的学问都和人有关，理解不同时代的这些最好的学问也就是理解不同时代那些最优秀者的生命状态，而这些生命状态，可以反哺于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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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尝试有计划地写作，写那些他所喜爱的古典诗人。或者说，通过写，去重新阅读和理解那些古典诗人。他意识到，最积极有成效的阅读，来自于写作。他后来时常会引用物理学家惠勒的话：“要了解一个新的领域，就去写一本关于那个领域的书。”是的，他对于曹植、阮籍、陶渊明乃至《诗经》《楚辞》的了解，完全来自于他试图就他们写点什么的欲望，这欲望抑或可以称之为爱欲，在柏拉图的意义上。而写作也只是为了被爱，为了取悦那些影子般不可企及的无生命者。

慢慢地，他再度很难说清楚自己最近在读什么，只能讲一讲最近在写什么。因为写，很多散乱的阅读被重新汇集，很多根本不会被偶遇的书被有意识地搜罗。有时他想，他之所以像强迫症一样地读那么些古籍乃至各种历代注疏，也许只是为了知道自己有多少东西是可以不需要写的。

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因为工作关系，他又偶然地重新开始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写作。也因此，那些被他搁置日久的西方文论，又再度进入他的阅读视域。但他如今更感兴趣的，似乎不再是某个可以拿来即用的学术观点或理论架构，而是那些堪作典范的文论文章中的行文节奏与气息，是文章背后的那另一个写作者。同时，因为工作原因，他也必须要关心和阅读同时代人的作品，而这种阅读同样也是颇为有益的，能够帮助他判定自己的坐标。事实上，每个写作者都生活在一群写作者当中，他需要认清的是，他意欲与何人为伍，又正在与何人为伍，而他需要警惕和拒绝的，又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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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的文章慢慢结集出版，他开始成为某本书的作者，也开始拥有一些陌生的读者。他前阵子搬家，在淘宝店里买的统一规格的小装书箱，大概装了有八十箱。他父亲帮他装书，专门用一个本子为他手录了一份图书清单，记下每一箱书的书目。他父亲的字很好看，他想，有这本父亲手写的书目，这些书有一天都散掉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读书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从一本书漫游至另一本书，每读一本书都是了解自己还有多少本书没有读的过程；而写作却是减法，是赶在时间残酷的淘洗之前的自我淘洗。有时，当他厌倦于应付目前一个接一个的写作计划，厌倦于表达与言说，他会觉得，像儿时那样躺在床上任由自己心意去读一本书是多么幸福的事。仿佛必须经受某种崭新而严厉的淬炼，一个人才有可能穿越虫洞，回到无忧愁的童年。

本文刊发于《名作欣赏》上旬刊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