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面前，必先认命如宿”

南都：《先行到失败中去》这个书名有何涵义？

唐晓渡：你或许看得出，这是改写了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先行到死亡中去”，说的是追求他所谓“本真存在”的人必具的一种人生或哲学态度。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他却在说不知死，焉知生，二者虽可互为补充，但后者更多警醒意味，令人叹服。

至于用“失败”替代“死亡”，则和诗人麦城有关。大家都知道“关公走麦城”是失败的同义语；一般人会觉得“麦城”不吉利，居然被他用作了笔名。我在评论他的一本诗集时，就改写了海德格尔的那句话做标题。

这个时代以追求成功为风尚；可惜无论人生还是写作，都不会以什么常情、风尚为转移。在浩瀚的人生和诗的无限可能性面前，所谓成功往往也就是失败，而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失败。就此而言，先行到失败中去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必先认命如宿，然后或有点作为。

“大震荡、大裂变、大分化”

南都：毕业后你被分配到《诗刊》编辑部工作，可以说开始真正介入诗界的现场和前沿，它和你之前想象的有何区别？

唐晓渡：我相信，即便没有被分配到《诗刊》，我与诗之间的因缘也不会断。来到《诗刊》，如您所说“开始真正介入诗界的现场和前沿”，对我是一件幸事。我曾在一篇长文中详细描述过置身其间和此前想象之间的落差，那时的诗界正处于大震荡、大裂变、大分化的紧要关口，观念冲突十分激烈，风波险恶也远胜于今天。民间压抑和蕴酿已久的巨大诗歌能量已变得越来越不可阻遏，虽然“朦胧诗”的“合法”地位尚不确定，但更大的喷发已然可期。《诗刊》在这方面可谓处在风口浪尖上，而我敏感并为之兴奋的，正是这一方面。

南都：说到上世纪80年代，你的名字经常和那时候的中国诗坛联系在一起，谈谈当时你和一些诗人的交往？

唐晓渡：上世纪80年代的诗坛气氛很活跃，诗人之间走动非常多。那时候大家都豪情万丈，而且个个自命不凡，一旦相聚，总是火花四溅：喝酒、论诗、朗诵，争辩，时不时来个派对，从周六晚到周日一整天，差不多都成了节日，经常通宵达旦……不过对我来说，最享受的还是二三子的灯下对谈，把灯光都谈暗了。在大学里学的都是些被过滤过、梳理过、编织过的文学知识，现在和那么多以前感觉遥不可及的诗人们打成一片，等于活在了诗歌和文学的原生状态。原生有巨大的魅力，一种热气蒸腾、烧烤或击打你灵魂的东西，也能让你看清许多关在房子里苦思冥想，想破头也仍然困惑不解的问题。

那批诗人中，我最早接触到的是江河和骆耕野。在一起喝酒最多的是芒克和杨炼，谈诗最多的则是杨炼。

南都：1988年，你和芒克、杨炼一同成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这个举动的起因是什么？

唐晓渡：原来我们一帮人住得分散。1988年初我和杨炼几乎同时搬到了劲松，而芒克本来就住在那儿，三个人只隔一条街，就有更多的机会凑在一起。某一天喝酒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平台，趁热打铁，一番策划，就成立了“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十几个人，也是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小生态、小环境吧。大家在一起交流思想，包括最近的读书心得，然后讨论某个成员的作品。一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改成半个月一次，还办了自己的杂志，就叫《幸存者》。

南都：直到今天，1980年代仍被视为中国新诗最好的时代，作为亲历者，你如何看待那时的诗歌热潮？

唐晓渡：所有超常的热情都和压抑有关。只有充分了解当代诗歌长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是怎样备受压抑的，才能明白为什么会有80年代那样的诗歌热潮。当然，还必须加上开放文化关禁，大量人们不熟悉，甚至闻所未闻的西方现代新文化新思潮，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涌入带来的活力，加上这种活力和“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合流。是不是最好的时代可以讨论，但那种总体上往宽处、好处走的文化氛围，那种无论矛盾重重，冲突多多，但仍不失精气神合一的心气儿，确实令人怀念，尽管同时也意识到它的不可复返。